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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
我们在论“诗三百”之美文以前,应当破除两个主观。这两个主观者,第一、以词人之诗评析“三百篇”,而忘了“诗三百”是自山谣野歌以至朝廷会享用的乐章集,本是些为歌而作,为乐而设的,本不是做来“改罢自长吟”的。第二个主观是把后人诗中艺术之细密,去遮没了“诗三百”中挚情之直叙。
——傅斯年
胡适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蒋梦麟 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
蒋介石 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
罗家伦 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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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诗三百,诗无邪”,《诗经》,一部国学经典,数千年来诵读至今,各种研究和解读亦汗牛充栋。
本书系傅斯年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时,讲授《诗经》的讲义。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提出许多新的《诗经》研究方法、理念和观点,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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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治学既严谨,又有其创新精神,他将中国近代的治学方法和西方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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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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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语
泛论《诗经》学
西汉《诗》学
《毛诗》
宋代《诗》学
明季以来的《诗》学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周颂》
《周颂说》
《大雅》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大雅》的时代
《大雅》之终始
《大雅》之类别
《小雅》
《小雅》《大雅》何以异
《小雅》之词类
“雅者政也”
《雅》之文体
《鲁颂》《商颂》述
《商颂》是宋诗
《商颂》所称不及宋襄公
《商颂》非考父作
《国风》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四方之音
“诸夏”和《国风》
起兴
《国风》分叙
周南、召南
邶鄘卫
王
郑
齐
魏
唐
秦
陈
桧
曹
豳
《诗》时代
周诗系统
非周诗
《诗》地理图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辞
诗部类说
风
雅
颂
《诗经》中之“性”“命”字
论《诗经》中本无“性”字
《诗经》中之“令”“命”字
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诗经》里的诗究竟是什么
《诗经》里的诗对我们有甚么教训
为甚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集传》和《诗序辨》
附录一:《诗经》文稿
附录二:傅斯年著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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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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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沽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
(十)《诗》中晦语研究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女口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一)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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