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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自然灾难、气候变化、公司崩溃、个人突遭变故……我们越发生活在一个灾难和意外不可避免的时代。
依靠备份，计算机系统能够瞬间恢复，当国家、企业、组织和个人遭受创伤时，如何恢复？
为什么有些系统一触即溃，而另外一些却能从挫败中反弹？
对于如何掌控这些系统，我们是否真的束手无策？
为什么有的系统、个人和社区会在动荡面前分崩离析，但最后却能够东山再起？
在时常发生的崩溃面前，我们能否为我们自身、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经济以及整个世界提供更好的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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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本书中，作者综合了世界顶尖的科学研究、前沿的社会创新和生态创新，以一种全新的思路阐述了如何重建一个更具恢复力的新世界。向读者介绍了在系统受到影响时如何恢复状态，如何在崩溃状况下进行结构重组；如何提高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如何提高企业凝聚力以及恢复力强大的组织要具备什么样的领导力。
作者提到，我们对于崩溃本身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学会如何去应对崩溃。作者通过全世界各地创新者的故事、他自身的实践经验以及富有深度的原创性研究，展示了恢复力是如何影响我们当今世界的。同时，他还着眼于变幻莫测的未来，探讨了恢复力将如何帮助我们迅速恢复活力与最佳状态。
作者站在了恢复力研究的最前沿，向读者展示了个人、社群、企业、组织、经济体甚至整个世界如何适应变幻莫测的各种环境。不论你是一位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创新者，还是公司领导人、公众领袖，抑或是普通民众，这本书既能发人深省，又能开阔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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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安德鲁·佐利是全球创新网络PopTech的负责人，也曾经是全美地理学会的成员。他的创见和作品散见于各大媒体，包括全美公共广播电视台，《纽约时报》，全美公共广播，《名利场》，《快公司》等。安德鲁现居纽约布鲁克林区。
安?玛丽?希利是一位剧作家，电影编剧和记者。她在美国和海外都有作品问世，她的戏剧作品、散文和小说由史密斯和克劳斯公司、塞缪尔弗伦奇公司出版，也在《凯尼恩评论》上发表。她现居哈德逊河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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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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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不可或缺的恢复力
恢复力的模式 XVII
人的恢复力 XXII
消减、适应和转变：恢复力优于可持续发展 XXVIII
第一章 稳健，但也脆弱：牙买加的珊瑚礁与全球金融危机
渔场和金融的关系
银行家也要学习的生态学
金融集束炸弹
系统崩溃前的警示信号
一窥金融系统全貌
蝙蝠鱼与WIR货币
第二章 规模与去中心化：基地组织、结核杆菌与北美电网
行动代号“灾难”
从结核杆菌上吸取的教训
集群攻击的经验
会呼吸的电网
铺设一个去中心化的电网
从宏观到微观：规模与集群攻击
第三章 聚集的力量
老鼠和城市
丛林中的城市
第四章 正念、冥想与个人的恢复力
林菲尔德的四个孤儿
克服挫折的那群人
情感与人的恢复力
第五章 社会系统的恢复力
自由大街33号
针锋相对
壮大自己的队伍
“4636行动”
部落、网络和自己的队伍
第六章 危机之中的恢复力
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可能导致危机的企业文化
红军大学
第七章 系统崩溃，如何恢复
水井中的毒
对“以暴制暴”说“不”
第一步：控制暴力蔓延
第二步：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
第三步：改变社会规范
第八章 沟通型领导：管理者的恢复力
帕劳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艾德冲和他的休渔期
力量增强了
构建人际网络
第九章 恢复力：如何为我所用
找到系统的脆弱之处、阈值和反馈环路
拥抱“灵活的组织结构”
数据的紧迫性
预演未来
他山之石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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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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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恢复力
2007年1月31日，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大清早特有的喧嚣：孩子们在家门口跑进跑出，大人们准备开始一天的营生。街边小贩正叫卖着玉米饼——这是墨西哥人最重要的主食之一。
但这一天并不风平浪静。作为玉米饼的主要原料，当日玉米价格创下了每磅35美分的新高，一年前没有人能够想到价格会涨到如此离谱的程度。短短3个月内，玉米价格暴涨了400%。在墨西哥，有将近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大幅涨价不仅搅得人们心烦意乱，而且足以引爆一场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风暴。
太阳越升越高，一个位于城市中央的广场上人声鼎沸，成千上万的市民、农民和工会激进分子聚集到了这里。人们把一束束玉米穗高举过头，仿佛这就是他们的武器。此次所谓的“玉米饼暴动”持续了一整天，抗议者占据了市中心一条大街，高呼口号反对总统卡尔德隆的新政府。抗议一直持续到傍晚，抗议者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要玉米饼，不要PAN！”“PAN”是一个双关语，既是卡尔德隆领导的国家行动党的缩写，也是西班牙语中“面包”的意思。人们用怒吼表达怀疑，认为涨价的幕后黑手正是政府、大公司和富裕的精英阶层。工会领袖和电视名嘴痛斥大公司操纵物价，同时抨击养牛和养猪的牧场主囤积居奇。
虽然政治领导人和牧场主经常是阶级冲突的发泄对象，但至少这一次，他们并不是罪魁祸首。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抗议者能猜到玉米价格飞涨的真正原因。导火线几年前就已点燃，并一直缓慢燃烧，最终引爆了玉米价格。而这导火索其实事关一场千里之外看似不相关的灾难——卡特里娜飓风。
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这样的：2005年8月，因为破坏性飓风即将到来，民众被迫疏散，自得克萨斯州到路易斯安那州沿岸的2
900个石油钻井平台被迫关闭。墨西哥湾多达95%的石油生产都受到了影响，时间长达数月。飓风过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飙升，某些地方的油价在一天内就暴涨了40美分，而石油的替代燃料是乙醇。油价高企，作为乙醇的主要原料，玉米此时显得相对便宜，这刺激了对乙醇的投资。美国农场主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受补贴最多的群体之一。受到需求增长的刺激，他们开始减少食用玉米的种植，转而种植用于生产乙醇的非食用玉米。到2007年，连美国国会也插上一手，要求将生物燃料产量增长5倍——其中超过40%的生物燃料将来源于玉米。
在乙醇投资泡沫的狂欢当中，几乎没有人考虑过这将给墨西哥农民带来的潜在影响。从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中间有10年的时间，墨西哥农民逐渐发现自己正面对着来自北边的邻居——美国农业巨头的国际竞争。美国玉米生产商常常以低于生产成本20%的价格在墨西哥市场销售产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倾销。即便有国内补贴的支持，许多墨西哥农民还是无法应付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要么改种其他品种的玉米，要么改种其他作物，彻底不种玉米了，或者改行不再经营农场。而这一切的后果是，墨西哥城的贫民阶级继续增多，整个墨西哥城也很快沦为美国廉价玉米的主要市场之一。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巩固，墨西哥的玉米进口市场不断做大，但也日益被少数几个大型的跨国公司所主宰，包括嘉吉、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等。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大多位于美国，在墨西哥设立了子公司。作为行业垄断者，其市场行为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集中力量、强化市场控制、挤压其他小型供应商，由此进一步加速了整个垄断过程。这样一来，墨西哥很快沦为食品净进口国、美国农产品的第三大出口国。这个为世人所知的玉米发祥地，其一万多年的玉米种植传统逐渐中落，大半个玉米市场居然由一小撮跨国公司包办。
与上述背景相反，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一年，随着转入生产乙醇的玉米越来越多，玉米价格不可避免地同油价挂钩——不仅由于乙醇和石油同为燃料，还因为玉米种植本身就需要大量化肥，而化肥本身是石化产品。因此，玉米价格也随油价而上下波动。当全球投机者将油价炒至每桶近140美元时，玉米价格也不甘示弱，由此激起了又一次粮食暴动，这也算是21世纪或将反复上演的典型戏码。
当然，我们对这类故事早已习以为常。似乎每一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体系都会相互碰撞，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发一些不可预知的意外事故。它们来势迅猛而多变，往往腾起于意料之外的角落，人们根本无从预测。其中，最为重大的一些变成了独特的文化标志，我不妨简单举几个例子：卡特里娜飓风、海地地震、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故、福岛核危机、金融危机、大萧条、伦敦大暴动、阿拉伯之春；此外，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事故，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其自身的脆弱性被不断放大，例如：一个因产业迁移而废弃的中西部小镇、一个受全球化影响而破产的企业、一种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而无法延续的生活方式、一次因政治上处理不当而发生的债务危机。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故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样想的不止你一个：2011年才过了一半，就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录上自然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年份，保险公司明确指出这与气候变化有关。在这个时代，变化无常就是一种新的常态，并将长期持续下去。
不论是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后果，还是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所有这些事件的细节虽然千差万别，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显著的共性。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事件揭示了不同领域的相关性，而之前，我们往往只是孤立地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以玉米饼暴动为例，该事件揭示了多种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能源体系（石油钻井平台）、生态系统（卡特里娜飓风）、农业系统（玉米收成）、全球贸易体系（北美自由贸易区）、社会因素（城市化和贫困）以及墨美两国的政治体制。
上文所述旨在鼓励人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保持谦逊。现代世界错综复杂、变幻莫测，一件看似无害的小事件很可能会触发一次大灾难。灾难来临之前少有预警，人们就只有在事后才能看出之前那些不为人知、甚至可以称得上荒谬的征兆。这就像抽丝剥茧一样，你只有在剥离的过程中才能够看到各个部分是怎样联结在一起的。同样，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往往是在事后才能看清楚根源在哪里。即便深入了解各个相关的系统，我们也常常会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无从下手。同时，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是如此浮躁，拥有更多的数据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有用。即便是把互联网上的每一组数据，或者影响气候的复杂化学反应过程纤毫毕现地呈现眼前，我们真的就能理解吗？我们能够详细地预测这些系统的长远发展方向吗？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哪些异常的后果？即使拥有所有必备的知识，我们仍然无法消除自己那个挥之不去的疑惑：我们是不是在布满地雷的舞池里跳舞？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无法控制变幻莫测的浪潮，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建造更好的船只。我们可以设计、重构各种组织、机构和体系，使其能更好地承受破坏，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更流畅地进行因势利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开始理解一个正在兴起的概念：恢复力。
在全球各地，对于各种看似不相关的学科，例如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认知科学、数字网络，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如科学家、政策制定者、科技工作者、商业领袖以及激进分子，都在问同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某些体系一触即溃，而另一些却能在压力下反弹？一个体系想要维持自身的完整性和功能性，最多能够承受多少改变？什么特质让一个体系能够适应变化？在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怎样提高自己、社会团体、公司、经济、社会乃至整个地球抵御破坏的能力，就像是在各个系统中开辟一块减震区，以便更好地吸收外力的冲击？
这个发展过程类似于著名相机品牌宝丽来的发展：人们不断洞悉事物内幕、积累经验教训，从而揭开一片全新天地——这是一整套普适性的新见解，能够在社会、经济、技术、商业等各个领域建立一种新体系；这种新体系能够预见破坏性的事件，具备自我修复力，即使外界环境剧烈变动，它也能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维持自身的核心功能。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墨西哥人应该怎样避免前文所述的困难。有些措施是很容易想到的：提高玉米储备，促进粮食作物多样化，优化实时数据，调控美国玉米进口——这些都会有所帮助。此外，人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危机应急预案机制，在紧急时刻迅速确保替代供应源；可以重组市场，抑制垄断势力；可以投资社会事业，缓解粮价暴涨对穷人的影响；另外，人们下次还可以早做干预——比如调整美国能源生产结构——这不是件很难的事。这样一来，就算飓风来袭，也不会刺激玉米大量转入乙醇生产中。
上述的干预措施，不论是确保任何特定系统中都有充足的储备，使得原材料多样化，搜集更好的实时运行数据，赋予系统各部分更大的自主权，还是设计防火带，从而让一个部分的故障不会影响到全局，它们所隐含的策略在本质上都是恢复力的策略。在本书中，你即将看到，恢复力策略可应用于任何范围，大至整个文明、社群和组织，小至每个人的生活，无一例外。
由于同一个概念在不同领域会有细微差别，所以要精确地定义恢复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工程领域，它通常被称为回弹性，指的是一个建筑结构，例如桥梁、建筑物等，在遭受变形后恢复原状的程度；在抢险救灾中，它表示一些关键系统在遭遇地震或洪水后恢复运转的速度；在生态学中，它意味着一个生态系统抵御永久性退化的能力；在心理学中，它指的是一个人有效应对精神创伤的能力；而在商业领域，它通常指的是数据备份和资源储备；在面临自然和人为灾难时，它指的是维持业务继续运转的能力。不管恢复力在不同语境中具体如何表述，所有这些定义都依赖于两项基本特质：在面对变化时的恢复力和延续性。
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各种系统以及人类自身的恢复力。借助生态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我们将恢复力定义为“系统、企业和个人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维持其核心功能和完整性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不妨参见一个在恢复力研究中广泛使用的象征场景。想象一下你自己正在俯瞰一片广袤的大地，放眼望去，山脉和峡谷绵延不绝。眼前所见颇类似于阿根廷作家贝尔赫斯笔下的幻想空间，其中的每一条峡谷都代表着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现实，各自拥有自身的特质、机会、资源和危险。而每一条山脉则可被视为分离不同世界的关键性门槛或边界——一旦翻越其顶峰，不论好歹，你都会不可挽回地滚入下面的峡谷中。在有些新环境中，你可能会发觉生活更轻松，有些则会觉得生活更有挑战性；偶尔，你或许会感觉这条峡谷里的新处境极为艰难，让人完全无法适应。
现实生活也是一样，生活中任何一件严重的突发事件都可能将你“抛越”现在的山谷，让你落入全新的环境中。也许你经历的是一场洪水、一次干旱、一次军事入侵或者一次地震，你的峡谷因此变得过于荒芜，或过于拥挤，总之让人无法居住；当然也有可能你的生意遭遇了某种意外，比如经济冲击、能源危机、技术革新、竞争转变、原材料突然短缺、意料之外的成本开支等。不幸的是，很多峡谷都是单向的：一旦外力迫使你进入一个新处境、新山脉，你基本上不可能回到从前；可以做的，只有老老实实面对新情况。
增强恢复力，一是防止外力将你挤出首选的峡谷；二是扩展备选方案，以便在需要时做出改变。这就是研究人员常说的“保持适应能力”，即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同时达到核心目标的能力。在我们现在这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年代，这是一项必备技能。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法都能够帮助你扩展适应范围。如果你需要在一个资源贫乏的地方维持生存，可以减少自身物质消耗，也可以利用更多类型的资源，像马盖先那样就地取材；你可以发明新技术，帮助自己摆脱传统的限制；也可以改造原有工具，使其适应新的环境；你还可以学会与当地居民合作，不必事事亲力亲为。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各种系统、行业、国家乃至整个地球——它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稳定状态；其中一些状态远比另外一些可取。斯德哥尔摩恢复力研究中心学者约翰?洛克斯托姆等人认为，地球生态圈存在一些临界点，在这些临界点之内，整个生态圈就不会毁灭性地突然转变为一个新状态。这包括海洋酸化程度、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程度、人类对土地的转化程度以及可使用清洁水源的存量等。在洛克斯托姆研究小组认定的9个临界点指标中，其中有3个指标已经超越阈值，还有4个指标正在接近临界点。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这些临界点为所有人类活动设定了限制和背景；不管是殖民、迁徙，还是冲突、贸易，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新技术和新交换方式的发展。
不管是生态系统、经济体，还是社群，要增强自身的恢复力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增强系统的抵御力，从而防止越过此类关键的临界点，避免造成永久性的破坏；第二，维持并扩展系统的适应范围，以便更好地应对越过临界点后出现的情况。
本质上看，一个复杂的系统面临多少需要适应的问题，就会存在多少种适应这些局面的方法。然而，当代社会其实存在着种种限制，包括对组织效率的不懈追求、充满压力的生态系统、无所不在的相互联系等。这导致其中一些特定方法更受青睐。只要有恢复力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类模式、主题和策略总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现，规模或大或小。
恢复力的模式
从经济体到生态系统，几乎所有弹性系统都有严格的反馈机制，以确定一些突发变化和关键阈值是否已经临近。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珊瑚礁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某些物种会改变自身行为，以防止整个系统进入退化状态。在人类世界中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常常会借助一大批工具和技术，来清楚地了解环境形势。
举个例子，汽车仪表盘上的发动机指示灯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如果你曾经注意到它的存在，那么会发现它可以提醒你引擎盖下面可能有些零件出了问题，要赶快去检修；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时刻维护汽车引擎的恢复力。（希望也达到维持司机恢复力的作用。）同样，在更复杂的层面，比如医疗保健、商业运营、国际开发，人类的许多系统正逐步工具化，这个过程规模巨大。我们生活在传感器的海洋中，这些传感器非常强大，它们能反馈给我们各种数据，帮我们管理系统的运作，增强系统的恢复力。当多个系统提供的数据互相关联时，效果则更为强大。
例如，美国地质学会正在建立一个名为“推特地震检测器”的工具，试图在地震仪和社交媒体之间建立联系。只要地震仪一检测到地震，这个工具会就在Twitter（推特，一个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网站）上搜索有关那个位置以及损失程度的信息，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从而提供更快、更准确的救灾行动。与此相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卫生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手机使用情况来建立疾病预测模型：他们通过监测人们在什么地方打电话，以此推断他们正在前往何处，进而抽象出一个人口迁移模型，在此基础上再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疾病预测模型。这样，他们不仅仅着眼于当前，还可以参照未来需求来调配医疗资源。这些研究人员还发现，通过研究当地人每次为手机充值的金额，就可以判定他们的经济状况。相比每次充值10美分的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每次充值1美元，这就是一个更为富有的迹象；而人群充值习惯的突然下降则可能是一个早期警报信号，有可能预示着一次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些方法都依赖于实时数据的公开，而这些数据又来源于庞大的传感器网络。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筛选和合并，人们就能够创造某种反馈环路来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这类传感器显示某个关键临界点正在接近或已被突破时，一个真正的弹性系统能够对运行的方式和规模进行动态重组，从而确保系统持续运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弹性系统内部都有危机应对机制。这些机制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当危机发生时，它们就会奉命恢复系统的健康，如同血液中的抗体。
增强系统恢复力的另一种方法是减轻或切断系统对某些特定资源的依赖，或者寻求多元化资源，来完成一项任务。在受到威胁时，一些弹性系统甚至可能完全脱离于大环境而本地化运作，从而减少对外界的依赖。
举个例子，很多跨国企业都已经逐渐意识到，由于日益增长的工农业需求和人类消耗，在水资源方面我们正接近一个关键的临界点。据耐克公司可持续发展专家最近的计算，生产一件有机棉T恤需要花费多达700加仑的水（想象一下你下次去沃尔玛，站在一面挂满3美元T恤的墙面前是什么感觉）。毫无疑问，耐克以及行业内其他公司当前正在竭力开发更节水的生产工艺——例如，在种植棉花和给衣物染色的过程中减少水的消耗。这些公司正尝试在最大限度上减轻服装业对水的依赖。
弹性系统的某些结构特点使此类重组有可能成为现实。虽然这些系统外表看上去十分复杂，但它们内部通常具有一种较简单的模块化结构。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构件之间互相衔接，在必要时也可以分离。工作中，这种模块化使系统出现事故时能够重组，防止一个部分故障层层渗透至更大规模，还可确保系统在恰当时机能够扩展或收缩。
赫布?西蒙博学强记，对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有研究。他曾使用过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明模块化的重要性：有两个制表匠，分别叫霍拉和坦帕斯，他们制造的表均由数百个零件构成，复杂而精美，不分伯仲。但霍拉的生意兴旺发达，而坦帕斯却破产了。
原因何在？霍拉使用模块化生产，将每一个零件嵌入其所属的分级装配体系，最后将所有部分组装起来完成整个产品。而坦帕斯却是按部就班地生产。
在西蒙的比喻中，两个制表匠都不时被订货电话所打扰。每次打完电话，他们都必须重新开始之前被打断的工作。这样一来，坦帕斯就必须一遍又一遍地从头开始，而霍拉之前的工作却都保存完好。如此一来，看出其中的差别了吗？如果两个制表匠都只有1100的时间受到干扰，那么霍拉开工10个，就能完成9个；坦帕斯每开工100万个，才只能完成44个。
为支持这种有益的模块化结构，许多弹性系统都是外表复杂而核心简单。想一想细胞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或管理整个互联网的通信协议：海量的输入输出信息都由此类专业化语言编译，但协议本身仍然十分简单，即使有演变，其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再举个例子，输电网络实际上是将来源不同的各种电能——从核电站到风力发电——转化成无数种有用的工作形式。这个巨型设备的中心是一套恒定的系统，设定有电流、电压和电子等各种参数。如果我们为电力系统提供更多的电能来源，或提高工作效率以更好地利用其生产的电力，那么整个电力系统的恢复力就得到了提高，但系统的基本核心协议仍然维持不变。（反之也成立，就像前文提到的墨西哥粮食系统，如果减少电能来源的多样化，整个电力系统的恢复力也就会受到削弱。）
模块化、简易性和互用性让很多弹性系统的组件，如同成群的椋鸟一般，在合适的时机聚集，在受威胁时分离，形成单独的岛屿。正是这些特性使得许多设想成为可能，例如云计算——一组互相连接的闲置服务器聚集起来，按照需求扩张或收缩，完成一个给定的任务，然后再解散。在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也可见到类似的有条不紊的恢复力处理方式，例如细菌和战场。
不过这种模块化分布结构只适用于部分场合。看似矛盾的是，恰当的聚集也能增强恢复力——把资源极为紧密地放在一起。但此处提到的聚集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密集性和多样性——范围涉及各种人才、资源、工具、模型和理念。正是这种多样性的聚集，才确保了像硅谷这样的创新中心，以及像原始森林这样的群落能够适应变化。
严密的反馈环路、动态重组、内置反应机制、可脱离性、多样性、模块化、简单性、聚集性——这些原则构成了系统恢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估一些大型系统的可靠性（或脆弱性）时，例如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城市、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等，综合上述原则就可形成一个有力的衡量标准。采纳这些原则时，我们可以自问：怎样在自身行为与后果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反馈环路？怎样让自己摆脱基本资源稀缺的限制？或者怎样建造模块化更强的基础设施？
理解这些原则还有助于人们思考恢复力与其他一些重要概念的区别以及联系。例如，恢复力并不等同于坚固性，虽然这两个词经常被互换使用，坚固性通常是指对系统构件进行加固而获得的特质。举例来讲，埃及金字塔是非常坚固的建筑物，可以存留数千年，但将它们推倒后却不能自行复原。
与此类似的还有冗余性。这也是一个使用了很久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使系统在受到外界侵害时仍然得以运转，但冗余性和恢复力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从表面上看，将系统的关键部件和子系统备份无疑是明智的举动。试想，某人开车在一条荒僻的道路上抛锚，而此时他又没有备用轮胎，这会很惨。任何遭遇过这种窘境的人都能够证明备份的重要性。一个恢复力高的系统往往也是高度冗余的，但是你要知道，备份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当形势偏好时，一个系统或许会面临巨大压力，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撤销系统备份。情况有可能更糟糕：当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后，之前的这些备份可能会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最后，恢复力也不能完全等于系统恢复至其初始状态的能力。一般人可能对此非常难以理解。不错，在遭遇侵害或环境的剧烈变动后，一些弹性系统的确能够恢复到基准状态，但如果有选择，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在最纯粹的表达中，真正的弹性系统可能根本没有基准状态——它能够不断地自我调整，哪怕环境不断变化，也能适应自如，为了实现其既定目的一刻不停歇。
这些都不是在说弹性系统肯定万无一失。对于恢复力的许多形式而言，实际上有规律的、适度的故障反而是必不可少的，这能够帮助系统释放出一些资源，之后才得以自我重组。举个例子，适度规模的森林火灾能够重新分配营养物质，为新树种的生长创造机会，它并不会毁坏整个系统。（颇为矛盾的是，当一片繁茂的森林达到其全盛状态时，抗火树种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被其他树种侵占；正是火灾确保了抗火树种的生存空间。）而如果人类对该周期过程进行人为干涉，防止了零星火灾的发生，那么这片森林就会聚集大量的易燃物，以至于偶然一股小火就能引发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关于这一点，可以问问加州人。
更概括地说，弹性系统的失败是有限的——其施行方略旨在避开危险情况，探知外力入侵，将损害控制在局部、控制到最小化，使资源需求多样化，在必要时降低运行载荷，在遭侵害之后立即自我重组以修复损伤。这种系统绝对不是完美无瑕的。实际上恰恰相反，一个貌似完美的系统往往最为脆弱。而相比之下，一个偶尔发生一点儿小故障的动态化系统却反而是最稳健的。恢复力就像人生，麻烦、有缺点，也谈不上高效率，但却能够生存下去。
人的恢复力
在本书后面几章中，我们将把关注点从客观世界的各种系统转向人类，去考察一下单个人或者一群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主题会再次出现，也会有一些新主题。
首先，我们将深入探索人类个体的恢复力。有个好消息是：新的科学研究认为，与过去的观点不同，人类个体的心理恢复力广泛存在，可以不断改善，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是因为恢复力不仅仅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价值、性格、经历和基因中，关键还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中，而这种习惯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群体的恢复力上时，新的主题也出现了。信任和合作在群体的恢复力上起关键性作用，这种信任和合作指人们在必要时互相协作的能力。我们将讨论两个具体事例，均涉及人们在危机当中的合作，一个发生在海地，另一个在华尔街。前者颇为成功，而后者则极其失败。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一下，在建立和管理合作体系方面应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
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所见，建立多样化的“暖温带”对恢复力起到了巨大作用，“暖温带”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相关概念。不论是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还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认知多样性，系统组成部分多样性的增加可确保系统内具有广泛的反馈因子，从而能够及时反馈潜在的破坏。个中窍门在于保持多样化与协作机制的平衡，使系统在危急时刻能够确保多种多样的活动因子之间相互协作。
在旅行中，我们发现凡是具有强大社会恢复力的地方，总会出现强有力的社群。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个地方的富裕程度，恢复力并不只是由一个社群的资源所决定的（尽管这当然会有所帮助），也不是全由其官方机构掌握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当然也会有所帮助）。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坚韧的社群在面对破坏、修复破坏时，往往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网络和深度合作的信任。官方为增强社会恢复力，经常自上而下推行一些政策，这些努力往往趋于失败，而那些对人们日常生活起到潜移默化影响的方式却往往最后总能大获成功。
每当我们发现某个坚韧的社群或组织时，也几乎总是会在其核心附近发现一类极为特殊的领导者。无论年龄性别如何，这些沟通型的领导者往往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幕后英雄。他们作为各种人之间的纽带，将各式各样的网络、观点、知识体系和计划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领导者促进了当地施政的灵活性——他们能够将各式各样的官方机构与非正式团体拉拢合作，共同应对危机。
信仰、价值观、思维习惯、信任与合作、认知多样性、强有力的社群、沟通型领导者以及灵活的施政，这些基本元素为社会恢复力提供了生长发展的沃土。综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增强恢复力的新方法，可以支持各种社群、组织以及处于其中的人们。
我们可以通过恢复力这个概念来透视一些重大问题，从一种新角度来考察它们：企业规划（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以应对突发情况？），社会发展（怎样增强处于危险中的社群的恢复力？），城市规划（灾难到来的时候，怎样确保城市的基本设施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国家能源安全（怎样合理调配能源和基础设施配置，以应付能源系统中不可避免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会影响的一点是：我们自身（在生活中总有无法避免的挫折，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自身的恢复力？）。
在此背景下，恢复力迫使我们认真对待失败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接受人类的知识和眼界存在局限性的现实。它假定我们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遇到问题往往会大吃一惊，犯个错误也很正常。虽然这里我将恢复力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来提倡，但作为一种系统属性，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中性的，并不必然是一种美德：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往往也有着高度的恢复力，原因跟我们前文所提的一样。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在对恢复力进行探究时，我们从“坏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绝不比从“好人”身上能学到的少。
此外，恢复力思想也并非只是让我们放低姿态去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与此相反，通过鼓励适应性、灵活性、合作性、连通性以及多样性，恢复力的思维能够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懂得生活，学会生活。提高自己的恢复力对于度过下一次危机、提升自己在灾难面前的生存概率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所获得的益处不限于此。
在后续讨论中，读者们还会看到一些不断重现的基本原理。第一个是“整体论”。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单单提升某个部分或某个组织层面的恢复力，有时会（意外地）导致其他部分脆弱无力，反而让整个系统毁于一旦。相反，放眼全局则大有裨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通过改进系统的某个部分，来强化其他部分的恢复力，系统的整体恢复力也会因此提高。
更重要的启示是，为了增强恢复力，我们往往需要在多模式、多领域和多规格下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感兴趣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考虑系统中运转得过快或者过慢的齿轮，还要检查那些突然收缩或扩张的部分。请各位读者回忆一下在玉米饼暴动中发挥影响的各种因素：某些因素来势迅猛，例如卡特里娜飓风；另一些因素发展起来则较为温和，比如玉米和石油之间日益增强的价格联系；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发展起来则更为缓慢，例如墨西哥在经济上对进口玉米的依赖。节奏不同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放大了破坏的效果：如果不对这种相互作用加以考虑，任何对于系统的小修小补都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功。
你还会注意到，恢复力策略的原理常常能在自然界的生物身上得到最纯粹的体现，不论是一个单细胞，一个物种，还是整个生态系统。这不足为奇，因为恢复力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动态系统的共同特点，而生命正是地球上迄今最有活力、最持久的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某种神秘的“Kumbayah”自然主义。生命系统往往错综复杂，其运行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率的——很多情况下处于一个持续变动的非平衡状态。生命系统本身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策略，但它们却很少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携带着这些有用但又很少生效的机制对细胞、生物体和生态系统都会造成实质性的负担：减缓生长，降低最高效率，限制局部所能获得的资源，从而累及系统整体。
同样，在现实社会中推行这类策略也不容易，在政治上尤其不可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以损害短期效益为代价，来为一个不一定会发生的危机做准备，提高将来度过危机的概率。当然，这种危机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未雨绸缪就像是在晴天卖雨伞，即使环境再好，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可以询问任何一个政企领导人），更何况是在现在这个痴迷于赚快钱的世界，没有耐心的股东、季度盈利报告、两年一次的选举、紧迫的财政预算等，一切都是那么浮躁。若非如此，我们本可生活在一个泡沫更少的世界中，人们也不会抱怨参加消防演习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生命系统还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恢复力研究奠基人之一，生态学家C?S?霍林（C.S.“Buzz”
Holling）将其称为“适应性循环”，由四个不连贯的循环阶段组成。首先是一个迅速的“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相当于幼年期的森林，基础资源被聚集起来，相互之间开始互动、组合；接下来是“保护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像成熟一些的森林，能够更加高效地锁定和利用资源，但与此同时整个系统也会变得愈加脆弱；在此之后是“释放阶段”，系统在此阶段中通常发生一次故障或崩溃，资源被分散；最后则是“重组阶段”，整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尽管不是所有系统都一丝不苟地照此运行，但适应性循环可帮助我们理解生态领域之外许多实体的恢复力。例如在工业领域，适应性循环就无所不在。再想想，同样的故事在商业领域也在不断重演：某创业公司推出一项新产品或服务，市场需求极为旺盛。通过优化创意和大幅削减非营利性因素，该产品销量增长非常迅速，这家公司得以挤压其他较小竞争对手，占据大部分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竞争对手横空出世，凭借新产品在市场站稳了脚跟。原来那家创业公司突然发现，之前造就其成功的最优化配置，反倒成为现在无法适应市场、跟不上最新市场行情的罪魁祸首，公司迅速衰落了。结果呢，公司原来的人力资源重回市场，新一轮创业循环又开始了。增长、保留、释放、重组，听起来很耳熟吧？这个故事在市场上曾一再重演：比如底特律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石油危机，微软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互联网兴起，索尼在21世纪初面临的来自iPod（苹果公司出品的一款多媒体播放器）的竞争。
在恢复力讨论中，另一个相关主题是网络的重要性。网络指的是一个通用、概括的参考系统，用以描述各种信息、资源和行动是怎样在许多复杂系统中运行的。例如，生物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共用一套描述方法，研究者便得以对各种完全不同的系统遇到的类似问题加以比较，比如制止某种事物的蔓延——比如一种真正的病毒，一次金融恐慌，一个有害的行为，一种环境污染物等。拥有一套共享的参考框架能够让我们得以思考一个领域中的成功策略如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我们将在一些新兴领域看到这一点，比如生态金融领域。
当然，我们所面临的迫切挑战，大部分都位于一种特别的边缘地带，即人与技术、生态、金融或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边缘地带。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人类与非人类的系统之间发生了耦合——任何一个系统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系统，由于反馈环路往往很复杂，其影响可能难以追踪。正如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玉米价格与石油价格发生耦合。不幸的是，我们即将看到，大多数耦合系统都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脆弱——也就是说，系统将会失去适应变化的能力。到那个时候，一次系统性颠覆越发难以避免，而新的系统往往更加糟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所有耦合系统之源。虽然全球化带来的效益和奇迹毋庸置疑，但它同时也编织了一张纵横全球、大到让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网络，天南海北的各种实体之间的潜在依赖关系加强了，适应力也随之降低了。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对某一个变量加以优化——例如资源的获取或消耗——但往往也暂时延迟或隐藏了与此举有关的环境影响。全球化还将不同时间维度的系统联系在一起，例如11
000秒内发生的金融交易，数年演化形成的社会规范，以及数千年形成的生态变化过程等。随着这些相互作用的增长，突发事故的来源、速度和后果均被相应放大，与此同时，我们的痛苦也被放大，包括所有个人、社群、机构和环境在事故发生时所感受到的痛苦。
消减、适应和转变：恢复力优于可持续发展
这种不断增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引发了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反响，而这种反响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些人，属于所谓的“伊卡洛斯”阵营。这些人认为人类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放慢生活节奏，简化生活方式，更多地利用本地资源。举例来讲，英美两国的“伊卡洛斯”活动人士已经计划建立一种所谓的“转型城镇”，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全球石油资源的枯竭和气候的突变。这些人的策略是减轻自己这一社群对更大经济体的依赖，特别是对油气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的依赖。他们采用的手段很多，可以在自家后院种菜，也可以生产本地能源等。对于“伊卡洛斯”阵营中的许多人来说，人们没有必要担心迫在眉睫的危机，人们应该直面危机的挑战，因为主动适应危机反而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平衡、消耗更少、更有益的生活方式。
“伊卡洛斯”的追随者提倡回归小型化，但是另一个“天定命运”阵营的成员则认为人类没有回头路，大家必须精明地处理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人认为，无论怎样，人类都统治着地球。这里有几十亿过着富裕生活、奢侈浪费的富人，还生活着几十亿穷人，他们在为过上前者的生活而奋斗。此外，这里还有几十亿尚未诞生的婴儿，他们即将加入竞争的行列。由此看来，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不可避免的。
“天定命运”阵营的成员承认，这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他们还提出，现在人类面临的挑战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些挑战也将刺激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效的创造发明，事实上很多构想已经成为现实；这些创新最终能够引领我们实现与地球家园之间的平衡。在此期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承担人类应有的责任，不断通过现有技术手段减轻人类行为对地球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过去10年中，关于适应全球风险有许多讨论，都是关于这两个截然相反观点之间的交锋。目前的讨论都被纳入一个老生常谈的框架中——可持续发展。
按照人们最初的构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在人类和地球之间实现广泛的平衡。最初，人们都觉得这个理念值得赞赏，无可辩驳。但在实践中，如果还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原则，就有一些过时了。从某些角度上说，这不奇怪，因为大多数理念都有一个社会生命期和半衰期。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40年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运动已经比其他社会运动延续得更久。然而，在这40年的漫长时间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现在已经大到了无聊的地步。（不妨举个我最近经常提到的例子：德尔蒙食品公司最近推出了一种新产品，就是把未去皮的单根香蕉包上塑胶包装。这家公司称这种新产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香蕉在贩卖机中的保鲜时间更长，给贩卖机送货的次数也就更少一些。用一种石油化工制品来包装未削皮的水果，如果这都符合可持续发展，那还有什么不属于可持续发展的？）
可持续发展还有两个更严重的缺点。第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静止的平衡点，但是这个概念与许多自然系统的运行方式并不吻合。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找到一种健康的动态形式，而非琥珀一样的化石。第二，对于我们当前经历的各种突发事件，可持续发展几乎拿不出什么可行的应对方案。而恢复力的思维方式却能够提供一套更广泛、灵活、切中要点的理念、工具和方法。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我们相信恢复力思想很可能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扩展或补充。
为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请参考下面一个思维实验：
假如我们将所有关心某个全球危机（比如不可逆的气候变化）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再假设把这些人都装进一辆汽车内。（这里，我们完全不考虑那些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也不管那些认为气候变化无关紧要的人。）现在（仅仅指在这个实验中！），我们让这辆车朝着悬崖加速行驶——悬崖就是气候变化的临界点，一旦冲出悬崖，就有去无回了。
车一开动，有一群人先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是采取“风险消减”的那类人。“快掉头！”他们叫道，“快踩刹车！最起码别踩油门！”在这个时段，这么说是天经地义。
然而，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现在，这辆汽车已经如此接近悬崖，就算再踩刹车，汽车也很可能会翻下去。现在，另一类人会跳出来，他们想要占据道德高地：这就是采取“风险适应”的那类人。“我们应该马上制作一些安全气囊或者降落伞，”他们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事实都无法改变了。”与前者一样，一旦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行动。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转换，人们通常需要一个过程，有时这个过程甚至会花费一代人的时间。在早期，风险消减拥护者会指责风险适应拥护者，说他们过早缴枪认输；但后来，后者又会指责前者螳臂当车，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
概括地说，在当代可持续发展运动中，风险消减阵营的人早就站稳脚跟，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上风，当然这也是正常的。但是随着一些不可逆的全球危机的逐渐接近，现在人们开始向风险适应转变。在此期间，人们对恢复力概念的关注也日益增长。不仅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在未来许多重大风险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趋势——比如全球经济、公共健康、扶贫、企业战略，都是这样。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放弃希望，将每种灾难都视为不可避免，不是这样的。其实，恢复力框架不是要完全取代可持续发展思维，而是要为消减风险提出一个不同的增补方案：我们要重新设计各种机构，鼓励动员我们的社区，让人们不断创新和实验。虽然我们要想尽办法避免突发事故的发生，但是同时也应当帮助人们在事故突然到来时不至于手足无措。如此，我们才能够为长期性的转变争取更多时间——按照前文的比喻，这可以视为同时对行进的汽车和逐渐接近的悬崖都进行彻底改造。比如给汽车插上一双翅膀，有了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么刹车和降落伞就都不需要了。
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脆弱性来自何处。本书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吧。
第一章
稳健，但也脆弱：
牙买加的珊瑚礁与全球金融危机
这本书将探讨事物为什么会从挫败中恢复过来。
在合适的情况下，所有事物都能够从挫败中恢复：个人、社区、商业、机构、经济体、生态系统。你住的地方，你效力的公司，甚至你自己也是如此，只不过你还没有意识到——每种事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展现着恢复力，表现着共同主题和原理的一部分。通过理解并接受这些不同类型的恢复力，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坚韧的世界，同时打造更加坚韧的自我。
想要了解事物是怎样自我恢复的，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它们为什么一开始会分崩离析。所以，让我们不妨从一个思维实验开始：
请暂时想象你是个林场工人，现在正在一块空旷的土地上种植一种新树种。和所有农场主一样，为了从土地上获得最大产出，你将不得不和许多有可能发生的困难做斗争：坏天气，干旱，农产品价格变动，还有更严重的森林火灾。
还好，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你的林场。例如，为了降低火灾的风险，你可以将树苗的间距留得宽一些，比如10米左右。这样，当树木成熟以后，它们的树冠不会互相接触，火星难以从一棵树蔓延到另一棵。这是一个相当安全的策略，但同时也非常低效：整片树林都被烧毁的可能性降低了，但你也很难从土地上获得最大产出。
那么，请再想象一种情况：为提高农场的产量，你开始在正常间距的树苗阵列中随机植入一些新树苗。自然而然，这些新加入的树苗会离周围的树更近一些，它们长大后，将和其他树冠碰到一起。这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一旦有任何一棵树着火，那么火焰很可能通过连成一片的枝叶蔓延到相邻的树上。
达到某个程度后，如果你继续插入新的树苗，将导致所有树木的树冠连成密集的一整片。（通常60%左右的空间被填满后，就会是这样。）与第一个策略不同，从种植和土地利用的角度来说，这么做是一种极为高效的设计，但它的风险也非常大：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能使整片树林毁于一旦。
当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树木栽培家，这两种方法可能你都不会采用。相反，你会进行小块密集的种植，然后在树林中间铺设一些道路。这些道路不仅能够让你走入树林深处，还可以起到防火带的作用，将各部分互相隔离，确保整片树林不会因局部起火而全部遭殃。
但道路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每一条道路都会占据一些种植空间，这都是成本，因此你必须对其位置做出仔细规划，既不能铺设太多，也不能太少。最终，经过多次的尝试和失败，再对本地的天气、土壤和地理等因素加以考虑，你可能会偶然发现一个接近完美的设计方案——既能让树林的密度达到最大，又能聪明而高效地布置道路，深入树林。这样，你精心设计的林场便可以轻易地抵御偶然的火灾，不会被火灾夷为平地，也能够在不同季节为你提供质量稳定的木材。
但天不遂人愿，某天你发现，你精心设计的林区大部分都遭到了一种外来甲壳虫的入侵。这种微小的害虫原产自另一块大陆，搭乘一艘远洋货轮来到你的林场。这些害虫躲在你的靴子上，散布到了林场的每一个角落。它恰恰利用了你的巧思，即精心布置、在林场中四通八达的道路来疯狂传播。而这种道路的设计本来是用来对抗可能出现的火灾的。
思维实验进行到此，想必你已经痛苦地发现了一个道理：用系统语言来说，你的林场设计是稳健但又脆弱的（robust-yet-fragile，简称RYF）。这一概念由加州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员约翰?多伊尔提出，用于描述一些复杂系统，这些系统似乎能够很好地抵御预料之内的危险，但在一些意料之外的威胁面前，系统却极为脆弱。
每一天，新闻媒体中都充斥着这类故事的现实版本。世界上很多关键系统，从珊瑚礁、社区到商业和金融市场，都具有类似的稳健而脆弱的活动状态：它们有能力抵御一系列普通事故，但在少数预料之外的事故面前却遭到极大挫折。
与前面提到的林场一样，所有此类系统中都涉及一些关键的权衡，人们必须在高效却脆弱和低效却稳健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极其高效的系统就像密集种植的林场，面对火灾是最脆弱的。相反，一个极其稳健的系统，就像是稀疏种植的林场，又会因为效率太低而不可行。通过设计时无数次的尝试（无论系统是由人类来设计，还是进行残酷的自然选择），这类系统最终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一种平衡，就像用道路划分的林场设计，根据特定的情况，在效率和稳健之间做出适当的权衡。
最终所产出的补偿系统将会非常复杂，正如前文例子中所提到的树林中的道路网络，这是权衡方案的副产物。矛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补偿系统也会越来越复杂，系统自身也会成为脆弱性的来源——在临界点附近，只要发生一次小小的干扰且位置合适，就能让整个系统崩溃。因此，这类系统的设计不可能达到完美，因为在采取的每一种稳健策略背后，都存在相对应的脆弱性（尽管很少）。可以说，稳健但脆弱的系统中埋藏着“黑天鹅”的隐患——概率很小但危害大的事故。
互联网正是这种稳健但脆弱系统的现实写照。互联网起源于一项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投资的项目。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确保在发生灾难时，军队仍然能够正常通信。那个时候，军方领导人担忧前苏联会先发制人对美国电信枢纽进行核打击，这就会造成指挥链的中断——这样一来，美军的反击命令可能就无法从指挥部的地堡中成功传送至北达科他州导弹发射井的预定接受人那里。因此，军方领导人要求最初建造互联网的工程师们设计出一种系统，能够探知并自动引导信息流量绕过发生故障的设备。毕竟，在核打击下，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互联网通过一个简单但又独创的方法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将我们传送的每一封电子邮件、网页和视频都分割成一个个小的数据包，再通过一个迷宫般复杂的路由器网络传送出去：这个网络由一些专用的计算机组成，最大特点是冗余性，因为每一台计算机都会通过多个节点来连接到网络。每个路由器都包含有一个定期更新的路由表，类似于本地火车时刻表。当数据包通过路由器时，就会咨询路由表，然后按照设定的一般路线前往目的地。如果最好的路线受到了阻碍、堵塞或损害，那么路由表就会及时更新，引导数据包流向另一条备用通路；当这个数据包抵达下一个路由器时，又再一次重复这个过程。假设你现在进行了一次网络搜索，看上去结果好像是实时出现的；但实际上，包含着这次搜索信息的数据包可能会穿越几十个路由器和连接点，绕过许多个阻塞节点和离线计算机。
如果一个黑客恶意干扰了互联网上某台计算机，甚至将其炸毁，路由系统这种高度分散特性能够保证整个网络不会受到影响。相邻的路由器只需要更新路由表，引导网络流量绕过受损的计算机即可。由此，在面临预料之内的设备故障时，互联网的设计可以说是稳健的。
然而，现代互联网非常容易受到另一种攻击，在其发明之初还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攻击的存在，这就是对互联网开放架构的恶意利用——不是绕过故障，而是有额外的垃圾信息充斥其间。这包括垃圾邮件、蠕虫、病毒、僵尸网络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它们在网络中注入海量空白数据包，往往从多个输入源同时攻击。这些像洪水一样的垃圾信息利用互联网原本有益的一个特性阻塞系统，使得某个特定的计算机、中央枢纽，甚至整个网络陷入停滞。
这样的策略在2010年下半年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当“维基解密”开始披露其所掌握的美国国务院密电时，为了保护该组织免受美国国务院的报复，维基解密及其支持者将材料用一种加密的保险档格式拷贝，这其中可能包含了许多破坏性数据，然后把它上传到了遍布整个互联网的几千个服务器上。即便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法律许可（实际上是没有的），美国国务院也无法对这么多来源进行封锁。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自称“匿名者”的独立松散组织对许多公司的网站进行了DDOS攻击，在短时间内使得贝宝和万事达等公司的网站无法登录。该组织是由“维基解密”支持者组成的，之所以要发动这些攻击，是因为这些公司此前与“维基解密”划清了界限。
“维基解密”和“匿名者”这两个组织都利用了互联网的特性——冗余性和公开性。正是这些特性曾保护互联网免受前苏联导弹攻击的威胁；虽然这是互联网最初的发明动机，但是现在这个危险已经过时了。40年之后的今天，黑客们的非常规攻击手段（至少从美国政府角度来看）正是利用了最初的设计，利用了互联网预防常规攻击的特性。在攻击的过程中，攻击组织证明了自身的高度恢复力：为了阻止“维基解密”和“匿名者”的攻击，美国政府只能关闭互联网本身，但这是完全不可行的。
多伊尔指出，人类免疫系统中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现象。“想一想困扰现代人的那些疾病吧：肥胖、糖尿病、癌症、免疫系统疾病，这些疾病是人类身体的一些关键控制过程的恶性表现——像脂肪沉积、胰岛素抗性控制、组织再生和一些经常为我们所忽略的简单炎症。人类进化出这些控制过程，目的在于满足我们从事狩猎生活的祖先的需要，他们必须在长时间不吃东西的情况下储存能量，在满足肌肉能量消耗的同时，维持大脑中的葡萄糖水平。这样的生物学过程保证了我们祖先的健康，但在充斥高卡路里垃圾食品的今天，这些基础系统却恰恰被利用来加速疾病的产生和身体的羸弱。
为避免这种被劫持的情况，互联网工程师为路由器添加了复杂的软件过滤器，分析进出的数据包，在发现情况时能够做出预警。上到中央骨干网络，下到个人手提电脑，企业和个人在网络的每一层都安装了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又为此增加了诸多额外的功能，以确保网络在面临此类冲击时仍然能够正常运行。
为系统添加大量分布式智能和冗余性，这种集体行为能够抵御预料之内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个成功之举。但即使这样，潜在的脆弱性也没有被消除。它只是被推迟了，会在未来某个不可预见的地方再次萌发。可能更糟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杀毒软件、防火墙等补偿系统的复杂性会不断膨胀，直至自身也成为脆弱性的源头，所有此类系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曾有过一封重要的邮件被认为是垃圾邮件而被过滤器误删，那么你对此应当再清楚不过了。
矛盾的是，由于稳健但脆弱的系统能够不断地成功处理常规干扰，这就掩盖了这种系统核心中固有的脆弱性，直至事情突然恶化，系统意外地跨越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而在此之前，不论破坏有多严重，只要是在意料之内，系统都能够按设计意图成功处理，所以看上去一切安好。正是这种有条不紊的运转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例如，互联网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的设备故障，能够继续运转；我们的身体吸收代谢了一顿又一顿快餐，而不会发生胰岛素休克；商界处理着间歇交替的繁荣和崩溃；全球经济应付着各种各样的冲击。不过，一旦关键临界点被突破，哪怕是遇到相当轻微的刺激，所有坏事都会接踵而至。
当遭到惨痛的失败后，许多人才惊惶地发现，原来这些重要系统都没有回退机制，例如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或者正在漏油的深海管道。
灾难之后，我们往往会把灾难归咎于看似简单的、是非分明的原因，然后再找个卡通式的恶人来怪罪，以解释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上，这次灾难是由上千个高度分散的小决策共同造成的，相互之间以难以察觉的步调聚集了起来。每一个决策都如此微小，以至于看上去毫无危害，但它们却缓慢侵蚀了系统的缓冲区和适应力。例如：一个安全监管员暂停了当前目标的检查而转向他处，一个政客为减少罚金而对某个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一个经理希望通过敦促员工多加班来提高产量，一个企业高管为了季报好看而决定推迟必要的长远投资。
在做出决定时，没有一个当事人明白其行为可能给群体带来的影响，不知不觉中，系统的容错力下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在对全局缺乏正确了解的情况下，每一个个体都从自身角度采取了理性的行动；通常是在朋友、选民或股东的强烈要求下做出了决定，这样一来能够带来显著的个体利益和较低的系统风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决定缓慢地改变了系统的规范。因为之前的选择未受惩罚，人们趋向于尝试风险更高的选择和行为，于是例外就变成了惯例。那些坚持旧有行事方法的人会被认为是傻瓜、精神病、故意捣乱者，或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这些老实人甚至会被当成集体的敌人，必须堵上他们的嘴。于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慢慢接近可能发生的灾难，呈现出系统科学家们所说的“自组织临界性”，逼近一个关键的临界点。
有关这种情形，我们能够从两种不同类型的稳健但脆弱的系统中观察到，我们也将首先就如何提高这两种系统的恢复力给出一些线索，这两个系统就是珊瑚礁生态系统和全球金融系统。通过新的分析工具，它们之间开始互相呼应。
渔场和金融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牙买加的珊瑚礁繁荣茂盛，经常作为加勒比海地区的象征出现在明信片中，大量色彩明艳的海绵动物与羽毛形状的八放珊瑚混杂在一起，生长在坚硬的珊瑚基石上。这些礁石是数百种鱼类喜爱的栖息地，包括鲨鱼、笛鲷鱼、石斑鱼、狗鱼等大型食肉鱼种。这些鱼被当地渔民捕获，成为岛上居民的稳定食物来源，形成了悠久的历史。
直至20世纪70年代，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在这20年间，牙买加的人口增长了13，为了填饱大家的肚子，牙买加人开始使用摩托艇扩大捕鱼规模。这个时候，渔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食肉的大鱼，还包括草食小鱼，比如刺尾鱼和鹦嘴鱼。虽然珊瑚礁看上去仍然健康，但栖息于此的大部分生物都开始疯狂生长，尤其是以藻类为食的海胆；而且由于与其争抢食物的鱼迅速减少，海胆的数量开始急速增长。
1980年8月6日，艾伦飓风袭击了这个小岛和它周围的珊瑚礁。这是加勒比海历史上最强大的风暴之一，此前40年，这里从未遭遇过大型风暴。每小时超过175英里的风速掀起了40英尺高的大浪，拍打在珊瑚礁上。浅水珊瑚礁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深水的珊瑚礁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实际上，在飓风袭击后几个月，深水珊瑚礁又出现了大量增殖。在之后三年中，深水珊瑚礁的面积一直都在缓慢扩张。
海洋生物学家对此达成了共识，认为在遭受艾伦飓风的连续打击之后，牙买加珊瑚礁的情况仍然非常好。数据似乎显示，整个珊瑚礁系统保存了下来，而且深水中的珊瑚礁甚至还发生了快速增长。
而在1983年，牙买加的海域下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种未知病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致命性消灭了牙买加海域所有的长刺海胆。情况出现后短短几天内，一个观察员在报告中称：“在曾经遍布海胆的礁石中，现在哪怕游泳一个小时也看不到一只活的。”截至1984年2月，海胆彻底在其栖息地灭绝了，这是史上记载的最广泛、最严重的一次海洋生物大规模死亡事件。
此前，过度捕鱼造成了当地食草鱼类的数量缓慢下降，紧接着，海胆的消失给牙买加的珊瑚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海藻很快遍布了珊瑚礁系统的每个角落，最终覆盖了其92%的海面面积，造成了珊瑚的死亡，同时死亡的还有剩余的鱼类。数千年来为几百种生物提供栖息地的珊瑚礁，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空旷的废礁，除了海藻之外一无所有。
在一个健康的珊瑚礁系统中，如果一种新病菌摧毁了一个物种（比如海胆），可能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珊瑚礁的基本功能——比如控制海藻的数量——能够由多种物种来共同承担。但在脆弱性极高的牙买加，整个生态系统从持续繁荣变得完全依靠某个单一物种完成该任务。海胆的消失，本来只是个温和的诱因，但却造成了珊瑚礁系统在一夜之间崩溃。
不过，假如你在1982年询问一个海洋科学家关于这些珊瑚礁的情况，你肯定会得到一个良好的评估：从遭受飓风打击到人类大量捕捞，这些珊瑚礁在巨大的外力干扰面前表现出了强健的特质。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缓慢丧失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加重隐藏的脆弱性。
虽然我们在事后洞悉了其中奥妙，但请想想当时管理这样复杂的系统所带来的挑战。各种各样影响着珊瑚礁健康的因素（鱼类、海胆、海藻和人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时还尚未完全被人们理解，同时也是非线性的——一个小变化可导致巨大的后果，反之亦然。在这些因素之间，某些相关性当时还是模糊不清的：在海胆灭绝之前，人们很难说草食鱼类的灭绝会导致什么重大后果，又或根本没关系。不仅如此，近期经历表明珊瑚礁系统能够承受飓风这样规模的冲击，而即便是一个健康的珊瑚礁，也会表现出高度不同的特征。鱼类资源存量时而增长，时而下降——你怎么才能区别到底是正常差异，还是崩溃的前兆呢？
每当我们尝试管理一个各部分存在高度依存关系的复杂系统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不论我们是处理鱼类资源还是金融股票，要增强系统整体的恢复力，我们首先需要一种衡量工具，用以对系统整体健康加以考察，而不仅仅只考虑各个部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食用海产品的话，这是必须的。
20世纪50年代，在牙买加珊瑚礁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州的沙丁鱼产业也遭遇了一次大崩溃。在此之前，当地繁荣的捕鱼业曾为约翰?斯坦贝格的小说《罐头厂街》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州水域共捕捞了79万吨沙丁鱼用作商业用途；而到了1953年，捕捞量大幅下滑到还不足1.5万吨，降幅达98%。
为解释这种现象，出现了各执一词的两种假设：一种为基于传统的过度捕捞，另一种则归因于注入加州海域的拉尼娜寒流。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数学家、理论生态学家乔治?杉原在对50多年的沙丁鱼幼体数据加以审视后，证明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沙丁鱼数量的急剧减少并非由于捕捞了太多的小鱼，相反，是因为捕捞的大鱼过量。杉原发现，加州工业化捕鱼行为在捕捞成年沙丁鱼方面效率非常高，以至于显著改变了整个鱼群的年龄结构。在1949年和1950年，由于成年沙丁鱼的缺失，大量幼鱼无法繁衍，再加上自然界的额外压力，整个鱼群转向了崩溃。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哪怕遭遇到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沙丁鱼种群还是有机会自行恢复的。你要是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打击在生态系统中时有发生。可惜，当年的渔业管理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基本不考虑这种灾难的发生。20世纪大部分时候，许多国家的渔业管理部门唯一的依据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数，即从长远来看，为了能够可持续地捕捞某一种水产品，当前最多能捕捞的数量。直到今天，许多国家都还在沿用这种模型。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线性系统，而且系统非常稳定，那么使用这类模型是能够起到预测效果的。根据这个模型，加州渔业管理部门当时只考虑了沙丁鱼种群，错误地以为其他变量是不会改变的。结果当沙丁鱼数量减少的时候，他们没有对加州的商业捕捞产业进行任何调整。恰恰相反，因为每次捕捞的数量越来越少，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加州的渔民们反而增加了捕捞次数。渐渐地，整个生态系统越过了自我恢复的临界点。整个渔业系统就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系统的汽车。
其实，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抛弃最大可持续捕捞数这一模型，而且它也不仅仅适用于沙丁鱼。现在，全球渔业水产品中的63%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有可能面临灭绝，而29%的水产品更是濒临灭绝的边缘。也就是说，这些水产品的产量跟它们历史上最丰产的年份相比，下降了90%。这比上面提到的沙丁鱼群好不了多少。2006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鲍里斯?沃尔姆率领的国际研究团队通过计算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地球上所有商业捕捞的鱼类会在2048年灭绝，也就是说，海洋里的鱼将被人们捕捞殆尽。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灾难，杉原和其他人一起设计出了一套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模型（EBFM），跟最大可持续捕捞数模型相比，这套系统更加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科学家们意识到，想要对生态系统建模和预计是非常困难的，整个系统的临界点也是时常变动的。就像刚才说到的沙丁鱼群，一旦超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种群的崩溃或重组。为了克服这种挑战，新的模型旨在提高生物多样性的稳定度，以此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管理目标。不论是哪个层级，不管是一片小池塘还是整片海域，都以此为目标。
对于监控一片正在作业的渔场，两套系统的思路完全不同。在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模型之下，渔业部门只要搜集分析捕捞的那种水产品就可以，不需要进行其他工作。而基于生态系统的模型则要求渔业部门分析所有水产品，哪怕某些水产品现在并不是捕捞的主要对象。在这个新模型下，渔业部门还需要搜集、综合及分析其他一些因素，称为生态系统指标。例如沿岸上升流，就是将那些富含养分的冷水带到近岸水面的相关洋流和风向，为浮游生物提供了食物，而这些浮游生物又是海洋生态链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模型在对海洋里的环境进行监控的同时，甚至能够追踪检测陆地上的社会趋势，真正将社会图景与生态图景完美结合。
这种全景式的渔业管理模式是建立在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之上的。虽然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原来最大可持续捕捞量模型的前提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稳定状态，想要转变管理模式，全世界没有多少渔业管理部门拥有足够的人才、经验、资源和技术来支持这种转型。
杉原解释说：“人们经常将世界看成是由一个个零件组成的，可以将它们分开单独研究，一次只研究一项，以为把每个零件的研究加总起来，似乎就是整体的研究了。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研究人员发明了一大堆分析方法，总结出大量数据，这对于某件人工制造的小玩意儿来说似乎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在研究复杂非线性系统的时候，却还在坚持使用这些线性工具和模型。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我们明知钥匙丢在暗处，却去路灯下找钥匙，仅仅是因为路灯底下比较亮。”
为了帮助渔场改变捕鱼模式，生态学家现在开始动脑筋，看怎么样才能够让新模型更加容易执行。他们从金融界借鉴了一个关键概念：投资组合模型。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种就像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一系列金融资产，渔场管理者必须要控制自己渔场中的各种水产品，他们要决定怎样控制水生资源的风险和回报，这跟基金经理管理投资组合并没有什么区别。根据投资组合模型原理，某一种水产品应该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评价，看看该物种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有哪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而不应该把它拎出来单独分析。这就像在投资组合中，某一种股票的表现会影响整个分散的投资组合的表现。在这两个例子里，单独一种金融资产和物种的内在价值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整个大背景。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管理各种相互之间影响的物种，其实将这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简化了，要知道这个系统内部是非线性的，是相互联系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各个物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总数。用投资组合的办法能够更加容易地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环境指标的起伏，或者是捕鱼技术的进步，有时候这些因素会对整个系统带来潜在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有时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更妙的是，这个全盘考虑各个物种的投资组合模型可以根据当地生态系统的不断改变而不断校准，这就像是理财师会根据用户的不同情况安排不同的投资方案：给一个年轻的愿意承担风险的进取型投资者提供的理财方案，肯定跟一个厌恶风险的退休老人的理财方案不同。
采用投资组合模式还有其他优点。在金融市场里，投资者如果在一系列资产中投资，其回报率可能会降低，但是会比较稳健。如果一个投资组合配置得比较好的话，有可能采用多种投资和对冲策略，不论熊市牛市都能使回报曲线比较平滑：在大牛市里，如果在投资组合里配置大宗商品和高成长股票可能会影响投资回报，收益可能不足以购买一辆法拉利跑车，但是在大萧条的时候，这种配置能够确保你不会输掉全部身家，不会以贫民窟作为最终归宿。同样管理渔场时，在你的“投资组合”里保持各个物种之间的平衡能够确保渔场管理者降低年均捕捞量的波动，增加整个渔场资源的稳定性。这对于鱼群和渔民来说都是双赢的。生态经济学家马丁?史密斯和道格拉斯?利普顿在一项对切萨皮克湾渔场的调查中发现，运用这种投资组合驱动的渔场管理模式，在从1962年到2003年的40年间，当地渔场管理者提高了渔场的投资回报，同时降低了年均渔业产量的波动——这是真正的双赢。
不论是金融投资还是渔业管理，这种投资组合的管理模式让我们能够从容选择：如果我们想要某个程度的回报，我们可以设计相应的组合模型，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期待的回报；反过来，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某种较高的风险，也可以找到对应的组合模型，使我们的回报最大化。
银行家也要学习的生态学
为了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像渔场这样的地方借鉴了金融管理的相关概念。其实这种学习是双向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也开始借鉴生态系统中的种种经验，希望能够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恢复力。这种从其他学科中借鉴的重要认识促进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专家们称之为生态金融学。
你不妨先设想一下牙买加珊瑚礁崩溃和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吧。海胆的大量死亡是珊瑚礁系统崩塌的导火索，在金融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危机导火索——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中旬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破产，涉及的金额超过6
000亿美金。考虑到全球经济每年涉及70万亿美金，这宗破产案并不能算太大。全球金融系统在过去10年里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波澜却岿然不动，不论是网络泡沫的破裂，石油价格的疯狂上涨还是中东的历次战争，金融体系都没有遭到系统性的破坏，这就像是加勒比海的珊瑚礁在艾伦飓风之后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是美国政府最终决定让雷曼倒掉，这导致了金融市场恐惧的蔓延，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陷于停滞。有关这个案例我们将在本书后文中详细说明。
如果探究金融市场灾难性崩溃的原因，我们会看到金融市场里一些让人恐惧的结构性改变，这就如同过去几十年牙买加珊瑚礁上的生物多样性不断被侵蚀。不论是人体还是互联网，一旦脆弱性真正暴露出来，金融市场原来好像具有的优势一下子被新的挑战利用，这是所有稳健却脆弱的系统的共性。这种脆弱性可能来源于系统的结构，系统对于风险管理的具体方式，系统的反馈机制，系统的透明度，或者系统的产品创新。
2008年，发现加利福尼亚沙丁鱼群突然灭绝原因的生态学家乔治?杉原，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银行家要学习的生态学》的文章。杉原与文章的合作者生态学家西蒙?莱文和罗伯特?梅通过研究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借鉴生态系统的经验，为金融市场提供一种宏观的整体管理方式。金融市场就像是一片密植的林场，人们为了提高系统的效率，往往选择让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金融市场和林场的相同之处还在于，两者都采用了类似的风险管理模式：在渔场里，人们对于某一种水产品采用最大可持续捕捞量的模型，而在银行界的惯例是对某一家银行进行风险分析，但是由于只把注意力放在一家银行上，该银行跟整个金融系统密切联系而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往往被忽略。更糟的是，在计算整体风险的时候，金融企业往往只是将各项单独的风险累加（直到今天它们还是这样），这意味着虽然它们对于每一笔交易都进行风险评估，但是对于整体风险它们仅满足于将所有风险加总。用这种模型评估风险，金融系统看上去要比实际情况安全得多；但是金融体系本质是非线性的，各种问题一旦出现就有可能加倍恶化：就像海洋生态系统一样，一方面出问题，会极大地恶化其他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
杉原说：“人们一般不把经济问题当作是一个需要全局思考的问题。投资银行只盯着眼前的利益，它们关注某一家公司的风险管理，但是却忽略了从系统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难度更大，花费也更高。其实公司的风险控制人员应该实时监控各家公司之间密切联系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公司高层却没有对风控人员提出这些要求。人们忽视了交易对方违约的可能性，忽视了金融市场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这种大意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
在这篇文章发表于《自然》杂志之前，作者们参加了一场2006年的高端会议。会议的主办者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而会议的主旨就是促进关于系统性风险的新思维。杉原和莱文向与会的银行家介绍了食物网的概念，即能量和养分在生态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各个物种紧密联系起来。
其中的基本概念并不深奥，小学生对于相关概念都非常熟悉：水生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为食物；小鱼以这些植物为食，之后大鱼又吃小鱼。植物和鱼死去之后，它们反过来又成为微生物的养料，通过这一循环，能量在生态系统中循环往复。食物网能够将这种能量转移的过程详细地勾勒出来。
通过类似的框架，人们就可以分析价值是怎样在金融体系中不断转移的。虽然说在生态系统中勾勒食物网是非常常见的做法，但是在大规模金融网络中描绘类似的价值流动则比较少见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2006年组织了一个专家组，研究在所谓的联邦储备电信系统内部的银行间支付行为的拓扑结构。联储电信系统是美国金融体系的支柱，平均每天处理的银行间支付近50万笔，日均金额达到2.4万亿美元（而这只是2001年的数据，是本书作者在写作时能够找到的最新数据）。这些银行间的资金流动就相当于金融系统中的能量和养分，它们不停地在各家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流动。
虽然本次研究只抽取了一天，但研究对象的规模非常大：研究人员对将近70万笔交易进行了取样，共涉及超过5
000家银行。而研究所勾勒的图景更是惊人：虽然大部分银行跟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是某一些中枢却跟数千家相关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居于整张金融网络最核心的是其中66家银行，它们完成了每天75%的资金流动。更让人惊叹的是，拓扑结构显示，整张网络中规模最大的25家银行是完全联系起来的。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只要有一家银行倒闭，就意味着全部银行都会倒闭：这不就是“大而不倒”的深刻写照吗？
这是美国金融行业核心的真实写照，而国际金融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8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该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诸如伦敦、中国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扩大了14倍；与此同时，各个金融中心的联系也紧密了6倍之多。
金融市场规模扩大了，金融中心间的联系更密切了，资金流动的规模扩大了——这些趋势本身不是坏事。事实上，如果整体发展是健康的话，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提高投资回报，同时确保系统中有充足的流动性。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市场的这种紧密联系能够分散风险，没有人认为它会集中风险。
跟互联网一样，金融系统中的各个节点是紧密联系的。看上去好像全球市场中任何一家银行的倒闭都不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因为从数据上看，整个金融市场的大部分银行都处于整个金融网络的末梢，只是跟少数几个金融中心相连接。不过，如果任何一个金融中枢出了问题（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生问题将非常严重和危险），这不仅意味着跟这个金融中枢相连接的数千家银行也将出现问题，而且其他金融中心也会被拖下水，而跟每一个金融中枢有业务往来的另外几千家银行也肯定会受到影响。这就像是一场积木游戏，如果只是随便抽走一根积木，可能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你抽走的是受力的那一根，整个稳健却脆弱的积木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而真正的金融危机其实就这样发生了：在过去几十年里，整个金融系统成功抵御了一系列的金融问题，有的问题不太严重，有的则是非常严重的危机，比如网络泡沫破裂，以及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在每一次危机面前，金融系统都成功地克服了问题，于是人们都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增加了，认为整个系统具有在将来克服其他问题的能力。但是忽然之间，金融系统中某个关键环节崩塌了。恐惧在整个金融系统中蔓延，所有正常的运转突然间停滞。用莱文的话说：“问题的核心不是某些金融机构‘大而不倒’，而是很多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一个倒掉了，全部都倒掉了。”当危机袭来，根本没有办法将最先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从系统中隔离出来。
银行之间的资金流动以应付日常的生产经营为目的，这是金融系统内部密切联系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远非金融系统的全貌。金融系统内部布满了各种新式的复杂债务和各种保险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CDO）就是一种新式的证券，银行可以用它来分割、重装高风险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再把这种证券出售牟利；信用违约互换（CDS）则是一种保险合约，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样将一家家金融机构捆绑起来。这两种新式衍生品就相当于金融界的硝酸甘油——如果小剂量服用，能够维持你的心跳；如果大量使用，就会“嘣”的一声爆炸。
金融集束炸弹
想要理解担保债务凭证这种金融工具，最好的办法就是联想到摞成金字塔那样的许多葡萄酒杯。人们对着最上面那只杯子倒香槟，等最上面那只杯子装满了酒，香槟就会溢出来，接下来装满金字塔中部的杯子，而金字塔底部的杯子则最后被装满。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担保债务凭证与此类似，但是它跟葡萄酒无关——刚才例子里的杯子是一系列特殊债券，而葡萄酒则是偿还住宅抵押贷款的现金流。
担保债务凭证的产生过程是这样，一家银行先拿出一堆普通美国家庭的住宅抵押贷款，将其捆绑。每个月，每个借贷家庭都会还款，银行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张还款支票组合起来，将这笔现金流支付给一系列特别债券的持有人。这些特别债券好比像金字塔一样叠起来的葡萄酒杯，人们称之为一期款项。处在整个债券链条最高层的一期款项，就像是金字塔最高一层的葡萄酒杯，能够最快收回成本；次级贷款收回成本的时间次之，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层贷款也完全偿本付息，或者债券的现金流完全穷尽。
从定义上说，最高级的贷款是第一个接受现金流支付的，债券的风险最低，像穆迪和标准普尔之类的债券评级机构对它的评级最高（AAA级），投资回报也相对最低，大概只有2%左右。反过来，最底层的贷款则风险最高：如果担保债务凭证的抵押贷款人不再偿付其贷款的话，最底层的债券持有人会最先受到影响——因此这些债券的评级也最低（大概是BB级），而预期的投资回报也最高，大概是10%左右。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这里，担保债务凭证就进入了灰色地带。比如，一家银行把某个特定的担保债务凭证（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撒旦”）抓过来，找出评级最低的那部分债券（评级只有BB级），再把这部分债券用金融工程的方式变成新的担保债务凭证（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撒旦之子”）。虽然说这种新的担保债务凭证的资产质量很差，跟垃圾债券差不多，但是通过金融工程的“金手指”，这些新的担保债务凭证又进行了分层，形成了新的债务链条，而这次，最高层级的那部分债券居然还能够获得AAA的最高债券评级。这是非常荒谬的。虽然这些衍生品之下原来的债务资产质量极低，完全是有毒的高风险金融垃圾，但是所有人都刻意忽略这个事实（担保债务凭证“撒旦”中含有评级只有BB级的垃圾债券）。这就好像在说，“我们还是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安全的房屋”，但是却刻意隐瞒“虽然我们使用的是有毒的建筑垃圾”这一事实。或者你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好像在老马收容所找出一群跛马，根据它们的速度排出一个高下，找到最快的一匹，授予其“纯种宝马”的称号。
于是，一旦第一层担保债务凭证中的抵押贷款人无力偿付贷款的时候，不仅仅是第一层担保债务凭证中最底层的债券持有人血本无归，第二层的所有债券持有人也都将输得精光——其中有人纸面上的债券评级甚至是最高的AAA评级。而真正的悲剧在于：这些持有第二层AAA评级债券的往往是那些管理良好、厌恶风险的养老基金、市政基金和退休金投资计划。
如果你把担保债务凭证比作标有健康食品标签的垃圾食品（这种东西胆固醇极高），那么信用违约互换则揭示了银行是怎样在金融血管里制造血管堵塞，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让每个人都受到影响的。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保险合约，跟你平时买的汽车保险、住宅保险，以及意外保险并没有太大不同。在日常的保险合约中，你每个月向保险公司支付一笔保险金，一旦出现意外，保险公司会赔偿你的损失。而信用违约互换与此类似，通过购买这些保险合约，银行能够锁定其购买的股票或者债券可能出现的任何损失。比如，甲银行买入了1
000万美元的公司债券，结果出现了200万美元的损失，那么出售信用违约互换的乙银行就必须偿付甲银行的对应损失。与此同时，甲银行必须向乙银行支付保险金，这跟你支付健康保险和车险的保险金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信用违约互换跟传统的保险合约有几处显著的不同。第一，投资者之间能够自由交易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却不受任何监管，甚至没有任何相关管理规定确保出售保险合约的一方确实有能力偿付合约义务。金融工程师将这些保险合约称为“互换”而不是“保险”，从而避开了保险合约本来应该达到的资本储备要求，也避开了传统保险行业的法律监管。（这应该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引以为豪的“金融创新”吧。）
第二，投资者不但能够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对自己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进行投保，甚至还能对其他公司可能出现的违约进行投保——这就类似于你邻居有一辆法拉利跑车，然后你去投保，成为车险的受益人。对于这些机构投资者，信用违约互换成为了一种投机工具——他们可以押注另一家公司可能会倒掉。早在18世纪，传统的保险市场就已经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在此之前有一些人，其实他们并不是某一艘英国货船的船东，但是却给这些货船买保险，成为保险受益人，而当时的法律对此没有禁止。然后，让人“惊喜”的是，这些质量明明非常好，完全能够经历大风大浪的货船居然神秘地在泰晤士河上沉没了。由此，英国国会开始引进了一个叫作“可保权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对某种资产进行投保，你必须对这份资产享有某种经济利益。在接下来两个半世纪里，没有人对这个法律概念提出任何质疑——直到信用违约互换的兴起。
第三，信用违约互换合约是私下交易的，用行话来说，采用的是“柜台交易”。这样不但极大地增加了卖出相关合约机构的风险敞口，同时这些合约义务也不会出现在相关机构传统的资产负债表上。等危机袭来，没有人知道交易的双方到底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合约对于某一家公司的生死存亡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担保债务凭证和信用违约互换这两种金融产品最初的设计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让那些有能力也愿意承担部分风险的人承担部分风险；第二，让银行有机会分散投资组合，让银行之间的投资行为能够相互承担对方的部分风险。一家典型的大银行可能一方面自己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同时买入其他银行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将两者混合，制造出衍生品在市场上出售，并向其他银行出售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至少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这种策略能够很好地平衡银行业运行的效率和行业活跃度。
但是由于引入刚才提到的金融衍生品，将各种债务、债券、风险打包和分层，通过买入、重装、卖出和再卖出等一系列市场操作，导致市场中各家金融机构的相互依存度前所未有地提高，相互之间的关系复杂得让人无法理解。因为有了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品的来源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些产品是怎么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风暴来袭，没有银行对于整个市场有信心。每一家银行都跟其他银行有业务往来，虽然知道自己合约的对家是谁，但可能它们跟我们的合约没有问题，但是它们还有其他合约，要是这些合约出问题怎么办？它们会不会被其他灾难性的合约拖下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家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说你有可能还不上钱，或者说你的对家有可能还不上钱，而是有可能你的对家的对家，一个你不知道的机构，有可能出现风险，没有办法还债。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风险普遍较低。对于某一家银行来说，跟另外一家业务联系非常多的银行交易或者发生业务往来被看作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能够分散投资，从而降低风险。对于其他银行来说也是这样。不管怎样，对于一个资产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来说，其中相当多的合约同时违约的风险非常低，基本上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如果你的对家是一家业界联系广泛的银行，结果可能像噩梦一样可怕：对家可能跟不知道底细的某个不知名第三方有业务往来，忽然之间，这个第三方就破产了，从人间蒸发了。这样一来，你怎么判断你的对家到底有多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多高的信誉？你又有什么办法判断对家到底担负了多少合约义务？甚至是对家的对家的合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相信谁？
当金融危机袭来，人们臆想中的商业透明度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消失的还有整个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量——互信。我们在本书之后的部分将会再次探讨这个主题。
同时，这些衍生品合约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这让问题更加糟糕了。就算是最简单的衍生品合约也是一份200页纸的合同——而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的篇幅居然超过了10亿页。（如果你按照一分钟读一页的速度，那么通读一份这种衍生品合约也要花费至少1
900年的时间。）许多机构投资者在尽职调查的时候走过场，对于这些合约基本上都是囫囵吞枣。金融危机之后，想要知道一份合约中谁对谁承担义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准确地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灰飞烟灭——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这些金融机构当时都拥有市场上最大的风险敞口。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家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风险。
而这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兴起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这些金融衍生品宣称自己的风险更低，回报更高；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迷醉于这美妙前途中，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盈利模式，将之前的风险管理规范置之脑后，争先恐后地按照同样的方式进入衍生品市场。衍生品市场中的玩家越来越多，有普通的商业银行，有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它们开始采用近似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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