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NT$
845.0
《
亚马逊六页纸 如何高效开会、写作、完成工作
》
售價：NT$
349.0
《
世界巨变：严复的角色（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NT$
500.0
《
塔西佗（全二册）（二十世纪人文译丛）
》
售價：NT$
1800.0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思想的假死
》
售價：NT$
290.0
《
当代精神分析新论
》
售價：NT$
430.0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NT$
990.0
《
棕榈油的全球史 ： 从奴隶船到购物篮
》
售價：NT$
440.0
|
| 內容簡介： |
|
本文遵循马克思艺术生产的理论，用文献学的方法，从汉赋的生产者、生产工具及消费者等方面入手，展示汉赋生产消费的状况，探讨汉赋生产消费的动因，揭示其兴盛衰落的发展规律
|
| 關於作者： |
|
孔德明，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新县。2007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献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兰州大学学报》、《齐鲁学刊》、《湖北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
| 目錄：
|
绪论
一、20世纪以来汉赋生产消费研究状况述略
二、本文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
第一章 汉赋的生产状况
第一节 西汉赋的生产状况
一、西汉前期赋作生产状况
二、西汉中期赋作生产状况
三、西汉后期赋作生产状况
第二节 东汉赋的生产状况
一、东汉前期赋作生产状况
二、东汉中期赋作生产状况
三、东汉后期赋作生产状况
四、献帝建安期赋作生产状况
第三节 汉赋生产状况综论
一、西汉赋生产状况综论
二、东汉赋生产状况综论
三、两汉赋生产状况比较
第二章 汉赋的生产者及生产动因
第一节 汉赋的中朝生产者
一、西汉赋中朝生产者的身份
二、东汉赋中朝生产者的身份
三、汉赋中朝生产者特点及对汉赋生产的影响
第二节 汉赋的地方生产者
一、西汉赋的地方生产者
二、东汉赋的地方生产者
第三节 汉赋生产者的小学修养
一、汉代的小学教育
二、汉赋生产者的小学修养
三、汉赋生产者小学修养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第四节 汉赋的生产动因
一、利禄引诱与示忠显能
二、颂美与讽喻
三、“自广”与发愤明志
四、忧政与刺政
五、“君子之思必成文”与拟作
第三章 汉赋的生产工具、载体及文本生成
第一节 汉赋的生产工具
一、汉赋的主要生产工具
二、生产工具对汉赋生产消费的影响
第二节 汉赋载体
一、汉赋的载体形式
二、赋载体形式对汉赋生产消费的影响
第三节 汉赋的文本生成
一、汉大赋的制作
二、汉小赋的制作
第四章 汉赋的生产机制
第一节 献赋
一、献赋的文化渊源
二、献赋的动因
三、献赋的契机
四、献赋对汉赋生产的影响
第二节 试赋
一、试赋的文化渊源
二、汉代的试赋
三、试赋对汉赋生产的影响
第三节 竞赋
一、汉代的竞赋活动
二、竞赋的动因及影响
第五章 汉赋的传播流通
第一节 汉赋的传播者与传播方式
一、赋作者对汉赋的传播
二、史官、校书官对汉赋的传播
三、歌者、诵者对汉赋的传播
第二节 汉赋流传的主要途径
一、汉赋的家族传承
二、汉赋的师徒传承
三、通过藏书流传
四、通过书肆流传
第三节 汉赋的搜集、整理与流失
一、汉赋的搜集
二、汉赋的整理
三、汉赋的流失
第六章 汉赋的消费
第一节 汉赋的消费者和消费状况
一、汉赋的消费者
二、西汉赋的消费状况
三、东汉赋的消费状况
第二节 汉赋的消费动因
一、诸侯王消费汉赋的动因——借赋解忧
二、皇帝消费汉赋的动因——招揽人才、“润色鸿业”与“虞说耳目”
三、赋家消费汉赋的动因——“自广”与拟作
四、大将军消费汉赋的动因——示德显功
五、曹氏文人集团消费辞赋的动因——歌颂军威与消闲取悦
第三节 汉赋的消费效果
一、“揄扬大义”与“鸟兽草木多闻之观”
二、“辩丽可喜”与“劝百讽一”
三、刺激与阻滞汉赋的生产消费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绪 论
赋体文学产生于先秦，而盛于汉。有汉一代，赋家辈出，赋作数以千计，无有与之分庭抗礼之文体。故而后人以之为汉代代表之文学，亦为历代学人留下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20世纪以来汉赋生产消费研究状况述略
1、20世纪以来汉赋研究状况述略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汉赋的研究成果主要附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少量专著的部分章节中。1914年出版的王梦曾《中国文学史》及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已将汉赋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1941年出版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专设《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篇，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汉武帝后至建安末期这段时间称为“辞赋时代”。出版于1941年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专设《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一章，较为详细的论述了汉赋的兴盛原因、特质及其发展演变。其他如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等，都分别对汉赋的创作及评论作过论述。
此期研究汉赋的重要论著有：陈去病《辞赋学纲要》（此书有1927年作者自序，盖初版于1927年，1971年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是现代辞赋研究领域的最早著述之一，以汉赋为主体，以主要赋作家为对象，论述了从先秦到唐宋间赋的发展演变。着重论述了汉赋各家的成就、特点，从中可察汉赋发展演变之迹。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1934），全书分诗、赋、词、曲四编，其二为“赋之部”，从赋的起源、体制、声律、演进等四个方面来论赋。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1938），是现代赋学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汉赋专论。主要是联系当时的政治、文化、风尚等社会状况，阐发汉赋盛衰之原由。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1939），探讨了汉赋本身的发展历史，并延及汉赋的前身和余波，充分体现了史的特色。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沉寂期，汉赋研究亦如此。正如何新文在《中国赋论史稿》中所说：“自一九三九年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问世以后，国内赋学研究经过了一段长时期的沉寂，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现复兴的势头。”
20世纪80年代迄今，汉赋研究进入了一个多维的研究阶段，许结在《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的前言中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赋体文学研究近来已成为显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然综观其成，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辞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为赋体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赋家赋作的研究，这是从创作论的视角对赋体文学的具体研究；三是对赋史的研究，这属于单纯的文学史与文体史的研究范畴了；四是有关赋论的研究，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重要部分。上述研究成果，又主要限于对赋体文学自身的探讨，而对赋文学的产生背景与文化内涵，却涉及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赋体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近几年，随着对汉赋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对汉赋进行文化阐释了。
2、20世纪以来汉赋生产消费研究状况述略
目前还没有研究汉赋生产消费的专著，其研究成果只是零散地夹杂在文学史和研究辞赋专著的部分章节中。研究者在进行赋学研究时，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汉赋的生产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汉赋的生产消费动因、生产消费环境。
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较早论及了汉武帝时代汉赋主要生产者的地位，把他们视作统治者的“帮闲”文人。他说：“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
鲁迅已清晰认识到了汉赋主要生产者对统治者的依附关系。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卷二阐释了社会经济对汉赋生产及赋体风格的影响：“于时天下殷实，人物丰富，中于人心，自然闳肆而侈丽。而赋之为物，以铺张扬厉为体，适足以发舒其精神，于是内外相应，心文交需，而此体之昌，遂乃笼罩千古。”
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专设《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一章，从政治经济的关系、献赋与考赋、学术思想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汉赋生产兴盛的原因。他说：“这一时期是汉族力量空前膨胀的时代，在东亚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要在当时有了这种经济物质的基础，才能产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那种富丽堂皇的赋。”
这是讲政治经济对汉赋生产的影响；“汉赋的兴盛，利禄引诱的力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开始是封君贵族们的奖励提倡，……君主提倡于上，群臣鼎沸于下，于是献赋考赋的事体，也就继之而起了”
，这里所论的献赋与考赋，涉及到了汉赋的生产机制问题；“到了武帝当权，政治、学术都起了变化。儒家定于一尊，徵圣、宗经、原道的观念，成为文学理论的准则，……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空气，对于汉赋的发达，不能说没有作用”
，这是论述学术思想对汉赋生产发达的影响。刘大杰先生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对汉赋的兴盛进行考察研究，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机制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对汉赋的生产兴盛之因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联系汉代政治、文化、风尚等多种社会因素，论述分析了汉赋盛衰发达的缘由。指出汉赋的发达“关乎时序”、“关乎地土”、“关乎政治”、“关乎风尚”等，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汉赋生产消费发达的原因，对传统研究方法有较大突破。陶秋英在《汉赋之史的研究》中论述汉赋的生成发展时，亦从社会政治背景，贵族提倡，道家思想的影响，与经学、文字学、诗歌之关系，著作风气之盛等方面进行探讨，揭示了外部因素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马积高《赋史》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状况考察了汉赋的形成发展历程。刘斯翰《汉赋：唯美文学之潮》第二章《汉武帝和他的文学侍人们》，介绍了汉赋的生产主体及其环境，认为“汉赋就是宫廷文学。宫廷君主在继承楚赋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揭示了汉赋消费主体对汉赋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张清钟《汉赋研究》在论述汉赋产生的背景时，则从“文体本身之发展”、“经济物质之富庶”、“帝王公侯之喜爱”、“科名利禄之诱发”、“学术思想之统制”、“小学钻研之影响”等六个方面作以叙说。他把汉赋的产生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对前人成说多有继承而延伸不够。
近年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汉赋生产消费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代文化及文人思维对汉赋生产创作的影响。如张庆利《汉代的思维方式与汉大赋的特点》云：“汉代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大赋整体性和表层性的特点。”
《汉代的文化特征与汉赋的形成》云：“汉大赋就是适应上层阶级的观赏需要而形成的娱乐性艺术。”
李山《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云：“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二是汉赋生产主体的特征及生存环境对汉赋生产创作的影响。如曹虹《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云：“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
章沧授《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云：“赋家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是汉赋发展繁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詹福瑞《汉大赋的内在矛盾与文士的尴尬》云：“汉大赋颂美与讽谏的矛盾，决定于文士作为侍从之臣的尴尬角色；而文义与文辞的矛盾，则是文士与文章双重自觉之初的产物。”
程世和《汉初藩府士人的精神转型与赋家之心的初步形成》云：“因处于藩府特定的政治境况中，邹阳、枚乘等人变口谏为文谏，并在文谏中采取了非直语的微谏方式，开始了由口辩之士向文辩之士的精神转型。”
翁银陶《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云：“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
王焕然《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云：“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王增文《论散体大赋生成于汉景帝时期的梁国》云：“散体大赋能在梁国生成，既与梁国优美和谐的人文自然环境，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等外在因素有关，又和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遗风的内在气度密不可分。”
三是探寻汉赋生产兴盛及衰落的原因。如郭芳《汉大赋衰落原因探索》云：“汉大赋的衰落，是由其体制内容特点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决定的。同时汉代的文化现象也制约着它的存亡”；“物质生产的不发达，决定了精神生产的偶然性与局限性。”
高一农《汉大赋衰变探微》云：“通经入仕既被视为人生正途，且易博得尊官显位，献赋虽然也可得官，但机会很少，即使得官，亦颇类俳优，地位低下，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对影响汉赋传播接受因素的研究。如昝风华《论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影响》云：“汉代游艺风俗对汉赋的创作和传播、内容和艺术都具有突出影响。”
马丽娅《先唐俗赋传播接受研究》用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研究俗赋，采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述先唐俗赋的传播接受，部分涉及到汉代俗赋的传播接受。
总之，20世纪初迄今，汉赋研究已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特点。但对汉赋的生产消费尚缺乏整体性和深刻性的研究，从赋的生产消费角度对汉赋作一个整体观照的著作和论文还比较少见，未见有专门的研究论著。研究者研究赋家赋作时，主要关注名家名作，对非名家名作采取漠视态度，尤其忽略了未留下赋作在当时却有一定影响的赋家。势必不能全面了解汉赋在当时的生产消费情况，也就不能够客观的给汉赋进行定位。在进行赋史研究时，虽说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汉赋本身的发展规律，展示了汉赋的兴起、发展、高峰、衰退的历程，但从生产的角度谈得较多，而很少从消费的角度谈，多论述了政治、经济、文化、风尚等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却不论及这些因素对消费的影响。赋论研究主要论及汉赋的创作原理、创作动机、功能效用等方面，大都从个人出发，较少作群体考察，对赋家个性考察较多，具有相通的一面则考察较少。对汉赋进行文化阐释时，结合经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风尚等因素，对汉赋兴衰、内蕴、效能等做了多维的研究，涉及到了汉赋生产消费的社会环境、创作动力、消费目的，但仍不够系统。汉赋的创作有它本身的特殊性，赋作者往往有双重的创作动机，既要迎合主子的思想又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既是帮闲文人又有自己的独立文化品格。汉赋的兴盛不仅仅是赋作者的单向行为，往往与当时的消费需求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仅仅从汉赋作家作品自身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全面了解其在当时的地位、功用及其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故本论文拟从汉赋生产消费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
二、本文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
1、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汉赋。何谓汉赋？汉人（汉朝人）以其赋体观念生产的赋作。汉人的赋体观念亦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各个时期的汉人（汉朝人）对赋体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西汉人通常辞赋并称，东汉人又往往赋颂连用。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会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枚乘传》：“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汉书?扬雄传上》：“顾尝好辞赋。”这是辞赋并称的。《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严助传》：“有奇异，辄使为文，作赋颂数十篇。”王充《论衡?定贤》：“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司马相如扬子云是也。”
王符《潜夫论?务本》：“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之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 这是赋颂连用的。
而且有些具体篇目也是时或称赋时或称颂。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乃遂就《大人赋》。”又云：“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王充《论衡?谴告》：“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
王长华先生对汉代赋、颂二体进行了详细辨析，认为“尽管赋体本身存在种种复杂的情形，但‘颂’、‘赋’二体在汉人心目中的区别和界限还是比较分明的。”
他说：“汉人在文体使用方面似乎并不糊涂，他们虽然有时以颂体代称赋体，但却几乎不反过来以‘赋’称‘颂’，而且‘赋颂’并列时，词语本身明显呈现一个偏义结构，即偏指‘赋’体。”
王先生之说甚确，但关及具体篇目，后人依然难以辨别。
由于汉人赋体观念的模糊、宽泛，以致后人很难给汉赋下一个确定的定义，只存在较为感性的概念。米谷梁先生如此定义汉赋：“汉赋：文体名，是对汉代各种辞赋体的总称。其体制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类是散体赋，一类是骚体赋。而东汉中叶以后由散体赋和骚体赋派生出来的小赋，自具形式特点，亦可视为汉赋之一体。此外，汉赋尚包括汉代楚声短歌以及一些不以赋命名的赋作。在汉赋的诸种体式中，散体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堪称汉赋的主干和正宗，故散体赋可直称为汉赋。”
米谷梁先生所给于汉赋的定义是描述性的，基本上还是符合汉人赋体观念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接近这一概念的汉赋。
2、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汉赋在汉代的生产消费，不作汉代以后汉赋接受消费的延展研究。在此还有必要对汉赋生产消费的所指稍加说明。马克思较早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
。马克思随着时代的发展把文学活动理解为“艺术生产”活动，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后，主要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艺术活动及其结果。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又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以她为生产资本。”
虽说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艺术生产是为资本创造价值，一切艺术品都具有商品的属性。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仍然具有宽泛意义，即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并不专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
童庆炳先生如是定义文学的生产消费：“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原理，广义的的生产包括狭义的生产及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四个环节。与此相适应，广义的文学生产应当包括创作、出版、发行和阅读等要素。不过，我们通常所说的的文学生产主要是狭义的文学生产，即作家的观念或本体形态的生产和出版家将作家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物化为文学读物的物化生产，如文学书籍、电影拷贝、录像带、录音带等等的制作，文学传播兼指文学作品的出版与流通，而文学消费主要指读者的阅读。”
这是依据现代环境给文学生产消费所下的定义。汉赋的生产消费没有如此复杂，汉赋生产取用的是宽泛意义上的艺术生产，也就是指汉赋的创作过程，包括文本制作过程。汉赋的消费主要是指汉赋的阅读收藏活动，除对文本形式汉赋的阅读收藏外，还包括对口头形式汉赋的诵传。
3、研究意义
王齐洲师说：“中国文学之书面文学的发展，无论是就其生产而言，还是就其消费而言，主流群体都是在不断地扩大着，……而联系生产和消费的文学的物质媒介，也由甲金竹帛到纸本抄印，由纸本抄印到电子声像，不断地提高着传播手段，降低消费成本；……这些现象的发生，既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相关联，与文化传播工具的不断更新相关联，与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比例不断增长和文学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相关联，也与文学作为社会的精神产品和精神食粮、必须求新求变以满足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特性相关联。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发展有这种趋势，我们就应该特别关注每个时段的主流文学文体，清理它们的发展线索，总结它们的创作经验，揭示它们的运动规律，为当前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故本文拟对汉代的主流文体汉赋的生产消费作以考察，清理其在汉代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脉络，试图揭示其运动规律，使后人对汉赋于汉代生产消费的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他把汉赋定为文学品种的汉代代表。自是而后，汉赋研究渐趋繁荣，尤其是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赋学研究很快进入一个高峰期，赋学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汉赋研究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但是，汉赋研究出现极大的失衡现象，对汉赋的源头探讨和重点作家作品的研究倾力过多，而对于汉赋在当时文化背景下是如何生产消费，以及其进入消费后对作家创作的再次推动和对接受者再次接受欲望的触发，还有对当时社会所造成影响的程度等方面，关注相对较少。对汉赋制作所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汉赋载体形式对汉赋传播消费的影响等，较少涉及。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曾说：“否认物质条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疯人之语。”
所以，笔者认为，对汉赋的生产消费进行研究，将其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之下，作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展示，让后人对汉赋有一个相对接近史实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研究意义的。c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