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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何谓大师？大师之大，在于不畏权贵、重视名节、崇尚骨气、家国情怀。
★当文人遭遇政治，民国大师
“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坚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不党不官，人格独立，为社会代言，为百姓请命，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的权利。
★当文化碰上权力，看民国大师拷问现代“公知”：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厉以宁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
蔡元培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孔庆东说“中国应当学习朝鲜”；
胡适说“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孙东东说“老上访户99%是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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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南联大，一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一个大师的摇篮。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在昆明八年的时间里，它的命运与民国的政治走向紧密相连。
本书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
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教授遇到政客，诞生了悲剧，也铸就了大师的风骨。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的孵化地，他们之后，中国再无大师：陈寅恪、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华罗庚、费孝通、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邓稼先、刘东生、吴征镒、宋平、彭佩云、王汉斌、朱光亚、彭佩云、汪曾祺、邹承鲁、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孙、陈忠经、戴传曾、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吴大观、任继愈、吴庆恒、叶笃正、谢玮、黄昆、王浩杨、凤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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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宜庆笔名柳已青，书评人，专栏作家。山东汶上人，生于70年代，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现居青岛，供职《半岛都市报》。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致力民国人物研究。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等作品。
作者新浪微博：@柳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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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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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学问家的入世情怀
第一章 南渡：空前绝后的西南联大
仓皇的北平
长沙临时大学
徒步三千，流亡万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第二章 捐躯赴国难
长沙的声音：到前线去！
韦君宜的抉择
联大总动员
远征军里的“学二代”
驼峰“生死线”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
怒江哀歌
突击队里的书生
第三章 他们，改变了中国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是是非非
大学校长的困局
从阶下囚到座上宾
哲学的王冠与权力的柄杖
第四章 家，国，天下
一心跟国民党走的姚从吾
华罗庚：人生曲线谁求解
致力于民主的教育家周炳琳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钱端升
张奚若的勇气和担当
第五章 教授、民盟与中国的未来
罗隆基：至今为平反的右派
一代宗师曾昭抡
费孝通：虽九死其犹未悔
闻一多喋血西仓坡
第六章 做“呐喊”的中国人
震惊的独裁者
不受欢迎的来访者
美国副总统的来访
第七章 西南联大与五四运动
1944：五四旧梦
1945：历史的叉路口
第八章 “一二?一”
胜利的欢呼与内战的忧虑
撕裂的“一一二五”之夜
“一二?一”
蒋介石的错误
罢课与复课的博弈
第九章 反苏运动中的联大
东北问题的由来
张莘夫事件
联大师生的反应
教授的绝望和厌倦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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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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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即有南开”
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及党国要人，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蒋介石就兑现了诺言。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000元。
1933年6月，华北危机四伏。蒋介石致函张伯苓，征求他对时局的看法。张伯苓回函，信中不无溢美之词：“仰见我公无时不以谋国为心，一柱擎天，而虚怀若谷，不胜为之钦佩。”至于对华北的局势的意见，张伯苓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也避重就轻：“华北事由何、黄二先生主持，措置均甚得宜。”张伯苓的信措辞谦卑而又诚恳，蒋介石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满意。
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又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政府公款补助占45%左右。（安淑萍《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
1936年初，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张伯苓提出：“发展四川大后方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蒋介石非常赞同张伯苓的看法，当即表示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蒋介石做出了表率，国民政府大员纷纷效仿，以示捐资助学之慨。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张伯苓在会谈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对南开这个抗日大本营进行野蛮轰炸，南开校园顿时成为一片废墟。张伯苓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张伯苓面见蒋介石，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介石安慰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是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由于张伯苓常驻重庆,主要精力在创办重庆南开中学上，黄钰生作为南开的代表，代替张伯苓行使联大的决策权。
抗战的爆发，让全国各界空前团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标志着南开由私立大学向国立大学转型。1938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其共进午餐，陈布雷做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
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支持（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的南开了。
1942年，张伯苓患前列腺胀大病，蒋介石闻讯即往沙坪坝张伯苓的家中探视。随后的两年中，张伯苓两次发病，蒋介石每次都亲自探望，并安排他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医治。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这可以看作蒋介石送给张伯苓的新年礼物。张伯苓过生日时，蒋介石又赠送手书的条幅，以示礼遇。
从精神到金钱，从健康到生活，蒋介石对张伯苓的优遇，可谓无微不至。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修建费30亿（北大10亿，清华12亿，南开8亿）。
就在蒋介石签署文件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之前，张伯苓还打着自己的算盘，想继续维护南开的私立性质，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三校复员之前，他将南开教育经费的设想致函蒋介石，并与蒋介石面谈。但这只是张伯苓的一厢情愿，教育部已经为南开大学拨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让南开姓“私”。南开校史专家梁吉生对此评论说：“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其实，就南开的命运而言，改为“国立”未尝不是一种较好的出路。
从张伯苓与蒋介石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张伯苓获得了教育经费，蒋介石获得了张伯苓在政治上的支持。蒋介石鼎力支持张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张伯苓作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南开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号召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伯苓以南开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并为之奔走、斡旋。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知道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深厚，而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准备请他去西安劝说。后来蒋介石被释放，平安回到南京。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抗战时期，张伯苓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场——“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
正因为张蒋之间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两人关系的惯性之下，张伯苓最终偏离了教育家的轨道，从参政到从政，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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