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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道路》——
一位西方学者的呐喊，对中国模式最精彩的表达
中国模式将对西方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发展脉络从来没有如此清晰！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取很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尽管中国相关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广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没人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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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西方国家一片萧条的时候，从北京到开普敦，从新加坡到里约热内卢，也就是说在世界的东方和赤道的南方却一片繁荣的景象。人们生活富足，乐观向上。尤其是中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
为什么面对全球化同样的问题，西方和东方却有如此大的同？作者认为，西方人太容易自我满足，享乐主义至上，只顾眼前利益。西方普遍认为，消费是经济前进的动力，政府鼓励人们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作者认为，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经济刺激方式了。而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与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中国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在这本书中，作者始终在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比西方和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她认为，中国模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西方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面对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对人权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生存权。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大谈特谈所谓的人权，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和空谈，毫无意义可言。
不论你对中国发展道路踌躇满志，还是困惑不已，阅读本书，带给你的一定是与众不同、醍醐灌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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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洛丽塔·纳波利奥尼
全球著名的财经专家，曾参与各国银行和金融组织的顾问工作，同时她还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众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她是畅销书《无赖经济学》的作者，本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而早期作品《恐怖主义经济学》，也在全球12个国家获得广大反响。她在《新闻报》、《共和报》、《国家报》、《世界报》和《瑞典日报》等大报担任记者和发表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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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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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01西方输了，中国赢了
第一章 中国模式成为最大赢家
西方得不偿失的胜利
民主的不同含义
愉悦和苦恼的组合
第二章 亚当?斯密为什么打不赢马克思
百忧解无法治愈西方的病痛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较量
02 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三章 狄更斯在深圳
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遇
邓小平的利器
流动劳动力革命
中国大迁移
不可避免的痛楚：环境恶化
第四章 中国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阶级意识
西方的道德缺陷
难以接受的事实
第五章 中国式创造：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
不断发展的民主
超级民主：地球村的现实
通往现代性之路
第六章 超越长城
市场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读马克思主义
时间就是金钱
第七章 中国和冰岛：为什么它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分道扬镳
芝加哥学派在智利
待价而沽的国家
弗里德曼在冰岛
重回中国
03 资本主义狂欢的背后
第八章 繁荣的假象
华尔街的大清洗
西方万岁——资本主义的狂欢
经济魔术——一切都是骗局
第九章 弱肉强食的金融新自由主义
金融是平的，风险也是平的
“看不见的手”真的消失了
亚当?斯密被抛弃了
第十章 团结就是力量
不一样的全球化
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小额信贷的魔力
第十一章 从穆罕默德到孔子
家——中国文化的精髓
从孔子到马基雅维利
中国——文明国家
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经济
第十二章 痛下决心：打造可再生能源的新长城
在绿色能源的旗帜下
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
中国的悖论
化石能源之后
谁大谁说了算
04 当西方滑向深渊之时，看看中国做了什么
第十三章 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与中国
东方视角下的中国与美国
中国的“新政”
得不偿失的反恐战争
第十四章 美国：正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
华盛顿——现代的拉韦纳
新匈奴王——本?拉登
美国失去了什么
第十五章 邓小平与撒切尔、里根有什么不同
现代性的不同方向
里根与撒切尔——市场国家的亚当和夏娃
第十六章 货币主义：灾难是如何产生的
都是政府惹的祸
邓小平VS.撒切尔：谁赢得了世界
第十七章 虚伪的政党
工会之战
政党有限公司
第十八章 西方媒体：成了政府的傀儡
和中国媒体相比，西方媒体自惭形秽
第十九章 贝隆主义：西方政坛的怪现象
贝隆现象
贝卢斯科尼和他的女人们
贝隆主义有限公司
05 中国与西方的未来
第二十章 中非联姻
非洲选择了中国模式
非洲：希望之地
西方媒体的反华宣传
为什么中国赢得了非洲
第二十一章 中国与西方发展模式之争
新发展哲学
安哥拉模式
中国能源外交
第二十二章 中国特色的卢梭式民主
中国的社会契约
民主在中国
西方是第一代人权，中国已进入第三代
中美之间：巨人间的冲突
后 记 反思西方，反思中国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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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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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北非和中东发生的极端事件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框架，借此对西方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至关重要的评估？这一分析能否运用亚洲的发展模式进行，并非将其视为传统西方社会经济模式的替代品，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自全球化初始起，亚洲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就已经在一些新兴国家中取得了成功。
这一不同寻常的尝试可以帮助西方发现自身的缺陷，并对“为什么西方经济模式似乎一夜之间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脱节了”这一困扰提供较为合理的解答。它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揭开全球经济的面纱，帮助我们一探究竟。目前，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当今世界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模式，没有一个经济或政治体系具有普适性，世界是复杂性与独特性的统一。
有鉴于此，将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对比便显得十分必要。此举将开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使我们得以提前一览世界未来发展的全貌。实际上，当西方世界身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中东危机四伏（由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不公平引发了骚乱）之时，亚洲却欣欣向荣。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第一次令亚洲人民感到信心倍增：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带来了新的商业机遇，也增强了独立自主的程度。
但是，西方世界中大部分人对亚洲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相对平和的政治民主发展却全然不知，意识到亚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西方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一转变并非如革命般暴风骤雨式地进行，而是在维护中央集权政府（至今仍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威权）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当过度自由的缺陷在伪民主和独裁统治的北非国家肆虐，当北非国家的民众试图推翻西方民主世界数十年来一直支持的独裁者时，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世界批判、误解、与经济民主共生的东方威权主义成为替代日益衰落的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选择。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假如自己是埃及人，那么我们将倾向于选择何种经济体制，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亚洲的？我们是应该相信在过去几十年中同剥削、压迫我们的独裁者一直做生意的西方政客和跨国巨头，还是指望那些亚洲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久前还与今天的我们一样贫穷、一无所有。
蒙蔽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宣传机器一直在试图使西方民众相信中东巨变同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无关联，西方并没有支持中东那些披着经济自由和民主外衣的、残暴的独裁政权。然而仅在2010年，欧盟就向卡扎菲出售了价值4亿欧元的武器装备。卡扎菲正是用这些武器在2011年对付利比亚人民。我们享受西方民主的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非西方国家的、非民主政权的保护，如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典型的君主制国家，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沙特阿拉伯这一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和对西方的第一大出口国发生了变故，将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影响？西方所有的繁华可能在眨眼间灰飞烟灭。
信贷紧缩和经济危机已经显示出西方经济模式的缺陷和不稳定性，暴露出其自身的顽疾和矛盾。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也反映出所谓西方民主的脆弱。西方民主国家通过支持寡头和独裁统治攫取大量廉价的能源，并使本国的军火工业保持了发展的动力。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谁会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使用金钱交换西方国家的政治保护？
当今世界是高速发展的世界，其速度使那些沉浸于过去荣耀中的遗老遗少显得无所适从。过去10年中，西方一直沉迷于当下，我们再一次感到身上所穿的只是皇帝的新衣。当阿拉伯独裁者对本国人民肆虐的暴行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媒体揭下了北非民主的面纱、暴露出其独裁的本质，当卡扎菲这一“斗士”被还原成一个嗜血的狂人，西方发现其笃信的一切在不断破碎、瓦解：埃及这一“民主”国家是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中国这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蒸蒸日上地发展。
庞大的宣传机器隐藏了北非和中东日益蓄积的政治风暴这一现实。西方的领导人和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暴行与不民主，对穆巴拉克在埃及糟糕的人权记录、对卡扎菲残酷地镇压反对派、对本?阿里攫取突尼斯的财富等恶行却视而不见。西方的宣传机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同样绝口不提。
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想被时代的车轮碾碎，我们必须客观地观察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重塑整个中东。在过去30年中，在中东这片动荡的土地上，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经济压迫下成长起来的中东年轻人（并非恐怖主义者）已经推翻了中东的独裁统治。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没有人拿着武器反对西方，也没有人鼓吹原教旨主义，我们所看到的是手拿iPhone和黑莓的新一代年轻人。借助Facebook、YouTube和Myspace等网络社交平台，这些年轻人向西方传统的媒介宣传提出了挑战，迫使西方人不得不面对全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
与此同时，在亚洲，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进行，西方世界对其本质和目标却茫然不知。数十亿亚洲人已经达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种种标准，不仅如此，他们很快将成为推动西方民众日常生活改变的经济和金融变革的动力所在。我们可能从未见过中国的年轻人挑战现状，他们的形象也从未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但我们的命运早已同他们的命运交融在一起。如果想知道世界在时代的拐角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必须排除西方现有宣传的干扰，将目光投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以一种谦虚和满怀希望的心态，而并非是傲慢和偏执的态度，重新审视它。
第一部分 西方输了，中国赢了
第一章
中国模式成为最大赢家
冷战谢幕已20余年，当西方民主国家身陷全球化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的旋涡苦苦挣扎之时，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危机，而且利用全球性经济需求萎靡之际开展革命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场变革是全面的，包括为产业工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及推动构建一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时常在全球肆虐，对世界宏观经济结构进行重塑。但是也正是金融危机使我们意识到全球经济稳定的“真北”在中国。2009年发生的信用恐慌和经济萧条在削弱西方的同时，使相对实力有所增长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当今世界，中国无疑是在金融危机狂潮中飘摇的世界经济之舟的船锚，使危机不至于发展为第二次“大萧条”。很多人都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转变最终将终结美国经济霸权。
然而中国的变革并不仅限于根据自由贸易规则对经济进行重塑。在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增长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不可想象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在进行之中。这一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有点儿格格不入。从捍卫人权到发展可再生能源，从对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遵守到大力发展参与民主，中国似乎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尽管就目前而言，西方式民主并不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之中，但是中国已经致力于经济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能否称之为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资本共产主义，或者一个将成为21世纪主导模式的政治、经济混合模式？
到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的中国城市一游将会为总览中国大都市未来发展的全貌提供一个良机，也会令你对中国所追求的、全新的现代性的真正含义有所了解。这些城市的活力与生机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外国人，使其为之一振。数以千计的西方年轻人选择在上海定居，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此感受到全新的世界和发展的潮流。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而言，他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真谛，并深知他们也正在参与创造的过程。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思想孕育的温床。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大城市却仍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泥潭中，凸显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颓废之气在各类机构中蔓延，行政机关暮气沉沉，人浮于事。对于每天奔波于更加拥挤、效率更低的交通系统中的上班族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对于注定要提心吊胆工作甚至失业的年轻人而言，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已经过时了，西方未来的财富可能仅剩下欧洲大陆历史和文明的遗存，欧洲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西方的经济也已经过时了，甚至西方的民主也显现僵化的迹象。西方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工资是如此微薄，难以负担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成为“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是在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不得不继续负担儿女的生活成本。人们对移民的歧视与日俱增，外来移民从事最卑微的工作成为当今世界的规则。这些外来移民成为西方统治集团管理不利的替罪羊。所谓民主政治的精英已经不再是民意的代表，早已变成了醉心于手中权力的特权阶级。过去，人们为了自由进行过无数的斗争，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自由已经变得苍白无力。
回顾历史，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根源，那就是柏林墙的倒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才是冷战的真正赢家？
西方得不偿失的胜利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具有历史性意义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于那一年，这一事件对全球化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忽然崩溃，新自由主义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模版。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经济霸权的终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一事件引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与调整重画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再次回顾冷战结束这一事实，不难发现西方所谓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至今为止，西方世界仍然将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压倒性胜利。西方坚持认为冷战以西方民主体系的胜利告终，认为苏联的人民是如此幸运，可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魔爪”，生活在民主的阳光下，并对仍然生活在社会主义中的中国人深表同情。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是一个不尊重人权的集权国家，是一个捏造经济数据、邪恶地剥削工人的伪君子，更是一个不愿意服从全球化世界中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捣蛋鬼”。而这一切都很自然地被归因于民主的缺失，缺乏民主的国家毫无福利或进步可言。然而这一因果链条却存在很多错误——如果不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杜撰。
就最近2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中国比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进程。自1989年以来，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在西方民主扎根开花的东欧和苏联等国，贫困和文盲人口数量却不断上升。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输出民主却导致其国内战乱丛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更不用提了。
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经济中未来领袖的有力竞争者。这似乎与西方国家的认知矛盾？答案十分明显，就是西方对中国的错误解读，或者更贴切地说，源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短视和无知。西方习惯于对共产主义世界这一与西方对立的体系的所有行为都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解读，潜意识中希望将自己的社会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这一错误在20年之后应该改一改了！
民主的不同含义
当民众在柏林墙边呼唤“民主”之时，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实际上，民众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接近西方的标准。在动乱的1989年，生活在铁幕下的东欧和苏联人对西方的民主一知半解，仅仅源于西方世界宣扬和共产主义批判的共同作用。不幸的是，他们将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政治模式的变革混为一谈。就当时而言，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这一观点十分普遍。
“民众梦想的并不是选举，而是经济自由。”这是1981年我在匈牙利国家银行工作时行长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私有财产远比选举权重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们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在共产主义集团中，最缺乏的是利益驱动而不是民主选举，利益驱动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支柱。况且众所周知，利益驱动一直在民主政府的体制下运行的。然而除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理解了这一经济需求的力量和重要性。
审视过去20年而得出的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便是柏林墙并没有真正倒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因为西方民主政府的胜利，而是因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人为地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然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有点儿令人啼笑皆非，对资本主义利益的精彩剖析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从未试图将利益驱动排除在整个生产体系之外，相反，马克思的目标是使工人阶级实现对利益的真正拥有，对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进行按劳分配。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而不是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无论是最初的苏联人还是美国人都将其塑造成与民主对立的一种政权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历程，首先是列宁主义对其进行了改造，斯大林则完全将其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独裁，而苏联冷战的对手则通过宣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扭曲。最后，历经磨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完全变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威权的政治制度。而威权统治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被树立成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盛行的苏联，当利益驱动被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经济萎靡不振还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即使在20年之后，当我们继续庆祝西方的民主战胜了东方的独裁统治之时，事实的真相却是苏联的经济崩溃是自食其果。正如我们所见，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坚持的所谓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西方民主框架，这一切与柏林墙的倒塌毫无联系。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苏联解体是西方民主的胜利”这一论断不过是其宣传机器刻意捏造的谎言。
这一所谓的“铁律”是西方世界政治安全的来源，使人们坚信“西方的民主”不仅优于作为苏联威权统治代名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远胜于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权模式。然而，中国取得的成功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几个数据：2009~2010年，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实质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而同期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为0，失业率居高不下。
批评家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一数据提出了质疑：中国是一个毫不尊重人权、腐败丛生的独裁政权。这一批评实际上有些老生常谈，因为过去很多人也是用同样的论断质疑苏联，而且有些颠倒是非。我们不妨以人权为例，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采取很多大规模的改革措施，更加尊重个人权利。尽管中国相关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乃至广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没人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与中国相反，西方世界却似乎向反方向发展，沿着一条虚伪的道路前行。西方是国际正义永远的追求者，哪怕以武力手段输出西方的观念，甚至不惜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达成妥协。西方世界如何解释基于错误情报而对伊拉克进行的武装干预？又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以及经过小布什政府批准由英国人执行的“特别引渡”？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明显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很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侵犯人权的例子数不胜数，每天都在发生。腐败和诈骗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麦道夫丑闻，华尔街诈骗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向卡尔扎伊的兄弟支付薪水以通过他保持同阿富汗军阀的接触，美国的黑水保安公司在伊拉克身陷泥沼，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内阁每天丑闻不断，英国议员的“报销门”，萨科齐的欧莱雅政治献金案……我们像受老年痴呆症困扰的病人一样，我们不断地倒退，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断遗忘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正是因为那些，我们才能在过去数世纪的社会斗争中不断地赢取胜利。
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是，中国却在不断前进，每天都在进步。但是，根据西方世界的标准，这样的成就却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并不是民主国家。这也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种对中国人缺乏政治自由的论断又是一个概念上误解的后果。中国人所要求的“民主”实际上是经济平等，是对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渴求。这些正是在过去20年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获得的权利。
与他们的苏联同志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民主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也不是一个像选举一样的舶来品。毛泽东在他的演讲中曾经数千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以解释政府必须维护人民的利益，并用这个词区分他自己与其他镇压人民、与人民为敌的领导人，如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方殖民者。现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仍然扎根于中国社会。我们自己的、每天都被政治丑闻冲击的民主政府也秉承同样的宗旨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要点需要我们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来源于革命，而并非选举。百岁老人周永光先生曾亲历中国百年来的荣辱与兴衰，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革命推翻一个腐朽的旧政权更加民主了。中国人评价政府称职与否的标准几乎都是经济指标。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王朝更替，中国一直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不断发展。
现在，正如20年前一样，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关注焦点。民主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也并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准则相抵触，而且民主是一个可以保证中国民众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的工具。
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柏林墙倒塌的真正意义在西方世界政治性的诠释中消失殆尽？答案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权组织形式都知之甚少，而西方对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也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以政府更迭为生的政治动物。如果用一个词定义民主，西方民众可能选择“普选权”，而中国人的答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再次进行审视。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经济和财富与政府体系毫无关联。在奴隶负责进行经济活动的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属于自由民。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对政治和哲学价值观进行充分的探讨之上，而不是出于商业和农业的需求。当经济扩张成为是否进行军事扩张的重要标准时，雅典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意识形态。正如雅典人为其对“大希腊”（雅典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进行殖民统治辩解时所言，雅典的军事扩张是一种善举，是为了宣扬雅典的自由和正义的模式。这一颠倒黑白的辩解在今天仍然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权在谈及伊拉克战争时都将其描绘成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裹着军事外衣的好心馈赠。
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
在欧洲，繁荣与民主之间建立的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产物。“二战”后，被战火摧毁的欧洲根据马歇尔计划，依靠美国的资金，依照美国的民主模式进行重建。自由贸易和重建带来了欧洲的繁荣，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两大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民主和繁荣这样的词汇已经在政治性的演绎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在西方，民主是良治的同义词，即使历史已经证明民主和繁荣在东方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
愉悦和苦恼的组合
在整个世界中，民主和繁荣结合实际上并不令人愉悦。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但却是其他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其最初为独裁统治所用，随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撕裂得体无完肤，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又获得了新生。在当今的体系中，金融精英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并因为拥有财富的多寡而产生分歧，政客们在其身后亦步亦趋，那么“民主”一词的真正含义又何在？
在欧洲，腐败比比皆是，政客们丑闻缠身，这些都使我们日益相信西方的政府形式已经落伍了。在近20年中，民主并没有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是与经济保持了一段相对安全的距离。民主与经济之间的距离正是雅典人所珍视的——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所言。自柏林墙倒塌以来，鼓吹市场可以比政府更有效地对经济进行管理的新自由主义一直致力于将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经济改革的国家而言，全球化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对于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市场主导经济的西方世界，全球化则是一种挑战，甚至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全球经济问题似乎在告诫我们，至少就现阶段而言，西方民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的经验则表明，如果经济最大限度地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而不是精英利益的政府手中，经济发展将产生更好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政治局（共产主义精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代表人民利益对经济进行监管的状态。
“资本导向的共产主义”或者“资本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派胡言，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自然状态。这样的表述是一种被马克思所庇佑的令人愉悦组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分析，并非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从未说过要消灭生产体系、另寻一种而代之，也从未鼓励人们烧毁工厂重返农业经济时代，更未谈及贸易保护主义或消除全球贸易。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正是生产体系发展到最高点、消除阶级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的方向。
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意识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真正含义的混淆。对此，他的回答是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以利益作为人们工作的动机，鼓励生产。致富光荣成为政府反复宣传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见，艰难维持生计的农民被赋予了可以自由流动和出售剩余产品的权利，居住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可以通过打工攒钱，然后返乡做自己的生意。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年里，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在中国悄然发生了，1992年后，这一进程继续发展，很快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取得成就。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为全球化，因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对新能源的不断探寻。民主同样也会向全球化发展。但是近几个世纪发生的无数的经济危机却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将会影响发展的进程。而无论是在全球化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资本共产主义都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
在信用危机和经济萧条的背后，一场显著的变革隐约可见，这一变革将打破过去的若干假定，包括西方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权组织方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越性。这一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对现代性的概念进行重塑。
我们能否认为马克思才是冷战真正的赢家？
可以确定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以中国为对象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模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我们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
第二章
亚当?斯密为什么打不赢马克思
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了全球，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陷入了危机。从北京到开普敦，从新加坡到里约热内卢，新兴的经济体在危机中显得一枝独秀。在遥远的东方和南半球，人们快乐地生活，至少对现状很满意：那里的人们节俭、朴素，享受生活。相比之下，西方人却生活在烦闷之中。对他们而言，明天完全是未知的世界，令人感到恐惧。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正在一点点蚕食资本主义的民主体系。经济危机将整个欧美变成人人自危的恐怖之地。受这种恐惧折磨最深的主要是18~35岁的人群，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现实让他们的未来显得黯然无光。
然而在中国，人们在见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也与日俱增。
在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面前，为何东西方的反应截然不同？东西方心理和经济状况差距迥异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和过去的影响。
百忧解无法治愈西方的病痛
西方人常常沉浸在回忆中不能自拔，对悲观的未来也使其变得麻木，因此无法很好地活在当下！西方人太容易被击垮了。根据心理学家的观点，逃避现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费，把购物作为一种消遣与治疗。
然而，生活在南半球的人们却不需要以购物来逃避生活，相反，他们每天却以极为乐观的心态活在当下，面对每一天。他们最常说的词就是“今天”和“现在”，这两个词就像咒语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活力。与我们相比，这些人财富虽少却更加快乐。在西方世界经济仍然低迷、没有丝毫复苏迹象之时，南半球的国家经济却在保持高速增长。
经济萧条与心情低落通常相伴而生，情况发展之迅猛更是难以预料。数据是最客观的：自20世纪80年代——近期最后一次经济危机后，西方世界的自杀率再次上升。然而对西方民众而言，令人感到振奋的东西无须太多，一点儿就够了。西方民众只需要一点儿鼓励、一丝希望，甚至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比如经济危机即将结束。
心情振奋与市场复苏、全球化与焦虑，这些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一直是相伴而生。齐格蒙特?鲍曼等社会学家将这种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毫无信心的状态称为“流动的现代性”，一种艰难度日、为了活而活的尴尬境地。“流动的现代性”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个人对集体的服从，这种服从是以个性的缺失为代价的。毫无疑问，西方人现在都不敢直面生活。
巧合的是，“流动的现代性”是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海量市场的副产品，也是跨国公司每天用无数广告对我们进行轰炸的温床。它是经济与心理最完美、最成功的结合。这种做法无疑抓住了人们的要害，影响人群的集体行为。在此影响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伸手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一种商品，而不是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很多心理学家将消费主义视为困扰这个地球上最富有地区顽疾的主要原因。人们拼命地赚钱只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压力的来源。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陷入一个怪圈，我们拼命消费视图减轻日常生活的压力，而这一行为又成为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一。那解决之道何在呢？那就是百忧解（Prozac）。
自1988年伊莱?莉莉发明百忧解以来，已经有4
000多万人依靠其对抗抑郁症的困扰，结果却不甚乐观。赫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僚曾于2008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杂志》（Journal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表明，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群相比，服用百忧解群组的状况并没有特别改善。不仅百忧解如此，帕罗西汀（Paxil）和郁乐复（Zoloft）的效果也不明显。靠药物解决困扰西方人的顽疾并不现实，唯一的可行之道应该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增长率与个人债务的增长率相同。在西方意义中的富有地区和民主国家，抑郁者与债务违约者成倍增加。正如金融危机一样，这两种现象最先发源于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也号称是最民主的国家，然后衍生到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我们执著地向经济学家发问：我们的经济和就业率何时才能恢复增长？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但是心理分析学和经济学都不是精确的科学，它们无法给予我们确定的答案。
身陷经济危机之中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加节制的消费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反，却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为了满足自己提前消费的欲望，每一个人和其所借贷的银行都不得不陷入债务危机。换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海市蜃楼中，银行消费的信用额度被自己当成了切实的财富。“我能借多少，我就值多少”这一在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响彻美国所有商学院的咒语终成为全球化的赞歌。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十分荒唐的，对财政风险的评估成为空谈。
然而，西方政府现在劝说民众像危机发生之前一样大肆消费。消费是西方经济的命脉所在，一旦消费停止，经济就无法继续。这也是政府向民众传达的信息主旨。也就是说，消费这一将西方国家推向无底深渊的罪魁祸首却是能将其拖出泥潭的救世主，你相信吗？难道这就是当代经济的自相矛盾之处？到目前为止，事实似乎真的如此。
然而，经济学与心理学存在明显的差别。心理学的目的是寻求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之法，探寻病因。经济学看起来在预防近20年爆发越发频繁的经济危机方面却无能为力。实际上，全球化存在似乎就有经济危机的身影。原因到底何在呢？
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心理学理论一直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因此呈现出很强的现代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心理学领域一直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进行批判。人们躺在躺椅上与心理医生大谈自己曾经受过的心理创伤或者童年时的性幻想，这样的情景只能在伍迪?艾伦的影片中出现。现在，心理学涉及的领域更广，手段也更多样。对抑郁症的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之外，还包括了瑜伽，甚至电子游戏。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较量
当心理学在荣格的推动下摆脱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桎梏之时，经济学理论却止步不前。经济学家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经典经济学理论之父）的羽翼下。但是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个人的逐利行为会自然导致国家财富的聚集。我们很难发现金融高管们所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红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两者毫无关联。自1989年乃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和很多新兴的民主政体都一直奉行甚至笃信市场至上的理论。没有人对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提出质疑，尽管它引发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不公、滥用职权和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现在，绝大多数政客都在努力劝说西方民众消费，哪怕是负债。原因很简单，除此之外，这些人实在想不出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实际上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世界的经济模式越发单一。当世界面临亚当?斯密后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全球化之时，西方仍然在受新自由主义的束缚。
就金融监管而言，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一种更灵活、更适合的方式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反，西方国家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资本主义经济丑闻频发。在过去的20年中，没有人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人试图进行理论创新，甚至没有人对现有的体制提出质疑。为什么所谓的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会让我们昏了头，让我们认为西方危机四伏的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答案就在于新自由主义貌似赢得了冷战，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劳永逸的。然而，就在此时，根据福山的理论，经济学理论来到了历史的终点。
现在，在21世纪，西方人仍然固守一个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理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在心理压抑的潜意识中不能自拔。正如西方的精神一样，西方的经济被困在西方人对未来的幻想和对过去的迷恋中寸步难行。过去20年，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实际上就是金融领域的百忧解，通过对病症的抑制使西方忽视了真正的危机。依靠药物或者不切实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或者处理经济问题只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当自欺欺人的药物和方法不起作用时，危机就爆发了。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何良策？在经济学领域是否存在一个像荣格一样的大师，可以颠覆亚当?斯密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将经济学从其牢笼中解放出来呢？
答案是肯定的！他就是马克思。
正如荣格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经验的观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生产体系、劳动者的行为、资本在资本家手中的聚集和使整个社会处于危险境地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和荣格都能够保持冷静，没有盲从当时的主流理论，冷静地观察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路径与荣格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经济学的荣格”。马克思的分析独辟蹊径，打破了传统的分析方法，为我们解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路径。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其发展进行了展望。
现在，心理学的现代性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其两位奠基人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对立，而对立的程度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和。在经济学领域中，其逻辑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同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也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是，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理论模式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其有力的补充，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模式。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却默默无闻。
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凯恩斯以鲜活、富有建设性的话语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曾经统治了世界，但是其在剑桥大学时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却是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文的基础。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奇迹形成所必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战后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归功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要归功于马克思及其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但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马克思、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连同苏联一道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马克思的著作更是被堆在图书馆的角落，无人问津。经典自由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逐渐销声匿迹，经济的现代性也不断削弱。这也就解释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模式化和单一化的原因。
但是，在东方却是另一番景象。
1989年之后，只有中国在研究其他经济理论的同时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这一举措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实用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模式。同精神分析法一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用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从私营企业到资本控制）。与西方相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灵活，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模式能够灵活调整经济体制模式，使其与当今世界经济急剧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如全球化进程）相适应。而这一灵活性也有助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帮助中国重新界定现代性的内涵。
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奇迹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本书的核心就是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这种不同正是令我们恐惧的原因所在。对于中国崛起的过程，或出于无知，或出于过时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仍不能正确理解。与此同时，本书要警示西方：如果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幻想中不能自拔，那么整个体系的崩溃也就近在眼前了。但是，这并非不可避免，困扰西方的经济衰退和信心不足完全可以消除。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称其为“中国模式”也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自内心地、真正地将其借鉴到西方的民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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