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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蒋雯丽的首部自传体随笔作品集，记录了她内心深处的童年故事。
全书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作者与自己的姥爷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从出生、成长到成熟，生命在亲情中传承，在温情中延续。
文中弥漫着浓厚的怀旧情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其中对于亲情的描写极具感染力，动人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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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蒋雯丽，安徽蚌埠人，中国一线女演员，著名编剧、导演。
形 象：亲民、公益、朴实、有才华
代表作品：电视剧《牵手》《金婚》《中国式离婚》等
电影《立春》《我们天上见》等
获奖情况（多次获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
《姥爷》是她的首部个人长篇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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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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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听说
听妈妈说
听大姐说
听姥爷说
我
2小院
小院
自来水
小脚张奶奶
吴大姑
丫头
3朋友
枸杞是假的
裴多菲俱乐部
姥爷的朋友
参考消息
4家人
爷爷奶奶
过年
花棉袄
补丁胶鞋
大姐
二姐
爸爸妈妈
5求学
上山，下乡
体操生涯
学校
地震了
一九七六
6诀别
姥爷病了
在一起
住院
初潮
姥爷走了
我们天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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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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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无从知晓，
生命最初的那些日子，
唯有听说。
听姥爷说
我的姥爷1886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殷实的家庭。清末民初，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铁路）通车后，姥爷作为火车司机，跟着工业革命的新兴产物——火车（那时候叫“大车”），来到了因为铺设津浦铁路而建的城市——蚌埠。
姥爷前后有过三位太太，第一位太太娴淑美丽，但是不生孩子。姥姥是第二位太太，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子，妈妈是最小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结核病，比今天的癌症还要厉害，只要得了，必死无疑。姥爷的前三个孩子都先后死于结核病，大女儿死时十七岁，儿子死时十六岁。
儿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传宗接代的象征。
没有儿子，姓氏就传不下去，因为孩子都跟爸爸姓。在没有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旧中国，儿子就是养老金——养儿防老。
中国人把没有儿子叫断了香火，最恶毒的诅咒叫断子绝孙。
姥爷在五十多岁时没了儿子，真是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中年丧子。
从不抽烟的姥爷，因为女儿的去世开始抽烟。到了儿子去世后，他开始抽大烟。心里的痛，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姥爷每天到儿子的坟上去哭，难过得都不想活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四个孩子里唯一剩下来的，只有六七岁大的我的妈妈，他又不得不活下去。
我没见过姥姥。听说是因为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时，她盼望他早点康复而多给他服了两片德国的阿司匹林，加速了儿子的死亡，之后被伤心欲绝的姥爷赶出了家门。
这是妈妈最不愿意提的事，也使妈妈经常感叹：女人啊，不能依靠男人，要自强自立。
姥爷从年轻时就爱养鱼养花，除了孩子，花卉盆景是他的最爱。我们家也因此得一美誉：唐家花园。
据说舅舅在世时，曾被土匪绑票，土匪以为有花园的人一定很有钱。不曾想姥爷还真没钱，挣的工资，除了吃，全都用在买花上了。姥爷人缘好，平时对人慷慨大方，遇难时大家都来帮忙。东拼西凑了一些钱，把舅舅赎回来，改了个名字叫“福生”，结果还是没有活下来。
人是有命的。听说姥爷娶第三个太太，就是想再生个儿子，最后被算命的确认他“命中无子”，也就放弃了，从此全心全意地爱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我的妈妈。
妈妈二十多岁时也得了那家族病——肺结核。
好在那时，抗结核特效药链霉素已经问世，妈妈才得以保住了性命。
妈妈成了姥爷活下去的理由，父女俩相依为命。姥爷也成了妈妈活着的理由，父亲如天，孩子、丈夫都排在后面。但是自从有了我，姥爷便开始把全部的重心都转到了我的身上。
我
我的英雄妈妈，六年里，生了三个姑娘。
妈妈又要上班，又要喂奶，所以，上班时，她就用宽布条把我绑在身上，一手拎着奶瓶、尿布和上班用品，一手打着伞，怕我晒着或淋着。
铁路局是个庞大的系统，医院、学校、幼儿园、哺乳室全都有。妈妈把我送到哺乳室，吃的、用的一起交给阿姨，然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来给我喂奶。
哺乳室里的孩子都爱哭，永远地嗷嗷待哺。听说唯有我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影婆娑。路过的姐姐和阿姨们都喜欢得不行，纷纷抢着来抱我。
一位姓周的阿姨，一辈子见到妈妈都只说这一件事：
“小丽丽跟别的孩子不同啊，她不哭，瞪着双大眼睛看树叶。”
她可不知道，妈妈后来把我送到幼儿园，别的孩子哭两天就适应了，我一哭就是一个礼拜，而且是从早哭到晚。
我现在想，也许是因为那个幼儿园里没有树和树叶吧。
我在幼儿园里不停歇地哭了一个礼拜以后，把园长和老师都逼疯了。她们让妈妈想想办法，别哭坏了孩子的身体，不行就接回家去吧。
妈妈回到家，跟姥爷商量怎么办？
姥爷想了想说：
“我来带吧。”
“您都八十多岁了，带孩子太辛苦了。”
“那也不能让孩子哭坏了身子。”
第二天，姥爷就来到幼儿园，把我接回了家。
姥爷从此担当起了照顾我的职责，我也就成了姥爷名副其实的小尾巴。
姥爷个子不高，偏瘦，象征性地柱个拐杖在前面走；我个子也不高，麻秆一样瘦，晃晃悠悠地跟在姥爷的后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买菜，姥爷提起菜篮子，忘了拐杖，我在后面拄着比我还高的拐杖跟着。
老人走得慢，小孩比老人走得更慢。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捞鱼虫，姥爷提着水桶，我扛着渔网，红通通的鱼虫让我们俩都欣喜若狂，赶紧跑回家把鱼虫放到鱼缸里，满意地看着鱼儿张开大嘴狂吃。
我们一前一后地去领工资，那是每个月最殷切盼望的日子。到了窗口，姥爷把我举起来，我递上姥爷的私章，领来姥爷38元2角的工资。
我们又一前一后地直奔糖果店，这一次，我在前，姥爷在后。
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糖果店的售货员，每天能看到、摸到那么多的糖果和点心，不吃都高兴。
姥爷去洗澡我跟着；姥爷去理发，我也跟着；姥爷去会朋友，我更要跟着；有时候，姥爷去上厕所，我还是跟着，那时候我们居住的大院附近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我们分别站在男女不同的队列里，排队等候进去，谁出来得早，谁就会在外面等着对方，一起回家。
我最开心的就是坐在姥爷腿上，问他那个问了成千上万次的问题：
“姥爷，你喜欢我多还是喜欢大姐二姐多？”
姥爷每次都像第一次回答一样，认真地举起双手比划着大小：
“我喜欢你这么多（比较夸张地），喜欢你姐姐这么多（缩小了一半以上）。”
从离开幼儿园开始，我就不再跟妈妈睡觉了，正儿八经地搬到了姥爷的大床上。
妈妈是铁路报务员，三班倒：白班，夜班，休息。平时还有政治学习，不在家是常有的事。
儿时的记忆里，妈妈只有生病的时候是在家的。
妈妈有神经性偏头痛的毛病，每个月发作一次，每次请三天病假，卧床休息。而那三天里，我不敢大声吵闹，不敢蹦蹦跳跳，因为生病的妈妈需要安静。我只能从门缝里看看躺在床上的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会叫我进来，帮她捶捶头。我的小拳头一下一下地落在妈妈的头上，敲一会儿，小胳膊就酸了。妈妈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不住地夸奖我“捶得真好”“真舒服”，弄得我本来很想出去玩儿，听了这话都不好意思走了。
那可能是儿时的我跟妈妈最亲密接触的时刻。黑暗的屋子里，病弱的妈妈热切地想跟小女儿多待一会儿；又心疼妈妈又胳膊酸的小女儿，热切地盼着能早一点儿溜出去玩。
如果妈妈不在家，那可就是我的天下了。
姥爷的大床是我的舞台，蚊帐是舞台上的帷幕。我把花花绿绿的床单围在身上，枕巾裹在头上，扮成古代美女的样子，羞涩地打开蚊帐报幕：
“第一个节目：舞蹈《敬爱的毛主席》。”
我又充当场务人员，自己把蚊帐打开。
我还是唯一的演员，从床边入场，开始自唱自跳，无比陶醉。
突然，听见院子里妈妈的喊声：
“爸爸，我回来了！”
十万火急，我能在50秒内叠好被单，铺好枕巾，整理好蚊帐，并迅速跳下床，坐到桌前，读书写字。并随着妈妈的脚踏进房门，高喊一声：
“妈妈好！”
写字台是我的小卖部，想象中的糖果和点心分散在各个抽屉里，想象中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来买东西。我把纸撕成大小不一的小条，当成不同面值的钱，再把铅笔上拴根小绳当秤。
可以说我的服务态度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我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一样，自买自卖地吆喝着：
“您要二两酒？好的，给您，您给我三毛钱，我找您四分。”
“小朋友，你要什么？”
“阿姨，这是您要的肥皂，五毛钱一块。”
我卖的货品中有糖果、点心、酱油、醋、酒、手电、牙膏、毛巾、水壶、作业本、铅笔、橡皮……小卖部里可能存在的一切商品，在我这个虚拟的商店里都有。
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很同情今天的孩子，有太多的玩具，被淹没其中，拿了这个，丢了那个，想象力被玩具束缚了，局限了。没有了虚拟的观众，没有了虚拟的顾客，没有了虚拟的病人……而仅有的虚拟也被电子游戏的画面所设定，呜呼哀哉。
而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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