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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ve）在他所著的《了解隐私》（Understanding Privacy）一书中收集了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关于隐私泄露的担忧，引用1964年《赤裸裸的社会》（The Naked Society）的作者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所称的，他担心隐私正在“蒸发”，同样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1968年宣称“隐私在不断地受到攻击”。索洛夫说： 有很多评论员曾宣称隐私“正在被围攻”和“受到抨击”；所以隐私正处于“险境”、“危难”，或是“危险”当中；隐私正在被“腐蚀”，正在逐渐“蒸发”、“完结”、“萎缩”、“逝去”、“缩减”，或者“消失”；隐私已经“丧失”或者“死亡”了。曾有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警示过隐私所遭受的“破坏”、“丧失”或者“终结”。德伯拉?内尔森（Deborah Nelson）教授曾指出：“隐私，它看起来不仅仅是死亡的状态。它正在一遍又一遍地经历死亡。” 果真是这样吗？由于所有话题都在谈论隐私、隐私、隐私，所以我们可能会比以往更加注重保护隐私——甚至是非常重视。我完全赞同我们要有保护隐私的权利，以及保护隐私的必要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维持对我们的信息、创造性以及个性特征的适当控制。我将会支持这些自我认定的隐私拥护者们，毕竟他们所提倡的保护隐私也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考虑——虽然我将会尽力去推敲关于隐私的这些激动的辞令、猜测的恐惧，以及含糊的言语，分析当我们谈论隐私的时候我们所表达的真实意思。我们需要保护什么样的隐私，为什么要保护？当隐私被侵犯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对隐私泄露的担忧，其根源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彼此对隐私的不同期望相互联系起来？比如说，为什么一些德国人反对谷歌街景（Google Street View）拍摄他们的建筑物，而一些美国人却愿意驾驶谷歌汽车并把他们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上供所有人欣赏呢？ 隐私和共享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它们彼此依赖。“公开和隐私是相对而言的，就像冷和热或者深和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说道，他是加拿大广播公司《观点》（Ideas）节目的主持人，“其中一个定义了另一个。”或者，正如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在他所著的《公开与非公开》（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一书中所写的，“大多数事情从某一个角度看是非公开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公开的。”举例来说，一本书是对非公开想法的公开表达。我们把自己非公开的一面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中——我们私下决定对某一问题的立场，但是当我们被允许像思想家一样参与进来，分享我们的观点，组织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就会公开。同时，我们的公开性依赖于他人——我们会倾听他们的想法，理由和依据——从而私下做出自己的决定。所以公开依赖于非公开。 隐私和公开是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揭示与否，分享与否，参与与否，我们自己会做出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各有利弊。我们在不断地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直到今天，科技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选择、新的风险，还有新的机遇。不论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来做选择，而不是让别人——包括公司、政府等。在我们面对这些决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仅要注意泄露隐私的风险，更要注意共享所带来的益处。保护隐私不应该是我们唯一关注的问题。隐私有自己的拥护者，当然，共享也应该有自己的拥护者。 在本书中，我将会阐明如果我们太过纠结于隐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充满网络链接的时代，我们就会错过太多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会。网络链接是一项很重要的发明。链接不仅把我们的网页相连，还让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使我们获得相关的信息、活动以及业务。链接有助于我们进入新的社会组织，并重新定义我们的公众。当我们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互相建立联系的链接隔绝，那么作为个体、企业以及机构，我们就会失败。当我们把自己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新的学习、互相联系以及彼此协作的机会。从到到网（TripAdvisor）到维基百科（Wikipedia），从谷歌到Facebook，通过这些工具，我们获得了大众的智慧——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智慧。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公众群体——我们自己的公共领域。我们必须谨记所公开的一定是出于公共的利益，这是建立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社会所必须的。 政府很显然是公共领域的化身。它理应成为我们公众意愿的代表。但是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即是公众。当政府扮演那样的角色的时候，即意味着政府比我们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做出关于民众生活的决定。现在我们拥有了共享的工具来检验政府的权利。这也是维基解密（Wikileaks）设立的初衷：让机密公之于众，让政府所有非必要的秘密都公开以及让官员们丧失掩藏他们的信息和行为的权力。Twitter，Facebook，YouTube以及我们社会化的工具互联网——以更大的抑或是微小的成功——帮助人民把他们作为真正的公众以及国家合法的呼声组织起来。现在政府的运作必须不同于往昔。是的，政府有时候也需要保密。但是除了战争、犯罪以及保护每个公民之外，政府官员没有理由向公众隐瞒他们所获悉的信息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政府部门有充分的理由与他们的选民公开协作，发现并解决问题——小到坑坑洼洼的路面，大到人民的贫困问题——或者是兼而有之。看看SeeClickFix吧，这是一个简单的服务程序，社区中的任何人可以通过这个服务程序将发现的问题报告给当地政府。比如说，发现公园里的长椅破损了。这个服务程序允许使用者召集一批“挑剔”的社区居民，他们可以要求修复老旧破损的东西。那些封闭的、保守的地方官员可能会把这个新功能看成是一种威胁，是选民联合起来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英明的、开放的政治家们来说，他们会更有效率地利用SeeClickFix来识别该将他们通常闲置的资源输送到哪里去。华盛顿和旧金山已经把SeeClickFix合并为他们的311个信息服务程序中，这样发现问题的报告会自动传递到市政机构。以自我为中心的居民把这一服务程序看做与当地无作为的官僚主义者玩“抓到你了”游戏的一种方式。但是一些慷慨的邻居会利用SeeClickFix发现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动手修复的问题——比如修理那个摇摇晃晃的长椅，而不需要政府费心也不需要花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政府的约束，这些社会组织形式可以跨越国界。 企业同样也属于公众的组成部分。不论这些企业是否发行股票，他们都依赖于与许多相关人员的公开关系，包括顾客、企业员工、供应商、合作方、竞争者，以及相关团体。正如我们要求政府的职权透明一样，我们也同样要求企业公开更多的相关信息。迄今为止，透明化通常只是一个时髦术语，它本身只是用精心制作出来的消息发布的新闻公告，或者是当有人搞砸的时候的一句“这是公司的过失”。那不算是公开，只能叫公共关系。真正公开的公司是公开地运作，因为公开可以使业务以一种新的方式运转，以一种新的方式与客户协作，重置与顾客的关系，建立起信任，从而提高效率——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降低出错率，减少在市场营销上的费用，树立起更好的品牌形象。如今，一个企业将其生产流程向顾客开放得越多，那么人们，作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设计、销售以及服务链就了解得越多，在产品生产之前他们就会告诉企业他们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是什么。甚至是蔻驰（Coach）这样的高端时尚饰品公司，也打开了公司的大门，邀请博主们为其设计皮包，这样公司就开发了一种新的（也很低廉的）智慧资源，同时也能从参与设计的博主那里得到免费的市场，并且可以减少博客中那些批判性的犀利言辞。 对于企业来说，透明经营可以引发良性循环：公开表明企业对顾客的尊重，这样就可以得到顾客的信任，从而创造出合作的机会，进而带来效率的提高，降低风险，提升企业的价值，提高品牌的知名度。适度的开放对企业来说是有益的。 这一规则甚至可以应用于演艺圈。电视剧《英雄》的创作者蒂姆?克林（Tim Kring），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粉丝批评该剧的剧情。他公开承认对于粉丝所喜爱的角色的失误处理，并及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给予了粉丝们充分的信任，从而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网络电视缓慢的制作周期当中，很难做到与观众进行及时沟通以改变整个剧情的发展。但在网络上，这就容易多了。每周，我都会去参加《本周在谷歌》（This Week in Google）这一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前电视播音员利奥?拉伯特（Leo Laporte）创办的，他在互联网上创办了自己的网络节目，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观众们在聊天室里互相讨论。当利奥，还有我们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吉娜?特拉帕尼（Gina Trapani）和我，不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聊天室打电话，我们总是能保证在几秒钟之内得到答案。这样的安排不仅有利于制作出更好的节目，还能建立起粉丝们对节目可贵的忠诚度，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从一个节目中得到什么，而当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他们又会对我们心存感激。利奥与他的观众之间双向信任的模式令人叹服。这种信任的模式也会影响他选择赞助商，利奥只有在信任他们的情况下才会与他们合作。这就是开放的良性循环。 科技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所有这些机会都成为可能——并且被放大，被加速——而互联网成为了我们新的公共场所。我在媒体的同事曾经留心观察过互联网，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在他们看来，非同一般。但是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传递内容的媒介，更是一种互相建立联系的途径。《破茧而出》（The Cluetrain Manifesto）一书对互联网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该书的合著者多克?萨尔斯（Doc Searls）说我们应该把互联网看做是一个聚会场所。互联网宛如我们的城市广场，在那里我们彼此建立联系。法国前外交部长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写道，互联网是一个“国际化空间”。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技术总监称互联网是“第八大洲”。我博客中的一位读者不喜欢把互联网看做是一个全球化的空间。他争辩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新型的类似宇宙的空间。这种观点有点独特。我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了，即认为互联网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新的层次，也许是一个新型的社会，或者是通向不同于现在的更加公开化的未来的路径。 年轻人生活在那个更加开放的未来——他们信息的公开程度经常令他们的长辈震惊——因为年轻人看到了开放所带来的回报。他们公开进行交流。这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共享和建立联系的方式，这也是他们建立自己的声誉、事业和口碑的方式。他们很聪慧，知道开放的好处和风险，正如我后面要讲述的，他们正学着在遇到不同情况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用我们所认为的更多的技能和智慧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然而，共享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数以万计的人，跨越每一个年龄段，涵盖每一种相互关联的文化，都在共享。即使是没有联系的文化未来也会连接网络，因为今天20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将很快变成30亿，他们将通过更加便宜、更加小巧的手机来接入互联网。你是否会认为美国是互联网的核心？其实巴西长期以来一直是互动交流的温床，但这从未被承认过，这个国家很早就采用了分享博客和照片的方式来加强朋友之间的联系。中国移动拥有6亿客户（这个数字恰巧和Facebook的使用者一样多——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客户群）。在非洲和印度那些可怜的农民、渔夫以及商人正在使用连接技术来提高他们的市场。大约有70%的Facebook的用户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的生活正不断地趋向于公开化，我们在Facebook、Twitter、Flickr、YouTube、Foursquare，以及在这个共享的行业中其他公司所提供的平台上分享了我们的想法、照片、视频、自己当前所在的地理位置、所购物品以及建议等。他们分享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不顾后果的好出风头者、自我陶醉者、无意识的醉酒者（当然，并不排除存在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精神病患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意识到了共享以及相互建立联系所带来的回报，而现在的技术使得共享和相互联系成为了可能。 技术的进步可能带来这些机会。但是技术的进步同样也会引起恐惧。历史上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一点，技术进步会产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引起我们对隐私所面临的威胁或者共享被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担忧。五百年前，印刷机的发明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一百年前，摄像机的出现同样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计其数的科技的出现都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所以这不仅仅是关于隐私与共享的问题，更是关于科技与科技所带来的变化，担忧与机会，以及一个新纪元的雏形。共享不仅仅是一种接入互联网的潮流，一些很酷的服务程序，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以及闪光的政治辞令，年轻的幻想。共享更是社会和经济重组的核心，我相信它也会像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和他的活版印刷一样被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技的进步使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些关于个体和社会长期以来的角色假设：关于我们的权利、特权、力量、责任、顾虑与期望。那并不能够完全描述现代化进程。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说，在远古时代，“公共经验与社会秩序的形成是有关联的”，即无政府状态的结束。远古的独裁主义政权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必须要想的和必须要做的；而现代社会可以让民众单独或者一起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共享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大的自由。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利用这样的自由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并寻找睿智的人加入这个共享的新社会里。 社会虽然不是经常但却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着裂变、分裂，然后重组为新的社会形态。想象我们自己是分子中的原子。几个世纪前，我们社会的分子形态是村庄和部落；所处的地理位置确定了我们的界限，通常由宗教引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在欧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利用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使社会裂变为原子，直到那些元素重新组合成新的社会形态，被新的宗教和多变的政治界限所定义。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古腾堡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束火花，虽然微弱但极具爆炸性——在各个城市以及各个民族中，在贸易和经济领域，这些原子不断地分裂重组着。我们都裂变为原子，然后又组合成新的分子。在我们冲破阻力发生爆炸，打破旧有的牢固的黏合力，最终分开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演进，直到我们再次组合起来。我并非旨在提议大家去探讨我们应该是独立的还是群集的，我们的自然状态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保密的还是公开的。我们应该二者兼备；在考虑机会和必要性的前提下，我们只是改变了公式。我们喜欢认为我们最终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发现了我们自然的持久的状态。然后新技术又出现了，破坏了我们所珍视的旧有的假设和秩序。 今天，互联网再一次使我们发生裂变。互联网好比是每个人的印刷机。我并不是指它是一个传播媒介，我只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媒介。它是我们裂变的工具，是打破旧有的黏合力的催化剂，它把我们释放出来重新探索我们的本质。这次变革采取了微小的形式：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再用同样的、千篇一律的观点看待分享的信息。沃尔特叔叔，安息吧。这次变革也采取了重大的形式：改革，产业的倒闭，经济的剧变。我们都分裂为原子，然后再重组为新的分子。由于恐惧，我们想要分离开——越远越好。在《一个人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中，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担心我们正在疏远家人、朋友、邻居和社会。但是之后我们又想要置身于群体当中。《一个人打保龄球》一书鼓励企业家斯科特?海弗曼（Scott Heiferman）建立网站Meetup.com，搭建一个为群体交流而服务的平台，可以让各个群体直接组织聚会分享他们的任何兴趣，从养狗到跳舞，从科幻小说到科学研究，裂变、重组。现在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加入的群体了，这不是基于我们共同的标志、普遍化的特征以及别人给我们划定的界限——红与蓝，黑与白，国家与民族——而是基于我们的想法、兴趣和需求：癌症幸存者群，素食主义者群，单身妈妈群，狩猎者群，养鸟者群，还有隐私拥护者群。 共享是划时代变化的标志。它具有重要的裂变性。共享对那些把权力用于控制信息和受众的机构构成了威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到现任者们反对这一变化并警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共享是在损害当权者们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授权的标志。独裁者们和政治家们、媒体上的显要人物以及市场营销人员都在努力向我们灌输该想什么该说什么。但是现在，在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中，他们必须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是否正在使用Twitter抱怨某种产品，或者在Facebook上组织一次抗议。如果他们想要稳定政局，坐稳位子，那么这些机构就必须学会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尊重我们作为社会的个体，作为群体，即公众，现在可以支配的权利。如果他们违背公众的意愿，那么不论好坏他们都有可能会被企业家或者反对派替换。 社会向更加公开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抵制是无益的。但是我们的新社会将要采取何种形式并不能预先确定。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面临着许多选择。未来的钥匙掌握在拥有共享工具的人即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工具。不是徒劳空嚷，咒骂时代的潮流，而是应该运用智慧发现机遇，决定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运用我们的新工具改变政府、组织政权、赢得选举、获得权利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政府之外的权利组织来帮助我们阻止政治制度利用同样的工具暗中监视我们并制伏我们？一家企业如何通过公开其信息和流程以改善公共关系以及通过与各方的协作而获利？同时，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一家公司通过保护我们的隐私而赢得我们长久的信任？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有效地利用这些新的不可思议的共享工具，而这些工具是他们不得不创造和分享的且相互关联的，同时教给他们将来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怎样保护自己，并远离那些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都将在本书中给予解答。 我们是规划未来社会蓝图的人。在我们作为个体、父母、雇员、雇主、公民、官员和邻居等的这些角色中，其中的每一个自己都在单独地，通常匿名决定隐私如何才能安全、受到保护、封闭以及如何公开才能做到开放、合作、聚集以及信息公开到何种程度才容易受到攻击。 同许多人一样，我也目睹了在Twitter上上演的埃及革命这一戏剧性事件。可怜的Twitter。它本来是不被用于其他目的的，它只不过是用来分享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自我陶醉的琐事，就像我们每个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一样：你现在在做什么？仿佛整个世界就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似的，不是吗？在示威活动的过程中，我在Twitter上留言道，我所认识的这些人每天更新的状态中无非是吃饭、约会、抱怨、寻花问柳，而接下来发布的状态中却充满了勇气、恐惧、兴奋和决心，而这些状态都来自于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人们，我开始了解这些陌生人，当然我非常尊重他们，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对照，是多么不和谐。@ghonim——谷歌的前任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他被认为是在Facebook上煽动了埃及的这场示威游行最后还被关进了监狱——他利用Facebook传递消息，鼓励和支持民众示威游行。“为埃及祈祷，”他在Twitter上留言道，“我非常担心，因为政府看起来正在计划制定战争罪来镇压明天的示威者。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赴死了。”在为期十八天的示威游行进入第十七天的时候，解放广场上的人们都以为专政统治者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将会下台，高尼姆立即在Twitter上留言道，“革命2.0：任务完成”，但是那晚穆巴拉克并没有下台。第二天，穆巴拉克辞去了总统的职务。“欢迎回来，埃及，” 高尼姆在Twitter上留言，“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告诉我们埃及在3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数百万的埃及人决定寻找自己的国度，他们在18天内就找回了自己的国家。”高尼姆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感谢Facebook。“这次示威游行是在互联网上发起的。确切地说是在Facebook上发起的。”他说道，“这次示威活动开始于2010年6月，当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开始相互协作的时候。我们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在几小时内就被6万人分享并转载了。我之前就说过，如果你想解放一个国家，那么只要给他们网络就可以了。” 很显然，在这一历史事件的每一分钟里，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下一分钟的情况只会更严重。政府当局也可以利用互联网传播误导性的消息，从而找到并逮捕示威的民众。出于习惯，我在电视上观看了这一事件的进展。大部分时间，即使是半岛电视台也只能在远处较安全的距离对广场进行远景拍摄，而时事评论员除了不断地重复之外能做的很少。电视上几乎听不到广场上示威者的声音。但是在示威游行的过程当中，Twitter传递了这些声音。博主塞尔斯在埃及说，Twitter对有线电视新闻的威胁正如有线电视新闻曾经对报纸的威胁一样：Twitter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新闻媒体变得不再那么及时。 在Twitter上，一位专家@acarvin——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社交媒体战略家安迪?卡文（Andy Carvin）——花费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从埃及广场上的人群当中寻找为他提供信息的最佳人选。在抗议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他在24小时内留言多达1300次。通过他所信任的渠道，他证实了谁参与了示威游行。他不断地传递最新的消息，揭穿谣言，不断地询问谁在广场上，以及正在发生什么。 在示威游行开始之后的数月或者数年内，你当然不可能太早知道这一事件的最终结局。因为它没有剧本，甚至都没有剧中人物。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将建立并维持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还不能确定，埃及将会面临许多风险、需求和冲突的利益，但是也会带来许多新的机遇。正如埃及未来的社会体制将有很多种选择一样，我们的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已经出现的新的社会体制也将面临很多选择。 也有人对这个新的时代持怀疑态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脾气很倔。“当然，”他说，“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事实是，一些示威游行者可能（或者也可能没有）在某一时刻使用了一些新的媒体工具彼此联系。但是请想一想。在Facebook创建之前也同样有民众示威使政府垮台的。”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共享的工具在帮助埃及人民站起来反抗，从沉默到最终的心声被政府听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工具帮助他们分享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沮丧以及他们的梦想。这就是为什么穆巴拉克关闭了网站和移动电话，因为这些科技对他的政权造成了威胁（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如果担心其他人对他不利的话可能都会那样做）。但是即使是穆巴拉克也不得不重新开放互联网，因为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重要。格拉德威尔下面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工具仅仅是工具，而革命是人民的。正如一位博主在美国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中提醒我们，打败穆巴拉克的并不是Twitter，而是埃及人民。Facebook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但是这个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却要利用Facebook来塑造自己。 “什么样的世界能使共享和隐私的价值为我们所有的人平等地利用？”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问道。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我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角色和作为社会群体中成员的角色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我们作为群体中的成员要共同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负责任的企业、市场、社区、政府、学校、关系和生活。诚然，我们有必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对自己的隐私要谨慎，还要有隐私的拥护者，但是共享也同样需要自己的拥护者。本书即是共享的拥护者之一。 第一章 公开的倡导者：马克?扎克伯格 Facebook不再像它2004年创建初期那样仅服务于大学生，扎克伯格记得当时他绘制了一幅社交网络图——这幅图描述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网以及信息如何通过它进行传播——这幅图就画在他哈佛大学宿舍的白板上。“现在，”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观众。”所以，Facebook不得不考虑到每个人的欲望。他的目标是“在这个模式之外创立Facebook，你可以与所有适当的人分享你的信息而不必真正地去参与并调整很多东西……考虑系统的复杂性这并不是5亿人的工作。”简言之就是信任系统的预定值。我原本以为在有组织的大学生活中实现通用的预设值——因为在大学里2005的班级与2015的班级不会有什么关联——会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用Facebook自己的话说，关系很“复杂”。但是扎克伯格认为人们使用Facebook并不会因为年龄和种族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Facebook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每个人，在通常情况下，都有朋友和家人，他们希望能与朋友和家人时刻保持联系。”他说，Facebook尽量获取一些不太敏感的信息——比如你的名字，你的朋友列表——通过设置使这些信息公开，而剩下的信息只有你的朋友才能看到，同时尽量不用太多他人的信息而使朋友受到打扰。在Facebook努力使对隐私的控制最大化，并且使隐私之争最小化时，我想知道Facebook是否关闭了很多信息。当有人想加我为好友，而我想了解他们是谁的时候，我被限制查看那些信息。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可以忽略Facebook本质上是一个分享信息的地方。 在Facebook、谷歌以及其他的网络服务努力鼓励我们共享的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凭直觉了解我们的意图。他们想搜集关于我们的一些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他们的网页内容、服务和广告并向我们推荐。这些服务器会竞相找到更多的方式使我们泄露相关的信息——比如我们的住址、需求、品位、关系、历史——这样他们就可以向我们推荐，比如，在知道我们现在的方位，我们喜欢什么，以及我们的朋友是谁，他们又喜欢什么的情况下，为我们每一个人推荐完美的餐馆（通过给我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优惠券而赚钱）。这些服务与隐私拥护者们的意图产生了冲突，因为抓住并分析我们所产生的信息从而预测我们的需求这种做法有点像暗中监视或是读心术。“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要去法国的？”小心翼翼的用户开始质问谷歌。“先生，很有可能是因为您搜索了巴黎。” 扎克伯格相信通过回馈给你信息，关于你自己的生活——你的朋友以及你和他们都喜欢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你会“对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并且可以学习一些你以前学习不到的东西——这样可以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一些”。这样傲慢的语气令人印象深刻：使人类生活得更好。谷歌只是想搜集组织我们的信息。扎克伯格把Facebook看做下一阶段互联网向人性化演变的标尺。“人们只是在互联网上爬行，”他说，“但是爬行并不能得到任何关于人们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在我们的脑子里。所以，为了创建那项服务，你需要建立能让人们分享的工具。”他认为他所主张的模式正是Facebook与被Facebook所取代的事物的另一个区别：“在Facebook上所有关于你的信息，是你自己选择公开的。而在此之前的最后一波网站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广告网站从你的行为当中收集关于你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息是匿名的——所有可以把你作为广告目标的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是在暗中进行的。“在Facebook上，你得到一个关于绿日乐队的广告，很可能是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绿日乐队……我认为人们对事物有更多控制力的模式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以及更富有表现力。”在他谈论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应该把谷歌看成是第三方网站，因为它是关于其他人的，即所谓的“他们”。Facebook应该成为第一方网站，因为它是关于我和我们的。 扎克伯格已经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华尔街对此表示不屑——但是硅谷没有——2007年微软投资Facebook的价值达到了150亿美元的报价。到了2011年，一些学者认定这一投资价值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500亿美元，甚至是1000亿美元。我相信他正在创建一项更伟大的事业，这一事业用数据作为新的通货：我们用我们所知道的信息来交换我们需要的信息。我们获得的回报是相互关联的。扎克伯格不同意我的说法，说我的想法不是“正确的构架……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互换，而不是数据与数据的交换”。记住使用者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先前出现的定位服务——谷歌地图（Google Latitude）和路谱网（Loopt）——要求你向全世界公开你的位置却没有给出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却有很好的理由不这样做）。之后出现的服务像Foursquare还有Facebook Places可以让你与朋友分享你的地理位置，这样你们就可以碰面。你与Facebook交流，告诉它你正在做什么，作为回报你就可以与朋友交流。用交流来交换交流。 扎克伯格认为Facebook不仅仅是一家科技型企业，更是一家社会学企业。我觉得这一说法很发人深省。与其说他是一位工程师——他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倒不如说他是一位社会工程师，为人类建立系统，帮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以及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就拿Facebook上的朋友列表来说，没有人想要坐下来列一张朋友的清单。人们说想要——用扎克伯格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朋友子群”。但是实际上，谁会费神去那样做？我曾经尝试着在我的通讯录上建立通讯子群——秉性比较古怪的人放在这儿，新闻业的同事放在那儿，家人放在另一个地方——但是这真的很乏味，我很快就放弃了。当你在Facebook上与某个人交朋友，并且他们也愿意与你建立朋友关系时，那么你就附带着完成了你的朋友列表。你这样做的原因，扎克伯格说，是因为“这就像一次很酷的握手。这样的握手总计达100亿次”。一旦人们公开了自己的私人信息，那么这些公开的小的行为就会叠加。“一些人认为保护自己的隐私比较好，”扎克伯格说，“然而我们总是跳出来说这样不好，人们想要同他人分享一些信息，并保留一些信息，这是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发现分享的价值，这样他们就愿意分享更多的内容。”这就是他创建这一服务的初衷，分享得越多，享受到的乐趣就越多，就会获得更多的益处。 扎克伯格对于摩尔定律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我姑且把它称为扎克定律，虽然他自己不这样称呼。它规定：今年，人们将分享两倍于去年的信息，那么明年，他们又会分享两倍于今年的信息。这样Facebook就会拥有更多的用户——也许从今天的7.5亿将会很快增加到10亿——用户们又会增加他们所分享的信息量。同时，Facebook的一位投资者，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告诉我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善于理解并使用所有的服务数据，而它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今天远程的系统预置一切都是匿名的，”扎克伯格悲叹道，“将来，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与用户的身份绑定，那样它们才会更有价值。”他对此已经有了总体规划。 第二章 公开的选择 我的隐私 我在互联网上、广播中、演讲中，甚至在电视上大谈我的阴茎之后，你可能想要知道我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没有和大家分享。是的，的确有。我也有自己的隐私。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我只会选择公开那些有公开的理由的事情。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我们对于隐私和共享的设想和规范。我刚才已经告诉了你们关于我的共享部分。现在我要给我的隐私部分划定界限。 我的开场白：我希望我能尽可能小心地不把其他人牵涉进来，包括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在互联网的早期，一件很流行的T恤衫上的警语说：“我要把这个发布到博客上。”在Twitter上发布我所听到的事情之前，我会先征求意见。但是我意识到不论我怎样努力地把我要公开的内容与别人的隐私分开，总会牵涉到别人的隐私。当我谈论我的前列腺手术的时候，人们会不可避免地瞟一眼我的卧室，更不用提我孩子们的DNA了。我的孩子们不得不与这样一位把什么都公开的父亲一起生活，这样的父亲不仅在博客上公布，而且还要制作YouTube视频。我制作了一个关于我戏剧性地把我的iPad重新装回盒子里并退回去的视频，因为我觉得iPad的用处不大，我的儿子认为我这个视频太夸张了。（所有的父母有时都会让他们的孩子感到尴尬，而毫无疑问我显得更糟糕。） 至于我自己的隐私：当然，我不会把我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公开以防我的身份和资产被人盗走——并且这是属于犯罪行为而不仅仅是社会规范的范畴了。我也不想把我的邮件公开，虽然我们在写邮件的时候觉察到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也是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里的担忧——担心这些邮件可能会被分享？我的一位朋友总是在担心他的邮件会被公诸于众（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情有可原的恐慌之后，他完全公开地思忖生活，也就不再担心了。我也不想让我的日程表公开，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有太多的人要求只占用我五分钟的时间，可是所有的五分钟加起来就超过一天了。 谈论收入和财产问题仍会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由于我在一所公立大学当教授，有一份可供查询的合同，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能知道我的薪水（一年90000美元以上）。我曾透露过我从博客广告中所赚的钱（每年有5000~13000美元，但是我每年的广告收入在不断下降）。我出的第一本书的收入非常保密（大概三年是400000美元）。你也可以请我做演讲，并且可以了解我的收费标准（如果是服务于新闻业或者学术任务的演讲我将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如果是为企业活动所做的演讲，费用会高达45000美元）。你们可以试着把这些数字加总，但我就不汇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确定。如果你们看到了我的纳税申报单呢？看起来我并不是一位乐透大奖的得主，否则我失散多年的表兄弟们就可以开始排队购买新车了。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是我所在的城市到处都是投资银行家们，他们的生活更是令人憎恶地好。看起来我似乎不是在夸耀。不，我的勉强只是文化上的。美国人喜欢炫耀用自己的收入所买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收入，不是吗？如果我谈论了我的收入，我会让自己成为另类，人们会奇怪于我这样做的原因。如果我生活在芬兰，那当我看到我的收入被公示出来我岂不是会被吓坏？不过也许不会，因为我会查找出其他人的财产状况，就像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喜欢调查彼此的房屋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的一样。当涉及钱，我会按照文化层面的行为规范来生活。公开我的收入那是我的选择，我对它的执行有控制权。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公开。 还有什么呢？我尤其不喜欢在我浏览网页的时候有人在后面看。我不否认我也看色情的内容——你能给我找出一个最老实的男人证明他自己不看色情的东西吗？既然那无伤大雅，那为什么我不分享我的浏览历史呢？问题就在于背景：也许关于我你会得出毫无根据的结论，认为我不能够看到问题，从而改正或者做出解释。当我得到我的癌症诊断结果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关于互联网研究的社交集会，并且在我的位于Delicious.com的书签账户中保存了许多关于前列腺的网页，之前在Delicious.com的书签账户中我通常会保存一些无聊的与工作相关的网络链接。我当时忘记了一位同事为了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正在观看我的书签。当他看到收藏中有相当一部分网页是关于前列腺的内容时，他猜到了原因，并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他应该想到他的推论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也可能为某个家庭成员研究这一问题。在我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之前，我的同事可能已经在其他人面前不小心说出了这个消息。没关系。不管怎样我公开了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当时使用Delicious.com上的控制设置标记一个不能被别人看到的书签，这样至少可以等到我把我的前列腺问题告诉我的孩子和我的雇主之后，别人才能知晓。 虽然在我浏览网页的时候我可能不愿意别人盯着看，但是我不反对有网站使用Cookies追踪我的踪迹，Cookies可以让服务器追踪到我浏览过的网页。隐私拥护者们和一些媒体也伪饰Cookies作为追踪器秘密监视我的行踪，但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坏处，相反我还得到了更多相关的内容和广告。后面还有更多关于Cookies的叙述。 如果是追踪我在现实世界中的行踪呢？德国绿党议员马尔特?斯皮兹（Malte Spitz）起诉德国电信从他的手机上找到了它所搜集到的所有的他所处位置的数据。5个月之内，它收集了35000个数据点。他把所有这些数据都公开了，新闻网站“时间在线”把它变成了一幅互动式的地图：马尔特?斯皮兹去了哪里？结果表明，苹果公司把我们的方位信息储存在了我们的iPhone手机上。在一阵慌乱之后，苹果公司声称会限制这一做法，但是它本就应该告诉用户关于数据的信息，从而可以使我们得以控制这些数据。E-ZPass 自动化公路收费系统更加清楚我的方位信息。难道在我的去向中有什么让我觉得羞于让人知道的事情吗？没有。也许，无非就是多去吃了几次当地的墨西哥菜。我的问题不在于科技手段所收集到的那些信息，而在于这些信息可能会被政府或者其他的反对者们强制索要来并利用这些信息对付我们。以后，我会检查是否可以通过控制对这些信息的收集或者使用来更好地保护一个人的隐私。 那我的隐私还剩下什么呢？如果让你们看到我的iTunes播放列表我可能会感到有点尴尬，因为播放列表里有胡说八道的播客，自命不凡的公共广播节目，音乐表演，还有从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到诺拉?琼斯（Nora Jones）这些唱伤感恋歌的歌手们。如果我以前的恋人曝光我在床上的活动，这会令我感到更加羞愧。我也不会说出我对一些以前与我做过生意的人的看法，尤其是当这些言论不是什么奉承话的时候。因为这样做对于我的自身利益没有任何好处。 姑且把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异议放在一边，我很坦然把我所做的、所说的或者所想的剩下的部分公之于众。但是我并没有把一切都公开——包括每一次的沉思或者推测，希冀或者惊异——因为，坦白说，谁会关心这些呢？我并不想被人看做是互联网上的好出风头者。一些人可能会说我早已经是一位好出风头者了——因为本身在博客上发布消息，甚至在博客上发布更多的关于隐私部分的内容，这都足以让一个人获得这样的“声誉”。所以，当我变得公开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我这样做的价值何在？我是否只是引发了更多的喋喋不休与喧闹？这会增加我的知识储备吗？共享的优势是什么？ 第三章 公开的优势 至高的荣誉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出名，不是吗？是的，但知名度有不同的程度，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想要获得名声对他的行为是有限制的。稍后，我会分析过度公开的利弊。但是现在我们能规定说关注和荣誉让人感觉良好，而这些通常也是应得的吗？我们能同意说对荣誉的欲望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吗？ 名望是人类特性的最终延伸。动物并没有因为什么而出名，或者即使有，它们也不会意识到。但是我们人类却想要在我们的身份上附加一些标志。我们希望自己因为什么而为人们所熟知。我们希望我们生命的标志随着我们而去，但是我们的荣誉和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将永存于世。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想做公众人物。 我承认我体验到了我曾经有过的作为半个名人的那些珍贵的时刻。当人们说他们读过我的书的时候，我会非常开心。很久以前，当我还只是《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一名专栏作者的时候，曾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照片都被大量而醒目地张贴在消息框里。特别是有几次在大街上我被一些陌生人认出来——尤其是当我恰巧在约会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棒。我是播客节目《本周在谷歌》定期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上了节目之后的我经常会被人认出来，无论是在慕尼黑和温哥华的机场，在新泽西的福德洛克（Fuddruckers）快餐店里，还是在纽约的人行道上。我能猜到现在你们在想什么：把这些经历拿出来自夸是不恰当的：自负，炫耀，我没猜错吧？你们批评得对。我很抱歉。我只是实话实说。我喜欢被人关注的感觉。我也是凡人。 我们相信名声是靠我们自己赢得的。名声的最佳状态是荣誉——成就，贡献，才华等方面的荣誉。如果我们做某件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关注——尤其是做慈善——难道我们不认为对荣耀的攫取贬低了这一行为吗？在宣扬我们的行为和想法的同时，我们也主张社会责任。我们创建了一个公开的信用记录。名声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 只有公开自己，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们的印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如果我们不公开自己，我们就是被淹没在大森林里的树木，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她认为，如果不把自己表现出来，“我们就被剥夺了获得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的东西的可能性……默默无闻的人如果不把自己表现出来，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我们追求现代意义上的不朽的同时，我们公共领域的新架构也存在一个问题：数据被证明不能被永久保存。你房间里的旧软盘（如果你不至于年纪太大，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话）？知道怎么读它吗？“软盘不会像《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那样保存那么久，它已经被保存了500年了。”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这样说道，她是撰写印刷术诞生方面权威著作的作者。她很担心数据的贮藏问题。戴夫?温纳（Dave Winer）对此也表示了担忧，他是互联网真正的先驱，他在许多网路技术的开发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博客到RSS再到播客。他想知道我们怎么才能永久地保存我们的数字生活——我们的博客、照片、Facebook网页，以及我们其他的数字遗产——在我们离开人世之后。我们可以把它们委托给谁管理：委托给家人或者委托给那些专门负责管理数字遗产的公司（见在线账户网络资产继承系统Entrustet）或者也许委托给大学——可是这些也终有一天会消失的？“这里没有坟墓。”爱森斯坦说，“没有可以永久地保存我们数字生活的书库。” 第四章 隐私与公开的历史碰撞 科技进步的大恐惧 在历史的进程中，科技的进步一直都伴随着对隐私泄露的恐惧。1890年，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照相机；再之前，就是印刷术。古腾堡在1440~1450年间发明的机器使得作家们开始担心自己公开的信息。公开——把一个人的想法永久地记录下来，并注上他的名字然后进行广泛传播——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是新奇的，也是令人害怕的。“公开个人的想法在其自相矛盾的影响下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直到作家们开始向观众发表演说的时候才真正得以实现。”伊丽莎白?艾森斯坦说。1628年，清教徒牧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担心写书会使得“作家们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指责之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这部著作完成于1704年——也是他由于印制了一本讽刺的小册子而被公众嘲弄之后的那一年——“布道者们向一些人鼓吹：出书就是在对全世界讲话。”《格利佛游记》的作者约拿旦?斯威夫特也试图与印刷术的影响作斗争，他曾在1711年说：“一本诗集保存在柜子里，只给一些好朋友看，就好比是被众人追求和爱慕的少女一般高贵；但是一旦它被大量印刷和出版后，就好比是任何人都可以用半克朗得到的妓女一般廉价。” 我们再来看看近代的历史。艾伦?威斯汀（Alan F. Westin）在他1967年完成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隐私与自由》一书中，列出了19世纪80年代之前所取得的科技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在他看来，对隐私构成了威胁。19世纪70年代发明了麦克风，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电话，19世纪90年代发明了录音机和照相机，这几项发明都可以被政府部门或者新闻媒体用来监视市民。在他所处的年代里，威斯汀发现了更多让人害怕的科技。威斯汀担心监测动物活动的无线电“药丸”、微型发报机，甚至是荧光粉和染料——更别提那些放射性的物质了——都可能被用在“手部、鞋子、衣服、头发、雨伞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上，或者被添加到比如香皂、剃须后擦的润肤液以及生发水等这些东西里”从而追踪到那些毫不知情的人。隐秘的微型摄像头，埋植在助听器或者鞋带里的无线电发报机，红外感光胶片，头部大小的微型麦克风，用电池提供电源的录音机，隐藏的“电子眼”监控器，电话窃听，“测量真实性”的测谎测试，人格测试，脑电波分析，个人资料的档案，电视收视率以及用蒸汽打开信封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忧虑。他推测“隐形的有磁性的油墨纹身可能被应用于比如刚出生的婴儿”，无线电发报机可以被植入人们的身体里。他对于“无线电池驱动的钮扣大小的电子眼”感到烦恼，更别提U-2间谍摄像头了，以及科学家们阅读人类大脑发出的信号的能力。他也警告了计算机带来的危险。他在书中说，在1966年美国有30000台计算机，其中联邦政府有2600台。如果有一天，“医学领域的电脑最终建立了关于全国每个人的医疗情况的档案，‘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并且在我们的一生中对其进行不断更新。每一条记录几乎都会立即被医务人员获得”，那又会怎样，他问道。哦，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威斯汀列出了他对50年前科技进步对隐私所产生的影响的担忧。他所有的担忧中又有多少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数的。这不是在嘲笑他，也不是在贬低他的警告，只是在我们应对当代科学所引发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把科技进步所引起的担忧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来考虑。对科技进步的恐惧今天仍然存在：“信息技术被认为是对隐私最大的威胁，”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在其著作《上下文中的隐私》（Privacy in Context）中这样写道，“它使得遍布四处的监视，众多的数据库，以及信息在全球以光的速度传播皆成为可能。”德国数据库保护专员彼得?斯卡尔（Peter Scharr）在其2007年所著的《隐私的终结》（Das Ende der Privatsph鋜e）一书中，列出了更多让人担忧的理由：网络攻击，有记忆功能的网络系统，无线电芯片，装在口袋里的定位器，生物特征识别，DNA识别技术，以及在反恐战争中伴随的对隐私的侵害。 是的，互联网，上网速度以级数增加的计算机，一直都很便宜的数据存储器，更大更有效率的数据库，移动技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标注的地理信息，社交网络，以及随处可见的出版平台，都使得以全新的方式搜集和分享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并且机警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对抗这些危险，正如我们的对立方隐私倡导者们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些新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我们忙于构建我们的防护措施就有可能错过这些机遇。正如报纸上会刊登流言也会刊登艺术；柯达相机会使人们局促不安但是也会给人以启迪；数码相机推动了暗中监视但也推动了网络视频电话的出现；轨道摄像机装备了间谍卫星但也装备了谷歌地图。科技之所以让人如此害怕又让人如此兴奋是因为它对于我们而言是如此陌生，充满了未知性。在我们混乱的思绪和恐惧中存在着进步。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在1999年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伴随着电视机、电话、电影院、收音机、汽车、自行车、印刷术、车轮等的发明，我想前几代人也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完这所有的抱怨和吹捧，但是也许你会认为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物运转的方式： 1.在你出生的时候每一样已经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是合理的； 2.从你出生到你30岁之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无疑是令人兴奋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如果幸运的话，你可以借助它开创你自己的事业； 3.在你30岁之后被发明出来的东西会与事物的自然法则和行将结束的文明的开端相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直到它存在大约10年之后，才会逐渐被证明是确实可行的。 “各种想法之间发生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相互交融。”科学记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华尔街日报》以及他的著作《理智的乐观者》（The Rational Optimist）中写道。他认为45000年前人类接管其他物种取得主导地位的飞跃不是来自于我们脑子里的什么“人类思想的大爆炸”，而是来自于我们之间公开的相互影响。我们发明的工具以及对工具的交易，导致了“集体智慧”的发展。里德利坚持认为：“人类成功的所有要素——包括工具的制造、发达的智力、文化、火，甚至语言——在50万年前都似乎恰如其分，但是它们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比我们的大脑发达，然而他们并不耕种，经济也不发达。游牧民族没有定居下来，也没有向前发展。“然后，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文明在非洲爆发了。”他说，“结果证明，决定一个民族的发明创造力和文明变革速度的是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和数量。”也就是说，我们的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联系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进步。 市场是文明的催化剂，因为它促使我们建设城市，旅游，相互融合，互相交流。“贸易之于文化正如性征之于生物学，”里德利说，“交换使变化集中起来并不断积累。它使得利用整个社会的发明创造而不仅仅局限于你周围的发明成为可能。”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及互联网所成就的对众多偶然想法的分享中，里德利看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共享引起互动，互动引发创新。如果市场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我们能有今天的发展，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互联网爆发性的相互作用又会让我们发展到哪一步呢？ 第五章 公共印刷术 大众媒体的形成与毁灭 让我们跳过古腾堡和书来探讨由此所引发的机械化的印刷业和报纸。现在“印刷业”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只是指一台机器，而是指一个行业以及一个公开的机构。从那时起，就有力量在竞争获取对新闻业的控制权以及与公众对话和为公众说话的能力。在19世纪初期，报纸就是为政党和他们的利益机构服务的，直到广告业的出现才使得报纸在经济上独立于政治所有权。记者们开始认为自己是公众的自主代表，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调解人。那时，哈贝马斯想建立文明的公共领域的理想破灭了。人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还有另一种看待媒体和公众之间关系的方式，那就是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方式。在搜集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所写的关于凯利的文章当中，纽约大学的杰伊?罗森（Jay Rosen）写道，凯利认为：“不应该是媒体‘通知’公众，而应该是公众通知媒体。真正的新闻题材是公众与媒体本身的对话。” 凯利生前我有幸见过他一次。那时，我是新闻学术交流会议和专题小组讨论会的新成员。我所提出的——或者是我所认为的——关于互联网已经把新闻作为一种对话机制引进的观点困扰了会议室里传统的新闻记者。我走下了讲台，坐到了凯利教授旁边，他低声跟我说他已经把他的职业建立在了新闻对话理念的基础上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凯利一直都认为《美国的人权法案》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怎么样平静地、激辩地，但是文明地、主张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禁令”。凯利说，开国元勋们使我们承担起“建设一个平等对话的社会的责任……用其他话说就是：建立一个辩论型的社会，或者，应该用比如争论、讨论这样的词。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须以对话为第一位。它暗示了社会分工比它的其他选择更加淡化了等级制度，更加注重平等主义”。凯利，像哈贝马斯一样，希望寻找合理的重要的辩论作为民主社会的神经系统这样的文明理想。他希望新闻业不仅仅是开启公开对话。 “公开，”凯利说，“是新闻业的神圣术语。没有公开，新闻业就毫无意义。”因此，新闻业保护的是公众的利益，报道社会舆论，教育公众，为公众的知情权服务。但是凯利，像哈贝马斯一样，看到了媒体在利用公众中的腐败。凯利认为邪恶之风存在于公众舆论行业。民意测验“是模拟公众舆论从而防止真正的社会舆论形成的一种尝试”。民意测验迫使我们的意见减少到可控的数量，剥夺了我们谈话的细节和复杂性。“一个独立于对话文化的新闻机构，”凯利说，“很有可能是对公众生活和有效政治的威胁。”很强硬的一句话但它却是事实。作为一名记者，我没有被教育过我的工作是鼓励、收集和传播公众的对话，我只是被告知我的作用就是通知公众，这也表明公众也认为自己是被告知的。我们记者在公众中成长起来并且把自己与公众隔离开，我们相信我们是客观的、没有意见的人群，在这方面我们比我们所报道的政治家们或者我们所服务的公众更加单纯。 人类学家杰克?顾迪（Jack Goody）认为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斗争史，更是交流方式和交流模式的斗争史。这种观点当然也适用于20世纪，当控制与公众交流的斗争有时出现在一场神圣的战争中时，当新流行的广播节目威胁到报纸出版商时，出版业大亨们会诉诸于“神圣辞令的援引”。格温妮丝?杰克威（Gwyneth L. Jackaway）在《战争中的媒体》中说：“广播新闻，他们警告说，是对新闻客观性的理想、社会公共服务的理想、资本家财产权的理想、政治上的民主理想的威胁……因此，他们援引国家的利益作为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广播新闻的早期，报纸把这种媒介看成是一种罕见的事物，给予了它极大的关注并对它进行了报道。出版商意识到广播会成为他们的麻烦。“刚开始，广播只是年轻的男孩子们蹲厕所时的一种消遣，但现在它却逐渐成为人们所依赖的媒介。”格温妮丝写道。出版商们认为广播新闻部门没有足够资格的记者和编辑来支撑它超高的新闻标准。他们还抱怨说，广播新闻使得报纸的销售量锐减。他们甚至还投诉广播新闻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当电视机的出现威胁到报纸业的时候，同样也上演了这一幕。编辑们把电视台的记者称为“寄生虫”，并试图把他们赶出白宫的记者室。在20世纪80年代，当电话公司涉足内容业务的时候，报纸业便开始追逐电话公司，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通过电话提供信息服务。今天，当这种模式再次出现，旧的媒体巨人仍在抱怨着媒体新贵，传统媒体把博客看成是固执己见的业余爱好者，认为他们并没有与这个行业持相同的标准。他们像伊拉兹马斯（Erasmus）一样，担心过量的内容会使他们的忠实观众转移注意力。在许多关于媒体行业的发展前景的讨论中，我听到一些存活下来难以被新媒体替换掉的公司的高管人员提醒我们，至今没有哪一种新兴媒介能把旧的媒介完全扼杀：报纸的出现，并没有让书籍消亡；电视机的出现，也没有让广播不复存在。但是今天的报纸行业是昂贵的、资本密集型的、已经没有了竞争力的行业，它们最终还是会消亡的。杂志也慢慢在衰退。广播，至少在美国，只剩下它昔日的影子了。201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有远见卓识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认为印刷书籍还能存活5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希望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我的女儿朱莉娅，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个作家。我希望那时书籍依然还能存在。但是为了避免她的希望落空，朱莉娅已经在《最后剪辑》（Final Cut）上自学了视频编辑。 有人说，技术上的转变不仅会改变经济和社会，也会改变我们以及我们的思考方式。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自问自答道：“谷歌让我们变笨了吗？”他认为网络剥夺了我们“深入阅读”书籍并“深入思考”的特权。他认为书籍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激发我们思考的方式。埃里克?施密特对卡尔的问题回应道：“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变得更聪明了吗？”我承认在后网络时代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我相信互联网使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因为它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会用几周或者几个月的时间设法完成一个想法，通过博客上的许多帖子，利用与我的读者的互动交流，我希望能提高我的思考能力。书中写的内容可能很有深度也可能很肤浅——正如互联网上的想法有深有浅一样。 对于互联网对我们的思考能力的影响的不同意见引发了关于是否技术进步正在改变我们大脑的运转方式的讨论。虽然我倾向于认为互联网是变革的动因，这些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我并不认为它会改变我们的生理机能。然而，我也相信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相互影响的方式——正如印刷机所产生的变革一样——但是它也同样令人感到不安。“让人感到有趣和欣慰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对于把以前固定的文字释放到网络空间模糊不清的自由体中的心神不安与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们所经历的担忧极为相似，当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在他们看来很没有人情味的无法遏制的遍布四处的印刷机的时候。”马库斯说道。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写字并不断地改变我们的文字，这“正在侵蚀手写体和印刷体之间的区别，因此这给予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一个特别的窗口去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状态，那时这种区别还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正如现代早期的读者“需要适当的时间来适应减少了的印刷书籍的听觉刺激”一样，我们正在放弃这种熟悉的、舒服的、能够触摸到和能够看到的书籍阅读方式，转而在电脑屏幕上看书或者听有声书。马库斯辩解道，我们可以同时进行阅读和写作的事实，打破了原作和评论或者是它们激发的重新合成的作品之间的界限。“它严重削弱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原创作者的尊敬之情。”不论是在出版业还是新闻业，马库斯宣称，我们看到了旧的“职权等级制度”的崩溃，听到了人们想要知道没有了等级制度他们将要如何做的心声。正如我的朋友杰伊?罗森所说的，那个时刻就是读者成为作者，作者成为读者的时刻。 丹麦学者为这一模式杜撰了一个极为动听的短语：古腾堡间歇。在古腾堡之前，知识的保存是由抄写员来完成的，并以口头的形式得以传播，重新合成。在古腾堡时代——1500~2000年间——是一个“由印刷机占据主导地位甚至由印刷机文化上的重要性所定义的时代”，这些丹麦学者说。在古腾堡间歇时期当局“把精力放在了对存在于书中的不断积累的智慧准则的控制上（用培根的话来说，书籍就是‘时间的船舶’载着珍贵的货物历经岁月的沧桑）。”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小说中，我们的思考模式，至少在西方，开始模仿线性印刷：我们以直线的方式思考。“直线，连续体——这个句子是一个基本的例子——它成为了生活的组织原则。”麦克卢汉写道。 另一方面，“数字文本是无限可变的、灵活的。”丹麦学者说，“不要把文本看成是在某一版次中大量印刷的书籍的最终产品，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永远都不停止的持续进行的过程——博客，维基百科等——不要把文本的存在归功于一个享有特权的作者而应该归功于许多临近的看不见的人的贡献，这对于认知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从业已完成的书籍作品开始，我们正处于向永无完结的、多方创作的以及多媒体转移工作的永久性的进程当中。”他们说，职权将来自于对“永久性的变化”的掌控。 在间歇之前，传播媒介是手写的，口头的，被大众分享的，受分布过程的影响，通常是匿名的，得到老主顾的支持，并且强调通过搜集新知识来保存古老的智慧。 第六章 什么是隐私？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隐私？ 在奥斯汀举办的西南偏南影视音乐互动大会上，奥斯汀也是Twitter和Foursquare被开始广泛使用的地方，黛娜?波伊德（Danah Boyd）的演讲使大厅里挤满了人，因为在青少年的隐私保护方面她给予那些成年人严厉的警告和很好的建议：“你们每一个人——作为设计者，作为市场营销人员，作为父母，作为使用者——需要通过密切联系和道德标准来考虑你的决定，考虑侵犯别人的隐私意味着什么，或者你对于别人的公开性的设想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你们如何处理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会影响一代人。确保你们正在创造一个你们想要的未来。” 当然，现如今的传统想法是认为隐私已经不复存在了。互联网的出现破坏了隐私。Facebook抹杀了隐私。1999年，Sun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告诉我们：“你们已经没有隐私了。忘了隐私这回事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隐私从来不缺乏拥护者。隐私离消亡还远着呢。我认为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隐私调控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在数字领域。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了我们的隐私的重要性。这样我们就更有可能保护好我们自己。“实际上，现在的人们比以前更加注重隐私了，”波伊德说，“因为他们总会竭力找到它。”我们重视隐私是因为它更难保持了。 传统观点也认为年轻人不太关心隐私的丧失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丢弃它了。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的生活研究中心（Pew Internet American Life）在2007年针对年轻人所做的调查发现那时有55%的年轻人有在线简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设置了公众进入的权限；46%的人有时候会给出虚假的信息以保护他们自己或者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91%的人会使用社交网络与他们已经认识的人保持联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利用社交网络服务与陌生人互动。皮尤研究中心发现许多青少年懂得隐私的保护。“许多孩子，但不是所有的孩子，已经意识到在一个公开的持续的环境下把个人信息放在网络上的风险。”皮尤研究中心说道，“许多孩子，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慎重地考虑在什么环境下应该分享什么。” 波伊德认为我们低估了年轻人。但是波伊德是一个非传统的思考者。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在网络公众中美国的孩子是如何社交的。在微软研究所，她研究了社交媒体，她通过调查及与孩子们的交谈以理解他们在网络上是怎么与别人交流的。她写的那本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网络少年的社交生活》（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打破了关于青少年的神话，包括社交媒体所一直沉迷的见解；互联网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年轻人是数字时代的土著人。“年轻人在他们的DNA中并不是生来就有互联网的才能，”她说道，“他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在互联网上生存。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要通过经验学习如何保护他们的隐私。” 波伊德向我展示了青少年是如何熟练地利用社交工具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通常还是藏而不露的。她给我讲了一个小姑娘的故事，她的妈妈在Facebook上密切关注着她，但这个小姑娘却一点都不在意。但是当她与她的男朋友分手之后，这个女孩想让她的朋友知道而不引起她妈妈的注意，不让她妈妈担心。这个女孩决定在她的Facebook的留言板上发一个歌词的帖子，她选择了一首很欢快的歌曲——《要看到生活光明的一面》，让妈妈没有担心的理由。毕竟，这看起来是很快乐的。但是她的朋友知道这首歌是在《布莱恩的一生》（The Life of Brian）中主角要被行刑的时候唱的。这是她在暗示她失去了什么东西，她现在需要朋友的安慰。她利用这些工具达到了她想要达到的目的。 由于青少年处于隐私和公开之间，波伊德想要确保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比如，她警告说，我们看到了“默认设置的倒置，当涉及什么应该公开什么应该设为隐私的时候”。也就是说，任何特定的社会际遇的规则不能再被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当你在走廊和别人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时，这样的讨论可能是很私密的虽然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如果有其他人走过来，你可以决定是否让他们也加入进来还是转换话题。你在那儿所说的话不会被传出去除非谈话的小组里面有人把你的话传出去了。正如波伊德所说的，你的话“要通过努力才能被公开”。在Facebook的留言板上正好相反，谈话“默认设置是公开的，要通过努力才能将其变成隐私”。一个年轻人在Facebook上进行一次谈话也许没什么——直到要申请常春藤大学的时候，麻烦就来了。所以一个孩子被认为是很公开的一代人可能比你和我更需要隐私。同时，波伊德说，一个成年人被认为是很注重隐私的一代人，可能刚刚认识到“博客和Twitter为他们打开了强有力的共享之门”。所以不要认为年轻人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下而他们的长辈却藏在门后面。我们都在经历并发现我们的隐私和共享的限制。 在隐私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波伊德把一些方案看成是法律上的，一些看成是技术上的，还有一些看成是社会上的。她把一些解决方案看成是与法律相关是非常规的但是是令人信服的。“隐私，”她说，“不仅仅是控制信息的获取，更是控制信息被使用、被解读的方式。”问题不仅仅在于信息的搜集，更在于利用信息来做什么。她举了个例子：“如果你来我公司面试，我只需快速地看一眼你的简历，我就能了解你的性别、种族和年龄。”反对歧视的法律允许我获得关于你的这些信息。但是，法律会禁止我在招聘中利用这些信息来拒绝你。当然，可能会由于你的年龄问题我仍然可以拒绝提供给你这份工作。但是如果我被抓到基于年龄而歧视应聘者，那么我是会被起诉的。 管理对信息的使用而不是控制对信息的搜集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如果我们不断地追逐，试图阻止信息的泄露以及被别人搜集，那么我们会发现自己永远都处在“打地鼠”的游戏当中。我们将会告诉人们、公司和政府，他们不允许知道他们已经听到的、看到的或者读到的信息。这正是美国制药公司当今所面临的荒诞行径。当我向制药公司的高管们建议他们应该寻找新的途径倾听患者的心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律师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如果制药公司听到了药物所出现的问题而没有立即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这些公司就会增加他们应负的责任。所以，他们干脆就回避谈话。他们拒绝倾听患者的声音：不聆听患者的心声，不聆听他们的问题、需求和想法。我们对此感到十分可悲。 现在考虑保险公司观察在线患者之间的对话。“这些保险公司有权利用这些信息吗？”波伊德问道。“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不论他们是否获得了这些信息。”限制使用信息的后果是：“如果你不能利用这些信息，那么努力找到获得这些信息的途径就毫无意义了。”波伊德认为大学招生办公室不应该被允许使用在线的资料，而且招聘者也不应该被允许使用这些资料——如果这些资料是出于个人原因而被分享的话。在芬兰，用谷歌搜索未来员工的资料是非法的。在德国，已经引进了相关法律禁止使用那些过时的信息或者应聘者没有对其进行控制的信息。 波伊德在他们的隐私方程式中正在引入另一个因素：背景。即出于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以及以什么方式分享我们的信息；与谁分享；出于什么理由分享；有什么预期——所有这些因素，正如海伦?尼森鲍姆所说的，当信息被使用的时候都要考虑进来。如果别人拒绝给你提供一份工作，或者拒绝你的投保，或者拒绝你的入学申请，你可能就需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哪里你获得了关于我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是否是我打算公开的。控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现在，法律使得雇主不愿意为以前的雇员提供真实的工作推荐信，害怕破坏信息而被起诉。所以除了姓名、级别以及序列号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提供。结果可能是有问题的雇员被通过了，从一份错误的工作到另一份错误的工作，从一个失败到另一个失败。在招聘雇员之前，强迫雇主不调查雇员这样做对吗？ 背景是复杂的。一位应聘的老师被拒绝了，因为这所私立宗教学校的校长在Facebook上发现了一张她参加聚会的照片。如果喝酒是合法的，而且她也不会在学生面前这样做——为什么这要成为一个问题呢？只是因为校长不赞成？这个老师的隐私不是被侵犯了吗？这里的问题是出在这个老师的行为？这张照片？这个校长的审查仔细？这个校长的政策？或者以上都不是？如果与此同时，这个老师还做了一个很不雅的姿势呢？因为这张照片别人是可以看到的，那么她的年轻的学生们也能够看到，那最终会怎么样呢？问题在于这个姿势以及这张照片或者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不应该在Facebook上窥探老师？ 一些医院不仅禁止在工作中吸烟，也试图禁止烟民在医院工作。假如你是一位护士，一位朋友上传了一张你在聚会时吸烟的照片，然后你就被开除了。你的朋友上传那张照片侵犯了你的隐私吗？Facebook允许有人把你在一个私人事件中的照片公开，这侵犯了你的隐私吗？雇主利用从私人事件中获得的被公开的信息，这一行为侵犯了你的隐私吗？或者你只是恰好被抓到违反了一条你本来认同的规定？如果这次事件是一次街头聚会，即在公开场合举办的，而你的老板也看到了你呢？你能争辩说你有隐私的期望即使是在公开的大街上吗？那是我与德国人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有隐私的期望。任何其他的人怎么会知道那是你的期望呢？承认的风险不会使得所有公开的事物都成为隐私吗？威廉姆?普罗塞（William Prosser）在1960年写道：“在公开的大街上，或者在任何公开的地方，原告没有不被打扰的权利。” 我们在寻找准则，但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技术以及我们使用技术的行为还依然不成熟，因此还很难制定法规。但是那不会阻止律师们的。每天当我们“点击接受”的时候，我们视为同意了我们并没有阅读或让人费解的规章。在律师的眼中，一个网页的跟踪器最初听起来像一个手榴弹。没有必要这样。这里工作的规则，用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的话说，就是了解情况的同意。如果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怎么能顺从一个网站的条例，同意它的规程呢？律师们并不了解，他们也很困惑。当隐私之争爆发的时候，网站指着46页的细则，争辩道，“都在这里呢”，这样做没什么益处。Facebook学到了教训，它不得不简化并讲清楚它的隐私政策和工具。Facebook清楚政策上的突然变化只会引起怀疑。我认为，公司里的每一位高管都应该清楚自己公司的隐私政策，并且能够向一位年长的阿姨或者一个小孩子解释清楚。明智的公司会调查用户，确保他们明白搜集了关于他们的哪些信息，怎么使用以及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信息，以及他们对此都有哪些控制。这份隐私审核不是从符合规章和法律责任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确保使用者们了解了情况。2011年，在解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Buzz服务关于隐私失策的争端中，谷歌同意进行定期的独立的隐私审核。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波伊德也认为年轻人必须做出关于他们自己的隐私的明智决定。但是她并不是说我们必须用规则把他们武装起来。事实上，她认为我们对年轻人有过度保护之嫌。“我们已经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试图去规范他们，规范他们进入公共领域，规范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所有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给予年轻人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很担心。”我们把年轻人与成年人的公共领域隔离了，她说。她也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波伊德说，互联网可以弥补她的缺陷，因为互联网可以让她与成年人谈论世界，去弄清楚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已经以一种复仇的心态，把我们认为的陌生人是危险的恐慌不安延伸到了网络上。 鉴于对年轻人的担忧，《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The Children抯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简称COPPA）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哪些网站是1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进入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COPPA要求如果一个网站想要搜集孩子的信息——包括名字、邮箱地址、家乡——它必须获得家长的书面同意。从表面上看，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波伊德指出了这一法案带来的更多意想不到的后果。COPPA教会了孩子撒谎——即使祖父母允许孩子撒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谎，她说，这样他们就可以注册邮箱或者使用在线呼叫服务以保持联系。在互联网上每一个孩子都是14岁以上。COPPA导致为年轻人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水平不到位，因为公司不想承担责任。波伊德说，更让人心碎的是，COPPA使那些想要帮助自杀的孩子或者有饮食失调问题的孩子的医疗机构感到恐慌，不敢再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波伊德看来，我们把精力集中在了这一事务的错误的一端。“我不希望对青少年自身再有更多的控制，”她说，“我希望去更多地控制那些掌控他们的人。” 控制，我们将如何实现它呢？正如波伊德所说的，一些解决方法是法律层面的，一些是技术层面的，一些是社会层面的。在这一变革的时代，这三种方法是不会同步的。最近去阿姆斯特丹，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我们驶进市里的时候，我的出租车司机将车速减慢到了规定的时速限制——不超过1kmh——其他的司机也都这么做。没有人超车。司机解释说传感器在监视每一辆车。如果这个装置抓到你超过了限制时速，它会自动给你开出违章罚款单。所以所有的人都会遵守规则。一方面，这是值得羡慕的：科技带来了更加安全的出行——警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这样也可以减少经费支出——以及更加良好的交通秩序。那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社会具备的吗？但是在美国，我们对于摄像头和计算机监视以及揭发我们的行为很气愤。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一点超速和作弊行为，我们只是不希望被抓到。换一个角度来看，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判断，路上的大多数司机都相信速度限制设置得太低了。所以限速是谎言。如果科技能够更好地监视我们遵守规则，那么就不是我们的隐私被侵犯的问题了，也不是科技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信念和行为不符合我们的法律。科技只是暴露出了那个缺口。 所以对此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告诉科技要停止干涉。我们谴责传感器和路上安装的摄像头因为“大哥哥”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我们认为我们车里记录我们行为的黑盒子具有侵略性。当谷歌宣布在电脑操纵的车里它已经行驶了14万英里的时候，我听到许多同行的司机——在我不具代表性的调查中，尤其是年轻的司机——他们说他们对此表示不满。（这一反应来自于有序的荷兰媒体：“最终！”对于这一反应一位德国人在博客中写道，“它引发了全面监控。”）这些想法都没有反应出什么对于社会是最好的。如果科技能够阻止我们所有的人在行车中做愚蠢和危险的事情，那么我们不应该采用它吗？我们正在平衡不亚于生与死的对我们感情的控制。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所发生的不幸的事情。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泰勒?克莱蒙泰（Tyler Clementi）的室友把与另一个男人性爱的图片分享到了互联网上。克莱蒙泰得知以后便跳桥自杀了。据报道参与了这一事件的他的室友和他的朋友都退学了。一个人的生命丧失了。其他人的生活也被毁了。由于我对隐私话题所发表的公开意见，CBS晚间新闻邀请我挑战新闻主播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她一次又一次地逼迫我接受是互联网使这个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结局，互联网是危险的，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这就是互联网。她找到一个关于互联网的“可被教育的机会”。我回击道，这是关于生命教育的机会。互联网确实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信息具有了可得性和永久性。它是可以放大错误，但是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真正教训与它素来应有的教训是相同的：黄金法则。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个宿舍的过失在过去原本也可以用柯达照相机、电话、一封信等手段犯下的。社会也应该承担责任。任何人被揭发是同性恋都会感到羞愧的，做出这样悲剧的决定也是我们的过错。如果我们认为科技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就可能忽略更深层次的错误和更重要的教训。 几个月之后，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学院的一次活动中向纽约市高中生做演讲。他们为我证实了波伊德和皮尤的研究。这些孩子会管理他们的隐私设置。他们知道他们在Facebook上对朋友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爱说闲话的同学传得更远；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他们意识到大学招生办公室和招聘者会看他们在互联网上做了什么；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此表示理解，而且也表现出一点都不在乎。一些学生利用YouTube等工具为他们的创造性寻找到一个公开的窗口——包括一些表演艺术学校的学生——小心地触摸着公共领域。在泰勒?克莱蒙泰事件之后，我问他们媒体的说法是否是正确的，即互联网导致了恃强凌弱行为的盛行。“是的，社会中存在恃强凌弱的行为，”他们说，“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并没有发明它。只是网络使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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