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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民国范儿，即回望民国，回望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大历史”——
一种趣味、一种风尚和一种美学，一种精气神儿，虽已“绝圣弃智”，却又气息延绵。
……时代变迁，范儿永存。《新周刊》独家策划，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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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抽三五、喝可乐、套黑衣、穿皮裤、聊八卦、抖历史、混派对、跑江湖、蹭
演出、玩失踪，展示着一种范儿，用苹果、上微博、泡夜场、写歪诗、搞纯爱、爬珠峰、修老巢、办杂志、拍写真、逛巴黎，也是范儿……
呈现陈丹青民国答问录，讲述口述的、前卫的、符号的、消费的、文艺的民国，呈现民国女子风采。
呈现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蔡元培，胡适，张伯苓，晏阳初，梅贻琦，陶行知，梁漱溟，竺可桢，陈寅恪，马相伯，邓康延，傅国涌，谢泳，何兆武，熊丙奇。
呈现百年小学课本之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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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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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主办。每期128页全彩印刷，每月1日、15日出版，属于时事生活类杂志。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历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新周刊》始终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彰扬无情解构的犀利风格，并开创多种全新传媒报道模式，“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之定位深入人心，是中国期刊市场上最具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同时，《新周刊》享有传媒界“话题发源地”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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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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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范儿——一种趣味 一种风尚 一种美学
范儿是一种精气神儿
陈丹青民国答问录
口述民国
前卫民国
符号民国
消费民国
文艺民国
民国女子
先生——一个称谓 一种修为 一种精神
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蔡元培：“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胡适：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梅贻琦：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
张伯苓：最可悲是教书匠
晏阳初：到民间去
陶行知：当时行知号知行
梁漱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竺可桢：人皆可以得善
陈寅恪：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邓康延：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傅国涌：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谢泳：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成功？
何兆武：我的先生私人史
肖锋：叫一声“先生”是抬举你
从先生到老师
百年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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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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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何兆武：我的先生私人史一日三餐。除了吃饭的6 块钱，其他的费用也差不多是6
块钱。一个单身学生在北京，一个月最低限度也要十一二块钱。我小学时的老师都是教育局分来的。那时有一所北京师范学校，简称北师，就是一个中学，毕业们都分到各个小学。小学时候我们经常去天安门开会，都是老师组织去的。那时候几乎每天天安门都有大会，算是政治性的，我们太小，也听不懂个什么，只记得上面的人讲得慷慨激昂。“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最大的一次是1926
年的‘三?一八’，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再后来我所经历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 年的‘一 二?九’和1945
年的‘一二?一’。”——《上学记》“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读初三，那时候比较懂事了。运动后第二天，很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只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时报》报道了，我们那时候的英文水平还看不懂报纸，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拿着报纸也很兴奋的样子，跟我们讲警察怎么打学生，大家听得都很激动。到现在，我已经忘了这位英文老师的名字，但这张报纸我一直记得。
“一二?九”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的开始，就是从1935 年的12 月9 日，延续到1937 年的7 月7
日，日本人进攻卢沟桥。1937
年春天，我一个做地下党的姐姐被抓了，过了两天，我父亲就接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你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安全地保她回来。过了十几天，我姐姐就被放了出来。在那时候，只要我把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学校，你就有义务保证他的安全。孩子出了事，你就有义务保他出来。我的孩子送到你那里，你就有义务管。不只是校长，老师们也是这样。“一二?九”的时候一些学生都躲在老师家里，如果有抓人的风声，老师就会尽快告诉学生，让他们快走。
“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上学记》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以及我在西南联大的七年，算得上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好的两段时光。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一方面，国内局势很乱，但另一方来说全都是新知识，他给了我们一个新世界。到了上高中的时候，鲁迅对我的影响最深。我受鲁迅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要不得。所以我开始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教科书都是英美的，一直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到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世界史，有几本教科书都是美国人黑斯顿编的，他后来做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编的这几本书都让我开了眼界，觉得比中文书还容易吸收，因为所有专有名词都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不比中文那么啰唆。我感觉那时候看英文书比看中文书更容易，吸收得更快。
我高二有一位英文老师叫程君涵，他曾经给我推荐过《格列佛游记》，他觉得这本书的文字非常吸引人。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学习有很多并不是一定要在课堂上，而是书本身就吸引你，这反而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们那时候看电影一样。那时候的电影都是美国好莱坞的片子，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到后来有些句子就慢慢懂了。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而这种学，却是非常扎实的。“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上学记》在我上学的时候，初高中应该也是有教学大纲的，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基本是不按大纲来的，每个老师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讲，没有任何规定。比如国文课，上面并没有规定某一本国文教科书，规定老师们要按照这个来讲，所以都是老师自己选出几篇文章来给我们讲。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全都是国立北平师范学校出来的。高中最后一年，因为打仗，我转入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这里都是中央大学的老师，国文课就只读古文，不读白话文。我高中时的国文老师陈先生，他是个学问很好的旧学家，反对白话文，只讲文言文。那时候巴金的小说很流行，班上的女同学都喜欢看他的《家》、《春》、《秋》，这位陈先生就说，巴金有什么好看的，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根本不用我讲，你们自己看看就行！
我们初中升高中时候的考试，都是负责教课的老师来出题。虽然初中高中不是同一间学校，评卷的老师也并非出题校方的老师，但这对评判试卷没什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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