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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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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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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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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适宜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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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作人1885-1967和俞平伯（1900-1990）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大念书时，师从周作人，此后散文创作受其影响至深，在古典文学研究和红楼梦研究领域，有独树一帜的贡献。
孙玉蓉，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等学术著作，80年代与俞平伯交往颇多，对俞平伯以及相关的文化交游非常熟悉，并发表《周作人与同声月刊》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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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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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 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 1卷第
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
’”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
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
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
（1）程度—感染底深浅
（2）范围—感染底广狭
（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
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节上，先生以为善底概念也很游移，我也承认。但我却以为比美，似较清切一点；至少在生物学、人生哲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也尽可应用。至于说善容易引起误会，则美也未尝不如此。譬如现在诗坛底反流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旧体诗比新体诗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断，即可以说，你们做的诗，是鼓吹不正当的行为，即不是积极的有害，也总是消极的有害，所以要不得，岂不痛快？若说善可以引起“劝善书”的误会，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以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总之，名实底淆混，在有几千年历史的言语文学，是不可免的，我们只有严切地解释规定，这就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节，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文艺，偏于音乐一方面；虽是一种揣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极承认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克氏所谓“了解艺术须有相当的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广义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做艺术训练。我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文艺作品。我相信文艺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不是一种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东西。）
但我并不预料诗底平民化，为平民所有，在于现代，或最近之将来。我只承认这是正当趋势，是万人所想望的事，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事。我并不以为现在的民众，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艺。所以说：“凡诗能以平民生活做题材的，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并不是说已为平民所了解。我也并不是就事实上，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不过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去打破，不能认为固定而不可变的。
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能如此，而将来可以呢？（这本是一种希望。）我在那篇文内，约略归纳于四项事实；虽明知一偏不全，但所举的确是实在的状况，且都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的状况。教育的普及，即是克氏所谓受相当的训练。大部民众，既受了相当的训练，自然可以接近文艺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武断一定不能呢？
我极力抗争压迫个性，去舍己从人，正和先生一样迫切。我也是仅仅希望民众能了解艺术，并不是主张去迁就他们。但我却总想达到这个希望，不是仅仅地去空想着。怎样办呢？只有两方面：（1）社会底改造。（2）文学者跑向民间去。这第二项，尤是我们能做而应做的事。
关于先生那文，我所有的感想，已拉杂地写下了，且复先生那封信。这信上我最信服的有一句话，就是“文学底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这虽足以使从事文艺的人短气，但事实上确是如此。不过须注重“极大无限”这两词，方无引起误解底流弊。
什么是“道德”“不道德”，有许多地方本很难说（如恋爱上占有的欲望）。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却也是显明的，如先生所举的这几种，似乎很可断然地去排斥。
我想，我佩服托氏底地方，未必便较先生更为广大，所以就止于此，不再赘说了。
《自己的园地》有一句话，我还有些怀疑，就是“逆路得救”。恕我也不免有绅士气了！
《新潮》出版太慢，诗早寄，似不适用；俟集稿前数日，当搜索近作奉上。因《诗》底关系，我忙得很，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而诗又不是可以强逼吟成的，真是有些窘了！近成诗一首，名《乐谱中之一行》，比较的可以惬意。日内即寄伏园，或在《晨报》上发表。（伏园，即孙伏园（1894—1966），《新潮》杂志编辑，后任《晨报副刊》主编。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任《京报副刊》编辑。在本通信集中，伏园、万羽、孙公、伏公、伏老等称谓兼而用之。《乐谱中之一行》发表于1922年4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新诗集《西还》。）
日来觉儿时的光景，甚可回忆，任其遗忘，未免可惜了。近着手草一诗，名曰《忆》（《忆》为俞平伯的第三本新诗集，自1922年春开始创作，共成诗三十五首，均为回忆“儿时的光景”，北京朴社1925年12月出版作者手写影印袖珍本。），亦是零零碎碎的，但其中也含有五六节的诗在内。
五月内须来京一行，可以奉诣。
学生平伯
三、卅一，杭州城头巷三号
先生给我这封信，拟节录在《诗》上发表，作为通信，请原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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