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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尘埃，呈现中国文物考古的辉煌事例，走进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的大事件！
感受六十年文物考古的甘苦、喜悦与成就！
1、生动呈现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的若干大事件：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
2、以沈从文、王？、王亚蓉三人的口述为主，文字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
3、图文并茂，收录大量沈从文晚年照片及古代服饰、丝织品的精美图片。
拂去历史尘埃，呈现中国文物考古的辉煌事例，走进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的大事件，感受六十年文物考古的甘苦、喜悦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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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沈从文、王?、王亚蓉三人的文物考古工作内容为主线，王亚蓉先生以导语引出沈从文、王?、王亚蓉三人的口述文字，叙述了中国六十年纺织?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辉煌历程。
全书从沈从文晚年口述其开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起，讲述王?、王亚蓉伴随沈从文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经历；生动再现了复原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亲历法门寺地宫佛骨舍利现世、发掘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修复阿尔巴尼亚羊皮《圣经》、复制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战国服饰等精彩事例。
本书文字朴实无华，但生动感人。由此书，读者定能更深入地了解沈从文先生所开创的章服文化事业的不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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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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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蓉，著名的纺织考古学家，古丝织品、古代服饰的保护与修复研究专家。1975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即追随沈从文先生。1978年，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与王?先生并为沈先生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助手。几十年来，先后参与马王堆西汉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新疆尼雅中日联合考古发掘汉晋夫妻合葬墓、北京老山汉墓、杭州雷峰塔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多处丝织品的现场发掘、清理、保护与修复研究工作。自1985年开始以战国、汉代出土纺织品为标本，开展古代纺织品的实验考古学研究，其成果被湖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收藏展出。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中国民间刺绣》（专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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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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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自序
引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发展之历程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
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博物馆工作者有新的责任
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
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
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
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
关心这些小事物
写历史绝对要重新写过了
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
第二章 追随沈从文先生工作
耐心讲解
恭敬道别
聆听天书
修复玉衣
学以致用
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
追随沈先生工作
抹不去心头的阴影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
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
沈先生最为快慰的事
先生仍有不泯童心
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
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
中国需要更多的沈从文
第三章 金缕玉衣·亲历佛骨舍利现世
满城汉墓金缕玉衣
挖掘马王堆汉墓
细说千年女尸出土
马山一号楚墓工作趣事几件
亲历佛骨舍利现世
赣州慈云寺塔出土北宋书画修复的探索
第四章 战国服饰的复原研究及其他
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
为阿尔巴尼亚修复羊皮圣经·发明桑蚕单丝绕网机
战国服饰的复原研究
结语现在与未来
附录
一、对沈从文晚年文物研究工作成果的第一次纪念
二、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
三、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
——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
跋张倩仪
后记王亚蓉
出版后记
序言徐秉琨
自序王亚蓉
引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发展之历程
第一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
离开文物就没法子说懂历史
博物馆工作者有新的责任
我们对于锦缎稍微有点儿知识
一般还不注意的是锦缎的改良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从制度上提出新的怀疑
有些材料又证明我们推测的对了
从绸缎出发也可以理出些问题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提出异议
我们不但从这里可以知道马镫
关心这些小事物
写历史绝对要重新写过了
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
第二章 追随沈从文先生工作
耐心讲解
恭敬道别
聆听天书
修复玉衣
学以致用
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
追随沈先生工作
抹不去心头的阴影
任何困苦磨难都有如过客
先生一生走的这条路着实不易
沈先生最为快慰的事
先生仍有不泯童心
合上了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
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贡献非凡
中国需要更多的沈从文
第三章 金缕玉衣·亲历佛骨舍利现世
满城汉墓金缕玉衣
挖掘马王堆汉墓
细说千年女尸出土
马山一号楚墓工作趣事几件
亲历佛骨舍利现世
赣州慈云寺塔出土北宋书画修复的探索
第四章 战国服饰的复原研究及其他
日伪时期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
为阿尔巴尼亚修复羊皮圣经·发明桑蚕单丝绕网机
战国服饰的复原研究
结语现在与未来
附录
一、对沈从文晚年文物研究工作成果的第一次纪念
二、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
三、社会变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
——与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话
跋张倩仪
后记王亚蓉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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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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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帻”，没有第二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最主要的是西汉的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山东朱檀墓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特别是帽子的问题，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帷帽的问题。过去一直以为是幂，记载相传以为是白狄，或者是东胡，胡人像。这是笼统而言，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北齐北周，没有发现全身障蔽的这种，发现的并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样，像观音都戴这么个东西，仅在俑上，在敦煌画上都没发现。
帷帽正式发现是唐初。有的是比较尖的笠子，下垂裙，大家不知是什么东西。原来汉朝以来，裙边我们现在讲是团鱼的，那时凡是下垂边缘的都叫裙，裙是个统称。现在新疆正式出个俑，戴着斗笠有网。按记载上说就不行了，说流行于开元天宝间，因为杨贵妃欢喜漂亮，她们姊妹靓妆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实没有，一直下来元朝还有。
以后我们知道“透额罗”，透是穿透的透，额是额头的额。这个根据元稹诗上提到：刘彩春谩裹常州透额罗。但是透额罗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这名词变成一个抽象的了。这就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原来敦煌壁画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开元天宝间的，典型的两夫妇都穿的唐朝一品命官命妇的有诰封的礼服，命妇大抱鬓，花花朵朵，一切同唐代的点批制度相合。这后面几个家属——中间一群家属，中间有三个人头上有网子在额头，恰好就是这三个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为什么呢？这个透额罗啊，很快就变了，到宋朝就变成了“渔婆勒子”，这是元朝人戏剧上用的。上头提到打渔婆戴的，等级下降了，渔婆用的，一直用下来。到清朝又提高了，至少是康熙皇帝妃子、乾隆皇后、雍正十二个妃子，一大半都用。可能我的妈妈，可能在座各位同志的妈妈，都戴过，叫“勒子”，老太婆戴的，上面加个寿星，加两片玉佛。不追究便罢，一追究就言之话长了，原来如此。有些没有了，有些又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后来变成了实用的装饰。清朝老太婆将它变成一个实际的装饰品。特别像《金瓶梅》插图、《燕寝怡情图》，很多戴起。不但是普通的戴，现在新看到的雍正的十二个妃子也戴，就跟《红楼梦》中十二金钗一个样子。因此传到我们母亲这一代，现在西南的乡下可能还戴。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帷帽变成透额罗发展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事的人来从这问题上追究探索。
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我记得是1964年的夏天，大热的天气！每天做几个说明书，就这个题目做说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从材料出发来排队，按照次序来。你比如说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历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从《舆服志》来说，历代的《舆服志》按说是最多的。中国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间，每一部史都有《舆服志》。谈到这个礼服的还有《仪卫志》，谈到音乐的《礼乐志》，谈到军队的《兵志》，谈到兵的组织的，非常的充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用处，你挖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从唯物出发，先把材料摊出来，就我们所理解的做一种解释，再来联系起来看问题。一看问题提出来了，不理解的拿文献来证它，文献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至少是先知道个问题。文献说的多半属于礼仪的、礼节上的，实际上任何一代都不会是受礼仪所拘束的，总是突破了这个。他有各种突破的原因，他钱多一点他可以超过，他吝啬一点他可以不足，他子孙挥霍的多一点他就埋的多一点。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的知识，我们从这里头一次就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我们本来预备是做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比较明确地得到解決。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们知道就在1964年年终，差不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样本搞出来了。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他们美工人员，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花纹反映到这上面同文献上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不决定它文献上说什么，现在这是什么，那个文献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点杂知识，到博物馆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点，特别是做说明员的这三十年的考验。因此，这样的常识上的习惯就引申的比较多。
这本书刚刚预备印，“文化大革命”来了，当然就搁下来了，它不仅是搁下来了，还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说商朝，一共有三十多个人的样子，你摆到那儿，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来的样子。那个是挖出来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齐燕铭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国政协谈话当间，碰到一起，还问到过我这本书，说你那本书怎么样呀，还没出来呀，怎么样？结果他不幸过世了。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刘仰峤先生，他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秘书长）。他就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里来完成这本书，主要完成这本书，帮我配了很好的人力还有物质条件，中间一个，就是挖马王堆的那个王？同志。可惜他今天有事情没有来，这个同志对挖马王堆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因为他搞这个工作，在科学院里面修复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复，专修这个，现在再修这个。我想把他当正式助手（那时王？先生的调动手续还未办完），这是不行，科学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实上，我的工作呢，因为快到80岁了，很快要把这个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强。其次一个叫王亚蓉，这本书要是出来以后，小图大家看来要还满意，大部分是她的贡献。
我就是只做点说明，说明呢肯定是不能完美，总会有错误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肯定会有错误的。所以大家外面不知道，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专书，什么了不得的专书，服装书。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个很初步的，实际上同我写小说一样，试笔，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第一本创作就是试作、试笔，这样如果我再多活几年，可能呢，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出来。看样子恐怕希望不太大了，因为人呢，表面上看我还很好，各方面还很好，虽然有点心脏病，还算是对付得过去。因为老病了，事实上就像一个零件，尽管是耐磨耐摔，但是零件绝对有毛病了，一不小心吧，就不办事了，这是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第二章追随沈从文先生工作
耐心讲解
1953年，朝鲜停战了。我呐，因为停战，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收集一些资料，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得到允许以后，我就到北京来。路上跟沈阳第一军医大学的几个学生在一起，结伴同行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是军委政治部替我们安排的。我们先看了天坛，就把我迷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个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北京城墙还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也在，东单、西单没有了，拆到国子监去了。
等到看故宫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去看颐和园，看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午门楼上展览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凌迟，千刀万剐的罪刑。皇帝要对那些造反的人，大逆不道的人，反对皇帝、侵犯到皇家利益的人才动这种刑具。那个刑具两百多把刀子，青铜的，各种各样的。我简直不敢看那些人，年轻人对死亡的残暴，恐惧情绪非常大，简直不能再多看一眼。
后来我看那个从猿到人展览，看到小小的一颗臼齿，说这是一个13岁女孩上面的臼齿。我惊奇得不得了，怎样能知道这是13岁的女孩，而且是十几万年前的呢？唉，迷惑不解，觉得科学真是了不得，能知道这么多，知道那么久远的事情，算命先生那算什么？虽然是夏天，屋里挺凉快，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在看。我出去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恭敬道别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我在上海的时候，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湘西呀！什么那些。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写得山川人物那么美，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两个对不上，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哎呀，我真的呆啦，我说不出话来，当时也不好问。我只做了非常恭敬的道别就回朝鲜了。
一直在我心里我就想问问这是真的吗？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没有根据吗？都是瞎编出来的吗？一直想问那个事。
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聆听天书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哈哈！还有一次是1954年或1955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先生口述）
第一章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肇始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
单纯地谈服装不容易，《舆服志》说得太简单。《舆服志》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就是统治者在某种技术上的事，按照图像是看不出来的。
比如说汉石刻，现在我们一切从比较上看才能知道东汉石刻反映的，确是东汉的。比如梁冠的问题，都是上冲后再下来两收为止，里面有“平巾帻”，没有第二个冠。这个大家都不太注意，有的都写到西汉去了。原来很少人注意这问题，西汉和东汉头上的问题完全是两个样子。最主要的是西汉的没有这个包头，冠就在头上，约发而不裹头，东汉才加巾，巾帻。记载上其实写得很清楚，有的讲汉文帝、汉成帝头发多，壮发，因此用巾先约发再加冠；有的说王莽没有头发，是秃头，因此加巾再加冠，产生梁冠。从这个材料上看，大概在王莽时代以后，东汉才有了这种梁冠约发而加巾。
但是，是不是埋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我们从大量的石刻上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坟里头，以为墓葬应当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西晋——到北朝时，挖的俑，奏乐的，以为是北朝的，其实北朝没这个东西，从头发看没有这东西；这个时候按政治上的情景，埋坟照例是把前一代的贵族拿来当伎乐使用。从西晋上不大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从东晋上看，就看得出来。东晋正史提到加假发越来越多，后来感到头上重量都不能戴了，平时都放在架子上，这个时候叫“解头”，根据《晋书？舆服志》，比较有相对或绝对的可靠性。最近发现南朝的头发，两边大，甚至把耳朵都包着。
山东朱檀墓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说，这可是明朝的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从服饰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晓得最主要的是那个牵马的，原来是个宋朝的样子，还是平翅幞头，元朝都不用了。
还有辽墓出了许多问题，写报告的大概是愿意发现眼见的情况，中间有许多汉人装束的官僚在桌子边服务的样子，说这是民族团结。实际上虽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这些都是当差的，在那儿侍奉统治者。正像《宣和遗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掳到北京以后，平时让他们到民政司烤火、绣花，到了他们喝酒的时候，金朝这些将帅，就叫宋朝宗室的这些妇女呀，来唱歌侍宴。这是从政治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搞这个东西从这方面来研究，有些头绪就比较清楚。
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
特别是帽子的问题，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帷帽的问题。过去一直以为是幂，记载相传以为是白狄，或者是东胡，胡人像。这是笼统而言，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北齐北周，没有发现全身障蔽的这种，发现的并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样，像观音都戴这么个东西，仅在俑上，在敦煌画上都没发现。
帷帽正式发现是唐初。有的是比较尖的笠子，下垂裙，大家不知是什么东西。原来汉朝以来，裙边我们现在讲是团鱼的，那时凡是下垂边缘的都叫裙，裙是个统称。现在新疆正式出个俑，戴着斗笠有网。按记载上说就不行了，说流行于开元天宝间，因为杨贵妃欢喜漂亮，她们姊妹靓妆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实没有，一直下来元朝还有。
以后我们知道“透额罗”，透是穿透的透，额是额头的额。这个根据元稹诗上提到：刘彩春谩裹常州透额罗。但是透额罗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这名词变成一个抽象的了。这就又需要我们从文物上来提问题了。原来敦煌壁画上《乐廷瓌夫人行香图》，开元天宝间的，典型的两夫妇都穿的唐朝一品命官命妇的有诰封的礼服，命妇大抱鬓，花花朵朵，一切同唐代的点批制度相合。这后面几个家属——中间一群家属，中间有三个人头上有网子在额头，恰好就是这三个能说明问题。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为什么呢？这个透额罗啊，很快就变了，到宋朝就变成了“渔婆勒子”，这是元朝人戏剧上用的。上头提到打渔婆戴的，等级下降了，渔婆用的，一直用下来。到清朝又提高了，至少是康熙皇帝妃子、乾隆皇后、雍正十二个妃子，一大半都用。可能我的妈妈，可能在座各位同志的妈妈，都戴过，叫“勒子”，老太婆戴的，上面加个寿星，加两片玉佛。不追究便罢，一追究就言之话长了，原来如此。有些没有了，有些又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后来变成了实用的装饰。清朝老太婆将它变成一个实际的装饰品。特别像《金瓶梅》插图、《燕寝怡情图》，很多戴起。不但是普通的戴，现在新看到的雍正的十二个妃子也戴，就跟《红楼梦》中十二金钗一个样子。因此传到我们母亲这一代，现在西南的乡下可能还戴。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帷帽变成透额罗发展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好事的人来从这问题上追究探索。
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我记得是1964年的夏天，大热的天气！每天做几个说明书，就这个题目做说明，不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也做不到，从材料出发来排队，按照次序来。你比如说商朝，有多少人，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因为历来我们知道一个问题，从《舆服志》来说，历代的《舆服志》按说是最多的。中国这三千多年，二十五史中间，每一部史都有《舆服志》。谈到这个礼服的还有《仪卫志》，谈到音乐的《礼乐志》，谈到军队的《兵志》，谈到兵的组织的，非常的充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用处，你挖出来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方法，从唯物出发，先把材料摊出来，就我们所理解的做一种解释，再来联系起来看问题。一看问题提出来了，不理解的拿文献来证它，文献是这么说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至少是先知道个问题。文献说的多半属于礼仪的、礼节上的，实际上任何一代都不会是受礼仪所拘束的，总是突破了这个。他有各种突破的原因，他钱多一点他可以超过，他吝啬一点他可以不足，他子孙挥霍的多一点他就埋的多一点。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就补充了不少的知识，我们从这里头一次就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我们本来预备是做十年做十本书，使这个问题比较明确地得到解決。可是我的知识有限。我们知道就在1964年年终，差不多一年，还不到一年，就把第一本的样本搞出来了。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他们美工人员，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花纹反映到这上面同文献上有什么矛盾，启发了我们什么，不决定它文献上说什么，现在这是什么，那个文献是什么。幸好呢，我有一点杂知识，到博物馆久了好像半瓶醋了，什么都不深入，什么都要懂一点，特别是做说明员的这三十年的考验。因此，这样的常识上的习惯就引申的比较多。
这本书刚刚预备印，“文化大革命”来了，当然就搁下来了，它不仅是搁下来了，还变成了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因此，我一生特别抱歉，支持我的齐燕铭先生，特别把他绑起来到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小礼堂大骂了一天。那么他呢，晓得我——从红卫兵小将中间有知道我身体的人，晓得我心脏有病，他就让我陪批斗，绑到隔壁房子里听，整整地骂了他一天。骂的人都不知道所以然，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大多数人也看不懂这本书，因为它写的专门问题呀，你怎么看得懂。你比如说商朝，一共有三十多个人的样子，你摆到那儿，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它是按照挖出来的样子。那个是挖出来的，要否定它，你不能否定它的，所以就乱骂了，骂了一整天，上、下午，七个多钟头，才把他放走了。所以一直到齐燕铭同志快死以前，到全国政协谈话当间，碰到一起，还问到过我这本书，说你那本书怎么样呀，还没出来呀，怎么样？结果他不幸过世了。
这个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刘仰峤先生，他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秘书长）。他就把我调到社会科学院里来完成这本书，主要完成这本书，帮我配了很好的人力还有物质条件，中间一个，就是挖马王堆的那个王？同志。可惜他今天有事情没有来，这个同志对挖马王堆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亲自把马王堆这个老太太的衣服剥掉，一件一件地剥下来。因为他搞这个工作，在科学院里面修复工作，搞了二十年修复，专修这个，现在再修这个。我想把他当正式助手（那时王？先生的调动手续还未办完），这是不行，科学院很重要了，考古所只能做我一半的助手。事实上，我的工作呢，因为快到80岁了，很快要把这个工作交到他的手上，他比我强。其次一个叫王亚蓉，这本书要是出来以后，小图大家看来要还满意，大部分是她的贡献。
我就是只做点说明，说明呢肯定是不能完美，总会有错误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肯定会有错误的。所以大家外面不知道，说我很快就要完成一个什么专书，什么了不得的专书，服装书。那是没有具体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个很初步的，实际上同我写小说一样，试笔，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第一本创作就是试作、试笔，这样如果我再多活几年，可能呢，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出来。看样子恐怕希望不太大了，因为人呢，表面上看我还很好，各方面还很好，虽然有点心脏病，还算是对付得过去。因为老病了，事实上就像一个零件，尽管是耐磨耐摔，但是零件绝对有毛病了，一不小心吧，就不办事了，这是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工作。
（摘自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湖南的演讲）
第二章追随沈从文先生工作
耐心讲解
1953年，朝鲜停战了。我呐，因为停战，就请假想到北京来看看，收集一些资料，也许对文工团有用途。得到允许以后，我就到北京来。路上跟沈阳第一军医大学的几个学生在一起，结伴同行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小客店里，是军委政治部替我们安排的。我们先看了天坛，就把我迷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个古老的北京那个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北京城墙还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也在，东单、西单没有了，拆到国子监去了。
等到看故宫的时候，剩下我一个人，他们都去看颐和园，看别的地方去了。我就看历史博物馆。那是1953年的7月里，我先看午门内朝房，就是清代官员等待的地方，东西两边长廊里面的房子。那里面布置的是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展览，西面布置的是历史出土文物。午门楼上展览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凌迟，千刀万剐的罪刑。皇帝要对那些造反的人，大逆不道的人，反对皇帝、侵犯到皇家利益的人才动这种刑具。那个刑具两百多把刀子，青铜的，各种各样的。我简直不敢看那些人，年轻人对死亡的残暴，恐惧情绪非常大，简直不能再多看一眼。
后来我看那个从猿到人展览，看到小小的一颗臼齿，说这是一个13岁女孩上面的臼齿。我惊奇得不得了，怎样能知道这是13岁的女孩，而且是十几万年前的呢？唉，迷惑不解，觉得科学真是了不得，能知道这么多，知道那么久远的事情，算命先生那算什么？虽然是夏天，屋里挺凉快，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在看。我出去先看东朝房，看过出来以后，我进到西朝房，觉得已经是下午或者是中午时分。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恭敬道别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中午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原来的太庙，去吃一个面包，吃一只香蕉，算是中饭。吃完了饭说说话，问问朝鲜的战争情况和巴金到朝鲜的情况。巴金到朝鲜就在我们军里去体验生活的，梅兰芳我也都遇到了。问问这些情况，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像是吃面条。那个时候看到先生的夫人，那么年轻，就像二十几岁一样，不怎么说话。先生就说呀……妈妈，你快过来听一下巴金在朝鲜的情况。叫我讲那个战争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他说战争是个立体的，他也当过兵。
我就更纳闷啦！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我在上海的时候，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湘西呀！什么那些。觉得这个人写很多野话，写得山川人物那么美，跟面前非常慈祥的一个老先生，两个对不上，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一张嘴能说狗杂种或者其他骂人的野话的。哎呀，我真的呆啦，我说不出话来，当时也不好问。我只做了非常恭敬的道别就回朝鲜了。
一直在我心里我就想问问这是真的吗？你怎么跟你那个小说那么不一样？那个小说都是你编的故事吗？没有根据吗？都是瞎编出来的吗？一直想问那个事。
一直到1979年，我才有机会当面问问沈先生。我说沈先生，我认识你的时候，简直是一个谜，你这个人完全跟你那小说脱节。文字写得很美，那是文如其人，可以这么说；那些故事那么野，那么浪漫，跟别人的那么不同，又吸引人又叫人觉得新鲜，这是怎么回事情？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荒唐人，就像那编荒唐故事的那种荒唐人一样，说亲身经历哪！
聆听天书
沈先生告诉我，他说做人要规矩，写小说要调皮，不调皮怎么能写成小说呢？说得把我心里一个从1953年到1979年这么长过程的谜解开了。我跟沈先生就是有这么一点关系，受他的影响。此后每年我出差只要到北京，都去探望他，看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给我讲解一些重要展览，带我去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在政协礼堂里听的，罗尔纲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最时髦讲解政治斗争，讲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听完了以后，他说我们都是来听天书的。
哈哈！还有一次是1954年或1955年，敦煌在人民文化宫展览，做一些假的洞窟，把临摹的壁画贴在里面展览。那个时候沈先生给彭真这些老同志当讲解员。我去了以后，又陪我专门看了一次。我很感动，我看到他就是对工农兵讲解，也是充满了热情，对那些领导人也不格外说，像对领导人这些尊贵的人没有格外的敬意，一样，都是那么充满热情。但是讲解深度不一样。给那些高级领导人能讲到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去，他们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能够领会得到，能讲得到这些问题，包含着治理国家的许多喻意；跟我们讲，深入浅出；给普通工人讲，也可以讲得很白话。沈先生他一生都是这样。特别是对年青人，那些做工艺美术，或者电影，或者戏剧，需要古代服装花纹、道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充满热心给他们讲，人送走后，再写一封十几页的信，可以叫人更明白知道那些内容，因为他那湘西的口音，他也怕别人听不懂。他讲到忘神的时候，声音就非常低，美极啦，美极啦，充满了丝丝的热情，赞美劳动，赞美生命。
（摘自张婉仪女士整理的王·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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