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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资深学者作家：凤凰卫视特约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争议性传主：与哥哥鲁迅绝交、取日本妻子、认为中日必有一战、五四时期的思想巨人、汉奸、现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他是矛盾的集合体。当代读者最感兴趣的民国人物。
珍贵历史图片：十余张珍贵历史插图，记录周作人人生中各个重要结点，许多图片为国内出版物首次公开！
读者的需求：党史秘闻（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文学史八卦（对鲁迅大打出手）+汉奸实录（担任“汪伪”高官）+文革真相（被红卫兵暴打）……都是最吸引读者购买的卖点。
他是五四进步青年眼中的思想巨人，后来竟成了大汉奸周佛海口中的“宗兄”。
他半推半就出山当文化汉奸，却偷偷把老友李大钊子女送到解放区。
他娶日本妻子，却最早提醒国人中日必有一战。
前半生与哥哥鲁迅绝交，后半生靠写文章回忆哥哥度日。
解密加速落水下滑过程的遇刺事件。
在老虎桥与大汉奸们的狱中生活与交往。
时局突变，侥幸出狱后给周恩来写信投石问路。
晚景悲凉，把弟弟周建人告上法庭，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囚禁在小屋，最终猝然发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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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5年抗战胜利，周作人成为身陷囹圄的“文化汉奸”，遭遇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此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以戴罪之身，从事着写作和翻译，且成果颇丰。
本书叙述了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在一种更开阔、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下，剖析了周作人晚年的情感和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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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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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传明:1963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学者、历史传记作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独行人踪——无名氏传》《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周作人的最后22年》《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鲁迅与鲁门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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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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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再次浮出水面的周作人
引子 “靠山”倒了
第一章 一代宗师成了汉奸
对郑振铎流露悲观情绪 “四大留守北平教授” 大后方抢救周作人 遇刺事件加速“下滑”过程
帮助李大钊家人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委托 想去解放区，被成仿吾回绝 与傅斯年结怨
第二章 跌入人生最低谷
惩治汉奸的时候到了 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带到南京受审 审判前后的人情冷暖
“反动老作家”里外不是人 被判十年
第三章 文化巨匠落水的深层原因
“昏”：鲁迅对周作人的唯一评价 与老舍、陈寅恪的气节形成鲜明对照 竟然为秦桧翻案 道德上有盲区
不可靠的自我辩解 曾经的辉煌
第四章 狱中的周作人
住上了老虎桥的单间 此时最好的朋友——比他下水还早的钱稻孙 “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被枪决
与巨奸周佛海认了兄弟 在狱中笔耕不辍
第五章 侥幸出狱以后
时局突变，侥幸出狱 开始在钱稻孙学生尤炳圻家白吃白住 在上海偷了半年悠闲 投石问路：给周恩来写信
第六章 新时代里的周作人
重返北平 故旧门生纷纷来访 亲自拜访最高领袖座上宾章士钊 被新社会“养起来” 受宠若惊的西安之行
故交曹聚仁提供了卖文渠道
第七章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靠回忆大哥谋生 八道湾成了大杂院 和弟弟周建人反目 干涉女儿自由恋爱 纠结“遇刺事件” 四处写信“乞食”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 翻译古希腊文学 写作《知堂回想录》
尾章 “末日”来了
写好最终的遗嘱 红卫兵冲进了八道湾 此生最后一篇日记 囚禁在小屋，请求“安乐死” 上厕所时猝然发病去世
“消声灭迹”：骨灰被处理掉了
后记 以“过来人”的立场写周作人
附录一：周作人年谱简编
附录二：周作人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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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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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至此进入了第8个年头，而这年也正是出生于1885（乙酉）年的周作人的60岁的本命年，这时距他1939年附逆出任伪职也已有6年之久。
此时，周作人担任的伪职主要有汪伪政府的“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这些虽都是闲职，但他仍是领着伪政府高薪的“特任级”官员，为伪政府装点门面的人物。其实，早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就预感到日本败局已定，在1942年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大风吹倒坟头树，杉叶松毛着地铺。惆怅跳山山下路，秋光还似旧时无。”
此诗颇有值得解说的意味：“跳山”是周作人家在绍兴的祖坟所在，据说可以福荫子孙的“坟头树”被大风吹倒，显然是一种凶兆。“杉叶松毛着地铺”则给人以一种寥落、衰败之感，而“秋光还似旧时无”则流露出一种对未来的不祥之感以及对人世无常的忧惧和感伤。该诗头一句似与宋人“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的俗语有关，那它也就恰好表现出了周作人附逆之后常持的一种任人评说、我自为之、不屑置辩、强作镇定、聊以自解的忐忑心态。但不管他自己如何应对，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要落下，他所陷入其中的日伪汉奸政权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两分钟内造成广岛市6万多人死亡。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紧接着百万苏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同时，苏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先后在朝鲜北部、千岛群岛登陆。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日本政府在天皇皇宫地下室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在内阁、军部中的主和派与主战派争执不下时，昭和天皇裕仁做出了最后的裁决：本土决战准备不足，无条件接受美、中、英三个盟国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8月14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其“圣断”，并于当夜录制了《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国内所有的交通停顿，全体国民屏声静气地在听他们的天皇以低沉、漠然的语调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转天即8月16日的下午5时，在南京伪政府主席官邸，伪政府部长以上要员聚集在一起开了最后—次“政治会议”。
会议由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主持。他望着台下一张张沮丧、黯淡的面孔，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开会，先请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先生讲话。”
作为“散伙掌柜”，陈的发言颇为低调：
“从今天起，诸位不要再称我陈主席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以后就叫我陈先生吧！”
“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既然如此，我们政府理应解散！现在，我宣布三项决议：解散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临时政务委员会，我任委员长，周先生任副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说完，陈公博朝台下扫了一眼，只见所有人都像霜打了一般，面无表情。所谓“树倒猢狲散”，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陈公博叫周佛海宣读伪政府的解散宣言。后者起身朝台下一鞠躬，又重复了一遍自欺欺人的“曲线救国”的老调：
“……吾人目睹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侵占，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惴惴不安，故迫于时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救亡图存，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兹于五年前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今则日本政府已投降，世界已恢复和平，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却无异致。今日国家应复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自即日起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周佛海念完后，众人又是一片沉默。接着，就举手通过了。
陈公博转脸又对周佛海说：“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
此时早有打算、已另外找好靠山的周佛海脸上露出嘲笑的表情，说：“还讨论什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说完，一拂袖子，扬长而去。
陈公博遭到抢白，脸被气得铁青，也无可奈何，望着周佛海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随后转身朝众人道：“散会！”
从1940年3月30日建立到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这个汉奸政权前后经历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七天，至此终于寿终正寝。
名义上接受汪伪南京政府领导、实则具有半独立状态的华北伪政权——也就是周作人所在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比南京伪政府提前一天、于日本投降的当日就已宣布解散，等待国民政府接收。从1937年12月14日“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到其解散，华北伪政权存在的时间达七年零八个月之久。
1945年10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
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伪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伪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文元谟，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伪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伪最高顾问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此外，还有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伪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王揖唐和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被李宗仁从名单中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汽车发生障碍未能到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吃完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周作人没参加戴笠的鸿门宴。
大概是因为周作人在日本战败后就想完全恢复自己的学者、教授形象，不愿再跟昔日的汉奸同僚酱在一起了。但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晚，他就在八道湾家中被捕了。当枪口对准周作人时，他只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随后，就跟着军警走了。周作人后来说，执行逮捕任务的军警在抄家时，偷走了他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一枚、摩伐陀牌钢表一块，总价值七八百元。
对于被捕，周作人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大半年时间，周作人在北平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平静的。应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战败是有所预感的，但他既然将自己的命运跟日本侵略者连在了一起，此时也便无可奈何而只能听天由命了。
1月的时候，周作人连着写了好几篇小文章，都是在讲年轻人应该学点国史，读点佛经，知道点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了解点民俗学，总之还是强调年轻人要沉得住气，要懂得“人情物理”。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宽容》，发表在2月12日的《新民声》报上，文中说：“在抱大志谋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较小的荣辱，这与一般所谓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虽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样的以我慢为基本，那是无可疑的。”句中的“我慢”一词，本是佛教用语，在日语中有“自高”、“忍耐”等多重语义。在这里，周作人显然是话中有话，也就是仍然要以“傲慢”的、“不辩解”的态度来对待人们对他可能有的种种指责。
到了2月，周作人开始编辑他在入狱前的最后一本文集《立春以前》，这也是他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并写下了这样的后记：“《立春以前》是我的散文集之第二十二册，自民国十二年《自己的园地》出版以后，至今亦已有二十二年，算是每年出书一册，也还不多。”又说：“我写文章也已不少，内容杂得可以，所以只得以杂文自居，但是自己反省一下，近几年来可以找出两个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与思想的轨道。其一，民国二十九年冬我写一篇日本之再认识，正式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以后对于不懂得的外国事情不敢多开口，实行儒家的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其二，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本国的事当然关切，而且也知道的较多，此也可以说是对于知之为知之这一句话有了做起讲之意吧。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已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仍然是在强调一种“生存第一”的哲学。
这时，周作人所担任的都是闲职，并无实权，日本即将战败前的1945年3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南京汪伪政府特派王荫泰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周作人仍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16日下午，汪伪政府的代理主席陈公博及随行人员褚民谊、赵尊岳、丁默邨、周隆庠等到北平来视察，周作人曾赶到往中南海迎宾馆迎接。
同月，周作人在1943年南游时于苏州结识的朋友王予（徐淦）来到北平谋生，写信给他，请他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和琉璃厂旧书店工作，他回信说：“鄙人退位以来已无力向图书馆荐人，厂甸旧书业萧条，当伙计维持不了生活，似不如当家庭教师，在古城比较有机会，也适合足下的情形。”周作人此时虽还挂着几个闲职，钱不少拿，但已经没实权了。此前，他当伪督办时，确实曾安插一些人在其所属的机关、学校任职，有的还是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王予到北平的第四天，就忽然看见哈德门门外的德国饭店灰溜溜地降下纳粹旗帜，电台广播说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了。他预感到时局要有重大转变，挂念南方的妻儿，便匆匆南归了。
纳粹德国的覆灭想必也给周作人带来了相当的恐慌感，道理很简单：德国败了，日本也不会支撑太久。世事如此，周作人只好将自己埋进书堆里，聊以消遣和解忧。6月份，他编了《北京竹枝词集》，写了《北京的风俗诗》的短文，介绍了北京竹枝词中以咏风俗人情为主的风俗诗，认为“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识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但“中国的风俗诗或谐诗”，“未曾有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6月30日，他写了《无生老母的信息》一文，这是他自己一直很看重的一篇文章。与五四时期颇有“浮躁凌厉之气”的周作人不同，与上世纪30年代闲适、唯美、以“吃苦茶”来品味人生的“苦茶庵主”也有别，此时的周作人开始沉入到国民中去，对民间的生存状态、宗教信仰有了浓厚的兴趣和同情。
此时的周作人，就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将这种愚夫愚妇的信仰简单地视之为“蛮性的遗留”了，因为他也和这些愚夫愚妇一样深切感受到了那种“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的精神上的孤独与无助。周作人此刻不仅在“政治”上步入歧途、陷入泥沼、无力自拔，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了极度的惶恐和迷惘中。《易》曰：“履霜，坚冰至”，年届花甲的知堂老人生命中的秋冬季节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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