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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之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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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12年，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这次多出了一个叫民主的小东西。这个小东西生于海外，长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的国家因它而逐渐强盛，也有的国家因它而混乱无序，吃了不少的亏。但无论如何，民主这个小东西是所有人公认的济世良方，区别仅仅在于如何去运用。于是乎，民主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四处生根发芽，颇有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潜质。
令人玩味的是：民国初年的民主格局并不是因为人们的信仰而确立的。事实上，刚刚脱下长袍马褂的中国人对民主陌生得很，真正形成民主议政格局的原因在于那令人哭笑不得的政治局势。孙中山本不想与清朝旧势力分享民主，但手上无兵无钱，不想分享也不成；袁世凯本不想受孙黄等人的掣肘，但出身清廷却又背叛清廷的他不得不妥协；梁启超本不想清廷灭亡，但米已成炊，宪政之路需要找到新的实践方向。于是乎，各方势力各显神通：为了权力，为了利益，为了心中的完美国度，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斗争，却又妥协合作，上演了一出出有关民主宪政的大戏。最终，虽然民主议会政治在中国失败了，但民主的种子却种在了平民百姓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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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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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峰，男，生于石达开折戟之处，长于保路运动兴起之地。自幼热爱历史，当过记者，做过编辑。闲暇之余，喜欢探寻历史的本源，更对公平与正义有超乎寻常的热情。近年来潜心钻研民国史，对民国初年之政治、制度、文化略有所得，有心探求中国民主与宪政起源之真相。在嗟叹民主宪政命途多舛的同时，也有所感悟：世间没有绝对的民主，但追逐民主的精神和决心不可一日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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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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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初年那些事
一 “软弱与爱妥协”的领袖——体现民主的真意
二 孙中山为什么会“软弱”
三 让袁世凯当总统，同样是民主的尝试
四 南下，还是北上？这是个问题
五 政府席位之争背后的民主内涵
六 组建国民党——民主宪政崩裂的开端
第二章 革命党的政党政治
一 同盟会的民主准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二 章太炎的政党试验：革命军消，革命党兴
三 章士钊的政党试验：从毁党到造党
第三章 立宪派的民主之路
一 梁启超的民主之路：中国需要进步，立宪派也需要进步
二 张謇的民主实践：实业救国需要稳定
三 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初体验：割据一方，也是民主
四 黎元洪的民主之路：从随波逐流到自我觉醒
五 汤化龙的民主之路：从组党到不党
第四章 清廷走向宪政的曲折之路
一 欲拒还迎的宪政之路
二 宣统登基，宪政的机遇与拐点
三 盖棺而难论定的大清王朝
四 清廷立宪派的挽歌
五 清朝旧官僚的民主之路
第五章 北洋系的民国初体验
一 有限度的共和主义者——袁世凯
二 当三权分立变成两极争锋
三 靠民主实现独裁的袁世凯
四 民国初立，北洋系何去何从
五 北洋之乱，民主之殇
第六章 社会之中的民主之风
一 民国初年的草根百姓
二 教育国民方是民主之源
三 新闻媒体的民主之风
四 对清廷贵族的宽容也是民主
第七章 民初民主和宪政的得与失
一 宪政终结，铁血主义救中国？
二 民主制度无法生搬硬套
三 让口水取代枪炮，以妥协换取制衡
四 以法治代替人治
五 现代化军队的成形
后记：什么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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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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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初年那些事
1912年，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年份。若将中国历史简单划分为两个时代的话，1912年就是一个节点，1912之前是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而1912年之后，中国再无真正的皇帝！
一 “软弱与爱妥协”的领袖
——体现民主的真意
公元1912年，壬子年，民国元年。
若不是一年前那声意外的枪响，1912年在中国历史上应该会是一个平淡的年份：亿万人民将在大清宣统皇帝的统治下，或饥或饱地混过这一年；革命党忙忙碌碌，四处制造爆炸事件，依然只是市井小民的谈资；而孙中山先生依然在国外过着四处募集资金的生活，只为完成推翻清朝统治的理想。
但历史没有假设，囿于“计划起义到失败，再计划再失败，反复计划反复失败”怪圈中难以挣脱的孙中山先生，到底还是等到了这一天。
1.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他的副手黎元洪
作为国内革命势力人望最高的精神领袖——孙中山于1911年年底归国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被支持者们推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高位，他的副手则是黎元洪。
这位副手很有意思，充分代表着民国新旧妥协的民主特色。这位对革命党一向抱有敌意和不合作态度的清廷忠臣、道德君子，为什么会成为民国的副总统呢？原因很简单：武昌起义中的参与者找不到“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这位在武昌起义一开始就秉持着镇压态度的大清将领，新军协统，以令人瞠目的方式摇身一变，成为武昌首义的领导者……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中，工程营率先发难。当时黎元洪还坐在自己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兵营中。当手下有人想去响应革命，他就亲自拿着枪来阻止，为此他杀了第三十一营的周荣发和第四十一标的邹玉溪。他还命令第三营士兵到营墙上，看到人来，开枪便打。
这次命令是坚决有力的。不过等了一会儿，他就听到外面的枪声大了起来。黎元洪这才命令士兵不可开枪，用好话把起义士兵劝走。不一会儿炮声又来了，先前还表现得非常淡定的黎协统慌了起来，连忙改了命令，叫士兵回来守营房，自己则换了便装，带着随从和执事官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大事抵定，在推选领导人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主要参与起义的，无论在清军阵营还是革命党内部都是不折不扣的基层。而且因为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彼此牵扯，局面一直相持不下，意见一直不能统一的结果就是：黎元洪这个往日颇有些贤名的清廷将官，被堂而皇之地推上了都督的候补人选中。
争来争去，黎元洪这个在革命阵营中无甚根基的老好人，反而变成了最适合的人选，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人抱着“不管谁当都督，只要不是对方的人就好”的态度，也承认了这个选举结果。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大都督跑哪儿去了。
10月10日晚上，起义军军官马荣和汤启发在街上巡查时，看到几个士兵搬着箱子从黎元洪的寓所出来。两人心中一阵窃喜，他们立即严肃地上前盘问拖箱子的士兵，几个士兵万般无奈下，才透露了黎元洪的踪迹，说完就一溜烟儿地跑了。蔡济民、王文锦得知黎元洪的下落后大喜，立刻赶到刘文吉家。
在刘文吉家看到黎元洪后，蔡济民心花怒放，拉着黎元洪就走。但黎元洪哪里肯走，他担心革命党把他毙了，死活要留在这里。
在民间，对于革命党请黎元洪出山的事情，传得相当滑稽。说黎元洪当时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就认定是革命党来抓他了。赶忙躲到了床下，吓得一直哆嗦。革命党找了好久，才发现他在床下。让他出来，他死活不肯，最后还是被革命党从床下拖出来的。不管这传说是否可信，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黎元洪怕革命党，也怕死。最后还是革命党人好说歹说，基本上以一种类似于绑架的手法，才让黎元洪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为了“起义领袖”。
这样一个和革命一点边都不沾的清廷旧官僚，却成为了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副总统。究其原因，除了他首义领导者的名号外，还有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因素。
当时参与辛亥革命、最终缔造民国的南方独立各省中，有一半都是在类似于黎元洪这样的情况下加入革命的。先不追究动机，其行为从事实上为民国革命出了大力，这样黎元洪成为代表被推到台前就顺理成章了，也体现出一种民主特色！
就这样，德高望重的民国领导者们“暂时”排定了座次。之所以说是“暂时”，除了没有经过正式的民选，另一层意思就是这两位正副总统都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随时准备“牺牲”掉属于自己的权力来换取某些妥协……
不要以为这是软弱和退让，实际上，这是民主的考量，只不过稍显理想化了一些。那些手中死死抓着权力不放，崇拜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领导者，即便胜利了，也不过是新的独裁者罢了。做到极致，也不过是类似于唐太宗的封建明君而已，与民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民主，就是要允许不同立场的人发出自己声音的体制。什么都靠暴力解决，即便统一了，不同的声音也没有了，独裁也将成为必然的结局。
要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一分唏嘘、两分感慨、三分焦躁、四分担忧，总体来说一定是五味杂陈……
唏嘘的是：一直以来，习惯于抱着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革命同志的大量牺牲，让革命党流失了不少元气。
感慨的是：湖北新军看似孤注一掷的举动竟然意外获得了成功，紧接着这次小小的成功竟然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光复，临时政府就此成立了，这让他们这些为革命四处奔走，抛头颅洒热血却屡屡失败的老牌革命党情何以堪？
焦躁的是：革命刚刚有了些起色，一些内部的不和谐就摆上了台面，各地新建的政府中革命派内部的权力争夺，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担忧的是：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为代表的清军势力虎视眈眈，民国在短期内轰轰烈烈地建立也有可能在短期内轰轰烈烈地倒塌……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中山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民主之花必然绽放。这是因为：从他这个革命领袖的立场来说，这场革命是国家进步的契机。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只要一切从公理出发，那还有什么是不能谈的呢？无论袁世凯也好，梁启超也罢，只要愿意坐下来谈，那么民主协商的本意就达成了，中国的民主也就不远了……
2. 关于政治纲领的分歧——体现妥协的智慧
孙中山对未来既有忧虑又有期待，但同时也努力做了万全的准备。在军事上，黄兴担任了革命军的总指挥，集合兵力，准备武力维护革命胜利果实；在经济上，孙中山通过接触江浙财团，积极为革命军筹措军费；在政治上，孙中山坚持同盟会成立时的四条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希望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共同建设民主共和国。
表面上这四条都是同盟会的核心政治纲领，但并非人人愿意无条件遵守。关于这四条政治纲领，袁世凯认不认可先不必去说，光是在南方的革命阵营中，就有太多的分歧和争议！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自然是最重要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其余的纲领似乎都可以为这一条让路。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条纲领是同盟会会聚力量最基本的口号。
参与辛亥革命的人成分之复杂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满腔热血要革命的人有之，顺水推舟想当新朝功臣的人有之，借革命之机敲打清王朝的人有之，活不下去起义革命的人有之，当了一辈子黑社会想借机漂白的人有之……
文人、政客、军阀和流氓，形形色色的人汇集成了民国革命的主力军。千奇百怪的人自然有千奇百怪的立场，他们不多的交集中只有一条是比较确定的——他们都是不满于清朝专制统治的人——而这一条就成为了民主达成的基石。
再来看创立民国。对于这一条虽然赞同的人多，但反对的人更多。至少黎元洪和汤化龙等参与革命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就对创立民国心存疑虑，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是建立类似于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由汉人立宪派组阁代替清廷专制政府。这样，“上不负君恩，下不负黎民”，乃一举两得之法。
本来对于这样的论调，革命党完全可以给他们安个“居心叵测、破坏革命”的罪名，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民主要允许人说话，即便有些话不中听，但也是一种利益的诉求。而民主的基石就是尊重各种诉求，有理没理我们会议桌上见真章，哪怕你不同意建立共和国，但你在革命中出了力，也就有了诉求主张的资格，这和你的身份背景无关。只要能谈，那么一切都能解决，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再来看平均地权。不说土改，将土地分给农民，只能说承认现有的土地秩序，只是提出以后增值的部分属于国家，让国家分享给所有的民众，使平民百姓也尝点革命的甜头。革命党要实现不流血的民主革命，在民主的体制下让国民享有更好的生活，就不能不在现实层面上考虑当权者的利益。辛亥革命是国内多种政治势力合作的结果，并且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战争，这对于民国来说算是开了一个好头。要继续保持下去，就不能触动某些人的基本利益。所以，平均地权虽然是政治纲领，但被放在了最后。
孙中山难道不知道利用土地来裹胁群众吗？自然不可能，但一旦民众被发动起来，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内战，民主又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通过战争获得胜利的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将权柄拱手相让？其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就正好是这一条最好的说明：袁世凯通过对革命派势力的镇压，彻底一家独大，于是他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意见，想当总统当总统，想当皇帝当皇帝……
现代人评价辛亥革命不彻底，其原因也是政治纲领被分了个轻重缓急。很多人评价——若将革命纲领的次序颠倒过来，说不定民国革命会更艰难一些，但最终民国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样。这样的评论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孙中山若是一开始就建立黄埔军校，以武装斗争的方式统一全国，政体也同样会走样变形。
原因无他——经过流血斗争的革命必然缔造出新的权贵阶层，即便孙中山有开阔的胸襟与肚量让民主发扬光大，但跟随他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权力与利益，到那时孙中山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必然会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抛弃，这就是政治的残酷与无奈，其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像制定游戏规则的裁判，他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按照既定的规则来把这场游戏玩好，但民主之所以被称为民主，也就是说规则本身的制定者无力干涉参与者的行动，即便他们犯规也只能干瞪眼。所以，陈其美犯规，将陶成章踢出游戏（这一踢很彻底，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孙中山只能不痛不痒地训两句，他不是封建皇帝，能对部下生杀予夺；袁世凯被规则限制得抓耳挠腮，想方设法钻规则的漏洞，孙中山哑口无言之下，也只有奉陪老袁玩另外一种游戏……
民主很美好，同样也很无奈……
3. 让皮鞋飞，还是让子弹飞？
要民主，自然就要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就免不了有人说出不中听的话，这是立场与利益所决定的。孙中山能代表革命党提出符合革命党人利益的主张；梁启超、汤化龙也能代表立宪派提出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就是袁世凯，也能代表北洋集团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
要在同样一张桌子上实现三种甚至更多的利益主张，分歧和矛盾是必不可少的。要解决这种矛盾，在会议上打嘴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现在经常嘲笑一些地方的会议上皮鞋与口水齐飞的同时，未尝没有点羡慕的意思，大人物们赤膊上阵，为达成自己的诉求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却与百姓无甚关联，百姓们看后不过是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怕就怕会议上一团和气，虚与委蛇；会场下秣马厉兵，随时准备大打出手，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而革命党一方要的就是宁可在会场上“皮鞋飞”，而不要在会场下“子弹飞”的环境。大家商议、妥协，彼此忍让而达成一种制衡之道，才能充分保证民主的推进。如果谈判不成就动刀动枪，那么胜利之后，又何来民主可言？所谓民主共和，就是大家能共处一室，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出发，以和平为大前提将问题解决。
不能一家独大，哪怕独大的是自己这边也不行，这是制度和规则的建立问题。否则，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有容人说话的肚量，看起来很民主；但如果他死了，其继任者还有没有这个肚量呢？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政体难免就会走样变形。
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党阵营中，很多有识之士明知民主的艰难，但为了建立起这个基本的框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在他们看来，如果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军阀能达成三者之间制衡的话，并且能够将这个制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因此，民国元年对于革命党一方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的制定比谁来当这个总统更加重要，也更加紧急。
宣统退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宋教仁在对党内同志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只要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那么大家都应该衷心拥护。
袁世凯为了当总统还是照办了，但他又不甘心完全被一部临时性质的宪法所架空，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地钻《临时约法》的漏洞。但总体来说，袁世凯做的事情并没有出圈，他没有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就将其他参赛者一律打跑。反而是先通过法律规则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总体来说，民国初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段，共和民主之花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一般热烈绽放……
二 孙中山为什么会“软弱”
在后世的史书中，对于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前后的作为有一个一致的定义，那就是“软弱”或者说“理想化”。因为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和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孙中山未能在后来的岁月中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以说他在民国初年的权力斗争中并没有占到上风。反而在1924年组建了黄埔军校，准备武力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才开始真正显现出领导者的魄力和风范。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并不公平，谁都不是100%的预言家，没有人能肯定未来的事情会怎样。
对于1912年年初的孙中山来说，迫使清廷退位，让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及北洋集团走到一起，以不流血的方式共组民主政府，让国家走上真正的民主之路，这是他所面临的最好的选择。同时，也是现实中唯一可行的选择。
1. 南北和谈定下民主基调
其实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和谈就已拉开了序幕，后来的国民党二号人物、著名的汉奸汪精卫以及被讥讽为“民国变色龙”的杨度，才是真正拉开南北和谈序幕的人。
1910年4月2日凌晨，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来到北京城，只为刺杀清廷的一号人物——宣统皇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本来他们计划在载沣上朝经过的一座桥下安放定时炸弹，以便让摄政王提早“退休”。但偏偏来了一个起夜的闲汉，他见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溜到桥下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在这几人走了以后就上去查看，黑乎乎的只见几个铁疙瘩。
要说还是皇城根下的百姓有见识，那闲汉并没有欢天喜地地将这几个铁疙瘩当成废铁拿去卖掉，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当场吓得胆战心惊，落荒而逃，随后立即向官府告发。
清廷马上派专人进行了处理，甚至请来了外国的拆弹专家拆除了炸弹，并根据炸弹外壳顺藤摸瓜找到了打造炸弹的铁匠铺，将藏身于此的汪精卫等人当场抓获。就这样，谋刺未遂的汪精卫成为了阶下囚。
也是沾了民主进步的光，此时的清廷正在搞预备立宪，而预备立宪最先动起来的就是现代化警察制度的建立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汪精卫栽在了清廷的现代警察改革上，他被大清国的“法证先锋们”找到了炸弹上的蛛丝马迹，因此被捕。而偏偏汪精卫又沾了司法改革的光，对于以往抓到一个砍一个的“乱党”，清廷也开始走正规法律途径了，所以汪精卫并未被清廷草率地处决，只是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牢里吃馊米饭。
对于这样的结局，也不知道汪精卫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但总体说来，这次的监狱之旅对于汪精卫算是一个好的转折点，他在狱中写出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成为他日后扬名立万的起点。
革命志士汪精卫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却始终没等到上法场的那一天，倒是意外等到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后，清廷先是责成湖广总督瑞和武昌新军第二标的标统张彪夺回武昌，但二人都是被武昌新军连夜赶出去的丧家之犬，面对着没什么力量也没有统一领导的武昌民军一筹莫展。接着，清廷又派出水师准备水路并进攻取武昌，但这时武昌城中革命党和立宪派人已经组成了联合政府，立宪派中清廷曾经的重臣元老纷纷发动自己的人脉，拖住了水师，让水师诡异地“中立”。
这样一来，清廷就彻底抓瞎了。四川的起义还没搞定，湖北又在冒烟，清廷迫不得已只有请出曾被他们扫地出门的袁世凯回来主持大局。虽然北洋新军实力强大，但这支袁世凯的嫡系军队只出工不出力，整天磨洋工，搞得局势日渐糜烂，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大部分省份相继独立。
袁世凯在出山之前先是以“脚痛”的名义拖延了一阵
1，给了载沣这个摄政王几记响亮的耳光。在皇帝几次下诏，获得了足够的好处后，袁世凯才大摇大摆回到了北京，责成北洋新军向武昌进发。北洋新军和
① 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清廷的权力由摄政王载沣执掌，为了实现满人的复兴，载沣以“脚疾”的名义让袁世凯回家休养，褫夺了袁世凯的一切权柄。腐朽的清廷旧军队根本没有可比性，武昌民军相比于北洋军来说也远远不如，即便此时有黎元洪坐镇武昌，也绝非北洋军的对手。
很快，袁世凯的北洋军就攻陷了汉阳和汉口，武汉三镇就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武昌城。但这个时候，袁世凯不打了，理由冠冕堂皇，朝廷不发足够的军费我就不再前进一步。实际上，袁世凯有着自己的打算，他从武昌起义中看到了一个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契机。
袁世凯在攻下汉阳、汉口后，致书黎元洪，探讨停战事宜。这让处于将要被“株连九族”恐惧下的“乱党头目”黎元洪喜出望外，忙不迭地答应停战。接着，袁世凯又把外国人拉了进来，驻汉口的英国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南北停战变成了事实。
停战了，和谈就成为了必然的后续。
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一边和清廷哭穷一边夸大革命党的战斗力。另外，袁却找到杨度，授意他开始联系南北和谈的事宜。就这样，被关在监狱里都快要发霉的汪精卫重见天日，杨度作为清廷的代表，而汪精卫作为南方革命党的代表，二人组织了一个共济会，意为“非常时期，同舟共济”，开始了试探性的谈判。
杨度确实能代表袁世凯，但汪精卫能代表孙中山，能代表革命党吗？显然不能，汪精卫此时在革命党中的地位并不算高（被人当成肉弹地位显然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汪精卫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刚刚被放出来的，他说的话怎能作准？
就这样，共济会没开两天就关张大吉。但这是一个契机，通过这个并不成功的共济会，袁世凯向南方的革命党释放出了和谈的善意。
1911年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展。南方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展开谈判。孙中山回国之前，其实谈判已经有了一些眉目，革命党的谈判代表暗示唐绍仪，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廷退位，并且采用共和政体，那么就愿意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
所以说，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和谈共组政府就已被定下了调子。孙中山即便心有不甘也只能从现实层面上按照这条既定的道路走下去。
2. 南北和谈，不谈不行
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国内，此时，南北和谈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兴冲冲回到国内准备大展拳脚的孙中山一来就被泼了盆凉水。在孙中山看来，自从武昌首义后，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宣布独立，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如此大好情况下，就应该趁热打铁组织军队北上，彻底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现实的情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总体说来就三条：没枪、没兵、没钱。
得益于汉阳兵工厂的存在，武昌起义后虽然起义军从清朝在武昌的府库中查抄出了大量军火，但在清廷的多次“围剿”中已经用去了大半。而在南方，很多省虽然名义上加入了革命，但此时并没有组建统一的中央政府，而且各省实际上是掌握在地方实力派手上的，也没有义务给你钱粮枪弹。所以孙中山虽然回来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壳子和烂摊子。
从军队建设上来看，武昌新军还在和北洋军对峙，要是北洋军翻脸，瞬间就有可能覆灭，根本指望不上。在南京方面，北洋新军第九镇第一次起义就遭到了镇压，元气大伤，虽然后来在江浙革命团体的帮衬下勉强占领了南京，让孙中山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但指望这些残兵败将北伐京师显然也不太现实。
从财政方面来看，孙中山以往可以从海外同胞手上化缘弄点小钱，但都是小打小闹，买百十支步枪就花得七七八八了，要指望海外募捐支撑北伐军队的一系列开支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再看地方税收，钱是个好东西，有钱大家都捂在手里，地方督抚们加入起义，只是改朝换代下的明智之举，让他们出钱，简直比从老虎身上拔毛还难。再说国内的商人，孙中山虽然和这群人关系不错，但商人讲究的是实利，前期起义的投资还没收回，要让我们再出钱，一个字：难！
实际上孙中山曾经想过组织军队直接从南京出发向北京进攻，让黄兴当总司令，但闻讯后，财主们一毛不拔，士兵们更是一哄而散。黄兴这个总司令到军营的时候，只能面对着空荡荡的军营发呆……
所以，不能打成为了南方革命派的共识。南北和谈从现实层面上来说，不谈不行。
南方窝囊的现状让孙中山灰心丧气，只有接受南北和谈的现实。现在，他必须从谈判上为革命党争取最大的利益。孙中山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倡导总统制，实际上，他是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以面对眼下的危局。
倒并不是说孙中山自己本人有意独裁，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总统制比内阁制更适应当时的状况，无论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总统制情有独钟。但孙中山的总统制遭到了革命党内部宋教仁等人的反对，这让孙中山不爽的同时，也让很多孙中山的嫡系对宋教仁怀恨在心。
最终，孙中山凭借在革命阵营中无与伦比的地位成为了临时大总统，并在1912年1月1日就任。这让袁世凯大为恼火。我这边还在满嘴冒泡地游说清帝退位呢，你这边就出尔反尔，把许给我的大总统让孙中山坐上了，还有没有诚信？还有没有道德？
南方革命党出尔反尔，袁世凯怒了……
他先是将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就地免职，宣布由自己作为北方代表直接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电谈”（电报会谈）。袁世凯从幕后跳到台前表面上看是对孙中山的做法非常生气，但这只是他的烟幕。私底下的动作才是狠招。
袁世凯从接管会谈后，每天闲暇之余通过“原始QQ”跟伍廷芳扯两句闲天，主题内容不外乎是撤兵停火、国民议会以及清廷退位后的优待政策等老话题。私底下，他密令已经被免职的唐绍仪滞留上海，意思很明确，唐绍仪必须和南方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之日，就是孙中山辞职之时！
接下来，袁世凯着重在南方革命党内部下力气，以分化和瓦解南方阵营。
袁世凯很快和南方阵营中的立宪派接上了头。其实从出身来看，袁世凯和这些人属于天然盟友，但由于老袁曾经告密搞得戊戌变法失败的不光彩过去，使得地方立宪派人对袁世凯诸多提防。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本来就在南方阵营中屈居次席没有主心骨的立宪派人终于找到了旗帜，纷纷向袁世凯靠拢。
黎元洪这个被逼上梁山的武昌民军大都督更是恨不得袁世凯马上就能当上总统。因为对于他来说，同样是清廷旧臣出身的袁世凯，显然比只在通缉令上见过的孙中山更亲切也更能保障他的利益……
就这样，南北和谈实际上已经分出了胜负，孙中山虽然当了几天临时大总统，但从现实层面上来说，无论外部条件还是内部条件，都注定了他难以成为新民国的领导者！
3. 南北和谈，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宣布共和，民国元年就此到来。
根据谈判的约定，在清帝退位的次日，即2月13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南北和谈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大胜、孙中山小胜、清王朝虽败却有所得，这样的结局其实符合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袁世凯作为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实力的人，成为大总统显得顺理成章。如果真让孙中山坐在了大总统的位置上，就算袁世凯答应，跟随着袁世凯的北洋军肯定也不答应，到头来必然还是战火纷飞，百姓罹难。
孙中山作为革命党的精神领袖虽然暂时失去了执掌中国的机会，但毕竟留下了希望的火种。若是发挥得当，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制约袁世凯，也未尝没有机会。
而清王朝却是南北和谈唯一的失败者，从南北和谈一开始，清廷的去留就成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棋子。袁世凯出于声名考虑，并不希望历史给他安上乱臣贼子的评价，但他也很清楚，再任由清王朝这样瞎折腾下去，就不是亡国这么简单了。所以他极力为清帝争取了一份优待协议作为遮羞布。实际上，对于清廷的退位他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清王朝只能悲剧地退出历史舞台。
但清王朝和平地放下了权柄，也不能说一无所获。对于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来说，放下权力，不再制造无谓的流血冲突，似乎是最为明智的结局。因为无论是有识之士，还是市井小民都没了对清王朝的留恋，天怒人怨的大清王朝以这样的方式终结，未尝不是一种善终……
对于南北和谈的结局，首先，武昌起义的一帮人是较为满意的。
黎元洪不用去说，从乱党头目的惶恐到首义领袖的坦然，武昌起义可以说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此时能在改朝换代的大局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自然是满心欢喜。
再说谘议局局长汤化龙，这位自觉参加革命的立宪派人也获得了空前的声望，从地方豪绅成为民国首创的功臣，名利双收自然志得意满。
再看文学社和共进会，蒋翊武和孙武二人虽然没能赶上指挥起义，但毕竟起义是二人组织的，南北和谈结束后，二人和他们的革命团体都全国闻名。民国创立后，蒋翊武倒是坦然地接受了现实，平心静气开始办报纸，而孙武也成为了湖北的军政部长，位高权重。
实际指挥战斗的吴兆麟、熊秉坤等人则纷纷加官晋级，从最下层的军官变成了掌握实权的高级将领。
再来看看支持革命的商人们。以上海为例，上海起义是陈其美领导发起，在多位富商巨贾的资助下实现的独立，其后又帮助实现了南京起义的胜利。可以说，上海和南京是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最为重要的据点，支撑这两地的革命党人和富商们也对南北和谈乐见其成。陈其美等帮会分子忙着争权夺利享受生活去了。
而商人中，以张静江和虞洽卿为例，这二人都和孙中山有着非常深厚的交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不断为孙中山筹募军费，孙中山更是通过二人的人脉结识了很多海外的富商，找到了为革命筹集军费的渠道。但即便是这样的关系，对于南北和谈他们也都默认了这个结果。原因无它，对于张静江、虞洽卿这样的实业商人来说，和平的环境将比战争的环境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一旦战火重燃，军费是否筹集得到尚且两说，单看战争对商业的破坏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接着说其他各省份的督军、议长们。这些地方实力派虽然名义上奉孙中山为主，但都各有各的算盘，说到官位职权大家一拥而上，说到出钱出枪打北洋军大家就一哄而散。此时清帝已经退位，他们也如愿以偿的或大或小地掌握了一些实权和地盘，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要和北洋军硬抗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南北和谈他们也大多乐见其成。
说到底，在1912年年初的民国政治格局中，国内的所有政治势力都在极力地从清王朝这块大蛋糕上划走那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争权夺利本是人性使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争取的手段。
1912年，政治利益的划分和过去的武力对抗、成者王侯败者寇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表现之一就在于：双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孙中山是不能为也，袁世凯是不敢为也。就是在这样诡异的极端环境下达成了一个脆弱的平衡。既然武力斗争行不通，那就以对话谈判的形式解决争端吧。
就是这样微妙的形势注定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使得两千年的帝制中国终于有了一丝民主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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