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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系《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精编本）
作者是一位富于爱心和责任心的公益志愿者，在中国农村执著地行走与体察，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那些留守农村、种植粮食的农民真实的生存处境，发现当前农村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言。作品文字朴实，情感炽烈，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勇于担当的可贵品质。
伏尔泰说：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
丘吉尔说：能克服苦难的人，可使苦难化为良机
送给孩子一本意义非凡的枕边书
让他多多少少知道些另外一个世界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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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爱人类爱自然是伟大的美德
感动过成千上万家长和孩子的心灵成长史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选取了作者爱新觉罗?蔚然近年来的40
篇具有代表性和阅读震撼力的作品，青年学者曾勋对文章进行了点评。分为“饥饿的记忆”、“
哭泣的童年”、“遗忘的承诺”三辑，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基于当下大、中、小学生对苦难与贫穷缺乏认知，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缺乏了解，出现厌学、懒惰、浪费等不良现象而做出的深刻文化反省。
《另一个世界：不能忘却的苦难札记》文字朴素大方，真实感人，适宜学生和孩子们阅读，让他们通过了解“另一个世界”中那些底层孩子的生存状态，能够懂得和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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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爱新觉罗·蔚然，文化及“三农”问题学者，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消除贫困研究与实践，于2006
年启动帮扶“万村行”工程，帮助贫困家庭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之路。行程数万里，走访数千户，记下数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记录照片，堪称一部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文本和贫困人口的全景生存实录。这些素材最后编辑整理成《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书中以近百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对当下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字字泪、声声唤，呼唤全社会关注三农问题。该书获得第十届2008—2011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二部《粮民：中国农民会消失吗？》于2012 年9 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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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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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饥饿的记忆
我随男主人去农户家走访回来，正准备进厨房把行李取出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寨，就在我将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正好看见女主人把两块猫啃剩下的脏面包分给两个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得是那么香。当我从木板缝隙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就像刀绞一般疼痛，我赶紧扭过头把视线移开。
捡食掉在泥土地上面条的小学生
四个月吃了一次我剩的菜，把孩子乐坏了
孩子吃掉猫啃剩下的面包
民工的子女也需要爱，可无奈的父亲给不了
阿莲一家全年食用油就是五斤猪板油
连喝过了米粥的碗，都没能舔上
贰分钱一条命
一块月饼，无数滴眼泪
五岁半的梅梅
一枚梨核砸碎了三颗心，砸开了一扇门
“狗娘养的”
第二辑 哭泣的童年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明亮，他能帮残疾爸爸做好多事情，如从行囊里麻利地取出喷绘制作成的“乞求书”，取出他爸爸的残疾证、身份证等。孩子总是孩子，当没有路人经过时他还会撒娇，坐在爸爸的怀里享受父爱与亲情，这时的他又好像回到了一个幼儿该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天地里，早已忘记了他一个上午举着大盆子乞讨的事情。
八岁孩子，成了四口之家的主要依靠
可怜的孩子们
是什么使农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是什么让留守儿童沦为农业童工
怎样才能帮助你
无钱看病读书的农村孤儿该由谁来管
童言无忌，折射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
“乞二代”说：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泸沽湖畔美丽的少女为何悲恸与绝望
致富路上无人扫墓
不管白“球”黑“球”都是英雄的“球”
山娃盼过年
一束康乃馨与两个卖花姑娘
弃婴三妹
第三辑 遗忘的承诺
当我们走访到老人家时，老人只有一声一声地叹息，长期被贫困折磨的愁容一圈圈镂刻在脸颊上，深深的皱纹已经让人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当老人说道自己这辈子没有一天活得快乐时，她说到自己才过六十。听后，我的心就像被刺骨的寒风席卷，让人一阵阵心酸与心寒。
只因一家考了三个大学生
贷款读大学是奔向前程还是掉进陷阱
老妈妈期盼儿女回家过年
是命运不好还是制度不公
唧唧复唧唧，只闻织布声
即将毕业的农村大学生，被重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牵手，在大山深处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支撑
“挣”学费上大学只为能教他们
老奶奶用露水洗脸
农村基础教育让孩子喝下一瓢冷水
老迈进城
锁定阳光的覃妈妈
路灯下夜读的少女
为了儿子的学费“出租”了自己
读《粮民》作对比，知幸福知珍惜（代跋）
附录
新农村建设民情日记
农村人，你为什么要读书
滴在草尖上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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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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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书，也是一扇门
——序《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选取了爱新觉罗?蔚然《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一书中的40篇札记。《粮民》是蔚然专职帮助农民脱贫、解困、发展的帮扶“万村行”的考察实录，作者骑车数万公里，走访上千户，记下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的记录照片，堪称一部当代中国贫困乡村最深入的社会调查文本和贫困人口的全景生存实录。
选取的40篇札记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特别适合现在的青少年阅读。该书分为“饥饿的记忆”、
“哭泣的童年”、“遗忘的承诺”三辑，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书中写到的情景对于城市孩子来说太过陌生，甚至对于大多数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不是因为我们富裕了，而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他们——处在这个国家神经末梢的人群。所以，我向所有读者推荐这本书，不管你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成人还是孩子，这本书都会传递一个关于贫穷与苦难的信息，促使我们反思眼前的生活。
“饥饿的记忆”现在已经淡出了青少年的脑海。在爆炸的消费时代，人们被各种琳琅满目的美食异化，味蕾逐渐迟钝，孩子在大人的娇惯下形成了民族性的厌食行为。其结果是，各种孩子开胃药和补品在电视上大行其道，而在离我们不远的农村，孩子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捡食掉在泥土地上的面条、吃猫吃剩下的残羹冷炙。这不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画面，更是民族记忆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时任国家统计局及国家计委领导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1959年6月反思“大跃进”时，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缺粮的原因：“去年农民多吃了约350亿斤，城市多销了约100亿斤，多留种子约200亿斤，因此今春农民吃粮供应比较往年更加紧张。”也就是说，强制性的公共食堂制度和国家粮食高征购，是人民缺粮的主要的原因。到了现代，虽然农业科技不断发展，世界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但小规模的饥荒仍然像一个不死的恶魔跟着人类的头颅。
中国的农村幅员辽阔，再加上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每年总有一部分人面临着粮食短缺的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饥荒的原因并不在于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在于需要粮食的人无法及时与有效地获得粮食；换言之，饥荒并不是单纯的供给不足，而是权利的分配不均、被剥夺甚至丧失。中国现代性的饥饿问题，从大规模的饥荒转换成了农村儿童的营养不良，饥荒现象是地缘政治的产物，营养不良最直接的原因则是贫穷。追究贫困的根本原因，恐怕又要回到“饥荒”这里，因为孕育“饥荒”与“营养不良”的母体是同一个，它们是一胎双生的同胞兄弟。于是乎，蔚然的文字不仅仅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的苦行日记，更是普通公民写给国家的警世良言，它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重新回忆起饥饿的味道，更加珍惜手中的面包。
“哭泣的童年”，他们并没有哭泣，他们默默无闻地乞讨、做童工、卖花、放牛，过着苦涩的日子，但他们坚强地活着，没有像一些城市孩子那样为了得到一个洋娃娃哭泣一整天。他们又在哭泣，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听见了，哭得那么凄厉那么悲伤。这形而上的哭泣声穿过历史幽暗的隧道传到我们的耳际，比有声有色的哭泣更加让人心惊胆战。他们的泪滴在了草尖，滴在了大地母亲的胸口上，滴在每个有良知的人的心里。我们几岁大的时候，老师就开始教育我们要助人为乐，可我们总是找借口逃避宏大的社会问题，活得像一头快乐的猪。正如犹太文学大师卡夫卡所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却有两个心房。一个住着快乐；一个住着悲伤。不要笑得太响，否则会吵醒隔壁的痛苦。”同样，每个人只有一张脸，却有两只眼睛，一只看阳光面，一只看阴暗面，不要故意捂住哪只眼睛，否则会使你片面看世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也需看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孩子——这个被视为“未来”的代名词理所当然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焦点。
谁剥夺了他们的童年？蔚然没有在书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像一个睿智的领路人，把我们带到这片荒凉的迷宫中，让读者在其中独自感受、摸索。一种绝望油然而生，出路在哪里？当我们开始警惕生活中的危机时，出路已经若隐若现，当我们从手头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时，出路的大门已经缓缓敞开。
“遗忘的承诺”，对农民的承诺正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用露水洗脸的老奶奶、为了儿子上大学出卖身体的农村妇女，她们正等着某些权利一一兑现的那一天，正如蔚然所言，她们“从门里向村里望着，从村口向村外望着，从内心向全社会望着，望着、望着、望着那国民待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种着公有化的土地，结果是三个和尚没水吃，饿死了很多人。后来国家按人头平均承包给农民，农民每年向国家交公粮，这样农民心里又想“今年把庄稼种好点，明年就可以多挣点钱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主导下，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结构的治理模式。二元制的治理结构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户籍制度等因素尚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总之，蔚然给城里的孩子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经历过苦难和磨难的人，更应该读读这本书，这是一本关于孩子、童年与未来的书，它带给人的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震撼，远远超过了课堂上所能学到的东西。这是一本书，也是一扇门。
贺雄飞
2012年9月1日于北京
捡食掉在泥土地上面条的小学生
中午我到了卓科村，这个村子的土地90%在一面阳坡上，庄稼完全依靠自然降雨决定收成。今年因前半年干旱少雨，春小麦大面积减产，收回种子、肥料钱都很困难。我到这里时正是收割的时候，低矮稀疏的小麦，用镰刀割时都没有手抓的地方，农民只好用手连根拔起。
鲁家是一个五口人的土族农户，他们脸上看不出快乐，唯有一个上小学的孙子还略有稚气。两位老人都已是70岁，老大爷因长期贫血引起多种并发疾病无钱医治，早已失去劳动能力，全家农活重担全部由老大妈一人承担。同时老大妈还要做家务、照顾老伴和孙子的衣食。老大妈的视力也非常差，看两米外的人和物基本都是模糊的，在光线暗时她只能摸索着做事。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大儿子30多岁生有一子，儿媳因家庭生活过度贫困，在六年前离婚弃子而去。老人的小儿子在外打工几年未归，至今音讯全无。
午饭老大妈特意为我做了面条，这是青海高原山区农村招待客人最好的礼遇。已上三年级的孙子很是懂事，他跑前跑后地帮奶奶烧火、提水、抱柴火，他言语不多，看见我时只是笑一笑。老大妈做好饭后，小孙子先给我和他爷爷各端上一碗面条，他自己和奶奶一直等到我们吃好后才吃。就在他和奶奶吃的时候，可能是由于我这个陌生人的缘故，小孩子有些紧张或者害羞，不慎把一根面条掉到了地上，房间全部是泥土墙泥土地面，可小孩不假思索地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面条直接放在了嘴里。
我看到这一幕先是一惊，随之就一股酸楚猛地涌上心头。我为了掩饰快要流出的眼泪，仰头看了半天房顶。可这时小孩子却什么异样都没有，继续吃他的饭，吃得依然是那么的香。老大妈还有慢性胃病，吃面条不好消化，所以吃的是馍馍。老人用双手捧着馍馍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生怕馍馍掉下渣来，不时还腾出一只手把馍馍碎屑吸食干净。一碗煮过面条的面汤和馍馍就是她的午饭，可老人吃得也是那么津津有味。
看到从小孩到老人对食物那样的珍惜，我除了心酸，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默默地自问，为什么？为什么种粮食的他们依然是这样粗茶淡饭？就这样的粗劣的食物他们还那么珍惜？
一个年仅八九岁的小孩和一位年迈老人对食物尚且如此珍惜，那些在各种宴会、酒桌上经常以挥霍、浪费食物谓之潇洒、谓之豪爽者们，不觉得是在犯罪吗？至少在道德上不觉得这是罪孽吗？
也许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些人在说到农村生活境况时还会调侃说：“粗茶淡饭，那是健康食品。”在此我要对那些以调侃语气说话的人说：“请不要忘了，你们那是肠肥肚满后的闲情逸致，而这些农民在整日体力劳作后，只能以这些粗茶淡饭来维持他们生命所需的热量的最低线。”
附带提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报告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营养不良人群的绝对数字是增加，中国营养不良人口估计在1.5亿。
——于2006年8月25日
评述：鲁家的小孩捡起了一根掉在地上的脏面条，而又有多少人把良心扔在了地上。饥荒的民族记忆太深刻，突然“富裕”起来的国人迷失在物欲的森林中，迫不及待地表演着这颗星球上最大规模的悲剧,剧名叫《浪费》。四川某高校的一群大学生曾拿着摄像机、数码相机，耗时一个多星期转遍了学校的4个食堂，真实地记录下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同学浪费粮食的镜头。在象牙塔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材生们况且如此，更不用说腰包鼓起来的暴发户们。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千年来，仪式性的浪费凝结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延续下来。浪费被那些精神空虚的人看做是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行为。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说，“所有社会都是在极为必需的范围之内浪费、侵吞、花费与消费。简单之极的道理是，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下，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这种消费可以发展为‘消耗’，是地地道道的破坏，而且具有特别的社会功能……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的。”当浪费异化为了一种权力，说明社会精神内核仍旧由“野蛮人”精神主导着。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节俭是你一生中食用不完的美筵。”当我们爱上了节俭的“美筵”，才配得上“文明人”的身份。
四个月吃了一次我剩的菜，把孩子乐坏了
杨家为了好好招待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就让儿子去另一个比较大的松多村买些肉。我知道后就一起去了。我和这位今年刚考上的大学生，步行着去了松多村。我们边走边聊，大约一个小时后，到了松多村，这个村子人口比较多，条件相对花园村也要好些，耕种的土地大多集中在高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盆地里。后山是一个国有原始森林，夏天可以上山采收野生菌，开春五月左右，还可上山采掘冬虫夏草等，经济条件略微要好一点。居住的人口以藏族为主，村民也有一小部分从事牧业。
在松多村一家食品杂货店，我帮杨家买了10斤猪肉，同时给他家买了一块砖茶（那里人都是喝这种茶）。我们回到杨家后，他们儿子把我出钱买东西的事告诉了妈妈，他妈妈一再埋怨我：“你大老远能来到我们这山沟里，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我让孩子去买点肉，怎么能让你出钱啊？”
偏远的村庄，质朴的人家，质朴如这里没有污染的泥土般的心灵，语言质朴得没有半点华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感动的是在贫苦中的他们依然那么朴实本色。
前隆村分两个自然村，两个自然村一前山、一后山，相距约五六公里。前山的村以汉族、土族为主，后山垴中的村子是一个藏族村落。我早晨从花园村出发，沿着河边沙石道向下游走了大约10公里路程，开始爬高山。村民已经开始在地里收割小麦、燕麦和青稞。我问过地里的农民后，顺着崎岖的山路继续上山，农民说离前隆村最少还要走四个小时才能到，他们叫我歇会儿喝点水再走，我边走边和他们说：“那么远我还是加紧赶路吧，回头找你喝水。”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爬到一个坡顶，但还是没有看到村子，村子还在山坡的背面。我只有走下一个深深的峡谷底，又向上爬到对面高坡。上到半坡看见一个放牧的小孩子，就向他打听前隆村还有多远？那孩子说：“我就是前隆村的，我要回村里去，你和我一起走吧。叔叔，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乡里来的？”我走上前去和他并肩走，摸了摸小孩子的头问他：“我不是乡里的，我是去你们那里看看你们生活得好不好。我听乡里干部说你们这里很穷，是吗？”小孩子没有回答，他低下头默默地向前走着。我以为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依然是低着头，只管走路。但我发现他很细心，略微偏我前边一点点，可时不时地还轻微回头看一下我。我也就没有再问他什么，只是紧跟着他向村里走去。快到村子时，他向坡下指了下说：“那就是我家，你去我家喝点水吧，我爷爷在家。”我就答应了和他一起下坡进了一个土围子的院落。
这个孩子姓牛，他们有兄弟两个。哥哥去年初中毕业去了西宁打工，他今年刚读初一。小孩子给我从屋子里端出一杯开水，他对爷爷用地方方言说了几句，他爷爷就微笑着急忙让我说：“进屋炕上坐。”我说就坐外边我们说会儿话。爷爷又急忙四处找板凳给我坐，我尽快接过了老人吃力地搬来的凳子。但爷爷听不懂我说话，孙子就代替爷爷向我说：“我爷爷今年83岁了。我不认识我妈妈，因为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离家出走了。我爸爸也在西宁，可不是打工，是在要饭。他要饭不是他喜欢要饭。他在我刚上小学时就伤了一条腿，在西宁的建筑工地上受伤的，一条腿没了，残废了。他在家里又不能干农活了，还要吃饭，我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种地养活我和哥哥，还要卖些粮食给我们交学费。我爸爸要是在家，粮食就不够吃了。”
我听完小孩子的话，一下明白了我们走进村子前他沉默不语的心情了。一个懂事又无望、无奈的小孩，他只有默默承受着生活带给他们的压力，一个因贫穷而失去母爱的孩子，还要时时为爷爷的健康、爸爸的遭遇和现在的境况承受心灵上的重压。看着他们这个就像原始部落的泥土做成的居屋和院落，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吐不出咽不下的感受，梗塞在我的胸膛中。
这个孩子在暑期替村里人放牧，可以解决一点书本费，午间（其实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赶回村子帮爷爷做饭。我走进他和爷爷住的最好的屋子看了看，我只有叹息再叹息，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
出了牛家，我本想去找到村主任了解下村里的整体经济情况，但当路过一家村民的门口时，有位老人向我打招呼问好，之后老人邀我进去喝点水，我就随老人进了他家。老人姓郭，今年66岁。看他的身体好像比较好，因为看上去脸膛还比较胖。我就问老人：“你身体还比较硬朗吧？”此刻，老人苦笑了下说：“不行了，不定就在哪天呢（意思不知道就在哪一天会突然死掉），可这个孙子还得我抓养啊。你看我脸的样子，这可不是胖，是浮肿。我一直肾脏不好，是积水。”
老人40岁那年妻子就辞世了，12岁的孙子是个残疾儿童，儿子在外打工有三年没有回来了，只在去年寄回来500元钱，再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儿媳生下这个孩子后，不到半年就出走了。
这时门外边有人叫卖蔬菜，老人猛地问我吃午饭了吗，我说还没有，但我路上吃过了两块面包，不饿。老人站起来就冲出门，边走边对孙子说：“你撮一簸箕麦子，我去换些菜。”孙子有严重的佝偻病，背驼得厉害，但他手脚还是很灵活，从地上麦堆里撮起一簸箕麦子端出大门外给了爷爷。
老人用一簸箕麦子换回些茄子和辣椒，他很快把火生上给我做起了午饭。老人炒了一大盘辣椒茄子，端上早已烙好的馍馍，又给我新沏了杯茶让我赶紧吃。我边吃边想，老人的家庭这么七零八落的，生活又是这么的拮据，自己又还是一身病，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还如此坚强地生活着？
老人给我讲述他家的境况时眼中有悲伤闪过，但他很快就转为热切。老人和孙子没有吃，他们看着我吃。我让他们一起吃，老人硬是说他们已经吃过午饭了，还是刚刚吃的。但当我吃饱后刚放下筷子时，老人对孙子说你来吃吧，他把我剩下的菜一大半给了孙子，孙子端起爷爷给的菜和馍馍，坐在了爷爷的旁边埋头就吃，头也没有抬一下，在几分钟内就吃完所有。爷爷问孙子：“还吃吗？”孙子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过了几分钟对爷爷说：“你吃吧爷爷，这茄子可好吃了，自过了单午（端午节），我们还没有再吃过买的菜呢。”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今天是特意给我换了菜，平时他和孙子的菜就是土豆。
我又一次无语。
老人好似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赶忙转移话题，指着柜子上的一个银灰色电视对我说：“你看，蔚老师，国家很好啊，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偏远的垴山人啊，那是国家给我们发的电视。国家很好，还给我们发救济面粉，你吃的这白馍馍就是去年年底发的。国家很好，国家领导人很好！我这辈子过不上好日子，下一辈人一定能，我相信国家！”
——于2006年8月21日
评述：农村人的好客是显而易见的，不管平时自家多么贫穷和节衣缩食，只要有客人自远方来，就一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
中国的农民真是良民，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从来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从平凡而艰苦的庸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和希望。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以农民的奉献为基础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反思和自省。
孩子吃掉猫啃剩下的面包
美丽的玉龙雪山时时被云霞包裹，就是偶尔露出真颜，也只是在极少的瞬间，很多时候她总是保持那份神秘的美丽。正是因为如此美丽的诱惑，才使得游人纷至沓来，他们攀登雪山之巅，兴奋之时站在雪山之上高喊——丽江，玉龙雪山，我爱你！
就在雪山脚下，隐约还能听到“我爱你”的喊声之处，却有这么一群人无论如何对雪山喊不出“我爱你”三个字。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不是他们的嗓音不洪亮，而是他们怎么也爱不起来。
清晨，我就离开丽江市骑车沿着艰难的山路向宁蒗县农村进发。下了陡峭的十八盘不远处就是丽江古城区最后一个自然村树底村，此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树底村就在金沙江边，这里有几家村民开设的商店和餐馆，我就近找了一家餐馆吃了一碗面条，又继续赶路了。当跨过金沙江之后，柏油路变成了滩石路，下坡路变成了上了一坡又一坡的上坡路，我只好推着车向前行走，沿途不见一个村寨。
从丽江去泸沽湖的旅游车上的人们，猛然间看到在这样崎岖的幽谷中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就好像发现了稀有动物似的，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惊讶，总是有人探头张望。
月亮在静悄悄中爬上山头，月光已洒满了山间，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依然没有看到一个村寨。只是在偶尔间，隐约听见大山中传来几声狗叫。可我知道，那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我只有咬牙坚持向前走，心中的期盼在转过一个弯道又一个弯道后变成了失望。就在我几乎陷入无望时，路的弯道后一道手电光忽闪忽闪的。我浑身一震，马上又有了一股力量，脚步也不觉得那么沉重了。路边有一排小屋，门口有一位妇女，但我看不清她的年龄大小，我上前一步张口就叫人家“大姐”，她也很爽朗地答应了一声“哎”。我问这里附近有没有旅社之类的，她很干脆地告诉我，这一路上都没有。我一下子懵了，这可怎么办？我赶紧问她：“大姐，您家有住的地方吗？”她比刚才更干脆地回答我：“我家有地方住。”我悬着的一颗心顿时落下了，心想今夜有救了，只不过把住店的钱给他们就是了。
我问了她自行车放在什么地方，她对我说：“就放在外边，在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偷的。”她让我把行李包搬进屋内，之后让我进屋子坐。进屋后她才对我介绍了她的丈夫。她丈夫边与我打招呼边起身给我倒茶，我也就简要地向他们介绍了我是做什么的。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位“大姐”不过才20出头。人家要比我小10多岁，我这样叫人家大姐心里觉得很是抱歉，可她就没有在乎这个。在我接过她丈夫倒给我的茶水后，她问我没有吃过饭吧，我对她点了点头。她就转身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一盘热气腾腾的炒肉片端了上来，接着就是一大碗绿得惹人馋的青菜汤，最后一锅雪白的米饭也随之摆上了桌。
饭后与男主人聊了起来，他今年30多岁，在西藏当兵退伍回乡，做了五六年的村干部，最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辞去村干部的职务，现在在路边上盖起了这几间简陋的房子，给过路汽车加水附带开了个收费公厕，实际上就是加点水收点小钱，上厕所的就是随你意给了。在他给我讲他家的现况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说的所谓房子，实际就是一个简易棚屋，四处漏风透光，夜间山风在缝隙中呼呼作响。刚坐下时我因为上坡又是推着车，满身是汗水，还不觉得冷，可饭后不久就觉得后背直发凉，还不时地打颤。他所在的是宁蒗县西川乡子布河自然村，叫西川，其实没有川，全部都是大山相连，这里全部都是彝族村民。
当我知道男主人曾经是村干部后，就向他提出请他明天带我走访一些村民，同时也考察下他们村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他很是爽快地答应了，可过了一会儿他面有难色地对我说：“蔚先生，我刚才忘记给你介绍我们彝族这里有个习惯，你去他们家做客，又是远道上来的客人，他们一定会把你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招待，就会给你杀鸡宰羊或者杀猪招待你。他们就是自己家里没有猪、羊，也要去别人家借来杀了招待你。可是他们招待后我们走时要还情，杀只鸡问题不大，杀只羊和猪就比较麻烦。一般至少要六七百，这对你和我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听后也觉得很犯难，假如我去四五家就要还情几千块，这样下来我还怎样做帮扶考察啊？最后他给我想出一个办法来，让我不要去过远过高的山上，尽管那里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但不能轻易去。就在山脚下他带我去几户基本与山上村民生活差不多一样穷困的家庭了解情况，地理条件大体也就是如此，最后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夜已很深，我们的谈兴还很浓，可是他的两个孩子没有大人陪他们就是不睡觉，我也感觉有些疲惫，就提出休息。他和妻子带我走出我们吃饭谈话的屋子，来到了离公路较远一点儿的一间单独的小屋子。他妻子把一床很新的被子铺在了已经铺有褥子的床上边，又取出两床刚洗过带着清香的被套，套在了两床也很新的被子上。他们就让我睡在这里。当我睡下时，才注意到这个屋子非常简陋，星光就在木板条中闪烁，真是“风声四起”，呜呜作响，好似要把这个屋子卷走一般！尽管如此，躺在松软被窝里的我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早晨八点多了。
我起床走到他们的客屋时，女主人很快端过来一盆热水让我洗脸，同时很是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对不起，昨晚上你拿进屋子的车篮子里的面包被我家猫给拉出来啃了一多半。”我看着她那很是不安的样子，连忙告诉她没有关系，就两块小面包，吃了就吃了。她带着满脸歉意的表情回厨房去做早饭了。我洗漱过后去车篮子里取擦面霜，看见被猫啃剩的半块面包，已是沾满泥土和杂草，女主人还是把它捡起放在篮子边上。我就对女主人说把面包给猫吃了吧，她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吱声。
我随男主人去农户家走访回来，正准备进厨房把行李取出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寨，就在我将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正好看见女主人把两块猫啃剩下的脏面包分给两个小孩子吃，小孩子吃得是那么香。当我从木板缝隙中看到这一幕时，心就像刀绞一般疼痛，我赶紧扭过头把视线移开。
后来我才知道，昨晚给我吃的肉是他们买来做生意的。
在走访的几户彝族村民家中，我看到的除了瘦小干瘪的少量玉米外，就是如核桃、枣子一样大还沾满泥巴的土豆，这就是他们全年的主要食物。陡峭的山坡地，也只能勉强生长这两类庄稼。种植小麦产量更低，更是无法解决温饱，种植水稻就更是个梦想了。有两家妇女，结婚时买的一条裙子穿了许多年还在为她们遮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知说些什么好，只有默默地记下她们艰难的生活实况。
我要离开陪我考察的彝族村民家时，要给他们住宿钱和饭钱，可他们夫妻笑着对我说：“大哥，你不要把我们彝族兄弟看扁了。我们让你住我家是我们信任你，欢迎你！再说，我们也是农民啊，你为我们农民都能这么辛苦地奔波，我们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我们再穷也不能这么做啊！”
离开了子布河村后，我忽然想起我们生活富足的游客们，站在玉龙雪山上大喊“丽江，我爱你”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贫瘠的大山里的人们，因为贫穷与困苦的生活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我爱你”。
——于2007年10月24日
评述：丽江的美丽有多深？在游吟诗人眼中，它像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但在当地的农民眼中，丽江就是丽江，一座浮躁不安的、与自己无关的小城，每天涌进无数带着猎奇眼光的游客，搜索着店铺里面的玉器与银器，在酒吧发泄着欲望。
与北欧的古镇相比，丽江的美是浮躁的美，它没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像一个卖各种大杂烩的超级市场。它甚至没有原汁原味的古迹，因为在各种政治运动与硬件重建的扫荡下，没有“四旧”能够幸免。
走在丽江的街道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忘记当地农民的苦难，沉浸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吃和工艺品中。丽江知道现代人需要什么，要求什么，它也这样做了。我在想，每天如此多的消费，丽江应该成为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当地人的收入应该很高才对。但我错了，离开繁华的商业街，走了不到两公里，贫困的农民的农舍俨然出现在眼前——脏水横流，臭气熏天。和蔚然相比，我没有走得那么深入，但我们对丽江的体认却完全相同。
一座城的灵气，来自于人。喧嚣的丽江，想说爱你不容易。
连喝过了米粥的碗，都没能舔上
嫩绿的春意，总是把我从梦中惊醒。歇息中，她那因饥饿而凄苦的面容，总是在我眼前浮现，总是把我的心粉碎揉烂。
春兰的爸爸泣不成声地讲述着小春兰的故事，那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前……
春兰，十二三岁的春兰，在集体的场院里她眼巴巴望着邻居家五六岁大的孩子，望着他喝完他手里的半碗稀饭。春兰对邻居大嫂家的孩子说：“善儿，小姑姑等你，等你喝完稀饭后，把你喝完的碗给小姑姑我，让小姑姑舔舔你的碗。”
善儿喝一口玩一会，再喝一口再玩一会，就这样，春兰为舔舔这半碗喝完稀饭的碗，足足等了近一个小时。善儿终于喝完了，小小的善儿心想着“你越是急着等，我就越是不给你舔”。说时迟那时快，善儿喝完后，抓起一把土丢进了碗里。
春兰低下了头，默默地走了过去摸了摸善儿的头，抬起已接近站不稳的双腿，慢慢地走了，没有吭一声。春兰没有怨善儿，善儿还小，善儿没有错。春兰只是心里在说“善儿啊善儿，你不知道小姑姑为什么要舔你喝了稀饭后的碗啊！因为，小姑姑看你喝完稀饭后碗上还有些面气（残留的米渣和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残留米汁），小姑姑舔舔你那碗，舔后啊，我还会觉得饱一阵呢。唉，谁知你会给了土地爷，小姑姑是没这个福气舔。”
春兰回家后就饿昏了过去，几天后，邻居家大嫂知道她家善儿的事后，就给春兰端来一满碗稀饭，可这时的春兰已是整整昏迷五天滴水未进了。春兰没能等到春天来临的那一天。
春兰走了，走得是那么的安详，她没有抱怨这个世界，她没有抱怨父母，她一句话也没有留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是把饥饿、贫困和她想不明白的一切带进了坟墓。也许她在想，“我走了，会带走饥饿、带走贫困、带走缺衣少穿，把能吃饱饭、穿暖衣的日子留给父母，留给弟弟妹妹。”
春兰走了，但她并没有带走什么，贫困依然在，无奈依然在。眼睁睁看着城里的“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她的弟弟妹妹依然延续着她的“望着”，从门里向村里望着，从村口向村外望着，从内心向全社会望着，望着、望着、望着那国民待遇！
——于1994年12月
评述：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灾荒相对频繁。有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也有的是人为造成的。美国学者彭尼?凯恩在《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介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中国1960??—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数字真伪现在已经很难辨，纠缠大饥荒死亡数字也没有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今人不能否认大饥荒的存在，而应该追问灾难产生的本质，并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时至今日，某些贫困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徘徊在温饱线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土地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在“拆”与“建”的过程中，耕地被占领，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户籍制度的不完善，则制约了他们往城市转移。
经历过肉体饥荒之后，春兰们所面临的精神上的饥荒，恐怕会更加让人战栗。
一块月饼，无数滴眼泪
当城里人都在谈论月饼如何如何的难吃，甚至已有人说月饼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之时，一块小小的月饼却打开了城里孩子了解乡村的大门，同时也加深了同学间的友情……
月娃在一个小县城里读着高中，但她和同村的另外一名同学每周三、五下午放学后，都要急匆匆赶回家中拿够三天吃的干粮（馒头外加一些咸菜），每次来回骑近五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大多是山路，走山路时只能推着自行车走。月娃和她的同学秋明大小算是这个村里的小才女了，她们俩是这个村唯一，也是第一次考进县城高中的孩子。然而贫困依然是她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节省开销她俩不在学校餐厅吃饭，就依靠每周两次从家中拿来的干粮作三餐，外加学校免费供应的开水，可她们在心里是快乐的。
有次周三下午刚刚回家，就下起了大暴雨，当雨过后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月娃和秋明在返校途中由于阴天夜黑看路不很清楚，有一段路被山洪冲断了，冲出几米深的大沟，她们两人连车带人一同掉进了沟里。还好，她俩只是身上粘满泥泞，受了一场虚惊而已。她们吃力地扛着自行车连走带爬地出了沟，出沟后她俩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条山路是条盘旋的路，她们爬出沟后就到了山下，她们笑的是因祸得福，少走了许多路。当满身泥泞的她俩到学校后已是深夜，同寝室同学看到她俩这样，都吓了一跳，同学们了解情况后纷纷起床打水的打水，找衣服的找衣服，让她俩换洗后，她俩又一次开心地笑了。由此，她俩与城里的同学们拉近了距离。
月娃和秋明一日三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都是吃从家里背来的馒头。夏天多是烧饼，以防夏天高温发霉。吃馒头时她们总是双手捧着馒头，不让一粒馒头渣掉了，吃完后一仰头把所有的馒头渣都吃得干干净净。最初，城里的有很多同学都看不惯和不理解她俩天天只吃这些东西，看她俩吃的动作也有些滑稽。他们心想，“能吃得下去吗？她俩也太抠了吧？就这些让我们闻过都不想再闻了，不说让我们天天吃了。”好长时间，她俩吃饭时都是尽量避开城里的同学们，匆匆地吃几口馒头，吃几根咸菜，大口喝些水冲咽下肚了事。可她俩总是那么乐观，那么知足，学习成绩又是那么好。她俩的衣着也极其简单，进城都两年了，两个冬天和夏天都是同样的衣服，可她俩非常勤快，总是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有时还帮同学洗衣服。这让城里的许多同学和老师都对她俩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好感。
这年，月娃家承包的十几亩荒山种的枣树进入了盛果期，红彤彤一片。八月十五的头一天晚上，月娃奶奶用乡下传统的方式把新鲜的大红枣磨成枣泥，配合一些核桃仁用发面包起并用手工做些花边花形，最后上锅蒸熟，就成了当地乡下人最好吃的月饼了。八月十五的一大早，月娃的爸爸骑车进城给月娃送去了“乡式月饼”，也正是这个“乡式月饼”惹下了“大祸”。
事情是这样的，当月娃中午下课后，传达室师父让月娃的父亲去了月娃的寝室，同学们正在大摆“月饼宴”呢，月娃她爸爸就多了一嘴：“孩子们，今天让你们尝尝我们乡下人自己做的月饼。月娃，爸给你们送来你奶奶做的月饼，我也有十几年也没有吃过了，昨天你奶奶准备了一天，晚上她亲手做的，做好后你奶奶硬是让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们送来，不过是很好吃的。月娃，快来给同学们吃，爸就回去了，家里的活很忙就不再耽误了……”
月娃爸爸走后，月娃一看一大竹筐馒头不像馒头，烧饼不像烧饼有花形的馍，这是什么月饼啊？她也从来没有见过，月娃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她爸爸已经当着同学的面说出来让同学吃的，她犹豫了半天，在同学们的催促下无奈地从筐里一个一个拿了出来。最初，城里的同学反应也是和月娃一样有些诧异，“这是月饼？”就在这迟疑的瞬间，有位同学伸手接过去了一个，吃了起来，当她一口咽下后大叫了一声：“啊，把你们摆在桌子上的什么这个式那个式的给我统统扔了出去，来吃月娃家的月饼。”有些同学还以为是这位同学在骗她们，将信将疑，没曾想她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嘴里还嘟噜着“香，香，真香，真好吃”。这时其他同学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
月娃看着同学第一次吃她家的东西，而且吃得是那么的香，她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她回想起去年刚刚进城第一年中秋节时，看着城里的同学个个都比自家买的月饼是多么多么的贵，炫耀个不停，可比到最后，吃过了一口就没人再吃了，都说没有一个好吃，可她和秋明只有悄悄地走开，因为她们没钱买那样名贵的月饼。今天没想到，爸爸送来的奶奶做的月饼同学们吃得这么香。而且同学们说这是她们吃到的最香的月饼，因此，月娃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跑过来抱住了月娃说：“其实我们都很爱你，只是我们太缺少了解和沟通！”
城市与乡村也太缺少沟通和沟通的渠道，朋友们，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交流与沟通方式吗？
——于2002年10月
评述：小时候每到中秋节晚上，一家人都会围在一起吃月饼、聊天。月饼是中国人的“民族”食品。关于月饼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第一个传说与“嫦娥奔月”有关，那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太阳的灼热使庄稼都枯死了，因此天帝委任当时世上箭术最好的后羿把其中九个太阳射下来。后来，后羿寻得了一种可以长生不老的神药，他的妻子嫦娥独自服下了神药，缓缓向天上飘去，最后来到月亮上，至今都住在广寒宫里。每逢中秋，世人都会摆出月饼，供奉嫦娥。第二个传说，月饼是被用来散布秘密消息的工具。故事发生在蒙古人统治汉人的元朝，汉人为了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利用月饼秘传消息一齐动手反叛。据说，此次反叛结束了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1271-1368年。
月娃带到学校的月饼，却成为了冲破情感隔阂、加深同窗友谊的桥梁。一块月饼，无数滴眼泪。月饼无情，但人有情。如今标价上万的“天价月饼”，真该为此感到汗颜。
八岁孩子，成了四口之家的主要依靠
看到这个孩子神情专注的干活样子，我反而有些不安和矛盾。不安的是一个还未脱掉稚气的孩子能否承担得起这么重的责任？矛盾的是他到底会不会因承受重压太久而走向反面。一个年仅八岁的男孩，在城市里还是一个需要父母百般呵护的宝贝，然而在这个让人不忍目睹的家庭，却成了一家人的主要依靠。
由于连日的奔波，昨晚睡得太死，直到主人老应叫我起来吃早饭，我这才猛地惊醒。在应家吃过早饭，他妻子还给我带了两个早晨蒸好的大花卷，说路上饿了吃。我告别了应家下了山。
张成成家是在马营村的另一个自然村。这个八岁的男孩家共四口人，奶奶和妈妈都是先天性盲人。爸爸病了七八年一直不能从事任何劳动，今年略有好转就外出打工去了。我到他家时快要中午了，他家在花园村的下游河边上，出门就是一个陡峭的坡，离河不到100米。吃水就是在这条河，河水非常清澈。昨天我在去前隆村时，路上碰见他妈妈挑水走在马路上，当时我就很难相信在这样崎岖不平的山涧中，她怎么能仅靠摸索走路？她能准确地把水从河里打上来并且打得满满的，然后挑回家中。
今天我到了这个“奇特”的家庭，终于看到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了。成成与妈妈配合得非常默契，他给妈妈倒水，妈妈和面、擀面，他烧火，水烧开后他从案板上把妈妈切好的面条下进锅里。他让妈妈用凉水洗碗筷，这样就不怕被开水烫着妈妈，他自己一边烧火一边用筷子搅开锅里的面条，以防黏在一起。饭做熟了，他牵奶奶到院子里坐好吃饭。面条一碗碗盛出来，先端一碗递到奶奶手中，又端一碗给妈妈，之后他才吃。饭后他把面汤从锅里用一个大铁勺舀到一个大桶里，用余热烫猪饲料，搅拌好猪食。看他吃力地搬挪着一个大塑料桶去喂猪，我上前去帮他，他还说：“不用，你歇着吧，叔叔。我能行，我一直都喂猪。”喂过猪后，成成就开始刷锅洗碗。看上去他是那么有条不紊，样样做得是那么在行，俨然就是一个小大人。他洗好锅碗，给奶奶、妈妈和我每人又倒好一杯凉好的开水，然后就进屋拿出了书本坐在树阴下开始写作业了。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这一连串的事情在这个刚八岁的小孩子身上发生，我真不能相信。在城里，多少孩子的父母只让他们的孩子一心读书，什么都为他们包揽了，有许多家庭还要请家教什么的。然而，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又在这样极其艰苦的家庭环境中，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不但要干家务，还要照顾两个盲人，可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年级前列。
我和他妈妈说话，他时不时还要给我翻译他妈妈的话，可他那认真学习的神情和做好的作业，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怜惜，真是个可爱的孩子。我想，城市里的孩子真应该到这里看看这个孩子。人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不只是学习，还要干家务、照顾妈妈和奶奶。如此重的担子是城市里许多成年的子女都很难扛起来的。
他除了在学校的时间外，回家学习基本就变成了“业余”。其次，妈妈、奶奶不说识字了连看都看不见，就更别说给孩子辅导功课了。学习完全是依靠孩子的自觉，一个才八岁的孩子，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可小小的成成把这一切做得是那么有条有理，他完全没有认为这是负担。好像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他就能胜任一切似的。他平静地做着一切，笑着和奶奶、妈妈说着话。
四口人，两个盲人，一个有病的爸爸，可他们并没有被生活的艰难击垮。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特殊家庭，他所承担的家务都没有影响他的学习成绩。学习成绩好还是次要，更难得的是他有着一个健康、快乐的心态。
离开他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重复——“孩子，我爱你。”
——于2006年10月26日
评述：贫困是有些人堕落的借口，积极上进的人则会把它看作考验。贫困是张成成无法选择的，但孩子选择积极地去改变，而不是怨天尤人。贫困的家庭生活，铸就了他坚强的性格。我赞扬孩子的懂事和勤奋，但不赞扬贫困，因为贫困不是值得赞扬的东西。
贫困是好是坏？卓别林说：“贫穷绝不是有魅力或可汲取教训的事。”德国剧作家萨克斯说：“世间大部分的贫穷，都是一种病态，是不良生活、不良环境、不良思想的结果。”切忌陷入无限讴歌贫困的迷宫，因为一旦把贫困作为唯一的动力，在通往理想的路程上，人们就总会以贫困为借口放弃理想去走一条捷径，这捷径恰恰就有可能是条犯罪的邪路。一个健康的民族或个人，追求理想的激情，必定来自于忠诚、守信、正义与良心这些永恒而光辉的词语。贫困反而会让人不自觉地迷失自我。
找到贫困的根源，试着改变它，才不会堕落为依赖贫困的犬儒。
童言无忌，折射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14日中午在青山村那位大姐家吃过午饭后，我就骑车向下一个村继续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七八公里，一个小男孩儿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我正要给他避让路时他却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赶紧来了个急刹车，看着面前这个小男孩儿。由于迎面是上坡，小男孩儿又是奋力踩踏自行车，当他停在我面前时脸涨得通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双眼睛却紧盯着我，嘴里好像要说什么，只是气还没有喘过来，一时说不出话来。
等他稍稍缓过气来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没有上学。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反而问起我来：“叔叔，你过来的路上见没见到一个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娃？他是我弟弟，前天他拿着家里的几百块钱离家出走了，昨天我就请假出来找他了，找了两天还没有找到，昨天我往上找没找到，今天我往下找（他是指路的方向）。我哥哥在中学住校，我没有敢告诉他，怕他一着急影响了今年考高中，只有自己出来找弟弟了。”
我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县级公路，通往沿河县北边几个偏僻、边远的乡镇，因此行人、车辆非常稀少。我从早晨走上这条路见到的行人就寥寥无几，小孩子就更是没有见到过。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时，他的泪水都快要出来了。我急忙问他：“你家大人怎么没有出来找啊？小男孩低下头好像在沉思又好像是难过，过了一会他才抬起头说：“我爸爸妈妈都去浙江打工，他们去年才回来过一次，今年都没有回家过年。我和弟弟住在亲戚家上学，哥哥住在学校一个礼拜才回家一次。是我带着弟弟一起上学，弟弟他以前很听话的，不知道今年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听话了，他今年才12岁，就总说要打工去。我给他说过好多次年龄小不能打工，可他就是支支吾吾地不肯正面回答我，谁知道他真的会离家出走。”
“我也没有敢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知道了着急。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爸爸妈妈离家那么远，弟弟又那么小，我都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找了，再说我也没有钱坐车，只有骑车在附近村寨找他了。”
“都怪我爸爸妈妈过年不回来，寄点钱就算教育我们了啊？钱不能教育我们！我知道他们挣钱是为了我们上学，可是他们教育不上我们啊，钱挣得再多也是等于零。你说是不是啊，叔叔？”
当我听到他说“爸爸妈妈教育不上我们，钱挣得再多也等于零”这句话时，感到很是震惊。我问他：“爸爸妈妈虽然不能教育你们，可他们挣钱是让你们到学校受更好的教育啊。他们挣了钱怎么能等于零呢？没有他们辛辛苦苦挣钱，你们哪来的钱去上学啊？”还没有等我说完，他就急着说：“在学校老师除了教书上的外，其他什么也不怎么教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为了考试，再没有别的用。你说我们要不要爸爸妈妈的教育啊？爸爸妈妈可以教育我们将来怎么做事啊，怎么当好人啊！你看我弟弟就是没有他们的教育才不学好，才离家出走的啊！我们学不好，他们挣钱给我们乱花了不就是个零了嘛。”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很是懂事，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这不正是教育专家们说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缺一不可吗？
我劝小男孩不要再往前找了，还是回去给父母打个电话，因为他也才14岁，走得太远了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就更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掉转车头往回走，我也骑上车一起向他家的方向走去。
我们边走边继续说话，这里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要去的乡镇还没到，小男孩也没到他借住的亲戚家，我们都有些疲惫了，就停下来准备歇一会儿再继续走。我感到有些渴，就从背包里取出两个橙子，给了他一个，当我吃到一半时他就已经吃完了。看到这一情形，我忽然想到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吃中午饭，就问了一句：“孩子，你吃午饭了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早饭午饭都没吃，我没有钱吃饭。不过我不饿，我很耐饿的。”我赶紧拿出一包饼干让他吃，他却盯着饼干咽着唾沫说：“不饿，不饿……”我只好打开饼干包装袋假装着自己也要吃的样子，取出一块放进嘴里，之后递给他示意他也吃点，他这才接了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忙让他慢点吃，不着急，天还早呢。不到10分钟他就吃完了那包饼干，我看着眼前这个可怜又懂事的孩子，一股怜惜之情从心头升起。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小男孩倒是先对我说：“叔叔，你真好！不是你给我吃的我就说你好，你给我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小孩儿都能听明白，一点都不难懂也不深奥，我特别爱听。你今晚就去我们家住吧，晚上和我爷爷一起睡。明天你工作完了晚上还住我们家吧。我还想听你讲道理，等我找回弟弟你也给他多讲讲，行吗，叔叔？”
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小男孩借住的亲戚家所在村寨。我们在路边上刚好碰见了他家亲戚，看见他就问弟弟找到没有。这时候天也黑了下来，我让他不要再随我走了，他只好跟我道别，回了亲戚家。
和小男孩告别后，在赶去乡政府所在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偏远山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不是少数，他们的成长、学习与全面教育存在很多的问题。回想这个孩子说的一些话，真是童言无忌，但他所说的话折射出的已经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农村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以分数论成败，“德智体”全面发展只成为许多学校的一个口号。
二，农村外出务工的父母，无奈地变成挣钱的工具，他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培养和家庭教育，使得未成年的孩子失去了父爱、母爱，失去了正确的成长方向的引导。
三，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地方政府，甚至农民自己都只看重劳务输出、外出务工创造的经济利益，却忽视了“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以经济发展牺牲了亲情、教育的人文环境。当我们牺牲了对孩子的亲情培养与家庭教育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和用金钱弥补，所要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是经济数字所能衡量的，用亡羊补牢的方式补救与修复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外出务工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子女的亲情培养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问题了，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也有部分父母由于长期远离子女，渐渐地淡忘了对家庭、对子女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于2007年4月28日
评述：18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说：“智慧属于成人，单纯属于儿童。”成人的世界有太多秩序和规则，所以成人世界也有太多的虚与委蛇。儿童永远以赤子之心去看世界，所以皇帝没穿衣服，他们会毫不胆怯地说出来。这个勇敢的小男孩对教育的质疑，让那些专家学者脸红羞愧、无地自容。
蔚然分析得很好，中国目前的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忽略了孩子的素质和情操。由于教育的终极目指向升学考试，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他们个人的利益，通过各种非常手段甚至是体罚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业绩。教师的“增值”行为无可厚非，也不应该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隐藏在背后的狰狞的教育理念才是罪魁祸首。
一直以来，集体主义教育的经验被奉为圭臬。由于由于集体主义忽视个体的人格，社会合作和人际间情感的交流的能力被剔除，创新思维遭到压制。以致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困惑跟小男孩一样：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为了考试，再没有别的用。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小学开始有的人就被贴上了“差生”的标签。2011年10月，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为教育其上进，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这引起了家长和部分孩子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歧视。但学校进一步解释这一做法是为了“激励上进，并非歧视”，他们也是借鉴的外地学校的做法。
仅仅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被迫戴上“绿领巾”，要是在美国，校方有吃官司的危险。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行为独立性和关系平等性,无论“差生”还是“优生”，教师都会一视同仁，并告知学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或许，在这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重视能力与素质的社会，中国的教育理念和诉求也应该适时而动，以顺应普世的大潮。
乞二代”说：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一个幼小、可爱的男孩，伸着一双黢黑的小手，一个直径约有四十厘米大的塑料盆被他一双小小的手举过头顶向前来宣务山求神拜佛的人们乞讨“生活”，“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遍遍在他嘴里向身边走过人叫唤着，乞求着……
年仅四岁半的康招宝，已经有了整整四年的乞讨生涯了。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乞讨界”也颇有“声望”，因为年龄小讨龄却不小，因为人小却懂事程度高于同龄人许多，因为在乞讨为生中一天天长大……但他很是讨人喜欢，就连“同道”中的人也时不时为讨他“欢心（逗着开心）”而把自己讨要来的一角两角硬币投进他举着的盆子里。每一次他听到盆子里有响声，他总是会说声“谢谢……”他摸摸爸爸这里摸摸那里，偶尔还会手托着他爸爸的下巴去啃一下，亲一下。
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明亮，他帮残疾爸爸能做好多事情，如从行囊里麻利地取出喷绘制作成的“乞求书”，取出他爸爸的残疾证、身份证等。孩子总是孩子，当没有路人经过时他还会撒娇，坐在爸爸的怀里享受父爱与亲情，这时的他又好像回到了一个幼儿该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天地里，早已忘记了他一个上午举着大盆子乞讨的事情。
康招宝，尽管他不懂得户口是什么，但当他的爸爸告诉孩子就要到上学年龄了，再不能跟着他这样四处讨要一辈子饭而向我提出希望能帮他给孩子上一个户口时，康招宝的眼睛里瞬间流露出极其渴望的眼神，这种眼神是孩子每次看到背着书包去幼儿园、去学校的孩子们心生羡慕的神情，还是孩子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的天性使然？孩子所表现出的期待与渴望让人不由得怜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盯着你，眼睛里充满着期待，一眨不眨。顿时我心里五味杂陈，难以名状的酸楚无法抑制。
就在我与康招宝的爸爸交谈中，康招宝仰头看着他爸爸下巴说了一句话更让人心酸的话：“爸爸，我不想要饭，我要上学！”
同一片蓝天，同为儿童，同为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就因为他是流浪乞讨为生的人所生，他连一个户口都不能“拥有”，不说去欢声笑语的幼儿园，去游乐场，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了。他，唯一的玩具就是整天举过头顶那只乞讨的塑料盆。
康招宝，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招财进宝改变流浪乞讨的生活现状呗。可孩子才四岁多，谁也无法预测将来能不能如愿，如果他在学校，说不定会在少年时就成为“五道杠”的总队长呢。但是就在一年半前他的“未婚（没有和他爸爸办理结婚证）妈妈”，被一个流动卖耗子药的男子带走。尽管他的妈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在孩子心目中她却是最美最可亲的人，当他爸爸向我讲起“妻子”被带走的事情时，孩子有些莫名的不安，时不时用他的小手按压一下爸爸的嘴，眼睛里也流出露出对妈妈的想念神情。
康招宝的妈妈是由他爸爸的“养女”转化成他爸爸的“妻子”的。康庆国，康招宝的爸爸，五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无法承受家境的困苦而改嫁，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大儿子（智商比较低）带着不到五岁的康庆国一起生活，可年年月月吃不饱肚子，到七岁多康庆国实在饿得不行了，便随着村上外出乞讨的老人走上了乞讨为生之路。谁知就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地方乞讨时被当地治安人员驱赶，左脚踝被砸骨折了，由于没有医治落下终身残疾。二十多岁时他在邢台火车站附近乞讨时，发现一个女弃婴，他就捡了回去，他用乞讨来的钱买奶粉喂养，慢慢他才发现这个弃婴是一个先天性失明的女孩。就这样这个弃婴也随着他一天天乞讨长大，再后来他们就“结婚”生子。康招宝是他们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由于一直跟随他们两个大人在流浪乞讨之中，一个被冻死，一个病死，康招宝可以说是侥幸成活下来的幸运儿。
正是由于康庆国与康小红两人的特殊生活和特殊婚姻，康招宝至今不能取得一个合法户口。这是康庆国当下最为迫切的事情，他对我说：“孩子要上学了，没有户口没地方去上学。我去办他们不给我办，向我要结婚证和一个准生孩子证。我们一直在外面要饭，康小红的年龄我也不知道是多大，也没有什么结婚证。现在人都被拐跑了，我上哪里去搞结婚证，还有那个准生孩子的证。孩子没有户口上不了学，我不能再叫孩子跟着我要一辈子饭吧？我没办法，你们帮帮我这个，我不要你给的钱。你帮我给孩子办个户口我就很感谢了。”
康庆国是河北隆尧县千户营乡徐麻营村人，1972年生，身份证上却是1975年，我看了他的身份证后，康庆国对我讲起身份证上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符合的缘由：“办身份证时家里的户口本搞没了，村上报时就冒猜着报上去了，我拿到后看和我年龄不对，我找到派出所说不对，人家对我说，“你这样的人大点小点对你有多大关系……”，就这样我就成了七五年出生的了。”
当天下午我从县城乘坐公交前往徐麻营村，在村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找到康庆国住处——一间随时可能被水淹了或者被大雨浇倒塌的旧屋子。他的光棍哥哥打开了房门，当我还未走进屋，一股霉味就扑面而来，进屋一看，我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不知这个能不能叫“家”。没用到两分钟就全部核实完了家里的全部家当。
——于2011年6月1日
评述：蔚然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底层多个被主流世界遗忘的角落，这样的言行在苦行文化极为稀薄的中国难能可贵。这篇文章涉及到儿童乞丐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
儿童乞丐主要由两类孩子构成，一类是被黑恶势力拐卖出来的孩子；一类便是康招宝这样的“乞二代”。“丐”字在甲骨卜辞中多作祭祀用词，指向神灵乞求。从汉代开始，其本义仍然保留了乞求和给予这两种意思。宋代以后，乞丐二字才用来称呼讨取饭食的人。可见，乞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武侠小说中的丐帮更是号称天下第一大帮会，盖天下历朝历代，无有不沦为乞丐之人，聚伙为帮，打抱不平，举止介乎正邪之间。然而，脱离浪漫的武侠世界，现实中的儿童乞丐、“乞二代”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等人认为，现行刑法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法律责任过轻，在草案中建议“买卖同罪”，加大收买被拐卖儿童者的法律责任，斩断买方市场。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进行乞讨营利的，于建嵘等人建议专门立法进行打击，加重有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犯罪的量刑。2011年春节期间，于建嵘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并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网友们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迅速形成舆论焦点。
但是，并非所有儿童都是被“胁迫、诱骗、利用”进行乞讨的，这场全民“解救”行动也因此被部分人士指过度粗暴，忽视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等诸多基本权利。有不少人身有残疾，像康招宝的爸爸那样的人，无路可走，必须乞讨，这就牵涉到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问题了。受户籍影响，他们的孩子又得不到平等的接受教育权，这又跟当前的户籍制服产生了冲突。在肯定和支持公民运动的同时，人们更愿意看到的是更多政府主导的力量参与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中。
只因一家考了三个大学生
年仅22岁，孩子已是三岁，和她同岁的丈夫常年在格尔木打工。要问为什么这么早就结婚了，那只有一个原因。不是早恋，山区农村的孩子还没有那么早熟呢，直接告诉大家吧，是因为家庭贫穷，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
青海，早晨七点多，天刚刚亮，她就为一家人做好了早饭。她是李家的小儿媳。吃过早饭，我告别了李姓村民家向下一个村行走。
我去的这个村是松多乡花园村，从村名上看，“松多”、“花园”该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地方啊，然而这里是一个更为贫困的高寒山区，本地人称之为垴山区。并没有想象中的诗情画意，更多的是贫困农民神情沮丧的眼神。
我翻越了两座大山，爬到一座大山的半腰处才看到了这个乡政府所在地。乡长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没有等我自我介绍，他就说县长已经给他来电话说了，他代表他们全乡老百姓欢迎我的到来。
一杯水没喝完我就出了乡政府直奔花园村。去花园村的路还要继续上坡，我爬行在蜿蜒的山路上。此刻正值中午。毒辣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灼烤着我、我的脸庞还有裸在外边的双臂被灼烤得生疼。但我的心里只想着要尽快赶到花园村，早点了解到乡长给我介绍的那家人的情况。
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我到了一个山岭顶上，眼前出现三条岔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我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整个山野好似只有强烈的阳光而没有人迹。就在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时，忽然看见从山弯里转过两位在收割小麦的农民。我向他们打听花园村怎么走，那户今年考上了两个大学生姓杨的人家在哪儿。在热心的庄稼人指引下我往一面坡下走去。
又是一个多小时后，我从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来到一个狭窄的谷底。一条小河穿过两岸乱石滩，小河边上住着六七户人家。这就是“花园村”？我在心里疑惑地问。
我去得正巧，今天正好赶上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互助县委宣传部以及松多乡和乡各部门干部前来为这家“状元之家”捐款，资助今年同时考上的两名大学生。
杨家有四个子女，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但因在毕业时没能还清贷款，学校至今还没有发放毕业证。这使她不能得以正常就业，只好在福建一家工厂以高中学历的身份找到了一份工资十分微薄的工作。二女儿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因姐姐考大学，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学，就硬是退了学，不久就找了婆家嫁人了。但婚后不到一月就失踪，至今杳无音信。母亲长期生病，几个月前病情加重，实在熬不过去，借钱做了手术。
这个村子是在一个“出门一线天，左右两面山（青石岩）；天旱一把柴，雨涝泪流干”的高原山区。杨家基本就依靠男主人在家种地的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经济来源也就全靠这瘠薄的土地产出的收成。他们祖辈居住在这里，一代代无力改变这贫穷的状况，走出大山更是他们祖辈的梦想了。人人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家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咬紧牙关供儿女们上学。
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却没有给他们“改变贫穷的命运”，反而还欠下几万元的债务。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信念，依然顽强地供小女儿和儿子上学，而他们也终于在今年双双考取大学。可这原来就是负债的家庭上哪里去筹集几万元的学费、生活费啊？大女儿欠的债务都无力偿还，这又新添的愁肠如何才能解得开啊？钱，钱，钱……使得这个家庭陷入了一个苦不堪言的境地。儿女们看着父母为他们操劳而日渐形消和掩饰不住的愁容，他们都不敢看那让他们喜悦一时的录取通知书。
当今天省里、县里、乡里的干部来到这个高山峡谷中的小山村，为他们捐款资助时，一家人感激得只有哭泣。孩子的父亲从各级领导手中接过捐款时竟然颤抖着双手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孩子的母亲早已是泪流满面。
可他们捧着只能救急的有限捐款，到了晚上依然还是一声声叹息，叹息的是两个孩子要读四年，往后的学费从哪里来啊？这贫穷境地何时才能彻底走出？
叹息声依然近乎绝望。
这一家的境况，集中反映出一些边远地区农村所面临的窘迫状况。上学难、上大学更难，贷款上大学后还款更难，没有毕业证就业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恶性循环何时是尽头？我回答不了，我只有把这若干个问号留下，让更多的人们来替他们回答。
——于2006年9月10日
评述：杨家的贫困状况在中西部的农村很常见。我倒是注意到蔚然叙述的一个细节：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但因在毕业时没能还清贷款，学校至今还没有发放毕业证。
贫困从何而来，恐怕这才是源头，这才是本质。大学不是义务教育，学校不发毕业证也许有自己的难处，比如很多欠款的贫困生一毕业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学校到哪里找人去？但是，扣押毕业证就能作为学校掌握“筹码”的手段吗？难道真没有让女孩既能拿到毕业证顺利毕业找工作，又不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更好方法吗？有的，学校、银行、学生之间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契约，形成信用体系，恐怕这才是“双赢”之道。扣押证件的强制、守旧行为与现代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更可怕的是，这种死板的规章制度就像给贫困学生贴上了“贫困”的标签，对自尊的伤害无疑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儿子的学费“出租”了自己
儿子克礼，考上了某农业工程学院，这使全村人都感到万分高兴与自豪。然而那比上天入地还难的筹借学费，给这个皆大欢喜，给这个家划上了句号，可这个句号并没有就此“句”住悲剧的延伸。
一刻刻，一天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学费一个子儿还没有着落。原本极其贫困的家，可谓雪上加霜。克礼的父母愁得昼夜不能合眼，心想：“就是每日的油盐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穿衣戴帽就别提了，哪里去筹集这么多钱呀？这家里能卖的就只有两把锄头和一把镰刀再加一口饭锅了，除了它们还有什么可以卖的？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村子里有余钱的没有一户，都是日子过的紧巴巴的，向谁借？上哪里去借啊？”
克礼他爸是个老实巴交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老头。让他想办法，就只有一条死路，死了就什么不用想了，办法自然就是“解脱自己”，除此他无任何办法可想。离儿子开学的日子就剩最后几天，这三千多元钱只在乡亲们的帮凑下才有了千分之一，百十来元钱。快到了天黑，邻家大嫂拿来了十几元钱，问：“克礼的学费都准备够了吗？我们大人在家再吃赖点不要紧，可不要让孩子在外吃苦受难。”
克礼也看到父母自他接到录取通知书这些日子以来，已是愁得老了许多，他就对父母说：“不上了，我出去搞副业挣钱后再考。”
克礼委屈又违心的说出了此话，父母死活不同意。克礼的妈妈对儿子说：“在我们这里考出一个大学生多难啊，我们就是要饭卖血也要供你，这里祖辈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是你给全村带了个好头。要不，为什么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姐姐们这么帮我们。你，你难道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穷，谁家有钱啊？这百十元钱也是全村人从嘴上给我们省下来的，你这个大学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咱全村人的。”说到这里，克礼的妈妈再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邻家大嫂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靳善举，十几岁没了父母，可以说是全村人养大的，年轻时，由于家境贫寒未能成家，现在也快五十的人了，至今依然是孤身一人。在生产队时，他因无父无母没有兄弟姐妹，村上人都可怜他，就让他去了公社集体的砖瓦窑当‘工人’，在那里他干了八九年，后来砖瓦窑跨了他又做过一段时间小买卖，手头还有几个钱。可他一直想着成个家，就从不舍得乱花这个钱。在这个穷地方，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找个对象都很困难，已有几个也都倒插门进女方家了，他这个老光棍谁还愿嫁给他？他一个人，又没有什么负担，你们去说说，些许会能再凑点呢。”
邻家大嫂这一提说，也确实提醒大家，以前人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光棍过日子，日子过的也很难，再加上这里的习俗，都不愿请光棍汉帮忙或者吃酒席，渐渐地村上人们大事小事就从没想到他，时间长了再加上土地承包后人们没事就很少来往，对他都显得有些陌生了。
这天夜里，克礼的父母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克礼的妈妈就去了靳善举家，把儿子考上学的事告诉了他，靳善举听到此事后高兴，同时也为有人能找他而高兴。靳善举心里明白了她的来意，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就对克礼的妈妈说：“嫂子，我靳善举不是个无情无意之人，不论怎么说克礼也算是我个侄儿吧，他能考上大学是全村人的大喜事，也是我的大喜事，按说我是要尽这一分责出这一分力，你看我们村上的人们祖祖辈辈这么穷，不就是因缺文化人吗？年轻时，我要不是没有文化我现在还能打光棍吗？可我父母就留下我这么一个独苗，我还不争气，都快五十的人了还找不到个女人，给死去的老人留个香火。唉，要不是有这一点原因，我手头倒是有几千块钱还是能帮上你这个忙的，你看……”
靳善举和克礼他妈妈都沉默了，半天谁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屋子里的气氛沉重的几乎能把人都压垮，靳善举在激烈的做着思想斗争，克礼的妈妈也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这个沉默被克礼的妈妈打破了，她涨红着脸有些慌乱，但还是鼓足勇气对靳善举开口说：“善举弟，你今天把话说到这里了，嫂子心里明白了，嫂子也是人，知道你的为人和你的苦衷，这都是穷把我们赶上这条路的，不穷你还会受这份苦吗？我虽然是你嫂子，可我还是比你小一岁，你如果不嫌弃嫂子，嫂子就给生个后……”
说到这里，克礼的妈妈哭着扑到靳善举的怀里。靳善举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他一下子慌了神，他也从来没有碰过女人，这时他不知如何是好，就赶紧对克礼的妈妈说：“嫂子，嫂子，别这样，我这个媳妇不取了，我现在就给你取钱，让克礼上学，一定让克礼上学去。你快起来，让人看见了我们就说不清了，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快，快起来嫂子，我什么后不后的，从此不再想了，克礼就是我们共同的后，你快起来！”
“善举，你答应嫂子，不答应，钱我也不借了，嫂子这是真心真意，你不想想，你这么大年纪了又是在我们这个穷地方，谁还会嫁给你？嫂子给你生个后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并不是为了钱，以前嫂子不了解你，只知道你人老实，家里穷，没有讨上婆娘。嫂子知道你一个人很苦，但嫂子也没有能力帮你其他，嫂子能帮上的可能就是这个。嫂子回去跟你哥商量下，我们办个离婚就过来……”说到此，她又哭了起来。靳善举死活不答应，就一把把克礼的妈妈从怀里推开说：“嫂子，你这么说，这钱我是不借给你了，你爱去哪借就去哪借，我靳善举再怎么样也不能缺这个德。”说着他就要开门往外走，克礼的妈妈拦住了靳善举，哭着说：“善举弟，你要是不把嫂子当好女人看，你就开门，钱我不借你的，我们的儿子上不了大学那是他的命不好，反正我在你的心目中已经是个坏女人了，我们儿子上不了大学和我们一起受穷，那是老天给我这个坏女人的报应。”她说完后就起身往外走，靳善举再也控制不住一个男人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情感，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她……
四年后，就在克礼毕业的那年，克礼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克礼的爸爸为能给儿子多挣点学费，包揽了许多外村外出打工的人家的农活，起早贪黑，有时是整夜整夜的干，在半年前终因积劳成疾，生活的苦闷和精神的抑郁而去世。
农村，农民的悲剧就这样一件件发生着，这是谁的错？是克礼上大学的错？是克礼妈妈的错？是靳善举的错？是这些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女的错？还是这些“愚昧无知”的农民的错？
希望读者请不要用什么道德、美丑等污言秽语来评说他们，我期望大家能够用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分析这样的事情发生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于1995年夏天
评述：我们或许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地评说，更应该分析这类事情隐含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从呱呱坠地到考上大学，父母为培养孩子究竟花了多少钱？2010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9000余名新生报到现场，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打造的一份《子女培养成本核算表》触动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心。反馈的“账单”上显示，从出生到孩子上大学，家长花的钱多则超过30万，少则也有近10万元。看着账单上一串串的数字，很多学生不由惊呼：原来养大我要花这么多钱！
高校收费问题一直是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许多高校都在“大兴土木”，硬件设施的改善，并没有带动学校的人文气息。在各种名目的建设中，大量资金被消耗。建成后的体育馆、人工草皮球场等高端设施，由于高昂的维护费用，要么向学生紧闭大门，要么通过承包，向社会和有钱学生开放，普通学生很难有机会使用。面对国家有限的拨款，许多建设成本被转嫁到了学生身上。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今社会中，大学生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占17％，其中盗窃约占七成，大学生犯罪呈上升趋势。
大学生犯罪的原因主要有社会竞争压力加大、贫困生由于生活所迫盗窃、生活空虚贪图享受、自我封闭缺乏沟通等。高校教育不仅没有解决大学生生存中的危机，反而为他们的发展人为地制造了困难与障碍，学校只看分数的残酷考试和精英教育，加上父母加诸孩子身上过高的期望，往往使原本健康的孩子走向反面。正因为高校忽视了每个人的特异性，才导致这些大学生成为牺牲品，“马加爵案件”便是一次警示。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急切需要被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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