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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School to Another 024 3.《法国文艺复兴断章》 "The French Renaissance Fragment" 029 第三章?飞翔的大学生涯 Chapter 3 Days in College 030 1.和渡边一夫先生的交流 Exchange with Mr. Kazuo Watanabe 033 2.迷恋上萨特 Obsessed with Sartre 037 3.不完全是“战后派” He is not exactly a "War Faction" 041 4.才华初露：荣获“芥川奖” A Gifted Young Writer： Won the "Akutagawa Prize" 044 5.当不了学者，就写小说吧 Because I can not become a Scholar, I Write Novels 048 6.怪诞的成名作：《死者的奢华》 Lavish Are The Dead 053 第四章?幸福与磨难同在 Chapter 4 Coexistence of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054 1.邂逅爱情 Love Encounter 059 2.1963年的选择——“与长子共生” The Choice of 1963： Coexist with the Eldest Son 063 3.对“性”的思考 Thinking about "Sex" 066 4.融入个人体验的代表作 Representative Work 071 第五章?在广岛的痛苦思索 Chapter 5 Pain Thinking in Hiroshima 072 1.广岛的初接触 The Initial Contact with Hiroshima 077 2.再访广岛的沉思 Revisit Hiroshima 080 3.心灵的战栗：《广岛札记》 Hiroshima Notes 085 第六章?“死亡意识”下的呼唤 Chapter 6 The Call under "Death Awareness" 086 1.“无法跨越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The Insurmountable Work 090 2.“冲绳”的争议 Okinawa Controversy 094 3.“两个重大事件” Two Major Events 097 4.墨西哥任教的美好时光 Teaching in Mexico, a Wonderful Time 102 5.调查未来的危机 Investigate Future Crises 104 6.孤芳自赏：《同时代的游戏》 Narcissistic： The Game of Contemporaneity 109 第七章?“再生”的领悟 Chapter 7 Comprehend "Regeneration" 110 1.哺育“小宇宙”的“雨树” The "Rain Tree" Who Feeds "Small Universe" 113 2.觉醒吧，新人 Awakening, New Man 116 3.自由检讨的“信” Free Review of "Letter" 119 4.以“流亡者”的名义叫喊 Shouting in the Name of "Exile" 123 第八章?诺贝尔文学奖再临东方 Chapter 8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Came to the East Again 124 1.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128 2.拒受文化勋章 Refused to Accept the Cultural Medal 131 3.灵魂的“空翻” The “Flip” of Soul 135 第九章?朝向孩子们的世界 Chapter 9 Towards the Children’s World 136 1.以沉静的目光关注孩子 Concerned about Children with Calm Eyes 140 2.在自己的树下 Under the Tree 145 第十章?中国情缘 Chapter 10 Oe Kenzaburo’s Chinese Fate 146 1.五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Five Times to China 150 2.“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Under the Tree 161 附录 Appendix 162 大江健三郎生平 ?e Kenzaburō’s Life 164 获奖辞 Award-winning Remarks 174 获奖时代背景 Award-winning Background 175 大江健三郎年表 ?e Kenzaburō Chronology 180 获奖当年世界大事记 World Events in the Year of Award—winning 內容試閱： 1.小诗人，怪小孩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在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出生。大濑村坐落在丘陵重叠的峡谷森林之中，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四周由茂密的森林环绕，村前小溪潺潺流淌。在这样一片峡谷森林里，有着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有着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和村落。 　森林在所有日本人的心中具有无穷的神秘力量，日本人信奉森林既是人类的发源之地，也是生命的归宿之地，相信自然界的平等和再生的理念，把树木当做神灵信奉。因为古代日本人生活在森林中，并从中获取生活物资，由于生存必须依赖和利用森林，所以对森林抱有深深的亲切和敬畏，这样就逐渐产生了与森林相关的各种习惯风俗、宗教仪式、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 　正是这种带有浓郁原始气息的森林峡谷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和生活经验让大江这个来自森林深处的孩子，拥有了色彩斑斓记忆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江对这绵延不绝、遮天蔽日的森林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他自称为“森林之子”。大江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说过:“四国的森林峡谷之村——是我可爱的故乡……我的一切情感皆来源于此……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小说中描绘的世界不知不觉地成为支撑我的精神力量，四国的森林则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可以说，四国的森林文化是他的根，是他创作的起点。 　大江健三郎家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在大江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他下面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江生长的“峡谷村庄”盛产大米、大豆、纸、鲇鱼等物产，大江家在当地属于相当“上层”的家庭，其祖辈在江户时代就以武士身份采购山中特产，到了明治时期仍然继承祖业并从事造纸业，就是从农民手中购买做纸的材料三桠，经过加工之后，送到内阁印刷局作纸钞用纸。因此，殷实的家庭条件为大江能够一直读书上学提供了保障。 　大江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曾在大洲藩教过学，虽只处于汉学者的最基层，但这并不深厚的学养随着血脉传承下来。大江的父亲很珍惜《论语古义》以及《孟子古义》等书，经常研读，家里也收藏了一些其他门类的书，这使大江在少年时就能够较早地接触到瑰丽神奇的语言世界。 　大江自小热爱森林，热爱自己的故乡，喜欢长时间地观察森林里的事物、倾听森林里的声音。故乡的环境也触发了大江对世界万物的感知能力。对于少年大江而言，自幼所生活的“峡谷村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他曾在故乡的大濑中学落成典礼上的演讲中说：“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当时战争打得正激烈，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祖先们会选择来到这么一个深山老林，然后，我又觉得祖先们选择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真的是个好地方。然后，我就深深地吸一口甜美的空气，怀念着眼前的风景。”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也就是1941年（昭和十六年）的4月，大江进入了大濑国民学校上学。在大江上国民学校四年级时，发生了一连串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变化。 　首先，他发现了何为“思考”。那时，他认为人们只要进行思考，便能够在转瞬间作出回答，一如电子计算机那样，只要按下键钮，无论三次方程式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即时解答出来，他觉得这就是所谓思考，就是运用像是上苍降赐的能力进行回答，因而尊敬能够当场如此答复的人。可他发现自己却是那种不慢吞吞思考就无法得出结论的无能之辈。他注意到，唯有运用语言并将其一个个累积起来并使之不断清晰和加强，才是在进行思考。 　也是在那一时期，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那时学校组织学生步行一个小时左右前往海边的一个小镇，远足归来后，老师让每个人写一篇有关大海的作文。大江是这样写的：“我为自己生活在山里而感到庆幸。假如我家在海边的话，波浪就会总在眼前滚动，涛声也将回响在耳边，那可就无法安静地生活了。”于是老师就告诉他：“对于居住在海边的那些人，你所写的这些内容是很失礼的。”老师还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并在这里生活，却觉得山村里的人粗粗拉拉、吵吵闹闹。” 　大江对老师的话语感到很不满，回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气得连晚饭也没能吃下去。早晨起床后，肚子早已经空空荡荡，大江便沿着他家屋后那个叫做弯拐河滩上的铺石小道，往下面的河滩走去，顺便摘下柿树上已经成熟的果子吃了下去。他一边吃着那柿子，一边看着河对面的山体。四周好像并没有起风，可山林中树上的枝头却在摇摆，树梢也在摇摆。此前大江认为静止不动的山林，却在如此摇曳、摆动。接着，他转而注视眼前的柿树树叶和细小的枝条，它们已经被露水打湿，而自己正映现于那露水之上。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意识到此前从不曾认真观察过，也不曾仔细倾听过，却深信不疑地认为山中是寂静和静止的。大江少年无意间注意到柿树枝头闪烁着光亮的水滴，“受到了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足以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显然，我借助那微微颤动着的柿树叶片，发现了围拥着峡谷的那座森林的整体状态。如果我总是不去细加观察的话，这一切便不值一提，换言之，便都是一些死物。因此，我现在无法不去注视那些树木和小草。于是，作为被周围深深吸引了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我被国民学校的校长给盯上了，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殴打。尽管如此，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生活方式中的这个新习惯，及直到战后，在长时间凝视着观察雨水的水滴之后，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以下四行： 雨水的水滴上 映照出外面的景色 水滴之中 另有一个世界 　这个用眼睛仔细观察世界的儿童——大江健三郎，这个小诗人，早在刚满十岁的时候，他的诗就已经存在于世了。大江曾说“小时候我在树上做了一个小木屋，我把它叫做‘我的图书馆’。”被老师叱责是一个转机，使得他体会和觉悟到“如果不认真观看，就等于什么也没看”。这就是大江自己发现的，这就是他少年时代的智慧。此外，大江早早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要把自己看到以及想到的事物，用语言表述出来。 　在那之后，大江便开始热心于观察外界事物，以至被大家说“只要和大江一起行走，他不一会儿就停下脚步，或是观看或是倾听，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不仅仅如此，在其他小孩的眼里，少年的大江还是一个十足的“怪小孩”，因为他总喜欢把从祖母那儿听来的“奥福故事”加以想象编排，再说给其他孩子听。当时周围的小孩子还在热衷于玩跳房子、捉迷藏，或是舞枪弄棍，或是玩打陀螺、拨纸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现实”，而大江却满嘴“奥福故事”，所以，也不难想象，他们对这个少年肯定是敬而远之，把他当作怪物看待了。更何况，当时那些“下层”人家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帮家里做事，而在国民学校上学的大江是“上流”人家的三少爷，还非常地“能学习”，当时的小孩子们自然是没有闲工夫去听这种孩子编的“瞎话”。而且老师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当时日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体制之下，教师们要努力实行“皇民化教育”，“培养能够为天皇去死的优秀的士兵和能够守住大后方的女子”，所以，在他们看来，那个老是唠叨着犯上作乱的“奥福骚动”的孩子，简直就是来自外星球的怪物。所以，大江被当作是一个“满嘴谎话的孩子”，受到大家的孤立，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无论是哪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人都会受到“共同体”的排斥，排除“异端”从来都是“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也是它的原则，但往往是“异端”最终能取得一番令人惊异的成就，古往今来，伟大的人物不都大抵如此吗？ 　少年大江被学校和孩子们的“共同体”排除在外。但是，大江的母亲，这位“峡谷村庄”里的家长，竟然从东京的出版社那里订购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给大江看，这一方面说明这位慧心的母亲具有较高的修养和经济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她对受到孤立的少年大江的一种安慰。从此，大江遇到了“文学”。 　 　 　2.?直觉下的语言世界 　大江是一个对语言极其敏感的孩子。在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身为孩童的他就能感觉到村里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每天说话的语言，在他的印象中，这种语言是作为那些没有权利的弱势者的语言而被创造出来的。 　有一件事情让他印象深刻。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大江家从上代传下来的行业，是把作为纸币原材料的叫做黄瑞香的那种植物的纤维进行精制并交送内阁印刷局。为了把这些原材料交送出去，需要将其做成具有一定重量和体积的捆包。大江的父亲为此设法制作了一台设备，用那台设备捆包，有关方面决定将其作为爱媛县“大后方”民间产业的一个小小实例进行展示。这引来了县政府知事的视察。很自然，用设备捆包的过程需要演示。 　事实上，在实际工作时，那台设备需要两个人从两侧保持压力的平衡，可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大江家里除了他的父亲，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被征集走了，他的父亲表示独自无法完成演示。同知事一起来的警察署长却用“你这家伙，给我演示！”或是“给我演示！”这样的语言来命令他的父亲。大江的父亲处于弱势一方，尽管他心里赌气，但是在权势者的语言之下，他开始操作那设备。此时的大江，站在父亲身边，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着眼前的一切，父亲的失语让善感的他意识到了弱势者无力反抗的语言的卑屈感。这件小事震撼了幼小孩子的心灵，几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让大江潜意识里感受到用这样的语言交谈是不行的，是无法让人进步的。 　和所有村庄的孩子一样，大江也特别喜欢听大人讲故事。他的母亲与祖母便承担了讲故事的角色，于是听故事成了大江的趣事之一，这也让他发现了另一个语言世界。母亲与祖母这些在平常生活中使用口语体语言的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则使用了另一种语言。相比平时她们讲述事实乏味重复的语言，讲故事时她们语言的丰富与清晰完全超越了大江的想象。大江有意识地开始注意她们叙说故事的方式，并惊奇地发现母亲与祖母这种有选择的叙说方式能让他产生兴趣，这些都让他有记录下故事内容的冲动，事实上他确实也完整记录下了母亲与祖母所说的那些话。 　大江老家的主屋后，有一间独立的小屋子，就是在这间小屋内，母亲和祖母用唱歌一般的语调向小小的大江讲述物语故事以及传说。大江觉得极为有趣，非同寻常。大江祖母的名字叫Fudei（毛笔之意），祖母曾用透露秘密的口吻告诉大江，自己是为了记录这森林里所发生的事情才出生的。发生在四国森林峡谷中的两次农民起义就是祖母给大江讲述的：一次是1750年的“内子骚动”，村民们投掷河滩上的小石头，迫使权力者在压力下自杀，从而取得了胜利。另一次则是1866年的“奥福骚动”，“奥福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他试图颠覆官方的整个权利体系，针对的是官府权力乃至村子的那些权势者。说是先将村里的穷苦人组织起来凝聚成为强大的力量，然后开进下游的镇子里去，再把那里的人们也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以便凝聚成更为强大的力量。” 　大江非常喜欢倾听“奥福”这个故事，当祖母讲述到非常有趣的场面时，他的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虽然祖母讲述的只是一个个片断，但这反而刺激了他的想象。他也特别喜欢给周围的人讲“奥福骚动”的故事，而除了在捆装三桠的工厂那里获得了成功之外，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是在说谎。“说谎？说谎不就是把发生在身边的事实、一些日常的事情，说成完全相反的样子吗？我有些愕然。本来我说的事情就跟事实毫不相干。那些语言和事实完全是两码事，它们编织出来的故事、神话才有问题，拿每一个细节和现在的现实一个个去对照，那算个什么？然而，没有一个老师或同学能够和我一起来享受语言的快乐和想象的愉悦，我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受到了大家的孤立。不过，我也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愤愤不平、沉默寡言的孩子。我总是在为寻找新的听众而心神不宁。”大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了语言的愉悦，而这样的愉悦并非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语言中的快乐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发现。可见，大江从小就是一个语言天赋极高的孩子。 　在这间小屋，母亲与祖母还绘声绘色的为大江讲述了大量流传在故乡的美丽传说。她们在讲述传说故事时，总会选取最吸引人的情节，用尽可能精彩的语言向大江传达。这些美妙的语言让大江极其享受，他总会全神贯注地听这些神奇的传说，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这样生动有趣的语言世界里。尤其是“木灵传说”和“童子传说”，这更让他对四国森林充满了传奇性想象。 　祖母总会用唱歌一般的方式为大江讲那些传说故事，最吸引大江的是“木灵传说”中的那棵“自己的树”。“木灵传说”是指森林峡谷的人们都有着各自命中注定专有的“自己的树”，树是灵魂的居所，当人出生时，灵魂从树里出来降到人的身体，当人逝去时，灵魂又会重新回到自己的那棵树木。祖母很神秘地告诉大江：“那树在林子的高处，山谷中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魂灵从自己的树的根，也就是树的根部那里出来，走下山谷钻到刚降生的人的身体里去。所以呢，人死的时候只是身体没有了，那灵魂呢，是要返回到树根去的。”大江很好奇，立即问祖母：“那么我自己的树在哪儿呢?”祖母摸摸大江的头说：“马上就要死的人要是睁开了灵魂之目，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树在哪里呢！这会儿就急着知道它干什么呢？还有哇，进入林子里，无意中站在自己的树下时，上了年纪的自己就会和那孩子相见。”大江似懂非懂地看着祖母，有些话他暂时不懂，但是如此神奇的传说使大江喜爱上了树木，小时候便在树上搭建了自己的小屋。 　自从在树上有了自己的“小屋”后，大江喜欢躺在那里，抬头看蔚蓝的天，低头看粼光闪闪的河，还可以自在地思考。那时让大江迷恋的还有“童子传说”：每当山村的人们在举行起义或者策划一些大事迷茫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身份未知的奇异的孩子指点村民下一步的措施，当成功后，“童子”又会消失不见。有一次，母亲问大江：“要是‘童子’从森林中降临，你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让大江的想象自由飞翔了起来，他在头脑中想象了多种可能，但最终他断然拒绝“童子”降临的回答，而是说：“我要做‘童子’。”可以想见，“童子传说”对大江的影响之大，以致成为作家后的他，在很多作品中创作出了“少年神”这一形象。 　祖母与母亲的这种“物语”讲述方式给幼小的大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他发现了日常生活语言之外的另一个语言天地。而在拿到母亲送给他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之后，大江简直是爱不释手，尽管他认识的字还很少，但母亲亲自挑选的这两本儿童读物完全在他的阅读能力之内。大江欣喜若狂地读着这两本书，这是与“倾听”故事截然不同的感受语言的方式。他沉浸在美丽语言所描述的世界里，仿佛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仿佛将会与野鹅结伴而行。这让他感到由衷的快乐，感情仿佛也被净化了。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童年生活时说，这两部作品“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 　在这片与外界几乎隔离的森林里，大江通过“倾听”与“阅读”找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捕捉着让他着迷的美妙语言，这种从小就有的感受力，开启了他直觉下的语言世界。 　 　 　3.?1944年的灾难 　对于小时候的大江来说，祖母与母亲是和蔼可亲的，而父亲是一个不易亲近的人。尽管父亲表面严厉，但内心是爱孩子的。可以说，9岁前的大江，在父亲与母亲以及祖母不同方式的疼爱中，快乐地成长着。 　童年的大江经常到森林里玩，但是有一次他回家后，冒出一句：“在这么个树林子里长大的，无法成为世人皆知的人物。”这是一句抱怨的话，当时大江的父母都在场，都被这句话吓了一跳。他们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小小的心里原来还装着比森林更大的世界。母亲趁机告诉大江，在加藤家里有一个叫中江藤树的学者，是一个对中国古典学问做日本式研究的儒学者。中江藤树是一个出身于贫穷的农家，在日本却是人尽皆知的大学者。同时母亲还语重心长地说道：“听说藤树先生啊，一边做学问，一边为了养活他妈妈去卖酒……”可见，大江母亲教育子女的方式还是很有一套的，能够循循善诱，让大江意识到人只要有志向，在任何环境下还是可以成才的。 　这个时候，父亲认真地看了大江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大江的父亲因工作关系需要去大洲一趟，他把大江也带在了身边，为的是让大江去看看旧城里中江藤树先生的石碑。大江和父亲骑自行车出发，到达目的地后，父亲去办事，大江一个人在银行前面的小屋边上等待。等父亲办完事情，告诉他说：“妈妈给我们带来的盒饭，我们回头再吃怎么样？那石碑就是去看，内容连我都读不懂。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面条店，听说现在还开着。我们去那里说话吧。”之所以说“现在还开着”是因为那时正是战争结束前夕，粮食紧缺，能开下去的卖吃食的店铺已经不多了。父亲这句话，让大江出乎意料，他没想到父亲放弃了这次带他出行的计划。 　这样，大江就被父亲带到了那家面条店。那家面店坐落在桥边，坐在上面可以俯视深深的河流。父亲喝啤酒，大江喝汽水，这是他们平时难以享受的东西。吃完面条后，父亲又做了一件让大江出乎意料的事情。平时母亲督促大江学习时，有时父亲会瞪上一眼，此时却更为详细地向大江讲述了中江藤树的事情。在回村子的路上，父亲又恢复了往常一样的缄默，但还是问了大江：“对于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弄不清楚的么？”对于大江而言，父亲虽然沉默少言，但是父亲与母亲一样，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他学到知识，只是父亲更希望大江能在一定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在启发下，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幸福并没有延续多久。在大江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4年，当时正处于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为大江讲故事的祖母年事已高，而且疾病缠身。那一年，大江的祖母没有逃掉疾病的折磨，离开了人世。这让大江很难过，但是祖母平时经常做出死去的模样，或是吓唬大江他们，或是逗他们发笑。因此当祖母真的死去时，大江还没有感受到过于强烈的冲击。可随后父亲的去世使9岁的大江从心底感到了悲痛。 　在1944年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客厅里喝着酒，直至夜深。作为家里的孩子，大江就坐在父亲的身旁，平日里并不多话的父亲，那天晚上却对大江讲了许多。就在当晚父亲还对母亲说大江的话语非常有趣。可就在那天深夜，父亲却突发疾病，在奄奄一息的父亲弥留之际，年幼的姐姐、弟弟、妹妹都按照大人们的要求使劲叫喊，唯独他不愿叫喊。当时站在一旁的母亲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那眼神使他终身难忘。后来，他读到鲁迅的作品《父亲的病》，里面写到鲁迅站在病危的父亲身旁，也按同族亲戚的要求用力地在父亲耳边呼喊，父亲痛苦地睁开眼睛断续地让他不要吵闹，但鲁迅还是呼喊直到父亲咽气。长大成人之后，鲁迅仿佛常能听到父亲那断续的声音，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悔不已。鲁迅的这段追述以及中日两国相似的民间习俗，又一次震撼了大江。 　再多的叫喊也没有留住父亲的生命。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对他们说：“爸爸去世了，因此你们不能面向西方吐口水，男孩子不能站立着小便。”不久，帮助料理丧事的四邻来到家里，母亲便将父亲穿用过的西装等物品送给了那些邻居。那些换上父亲遗物以为纪念的人，便着手葬礼的准备工作。在父亲去世的那天，平日不被村里小伙伴敬重的大江被赋予了一种特别身份。当时村里正流行踩高跷，他被优先去踩那高跷。那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在上面能看到家里二楼的窗子里。大江在踩着高跷小心行走的过程中，看到了更为立体完整的村里景观。这种也突然出现开阔视野，使敏感的大江突然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高度。当时他在想，“世界”就是这样在改变呀！ 　事实上，1944年，“世界”的确在改变。那时世界正处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各条战线兵力最吃紧形式已经大大不利，日本大本营到处征兵。父亲去世后，大江的两个哥哥均被战时集中征训，小小的大江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他陷在了不安与恐惧中。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如何，不知道国家又将走向何方。他害怕、慌乱、不知所措…… 　在大江无助迷茫之际，他的母亲，挺身而出，让幼小的儿子有了安全感与依靠。大江的母亲是非常普通，非常现实的女人。在多少有几分梦想家色彩的丈夫没有留下什么资产便去世的情况下，不现实的话她是无法把七个孩子养大的。大江的母亲在丈夫去世之后就成了一家之主，不仅承担着母亲的责任，还尽心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她不能让孩子从此消沉下去，她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着对子女的教育，也成了大江最尊敬的人。 　母亲喜欢送书给大江，在大江很小的时候就让他读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大江12岁时，母亲把《鲁迅选集》当做礼物送给他，那部《鲁迅选集》当中就有短篇小说《孔乙己》。大江觉得自己很像《孔乙己》中的小伙计。大江小时候家庭贫困，也曾差点到一家小酒店去当伙计，但日本战败后，他有了上中学的机会。那本《鲁迅选集》现在仍然珍藏在大江的老家。“鲁迅的作品一直对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让我爱不释手。”当家中的书不能满足大江的阅读后，图书馆便成了他的常去之地。正是母亲，让大江从小就开始了读书生活，在战乱的年代，却有精神上的享受。 　战争结束之后，大江却一度有不想去上学的心理。他甚至逃学，到森林里对照植物图鉴记录树木、了解它们的特性，打算将来靠这些知识生活。没想到，秋季的一个大雨天将大江困在了森林，发烧并昏迷，直到第二天才被村里的消防队员救出。昏迷不醒的大江让医生看不到生存的希望，放弃了诊治。是母亲几日几夜地陪伴着他，从没丧失信心，硬把大江从死神手上抢了回来。醒来后的大江与母亲进行了一番对话，这让大江记忆深刻： 　“妈妈，我会死吧？” 　“你不会死的。妈妈在这为你祈祷。” 　“医生不是说这孩子没救了，会死的吗？我都听见了。我想我会死的。” 　“你就是死了，我也会再生你一次，所以，你不要担心。” 　“可是，那个孩子和将要死去的我不会是同一个人啊？” 　“不，是一个人呐。我会把你从生下来以后到现在所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读的东西，做过的事情全部讲给新生下来的你听，而且把你现在会说的话也都教给新生下来的你。这样，两个孩子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孩子了。” 　母亲就这样呵护着大江，她看着这个刚刚脱离危险的孩子，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新生。这种新生让她感动，她用最柔情的声音表达着对眼前这个孩子的爱。 　尽管大江并没有完全明白母亲的话，但是内心却在和母亲对话后宁静了下来，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大江又开始想上学了。 　1944年，大江在动荡不安、暴力充斥的大时代之下，又接连遭遇了祖母、父亲去世的痛苦。这对9岁的大江来说是灾难不断的一年，这也是大江人生旅途中感触最早的两件事。但是大江拥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正是这位平凡又不平凡的母亲，让失去父亲的孩子，重新获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1.?经历“战后民主主义” 　1947年5月，日本新宪法实施。在此之前，日本的中小学推行的一直是军国主义国粹式教育，其典型的课程设置就是有专门的修身课，将天皇和皇后作为神灵来参拜，并要求所有的“皇国少年”都必须誓死效忠。在那种强制的狂热之中，大江这个令老师“棘手的优等生”却保持冷静的意识，他对“天皇”这个象征着活神的存在一直表示出怀疑，不理解以天皇为顶点的体制，并因此受到过校长的捶打。 　就在这一年，大江小学毕业，进入新学制大濑中学，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新制中学把原来的修身课改为了新宪法学习课，教材是上下两册的《民主主义》，大江对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教育曾回忆说，新宪法中关于放弃战争和主权在民的内容，对他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中学时代的大江自诩为“书虫”，他博览群书，并尝试在校刊和地方杂志上发表作品。虽然一度感到前路迷茫，但大江从那时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通过“书”这个铅字世界，了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世界”，并借此来照射自己周围的现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了战争需要，不断培养出效忠天皇的青年，普通小学和中学改名为国民学校，推行的都是天皇崇拜式军国主义教育。天皇在学生的心中是令人敬畏的、至高无上的“活神”。 　那时大江还在上小学，老师有一次问他：“天皇叫你死，你会怎么办？”大江吓得两腿哆嗦，浑身冒汗，他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要是回答错了，自己可能会被杀掉。 　“喂，问你呢！要是天皇陛下让你死，你怎么办？” 　“那我就死，我就剖腹自杀。”大江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好，换下一个。”老师喊道。接着，下一个少年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孩子们都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作为“天皇的孩子”，天皇让你死，你就必须死。 　虽然对这种扭曲的强迫灌输的崇拜式教育无能为力，但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尊重有真凭实据的少年大江，对这种体制始终保持着怀疑，这从“奉安殿”事件就可以看出来。 　“奉安殿”是二次大战前的日本用来供奉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御真影）的一种建筑（战后大多被拆除），日本大多地区都有，周围的群众每天都要参拜。少年大江对这个需要参拜的神秘之地非常好奇，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他踩着砂石路偷偷去看了一眼奉安殿，结果只看到了泛着金光的木头台子、纸箱子，还有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大江很疑惑，为何非要对这“虚无缥缈”的照片参拜来参拜去的呢？于是每次早上参拜的时候，大江就再也认真不起来了，结果这个“怪胎学生”每天早上都会被校长用拳头捶打。校长左手撑住大江的脸，右手使劲地打另半边脸，把牙都打得松动了。有一次，一个美国的二等书记官问大江，在日本，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是不是特别憎恨天皇？大江回答他说：“我是最怕校长和天皇……” 　国民学校成立的第一年，也是大江上小学的第一年，日本战败。这对大江来说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他回忆时说：“对小时候的我而言，战争就是我心中全宇宙最大的一件事情，而我的国家却彻底输掉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天，心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伤口。一个偏僻山村的爱国少年的心里埋下了偌大的屈辱的种子。” 　一眨眼，改朝换代了，战争结束，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了。那个天皇说话的声音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么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存在，突然在某个夏天的某个时刻，变成了一个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天，大江去问老师。大人们都说天皇制被废除了，这是真的吗？ 　老师二话不说，一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冲着他的背使劲地踢，踢得他都喘不过气来了。接着，大江的母亲被叫到了教员室，老师着实把他和母亲都训斥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由此在内心充满了来自于现实的感觉，对于天皇制的根源性的怀疑。 　早在大江的孩童时代，就已经知道“物事变故”，大江更是在巨大的变故（经历过战争，后来因战败而结束，进驻军以及占领军来了，新的国家体制开始建立）之中度过了10岁至14岁那几年的光阴，因此，他深切地认识到社会是变动之社会，至于稳定的未来以及社会的繁荣，则是连想也不曾想过。 　大江最初学到的外语是那句耳熟能详的“hello！”这是打招呼的用语，是为了要跟那些进驻日本的外国人打招呼而学会的。有一天早上，大江及学校的所有学生被集合到操场上，说是有重要的训话，这些小学生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期待。 　教导主任站到了台子上。他说：“同学们，进驻军要是进了村子，大家要大声说‘哈罗’，表示欢迎。不可以害怕进驻军。同学们，一定要大声喊‘哈罗’，挥手向他们表示欢迎。” 　就在一个月之前，这位教导主任还是村里最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没想到现在居然大喊着“哈罗”。而且他的脸上还露出了腼腆的笑容，好像穿了件新衣裳觉得害羞似的。他的叫喊声里没有默默的自责或侮辱的感情。当他听到全校学生终于齐声喊出“哈罗”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亲眼目睹这些突如其来的转向时，人们能够采取的大概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对人对国家变得彻底不信任，结果内心深处被虚无主义填满，最后走上了自暴自弃的破灭之路，这正是日本“战后一代”年轻人的“常见病”；另一种就是对允许这种“变色”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批判，显然，大江健三郎选择的是后者。 　看穿了天皇崇拜的形式主义，二战结束后，大江又敏锐地觉察到了体制的转换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所以，对大江而言，以“变色”为代表的对进驻军（美国）阿谀奉承的骑墙主义以及唯命是从的权威主义，是最不能容忍的，在少年大江的心中，对这种渗透式的“转向”怀有拒绝的心情。 　1947年日本新宪法实施，与此同时，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学。当时，从大江所在地村子以及步行可及的周边地域内没有旧制中学，如果要去上学，就只能在较远的松山县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来于学校，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能是成绩非常优秀而且家境相对优越的孩子了。由于大江父亲的去世，他对继续升学之事就断了念想。 　然而，很幸运的是，村里却建立了新制中学，于是所有孩子都可以继续升学了，大江也欢天喜地地去了那所学校。他听说教育基本法是孩子们今后的教育之根本，便请老师让他看了看，还将其抄写在纸上，觉得这是为孩子们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尽管这部法律面对的是国家，而非孩子。 　大江在中学时期经历了对其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战后民主主义”思想。新制中学以新的宪法课替代了修身课，教材是上下两册的《民主主义》，装帧精美，但数量供不应求，并不是全班每个人都有的，学生们要抽签才能拿到，结果抽中签的同学喜出望外，而没有抽中的同学则痛哭流涕，大江对此印象很是深刻。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因为有这么个经过，所以上宪法课的时候，我们都用这本《民主主义》，对我们来说，总觉得是一种特殊的体验，而且，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年轻教师虔诚地教课，我们这些学生也很紧张，至今我仍然把‘主权在民’的思想和‘放弃战争’的约定当作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观，这种做法的起点就是新制中学的宪法课。” 　在很多谈到战后体验的文章中，大江都反复提到这本《民主主义》，因为这本教科书是“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象征。大江的老师们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崭新的民主主义体制，经常对学生们说什么“你们，要自主性地去干！”、“要民主性地去干！”等等。 　战后的大江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的本意就是“平等、对等”，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提倡“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即和平主义，共同反省造成国内外大批死者的战争，与“战后民主主义”并列的核心思想还有“尊重基本人权”。大江是非常赞成这些观点的，结合自己的文学方式，大江对“战后民主主义（教育）”作了这样的总结：“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告诉我们，强权正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它却没告诉我们，当手中只剩下空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反抗强权。我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的兴趣最根本的动机就是对强权的反抗，我必须用小说或者戏剧的形式将它们真实地表现出来。” 　 　2.?转学的“拯救” 　大江在新制中学时曾被推选为儿童农会的负责人，也办过一个小小的实业，是他和职业课老师一起做的。他们俩从农协那里借来当时的10万日元，搭建了设有哺育鸡雏大温箱的小屋，养了200只小鸡并卖给了农家。其后，他还加入了新组建的棒球队并担任游击手。那时又能读书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实地生活，大江感到很是惬意。 　1950年4月，大江从“峡谷村庄”里的中学毕业。根据爱媛县辖内的学区制划分，此前本来可以去松山，宇和岛、大洲那些近郊的学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转入本地的高中，于是大江就进入离家相对较近邻镇的内子高中学习，不过这也算是离开出生地去到“他乡”了，从此大江开始了一个人在伯父家的寄宿生活。 　战后新设的内子高中，学生的组成比较复杂，在高年级学生里，有一些人曾当过军队的预科练习生，这种人纠集在一起，成立团体并成为在背后支配整个学校的力量，借助暴力来控制其他同学，对新生而言，一旦被高年级或棒球部里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团伙给盯上，就会吃上很大的苦头。午休时间姑且不论，即便在上课时间，只要是他们盯上的人，都会被叫到后面去打一顿。大江也亲眼看到过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学生。每个人都对那个传闻感到胆战心惊。他也是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结果，那一天还真的来了。 　大江刚进高中，就对运动部独占学生会预算这一“不公平”的状况提出了异议，并因此当选为学生会会长。在中学时就掌握了民主主义的大江，显然是不能允许运动部这种不“平等”的霸道行为的。而运动部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年级学生，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一个新生居然会当选为会长，所以对他们来说，大江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大江身上本来就带有一种无所顾忌的个性，加上在新制中学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围，便不假思索地在作文里写了那些依仗暴力的事例。这些事情都让高年级学生觉得大江太“狂”，于是他就被划入了被盯梢的那类同学之中。 　有一天，还是早上，大江就被他们叫了出去。他一个人走出教室，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并没有马上进入殴打程序。他们让大江一起玩刀戳手指的游戏，也就是把手指头分开放在板上，用刀子咚咚地戳手指头中间的缝隙。他们把刀子递给大江，让他玩的时候，他那已经紧张得嗡嗡作响的脑袋还在那里琢磨：明明那刀子还没有戳到我的手指，可我怎么觉得手指头那么痛呢？真是奇怪。接着，大江就使出浑身力气戳了下去，结果中指被结结实实地钉在了木板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 　在那些将自我和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外的“不良少年”和高年级学生眼里，像大江这样头脑聪明、好奇心强、知识丰富，而且充满正义感的少年，正是欺负的合适人选。他们在“刀戳手指事件”之后并没有打算收手，还是经常找茬去殴打大江。大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我在地方高中上一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只要我一出校门，高年级学生就在那里等我，把我拉到学校后面暴打一顿，我试图反抗，对方就轻松地将我打倒在地，跑了。这样的事情每天继续，我真是烦透了。” 　这些不良少年在保护既得权利的名义之下，把“弱者”也就是“低年级学生”当作“暴力”的牺牲品。“暴力”这个本应该离大江的生存方式最遥远的一种存在，却在他生活里不断地发生。虽说大江也曾进行一些抵抗，最终还是觉得没必要再在这所学校里待下去了，于是想要转学，就向母亲说了自己的想法，母亲便表示“那也可以吧！”。就去了学校和校长商量此事。 　遭遇无止境的“暴力”是大江从内子高中退学转到松山东高中的直接原因，而它又和大江对“肉体的痛”的特别记忆重叠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青春期的“暴力”体验对大江来说，可能就是促使他不断扩大对“暴力”事物的关心程度的主要原因。大江痛恨“暴力”，更痛恨“暴力”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宽容”。比如，“核问题”、“学生运动”、“革命运动”。对于这些“暴力”本身，或者伴随着“暴力”的社会运动，大江一直保持着敏感的反应能力。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像大江这样如此关心“暴力”问题，并一直将其写入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暴力”对大江而言，似乎已经成了精神创伤。 　大江的班主任也想把大江这个“优秀学生”从校内小团伙迫害中拯救出来，在他转校的问题上给出了理由：“考虑到该生性格中具有攻击诱发性，容易深化矛盾，故建议其转校。”高一第三学期时，班主任就对大江说：“已经定下来了，你就转校吧。”此时大江不能再寄宿在伯父家了，于是这位老师热心地帮助大江寻找可以租住的民房，他母亲则四处筹措费用。高中一年级结束以后，大江就转校到了松山东高中。 　从“暴力”中解放出来的大江在松山东高中的生活，虽然因为远离了父母，有不便之处，但更多的却是从未体验过的轻松和畅快。松山东高中是县里最好的学校，所以，这个学校显然非常适合既是“文学青年”，又是“优等生”的大江。在这里，没有欺负他的高年级学生，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自己想看的书，在大江“回忆”式散文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于松山东高中时代的记录，由此可见，那里的高中生活是多么的“平凡”而且“充实”了。 　大江从内子高中转校到松山东高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文所说的为了逃离高年级学生不断的“暴力和欺负”，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江家里人都想让大江家成绩最好的健三郎上大学。大江家除了健三郎之外的六个孩子，全部都是高中毕业就工作了，而大江健三郎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大江家里人考虑到“名校”松山东高中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比内子高中强，就商量着让他转校。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伊丹十三（后文会提到，与大江渊源颇深）看到大江发表在内子高中《梅花》上的作品之后，爱惜他的才华，就写信让他来松山东高中，或许这也是推动他转校的一个间接原因吧。 　 　 　3.?《法国文艺复兴断章》 　大江转入松山东高中之后，不仅全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邂逅了他终身的朋友伊丹十三，同时还邂逅了让他确定人生方向的《法国文艺复兴断章》。 　大江第一次遇见伊丹十三，便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松山东高中的学生们是要穿学生制服的，而出现在大江面前的是一位穿着藏青色短外套，非常自由、英俊的美少年。大江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只是当时两人并没有交流。有一次，在大江打扫教室时，这位美少年走向他，问道：“你就是大江君？”“是的。”“我读了你的文章。”这位美少年所读的是大江未转校前在内子高中学生自治会杂志上写的小文章。后来大江从其他人那里获悉，这位美少年每当发现具有写作才能的人，都会予以鼓励，让其多写文章。“你的文章很有意思。”在大江不知该怎么继续交流时，一句“很有意思”随即让大江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他没想到自己的文章还有人在关注，以文会友，这两位少年很快成了朋友。这位美少年便是后来的伊丹十三（1967年这位美少年改名为伊丹十三）。 　伊丹十三是日本著名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子，小时候随父松山母生活在东京，父亲去世后才回到故乡松山，从东京转学到东高中。伊丹十三有自己的主见，并颇有才华。那时，他已经对刚刚翻译过来的卡夫卡的《审判》有了自己的认识，很喜欢阅读兰波诗集，有时也会去欣赏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还能画很漂亮的插图。因为父亲的去世，这位才貌双全的少年才会从充满文化气息的京都转校到偏僻的地方城市高中。在这样一所高中，他的多才多艺使其他同学对他另眼相看，也自然和他产生了距离。大江，这位喜爱读书独具个性的孩子，刚转到松山东高中时，也被同学们孤立。自从被伊丹十三夸赞他的文章“很有意思”之后，大江加入了伊丹十三所在的学校的文艺部，表现也很活跃。在从森林里走出来的性格还有些“怪”的大江眼里，伊丹十三是能够理解他文章所想表达的内容的，是真心鼓励他的朋友。就这样，一个“下乡者”和一个“进城者”，在彼此的欣赏中，成了挚交。 　松山有一条叫作大街道的繁华街，那条街上有一个旧书店。令大江兴奋不已的是，转入松山东高中后不久，他便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那旧书店购买图书。这是大江生平第一次走进书店，这种自由自在地翻阅选择，对于一个喜爱读书的孩子而言，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只是大江还没有多少钱，他常常省钱，只要有一点积蓄，便会前往书店，再三选择之后购买自己喜爱的书。在那个旧书店里，大江阅读了大量书籍，如《中原中也诗集》、《爱伦坡诗集》、《定本·富永太郎诗集》等。每次离开书店之前，大江往往会在精挑细选之后买上一本，《法国文艺复兴断章》就是在那个书店被大江幸运选中的。 　有一次，大江无意中在旧书店发现了列入岩波新书系列刚刚出版的《法国文艺复兴断章》，他情不自禁地在书店里站着捧读。当他读到“文艺复兴，据说是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绝对制度中将人们解放出来并确立了人性的运动。这样说也未尝不可，不过若用其他话语表述的话，则是对人们自古以来即被赋予的自由检讨之精神进行的重新认知、复位、复权和前进，因于这种精神所具有的生动活力，文艺复兴亦可说是近代的开幕”这一段时，心情异常地澎湃。尽管这些文字对还是高中生的大江来说显得艰涩难懂，但是作者所要表达的“自由检讨的精神”却和大江的内心追求不谋而合。大江认为，这些话就是为他说的，特别是在高中一年级经历了那些非常不宽容的、心术不正且残酷的、暴力的痛苦之后，他对这些表现人性解放，尤其是弱势者拼力抵抗的作品有了更深的体悟与感触。看着天色渐晚，大江掏出了身上仅有的钱，买了这本爱不释手的书。当时，大江对作者渡边一夫这个名字一无所知，对法国文学和法国思想也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也许这就是在冥冥之中的缘分，也是一份幸运。 　大江热切地着迷于这本书，当天晚上，他彻夜阅读，第二天也没有去上课。在阅读书本的过程中，大江萌发了要去学习法国文艺复兴的念头。第三天，大江便迫不及待地要和好友伊丹十三分享这份激动的心情。在操场上集合开早会的时候，大江用兴奋的语调对伊丹十三说：“有个叫渡边一夫的人，我觉得他特别伟大。” 　“啊，是吗？”伊丹十三面不改色地回应道。 　“那个人现在干什么呢？不知道死了没有？”大江看伊丹十三没有表现出和他同样的兴奋，便又继续笑着问道。 　“还活着，现在在东大法国文学系教书呢。”伊丹十三仍然是平静地回答。 　这个消息令大江更加兴奋，他已经顾不上伊丹十三的情绪，他的头脑里闪过的是东京大学，是渡边一夫，是他清晰的求学计划。 　放学后，大江又找到伊丹十三，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去东大的法国文学专业，因此从现在起需要开始学习。如果每天都和你说话，就考不上大学了，所以今后不再与你交往！” 　伊丹十三毕竟比大江大一些，成熟一些，看着疯狂的大江，说道：“那很好呀！” 　其实在这之前，大江并不怎么想去大学，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学习的兴趣点，他不知道能在大学里学到什么。而有了目标之后，大江便认真地朝这个目标努力。脚踏实地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这也许就是大江这个人的特质吧。第一次高考他没有考上大学，但他没有放弃，在家复习一年之后，于19岁考进了他为之奋斗的东京大学。而伊丹十三，不仅仅是大江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扮演着兄长、老师的角色，欣赏着大江，鼓励着大江，支持着大江。 　当其他高中生还在为自己的将来拿不定主意，只是在父母的希冀下努力考大学的时候，大江已经立志要踏上“文学的道路”，并且将此志向付诸实际行动了。大江在自己的好几篇文章中谈到了自己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时的恩师渡边一夫，其实这段师生缘在大江的高中时代已经开始。从一本《法国文艺复兴断章》开始，大江陆陆续续读着渡边一夫的著作，并下定决心，进了大学一定要跟这位老师学习，这个目标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后来，实现了。 　 　 　 　 　1.?和渡边一夫先生的交流 　在大江有了成为渡边一夫学生的想法之后，便下定报考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的决心，虽然事情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第一年高考落榜），但是勤奋的大江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了复读，并以超常的毅力实现了最初的愿望，考上了东京大学。 　大学时代是大江思想和创作上开始“飞翔”的时期，他借助读书和写作编织自己的人生，进而开创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东京大学这段岁月里，大江接触并兴致盎然地阅读了大量西方以及本国的诗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但丁、爱伦·坡、兰波、艾略特、巴赫金、萨特、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山口昌男等等，不胜枚举。 　大江通过对周围同学的观察，并对自身长处的分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像其他人一样，成为青灯枯坐的学者，而更适合成为不断探索和营造文学新天地的小说家。他经过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思想”的洗礼，结合对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思考，充分认识到“杀人”也就是“战争”思想的非人性。因而，他以“人道主义”为根据地，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 　初入文坛的大江便一鸣惊人，获得了日本文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芥川奖”，并受到了日本文学大家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的赏识。除了文学创作，热血沸腾的大江还积极参与一些社团和社会活动，如参加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了“日本之会”。大江的大学生活确实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在这段时光里，青年的他肆意地挥洒着青春和想象力。 　渡边一夫，是东京大学著名法国文学学者，曾翻译过拉伯雷的《巨人传》，出版过《法国人道主义的成立》、《法国文艺复兴文艺思潮序说》等研究著作。年轻的渡边一夫在二战前曾经在巴黎留学，当时作出了让他导师非常惊诧的决定：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事实上，在二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与窘迫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尽其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并驾齐驱的、还有继拉伯雷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与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对战后一代诸如大江这样的青年人来说，渡边一夫的人格和文章充满着魅力。 　自从大江在旧书店邂逅了渡边一夫的《法国文艺断章》后，便被著作里的“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吸引，他追随着渡边一夫的步伐，努力复习，坚持不懈，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考上了东京大学。虽然千辛万苦考进了东京大学，但是由于没有法语功底，大江只能先在驹场校区的未修法语班学习，而他一直想拜访的渡边一夫却是在本乡校区讲课。大江首先遇到的是朝仓季雄、小林正、前田阳一等优秀学者。刚进大学的大江，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背诵法语动词活用表的学生，距离阅读法语原版小说法国小说还很遥远。经过一年的潜心学习，大江已经能够一点点地开始阅读法语原版书籍了。 　在大江升入本乡校区法国文学专业前一年，渡边一夫已经和他的弟子二宫敬合译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野兽们·死人的时代》，大江第一时间买了这本书。此时，大江将要升入本乡校区的文学部学习，想着即将会与仰慕已久的渡边一夫见面，他真是高兴万分，因为大江通过阅读渡边一夫的著作，发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不论是在法西斯横行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占领时期，在那个说是实现了“民主化”却依然由外国军队掌握最高权力的时代，渡边一夫始终如一地追求“人道主义”的存在方式，按大江的说法，那就是“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支点。” 　大江第一次遇见渡边一夫本人，是进东京大学后的第三年。渡边一夫为大江他们讲授的是中世纪法语语法。渡边一夫走进教室后突然脱下外套，把外套裹成一团后放置在教坛旁的地板上，接着便开始讲起课来。在大江眼中，这样的作派非常潇洒。虽然课程的内容非常专业，但是教室里却挤满了来旁听的学生。很多学生和大江一样，也是渡边一夫的热心读者。大江认真地听着课，他眼中的渡边一夫先生脸型好看，声音也具有一种张力，讲授的内容非常精彩。听着渡边一夫精彩的讲课，看着渡边一夫全身心投入的样子，大江涌起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动。这次课，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在这样一次精神的盛宴中，大江意识到新的人生已经从这个瞬间开始。他为自己能够师从这样出色的学者而感到幸运。 　渡边一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江，是大江敬佩的学者。尽管大江并没有走上学术的道路，但是渡边一夫对他的小说创作，同样存在着影响。大江努力阅读着渡边一夫翻译的加斯卡尔的《野兽们·死人的时代》，同时又在法国文学教研室从原版书中将内容抄写到笔记本上，当抄满一个页码后，便将其与翻译过来的译著对照起来阅读。大江就采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大江由衷地佩服渡边一夫出色的翻译。当大江将法语文本和其优秀译文放在一起对比阅读的时候，也在进一步思考着自己要运用的小说语言。 　晚年，渡边一夫以《战国明暗二人妃》这部作品为中心，写出了非常出色的评传，为亨利四世身边那些独特的女性们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形象。渡边一夫将人物——正室马尔戈王妃和曾被带去战场，后又被暗杀的情人——从历史资料中整理出来并写成了很有趣的传记，有一种荒诞感。这是大江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他吸收了渡边一夫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创作了《马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把那些死去的恋人的心脏装在紫色的大裙子上的几个口袋里，这部作品的题名就直接受到渡边一夫所写传记的影响。 　在60年代上半期，大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表明自己立场的文章，如《我内心的战争》、《战后一代与宪法》以及《关于宪法的个人的体验》等等。很明显，这些小说既展示了大江那一代人对战争的体验，同时又留下了渡边一夫思想的痕迹，坚持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大江一直致力于呼唤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拯救，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色彩。 　大江后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从渡边一夫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另一个便是人文主义思想。大江阅读渡边一夫翻译的有关拉伯雷的著作时，具体学到了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节的重合等创作方法。而作为渡边一夫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更是希望他的小说能让那些接受者从个人与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大江自开始创作小说起，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着。 　 　 　2.?迷恋上萨特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经济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日本普遍具有一种朦胧的虚脱感和一种难以消解的积怨。许多日本年轻人感觉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生命的重心，深深的“悲哀感”和“绝望感”让他们渴望重新寻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究竟应该如何对抗自己感受到的这种“悲哀”和“绝望”，虽然大江心里有种种疑问，却没有像一部分年轻人那样加入革命党派（日本共产党、社会党左派）。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日本即便实行前苏联或中国那样的国家体制，也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也就是“尊重人类主义”。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青年大学生，大江不甘于如此默默地忍受，他在寻找一种思想，一种能够帮助他认清本国文化的现状并能使他乃至国人重新振奋的思想，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萨特的“存在主义”进入了大江的视野。“存在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学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欧美、波及亚非诸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存在主义”思想进入日本，开始盛行，甚至出现了日本人彻夜在书店排队购买萨特作品的情形。作为当时法国文学专业学生的大江健三郎，也很自然地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 　大江曾经在文章中提到，他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去集中阅读国内外文学家、思想家的东西，而他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如《同时代的游戏》受了巴赫金的形式主义的影响，《新人啊，觉醒吧》中有布莱克的痕迹，《写给令人怀念的时代》带有但丁的影子等等，其中的渊源故事，确实很多，但这些对大江产生不同影响的先贤们当中，萨特属于比较早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在大学的低年级时，大江大量地阅读了加缪、萨特、福克纳等人的著作，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萨特的身上。当大江开始疯狂“迷恋”萨特的时候，正好结束习作期，登上文坛不久。大江在最具有“战后特征”的那段时期度过了多愁善感的青春期，并由此踏上了作家之路，对他而言，“处于监禁状态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参与的社会”以及“散发着人道主义”等萨特思想的中心课题正是最贴近他生活的主题，这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日本文化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 　早在儿童时代，大江健三郎就读过萨特的小说，后来就读法国文学专业，更如饥似渴地攻读萨特《自由之路》等法文原著。大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当我还是一名法语系大学生的时候，白天在教室里学习16世纪法语语法、布瓦洛和巴尔扎克，而一回到寄宿的地方，就只看萨特。尤其是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就像冬眠的熊一个劲地舔自己手掌上的盐粒一样，从早到晚舔着萨特手掌上的盐粒过日子。然后，在假期结束前的一周，我从萨特的泥沼中抬起脑袋，想用自己的声音来唱首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想法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唱歌，但由于在萨特的泥沼中潜伏时养成的习惯，我就像腹语表演者手里那个红脸蛋的奇怪木偶，只是在尖着嗓子模仿萨特说话。” 　萨特有一篇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它所代表的意思可以说是连接“人道主义”大江和萨特之间的坚固纽带。当初，大江选择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时，主要是出于对日本战后文化的焦虑，他试图借助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解答日本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探索日本文化的出路。从这个角度看，大江和萨特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也是很自然的。 　战后的日本社会，在人们信仰幻灭、意志崩溃。大江认为个人在精神上已经是一个受难者，因而作家不能跟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绝望，要想办法来拯救他们，这才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与萨特所提倡的文学观可以说是相当一致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是用头脑思考，并通过肉体书写。另外，我将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文学家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20世纪60年代中期，萨特和波伏瓦访日，“存在主义”在日本的思想界和文化领域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日本学者寺田博曾评论说：“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学习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举其代表者，就是大江健三郎。”在早年的创作中，大江对来自萨特的影响进行了积极的消化和吸收。而针对大江的文学思想要素，瑞典皇家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上，更是这样评价大江健三郎：“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这些大江从萨特的著作获得的哲学要素贯穿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的确，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 　作为一个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萨特的文学作品。他回忆说：“当时简直着了迷，近一个月，从早到晚一个人关在宿舍里，津津有味地读个没完，对萨特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就萌发了自己也写小说的念头。”后来，大江健三郎还选择了萨特小说作大学毕业的论文，题目是《论萨特小说中的形象》。1961年8月，大江健三郎到欧洲旅行，还曾专程到法国，在巴黎的街头咖啡店里，采访了他的精神偶像萨特。可见萨特不仅是他文学上的导师，更俨然是他的精神领袖。大江健三郎自己也承认：“我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 　当大江健三郎还是一个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学生作家时，他的文学意识在哲学意蕴和政治性上，就十分倾倒于萨特。他的作品中表现的“存在感觉”（面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事物的关系，他跳出既成的旧套，以独特的观点来确认“个人”的存在意义）和“社会参与意识”（人的参与社会的形式，不是靠加入党派和组织，而始终是以独立的“个人”为主体来反映政治）都鲜明地借鉴了萨特的思想由此可见，大江健三郎受“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他的中早期的众多作品中都深深流露出“存在主义”的痕迹，但他并没有单单对其进行模仿，而是以一个日本作家也是东方作家的角度将“存在主义”进行了发展，乃至超越。例如，他认为：“西方的存在主义是工业化机器文明给人们带来物质挥霍后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异化，他们更多的是反抗物化过程中人的堕落，但人的异化还可以有主动性和可选择性；而战败后日本人被西方工业化机器文明奴役下的整体牺牲，是人的自然属性被毁灭，人的异化带有更多的被动性和不可选择性。这种理解背景差异下的荒谬感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果说渡边一夫是那个存在于“知识”，也就是“学问”世界中，告诉大江“人应该怎样活着”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萨特就是那个将他内心产生于自我存在的“不安”、“绝望”等难以名状的情感和“异化”意识进行整理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3.?不完全是“战后派” 　日本的“战后派”是实际体验了战争的知识分子及文学创作者，他们带着战场上的黑暗体验回到日本国内，通过文学实践探讨在战后的社会中“该如何生活下去？”的严肃主题。“战后派”的作家首先是知识分子，具有战争体验，在文学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借鉴了象征主义，并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念。而当时的大江，是一个与“战后派”毫无关系，仅凭自己的小说才能创作短片小说的年轻人。因此，大江对于将自己与那些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主张的“战后派”联系在一起的评价，使他有一种充满恐惧的不协调感。 　大江认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向着现代化行进，接着闯进战争，然后战败，意识到这一切并生活在这种戏剧性的时代里的人们的文学，才是“战后派文学”。例如曾在军队里遭受罪犯般待遇的野间宏；例如出身于工人并参与非法的左翼运动、经历了苦难人生的椎名麟三；还有原本是中国文学的专家，却前往中国，被迫与中国人作战的武田泰淳……他们当时都在40岁上下，比大江年长10岁至25岁。“战后派”里最后一位作家是安部公房，他与三岛由纪夫是同年出生的，可比起大江来，他们要年长上10岁。大江的老师渡边一夫比野间宏要年长一些，他的弟子，比如说加藤周一就是“战后派”，因此渡边一夫相当于“战后派”的师傅辈。由于上述缘故，大江是不可能完全继承他们的文学的。大江曾说：“我清楚地知道，与他们相比，在政治以及社会等领域，自己都是很不完全的。就好比对方屹立在坚实的巨石上，而我则站在晃来晃去的东西之上，好像很快就要猛然倒下一般。对于在这种预感、这种感觉、这种不安的状态中进行创作的年轻小说家来说，‘战后派’是宽大的。” 　尽管如此，当时的日本文坛对待年轻作家是相对宽容的。大江被平野谦、荒正人、野间宏等日本“近代文学”的伙伴及“战后派”作家们视为他们的正统继承者，并受到他们的大力推荐。大江本人为此还有点儿诚惶诚恐，后来大江直接与他们接触之后，更是痛感自己既没有“战后派”的经历又没有他们的思想，倒是经常因为自己是那种做事不彻底的人而感到沮丧。 　“战后派”对大江这样年轻作家显现出了爷爷辈对孙子辈那样的亲近感，他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年轻的大江曾对“文学家介入社会”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他一方面不完全认同萨特的观点，即“在尚未发生革命的社会中，作家能够采取的方法就是为所有人都能够阅读的时代做准备，用最为激进的、毫不妥协的办法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认同依布·贝尔吉的“文学依然是进行人性拯救的一种尝试”的观点，年轻的大江健三郎当时只能无奈地在这两者间做单摆运动。 　不过大江后来在“战后派”那里寻找到了一些启示，他在《严肃的走钢丝》中的《为第三部准备的笔记》中已经说过：“在我的文学背景中，有一块由萨特、N·梅勒和日本的战后文学构成的三角地。”也就是说，大江认为在野间宏、大冈升平、武田泰淳、堀田义卫、椎名麟三等日本“战后派”文学者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才存在着解决这一难题的线索。 　大江写过一篇题为《如何理解战后文学？》在文章开头处他就写道：“战后文学，或者说战后文学家这样的词汇，对我来说总是深刻的、激烈的、尖锐的、带有某种唤起性质的。其中包含着‘意义’。”此外，他还坦言：“战后文学和我之间，有过两次类型截然不同的相遇。”第一次是遇到花田清辉的《复兴期的精神》和石川淳的小说，第二次是在杂志上看到了武田泰淳的连载小说《风媒花》，并由此开始阅读野间宏等人的作品。 　大江在《作为同时代的战后》的序言中更是对“战后派”大加赞赏：“在我们面前，这些被称作战后文学家的作家们，他们依旧在从事着与现在这个时代相关的活动。战后文学家，这个加在他们头上的称呼，大概是进入近代之后，我国自造的文学词汇中，最具有充实的内容和意义的一个词吧。他的创造者既不是个人的随意，也不是集团的政治。时代本身创造了它。面向新的时代，战后文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作。我觉得他们把一个末世论视野和启示录的认识置于这一存在的核心。蕴藏着新的‘战前’的不祥之物的微光现在正在它的照射之下浮现出虽不清晰却真实存在的轮廓。为了穿透这些存在的核心，我想重新理解作为同时代的‘战后’，面向明天，重新理解我们的时代。” 　战后文学一边对抗着涌上心头的绝望，一边继续相信“未来”。对大江而言，他们既是给他指明前进方向的先贤，又是值得信赖的同志。在上文提到的《如何理解战后文学？》中，大江还写过这样的话：“有一天，我要吹响号角，宣布我们继承了战后文学。”由此可见，大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凭着丰富的个性，以多种形式与时代作斗争，开拓未来。 　年轻的小说家大江始终坚信，只有凭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才有可能实现“渡边一夫的人道主义”和“萨特的介入社会”。他对战后文学的这种想法也就是接班人意识，在他成为文学第一人之后也没有任何改变。例如，在一次名为“从战后文学到今天的困境”的演讲中，他高度评价了战后文学家，认为“作家们的能动性姿态，一下子拓展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范围，并使之焕然一新”。 　在“战后派”以及他们的文学不断给大江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处于“战后派”与大江这代作家之间的、被称之为“第三新人”的那些人，例如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岛尾敏雄以及吉行淳之介，还有远藤周作等优秀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大江这一代作家来说，他们是既有教养又有经验却“不很友善”的作家。他们经常在日本著名文学杂志《近代文学》上发表文章，以挑剔的眼光对以大江为代表的年轻作家加以批判，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个性鲜明的大江曾表示，豁出去也“要与这样一些批评家的对抗中生活下去！”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评论家们从评论角度推动战后文学的发展，也对大江产生了影响。大江认真地阅读了那些作者的文章，曾明确说过：“在我文学之路的出发点上，也就是战后文学的理论家们给我的帮助是最大的。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对我后来的前进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4.?才华初露：荣获“芥川奖” 　“芥川奖”是1935年1月与“直木奖”同时由《文艺春秋》杂志社创立的。20世纪30年代，担任杂志社社长的菊池宽目睹直木三十五等文学挚友一个个驾鹤西去，文坛一片荒凉，于是提议设立这两个文学奖以鼓励新人，纪念故人。在1935年的《文艺春秋》“新年号”上刊出了芥川、直木奖的创设启事及评奖办法，二者分别是纯文学领域和大众文学领域的新人奖。相对而言，前者更注重作品的前瞻性和艺术性，后者则偏向通俗性和故事性。“芥川奖”以对艺术的公正、忠诚的态度扶植了大量文学新人。许多文学青年都是通过“芥川奖”在文坛获得了立足之地，开始了日后的文学生涯的，大江便是其中的一个。 　大江进入东京大学之后，仍然继续着从内子高中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创作活动，只是在大学阶段他的创作重心从诗歌转移到了小说和戏剧。他的话剧《天的叹息》、《夏天的休假》、《死人不会说话》相继获得东大学生话剧剧本奖佳作。而他1955年创作的小说《温柔的人》，已经获得《文艺》第三届全国学生小说大赛佳作奖。由此可见，大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创作。在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那个假期，一直在读加斯卡尔的原著《野兽们·死人的时代》以及老师渡边一夫对其的译文的大江，又有了尝试写作小说的欲望。正好，他的一个朋友住进了东大医院。大江去探望朋友时，关心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朋友回答：“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东大医院饲养的那些用于实验的狗就叫开了。”这个回答出乎大江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能在医院里听到狗的叫声。这与他正在阅读的《野兽们·死人的时代》有些共通之处，特别是对小动物的表述，加斯卡尔在作品中已经出色呈现。大江灵感顿涌，《奇妙的工作》便因此诞生。 　1957年5月，《东京大学新闻》“五月祭”悬赏小说正在征稿，大江便以刚刚创作的短篇《奇妙的工作》应征“五月祭”。小说描写了大学生打工干杀狗工作时的虚空心境。国立大学学生“我”和女大学生、私立大学学生三人应骋帮助屠夫在三天内宰掉150只狗。当宰到第70只时，“我”的腿被红毛狗咬了一口，据说还必须注射一支防狂犬病针剂。这时警察来阻止“我们”工作，因为肉贩子把狗肉非法卖给肉店，让店主给告发了，他本人则一走了之，而“我们”不知道去哪里领工钱，也不知道狗咬伤的处置费由谁来负担。这个短篇里所展现的狗和“我们”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就是一种荒诞，但这也正是那一代青年虚无心情的体现。大江以敏锐而清新的感受，勾勒出“我们”当代青年的形象轮廓，宣泄了一种虚脱症状的徒劳感和挫折感。 　《奇妙的工作》深得文坛大腕评论家的青睐，一举获奖。小说发表后，首先受到了日本战后著名民主主义评论家荒正人的举荐：“作品抓住了现代最年轻一代的虚无心情，并将其构架在一个事件当中，对作者的这种本领，我深感钦佩”。接着，与荒正齐名的评论家平野谦在《每日新闻》文艺时评上也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之为“既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又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他表示:“我想首先推荐这个年轻学生的作品为这个月的佳作”，并在以后的评论中褒扬道:“我十分钦佩其内容的独特性及新鲜感”。大江幸运地在两位大伯乐的扶持下成为“大学生作家”，也因此得到了在《东京大学新闻》上读过《奇妙的工作》的大型文艺杂志《文艺春秋》编辑局长池岛信平对他的知遇之恩，自此正式登上文坛。 　3个月后，大江又发表了《死者的奢华》，仍然是和《奇妙的工作》的同类题材，这个短篇是大江“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确立的标志（后文具体指出）。这篇小说获得了第38届“芥川奖”题名，但在最后的决赛中，以一票之差落选，获奖作品是开高健的《赤裸的国王》。虽然没有获奖，但这激发了大江的创作才能，1957年年底，他完成了中篇小说《饲育》，发表在《文学界》1958年1月号。大江因这个中篇小说而荣获“芥川文”学奖，从而确定了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 　《饲育》的背景则是“二战”期间，在日本偏僻的山村中，村民们俘获了一名一架坠毁战斗机的美国空军的黑人驾驶员，并给他套上脚链关在地窖中，并由三个孩子为他送饭。在“饲育”这名俘虏的过程中，双方消除了敌意，孩子们善意地把锁链从黑人脚上取下来，让他恢复了自由。当村里的大人决定将黑人押到镇上去时，天真无邪的“我”提前跑去告诉了黑人。这时，黑人俘虏的兽性发作，抓住“我”当成人质与村民们对峙。黑人面对扑上来的厚刃刀，本能地抓住“我”的左手去保护他的头。刹那间，“我”的左手与黑人的头颅一起摔落在地。本来宁静的村庄因为一个战俘而充满了战争的恐惧，连孩子的手都在失去理智的刀刃中被斩断。如果没有战争，日本山村的孩子与美国的黑人军人根本不会成为仇敌，但是“二战”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深入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当村民面对黑人俘虏时，人性被桎梏，取而代之的是生死之间、敌我双方的生命摧残。年轻的大江已经试图在用自己的方式解读战争，特别是战争中的人性，这些都隐隐透露着他的忧患意识。而故乡四国森林的生活和童年的经验，以及日本战败之后的社会景象也构成了他创作的底色。 　《饲育》的获奖使年仅23岁的大江再次受到文坛的关注，并且逐渐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实际上，1955年，一桥大学的学生石原慎太郎凭借《太阳的季节》获得了第一届文学界新人奖（同时还获得了第34届“芥川奖”）；然后，1957年开高健凭借《赤裸的国王》获得第38届“芥川奖”，并由此登上文坛。由此可见，日本文坛接纳大江进入现代文学世界的气候已经形成。在《饲育》中，“我”这个山村孩子在经历一场左手被斩断的悲剧事件之后，意识到“我不再是孩子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中篇也是成熟了的大江的宣告：“我不再是学生作家了。”可以说，《饲育》促成了大江从“学生作家”顺利转变成“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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