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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
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
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 100年前的历史。
——《独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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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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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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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894-1915：梦想与困惑》《超越革命与改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尴尬记忆》《1911年中国大革命》《重读近代史: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晚清二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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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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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IX
第一辑新世纪新选择
改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清廷的觉醒
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两个致命失误
从君宪到共和
几点启示
以改良反制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三个有利于”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革命逐渐陷入困境
回归主流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反贪腐并不必然反体制
抑豪强与“养鱼政策”
鸵鸟终将引爆动荡
第二辑走向宪政
“有计划政治”：预备立宪日程
外交危机打乱立宪步伐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宪
“军机处不议”之智慧
政治改革争论的焦点
军机处存废之争
“五不议”换来政治改革空间
毁誉摄政王
一个不错的王爷
坚信“有计划政治”
错误援引《钦定宪法大纲》
资政院的悲剧
非常态过渡机构
立法与行政的冲突
沦为鸡肋
第三辑政治改革的限度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皇族内阁暴露真面目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民间资本进铁路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为什么是新军
辛亥革命第一枪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忠诚教育”是双刃剑
兵谏的政治诉求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中央军致命一击
谁是君主立宪的受害者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走向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不利于谁
第四辑别了，皇上
当君宪成为往事
君宪先锋
君宪主义危机
君宪成为历史
别了，皇上
体制内抗争
最后的善意忠告
转向共和
皇族伤国
食利者阶层走向前台
政治变革急先锋
君宪了，皇族该干什么
共和关键
战争的最高境界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黄袍加身”
君宪主义落幕
化危为机
希望似在前面
宪政终结
大清皇族今安在
溥仪和他的父亲
皇叔们
落地的凤凰
庆王爷和他的后代
穷困潦倒的镇国公载泽
川岛芳子和她的老爹
第五辑晚清的意义
辛亥的意义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晚清与民国：经济层面的比较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产力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谁的临时政府
民国法统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百年中国的进与退
清亡的启示
进与退
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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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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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刚刚过去，就迎来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回顾大清帝国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令人欷歔。
清朝的历史，从发端就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大清王朝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突变的前夜，大航路的发现，以及稍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在使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人应该说已有足够准备，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惯性，中国应该在徐光启、利玛窦这批中西智者的引领下，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足够经验，也有文化上的足够储备。
然而遗憾的是，满洲人毕竟是来自周边的一个弱小族群，他们入主中原创建帝国后，面临着汉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权衡利弊，清代统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选择了汉化优先的政策导向。满洲统治者迅速认同了中原文明，成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随者。当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来公开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的遗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是工业革命之后必然要发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尽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中原文化繁荣，所谓康乾盛世，所谓乾嘉汉学，所谓《四库全书》，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与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的刻意封锁依然无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潜流，特别是贸易上的诱惑，也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那时只是一种管制性的交流，不是无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细流终究会汇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艰难环境中接触交流着，至十八世纪晚期，这种交流本身又构成了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对东方对中国的贸易推广中遇到了极大障碍，即中国的市场不开发不发育使中西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国的大量初级产品，比如茶叶，比如瓷器，都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而在中国，西方工业革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大量的纺织品急需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广袤市场。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太强大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靠天吃饭收入低下，当土布可以不被洋布替代的时候不会超出购买能力去买洋布，当打火石还能打出火花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去买洋火。中国市场的不开发当然不利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对统治者来说，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能还是第一位的。于是当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前来谈判时，乾隆大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清帝国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些东西。
乾隆大帝的豪气引起了复杂的历史后果，中西贸易的不平衡引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就仅仅三十年光景，一个原本算不上富庶但总算还能过得去的中国竟然被那个鸦片摧残得差点终结：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亦无可用之饷。紧接着，就是以鸦片名义发生的战争。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五口通商使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内乱外患多重打击后重新起步，踏上中体西用洋务新政的轨道，也就几十年时间，大清帝国元气尽复，又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为行政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新政，一次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试验竟然在一场局部冲突中一败涂地。追根溯源，人们将责任归结为这场“跛足的现代化”，以为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体，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失败乃至惨败都不可怕。在经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国人很快重建共识，走进变法图强的“维新时代”，开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参照东西方成功经验进行体制变革。
遗憾的是，这场变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场政变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直至1901年，中国重回政治变革的轨道，开始新政。又过了几年，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君主立宪是那时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既然君主专制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那么执其两端而用中，君主立宪就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然而，当这个选择即将成为现实时，清廷的几个技术性失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小书希望探究的问题。
感谢《新世纪》的徐晓老师和刘芳小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经营，这些文字或许不会写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各位。
马勇，2011年12月8日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革命党，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厉害的是，清廷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优势，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庇护中国政治流亡者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日本人其实就是多边下注，现在中国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听从清廷一次建议吧，就将孙中山暂时请出日本吧。而且随着孙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创办的那些革命报纸也随之关门或受到严厉打压，章炳麟先前热热闹闹的《民报》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日本人关闭，章炳麟还为此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闹了一场不小的意气，这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从人性的立场说，从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转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闹革命的其实很容易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阵营发生急剧分化，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眼见着革命无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资助，让他们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抄佛经。
章炳麟、苏曼殊这样的做法还只是放弃革命，更厉害更极端的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眼见得清廷立宪全面推进，眼见得革命无望，几近公开离开革命，加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过去说他们就此充当了清廷的鹰犬，其实今天看来，他们只是在国家形势趋缓之后回归主流放弃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在清廷宣布立宪后，大约心中也有所感动，他在1908年前后竭尽心力写了一本《间岛问题》，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领土的觊觎。这本小册子写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转交给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这无疑等于一纸投名状。袁世凯看了之后极为欣赏，托人传话希望宋教仁回来任职。宋教仁因故没有成行，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宪对革命的极大影响。
在清廷立宪运动的影响下，革命几近彻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够意思的是，他们在立宪的同时没有宣布大赦天下，没有下令赦免孙中山、黄兴这些曾经武力犯禁的革命者。这势必留下这样的后果，不论出于生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继续犯禁，于是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暗杀行动，有孙中山、黄兴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虽说不能证明革命处于高涨状态，但对清廷的立宪无疑又具有一种倒逼的功能。革命与改良处在竞赛途中，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当君宪成为往事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
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争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严复当年设想的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到慈禧太后百年，等到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
君宪成为历史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困难百倍。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在军队的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形势逼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别了，皇上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
体制内抗争
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
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
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大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
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
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相关团体十多个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作出了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
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
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的“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
最后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的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
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
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
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瑞；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
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转向共和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号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的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的是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
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
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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