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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人的生命是由记忆组成的,就像没有表达力的智慧我们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没有记忆力的生命,我们同样不能称之为生命。”——电影大师路易斯·布鲁艾尔《我最后的叹息》
本书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多年来辛勤采访、搜检资料的结晶,展现出一段段隐藏在档案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内容涉及皇家建筑档案、古老文明遗踪、传世文学作品、城市历史记忆等,每个故事都像一部纪录片,记录真实历史瞬间,带领你探索那些有趣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事件,了解到这些档案背后曲折复杂的故事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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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多年来辛勤采访、搜检资料的结晶,展现出一段段隐藏在档案背后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内容涉及皇家建筑档案、古老文明遗踪、传世文学作品、城市历史记忆等,每个故事都像一部纪录片,记录真实历史瞬间,带领你探索那些有趣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事件,了解到这些档案背后曲折复杂的故事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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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守华,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杂志编辑部主任,研究馆员。多年来一直查阅档案、实地采访,完成数十篇作品,刊载于《百年潮》、《纵横》、《名人传记》等全国各大著名文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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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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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文书:昔日林区生活的原生态文献
大山深处的侗寨苗乡,为何竟有10万份数百年前的契约文书留存至今?
水书:水族历史文化的奇异密码
形态古拙、笔画怪异的符号,是信笔涂鸦还是深藏寓意?谁又能解读这些充满玄机的密码?
样式雷图档:皇家建筑的纸上博物馆
从江西农村的寻常百姓,到承揽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经典皇家建筑的世袭家族,这中间的路有多远?
算房高档案:晚清皇家建筑的明细账
谁是皇家建筑工程计工算料的“账房先生”?这些昔日的明细账是否留存至今?
侨批:潮汕侨乡的独特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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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档案:历经磨难的私家文献
孔府档案数量几何?为什么堪称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私家档案?
《那桐日记》:清廷高官笔下的晚清社会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日衰,清廷高官还能过着养尊处优的居家生活吗?
《赵城金藏》:旷世孤本的前生后世
秘藏古刹的数千卷古藏经,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最终落户国家图书馆?
《赛金花本事》:青楼女子的“学院派”传记
一个是北大教授,一个是青楼交际花,刘半农为何要为赛金花做传?
数十封越洋家书:异国女子在中国的传奇长卷
一位美国女子在中国度过40年岁月,她的故事为何会埋藏在数十封越洋家书里 ?
华法教育会档案:留法勤工俭学的往事记录
流落坊间的五册档案,与陈毅元帅有何关系?又是怎样由坊间回归到国家博物馆?
“协和”病案:浓缩一个世纪的社会报告
孙中山、梁启超当年在哪里就医?他们的病案至今还在吗?
解密档案:高君宇、石评梅墓碑迁移始末
位于北京陶然亭畔两座相依半个多世纪的墓冢,为何会牵动共和国总理的心?又因何迁出又迁回?
解密档案:1933年中国一波三折走进芝加哥世博会
国民政府决定越洋参加世博会,为何最后又由民间出资赴展?
茅以升:不复原桥不丈夫
他是桥梁专家,为何要亲手炸毁倾心建造刚刚竣工的大桥?尘封档案里埋藏了怎样的故事?
齐如山:在国剧档案中著书立说
他为梅兰芳改戏、拍戏,为留下国粹呕心沥血,而那些费尽千辛万苦寻来的档案史料,今又身在何处?
林洙:为了留住梁思成先生的学术
她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在动荡年代没有能力保住先生的档案资料,但却要在晚年,为保住先生的学术孜孜不倦。
用文化遗产锁住人类记忆
悠远而漫长的时间隧道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出现过什么?是历史滴漏的遗骸,或岁月留存的文献锁住了记忆,构筑了人类恢弘的历史长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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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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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末,我们乘坐的汽车在贵州省东南部逶迤的盘山路上不停地颠簸着。似乎行驶了很久,窗外的景色都没有变化,满眼是厚厚的翠色,青的峰、绿的水,还有密匝匝的山林,浑然融成了一个碧绿的世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一个有着“似翠如玉”般美丽地名的县城,一个藏于大山深处的神秘地方。这里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风貌,有侗寨苗乡的淳朴民风,但仅仅这两点还远不能概括锦屏的精髓。上网检索,与“锦屏”相连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契约文书”。这些藏在山民百姓家中、历经天灾人祸保存至今的数万份山林契约才是我们此行锁定的目标。契约,证明出卖、抵押、租赁关系的文书。这本该是贸易活动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数百年前的苍山绿水之间?而被山水阻隔的偏陬僻壤,当年又为什么会有如此活跃的商业活动?还有,历经天灾、人患,数万份的契约文书是如何留存下来的?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们对这次远行充满了期待。山水造化的林木贸易因为事前做过一些功课,所以我们对美丽的锦屏和山林契约多少有点了解。曾有一副楹联这样形容锦屏:“溪山如锦列屏藩”,其实对这个地名,理解为“青山如屏,秀丽似锦”更为简单直接。令人心醉的名字在字面上就暗合了这个地区的自然风貌。这里的确是一块宜林的土地,在盘山路上,我们目光所及除了绿色还是绿色,挺拔、茂密的杉木林随处可见。但锦屏的独特不单是指这些漫山遍野的杉木树,而是这里的杉木林大多是人工种植的,历史达500年之久。所以有专家说,与其称锦屏为“杉木之乡”,不如称其为“营杉之乡”更为准确。“营杉”,自然要有“营”的理由和环境。山民们之所以要一辈传一辈地“营杉”不辍,难道仅仅为了环保?这其中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在这样的偏远山区,“营杉”的市场会在哪里?那些参天的杉木树是怎样运出大山、进入流通领域的?按照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的解释,锦屏的“锦”为一江春水,即穿越此地的清水江,而“屏”则为两列雷公山的余脉。大山深处竟然有西式风格的祠堂这样的地理位置真是造物主的厚爱。有了两列青山,杉木就有了产地,而那一江连接长江的清水,则成了天然的运输航道。如果要为数万份契约文书追根溯源,那么清水江是不是就该是它的源头所在。锦屏是个山多人稀、交通不便的地方,至今仍是贵州省人口最少的县份之一,目前这里有21万人在1600平方公里的岭头溪边生息。天然而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老百姓一直有“开坎砌田,挖山栽杉”的传统。传说明朝以前这里虽然有成片茂盛的杉木林,但因为隐藏在大山深处,一直不被外人所知。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为了围剿婆洞地区的林宽起义军,派官军溯清水江的上游沅江进入锦屏。这些内地官军一到这里,立刻被“丛林密茂,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的“深山箐野”景象所震撼。“锦屏出杉木”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出了大山,传到华东、华北等地。明正德九年(1514年),朝廷为了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专门派出要员到湖广川黔等省筹集木材。他们在锦屏县内采集到了大量的上等“皇木”。至今文斗寨的一处山坳仍叫“皇木坳”。而在河口韶霭村发现的《皇木案》手抄本,则让世人看到明清两朝湖广、贵州征派“皇木”的各种请示和报告及批文。雍正七年1729年,卦治、王寨、茅坪等3个寨子正式设立了木市,专门管理清水江一带的木政,史称“内三江”,与天柱等地的“外三江”演绎了长达数十年的“当江”和“争江”斗争,以致最后惊动了京城皇帝。由于朝廷在锦屏开设了木市,广征“皇木”兴修皇宫殿宇,“民木”商人也闻风纷纷大量涌到这里。从明到清,这里不仅成为朝廷征集“皇木”的定点优质林区,而且吸引了大江南北众多的木材商前来淘金。“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就是对当年景象的生动描述。汽车在山水之间穿行,临近锦屏时我们看到,宽宽的清水江被两侧青山簇拥着,但水流并不湍急。眼前的景色让笔者突然对书中描绘的昔日林区贸易盛景有了感性认识。当年山民们砍伐杉木,可以很方便地投进清水江,顺流而下,大批的杉木靠着天然的水路航道轻而易举就能运出大山。按照书中的描绘,那时的清水江上木排蔽江,万缆横系,数十丈宽的江面,过渡时竟然无需舟楫,踏木即可过河,一派“万木塞江,鱼歌唱酬”的景象。清水江上万木塞江的景象“月亮阶,青石台,姚家窨子成排排。一渡两江三上岸,金银如浪滚滚来。”关于锦屏木商首富姚百万的歌谣与传奇故事,至今仍在锦屏及剑河一带流传。就这样,顺着清水江,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走”出了大山,木材贸易空前繁荣。有了销路,杉木的采伐活动便日益频繁起来,甚至出现了过度采伐现象。明朝中期,面对日渐稀落的青山,锦屏的苗侗百姓开始探索用栽杉造林的办法来补救。据在锦屏县文斗寨发现的《姜氏族谱》记载:“族人只知开坝砌田,挖山栽杉,不肯迎师就读,教子求名。”可见,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普遍开始掘垦种杉、林粮间作了。到了清代中期,随着木材采运贸易的繁荣,挖山栽杉更为普及,不仅本地人热衷,而且湖南、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也纷纷弃家而至,争相租地造林。从明代中期到清乾隆时期,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天柱及剑河东部、黎平北部等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世界林业史上堪称独特的林业生产关系。而活跃的贸易活动,又连带出现了诸如山林土地的权属、对山林的经营管护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林林总总的矛盾,最简便易行、规范有效的方法就是签订契约。由此,产生了山林植造、佃山造林、山林管护、木材买卖、木材水运及人工拖运、纠纷调解等民间契约。曾经见证了“林商”文化繁盛的卦治村,在侗语中的含义就是“订立契约的地方”。百年契约进入学者视野锦屏的契约文书,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林业契约文书”。如果说锦屏杉木的被发现,缘自明代官军对婆洞林宽起义军的围剿,那么,契约文书的现世,则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曾采访过最早发现山林契约的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他告诉我们,1964年,自己被打成右派,没事干,于是就到乡下找老乡聊天。在锦屏的苗寨山乡,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很多农民都能从家里拎出成捆成扎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都是用汉字写就的,历经岁月磨蚀,纸张已经变黄发脆。杨先生是研究历史的,马上意识到这些契约的价值,于是出钱购买。那一次,他收集到200多份契约。杨先生收集到的最早契约文书是康熙五十四年的。但据他研究推测,明代中期,契约就已经在这里的大山深处出现了。应该说,当地档案部门对这些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抢救也是及时而迅速的。锦屏县档案局局长潘祥告诉我们,1960年4月,锦屏县档案馆刚建立时就开展了征集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契约文书被圈定在征集范围之内。档案馆人员在平鳌、文斗、瑶伯等生产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农户们主动捐献家藏的契约文书。在随后的岁月里,档案部门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征集工作:1981年锦屏县档案局成立后,从体制上、组织上加强了对“锦屏文书”的征集、保护工作。1984年,县档案局组织开展了全县第二次大规模征集契约和家谱、族谱等民间档案资料活动。在瑶伯、文斗两寨征集到乾隆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清代契约280份。如河口乡文斗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姜凤宇与姜远福的“立断卖杉木山场”契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姜兴周等人与龙文魁等人的“立佃种山场”契约等。1998~1999年,县档案局(馆)又集中力量开展了大规模民间档案的征集活动。这次收获颇丰,征集到2875份清代契约原件、34份复制件。2000年10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到锦屏进行社会调查。这位贵州人尽管早早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但对家乡山水的眷恋却始终未改。他除了在山水间寄托恋乡之情外,第一次见到的锦屏契约文书更让他震惊。当农户们打开珍藏的木箱,拿出一卷卷用报纸捆扎整齐的契约文书时,张应强被吸引住了,深深地为这些发黄的故纸着迷。他要把契约档案的征集和研究引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在各方努力下,锦屏县政府专门召开专项会议,并于2001年下发“县档案局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收集研究林业契约的批复”。中山大学提供6?3万元征集、研究款,县档案局还从省档案局争取到7?5万专项资金,征集力度越来越大。目前,县档案馆共保存契约原件13666份,复印件59份,山林账簿9本,民国时期相关资料36份。2005年1月~9月,县档案局又征集到契约原件1576份,山林座谱3本,族谱3套12册以及三朝歌书和屋歌各1本。征集历程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不能被忽略。提起这次征集活动,话题又要转向杨有赓先生。杨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征集到200多份契约文书后,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细致研究。从80年代起,他就不断有相关论文问世。杨先生的论文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唐立、武内房司先生随后连续3次来到锦屏进行考察,收集了600多份契约文书。他们还在杨先生的帮助下,从当地苗族农户手中借了不少契约文书。2001年3月,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一卷出版。到2003年,汇编已经出版三卷。这是第一次对锦屏契约文书进行的系统整理,也是这批尘封百年的资料第一次原汁原味地在世人面前显露。汇编引起世界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2002年3月,由英国牛津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察团来到锦屏,在县档案局配合下,开始对契约档案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契约文书再现民间生活调查显示,锦屏契约文书总数不下10万余件,目前发现最早的契约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签订的,最晚的一份签订日期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令人惊讶的是,契约文书在锦屏民间保存密度非常大。县档案局曾作过估算:以目前全县1600平方公里保存10万份契约文书计算,每平方公里平均就有60份。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珍藏,少则几十份,多则数百上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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