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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红军过程全记录：告诉你共产党到底是为什么走上长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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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史无前例的激战 空前绝后的惨烈 刻骨铭心的悲壮 蒋介石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红军过程全记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在革命早期，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战略指导，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苏区大部丧失，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通过运用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纪实的手法和翔实生动的语言，记述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全过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诸多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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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 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上校军衔。1970年生于山东济南，1993年毕业于空军政治学院，现为西安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学博士研究生。三次荣立三等功。从事军事科研工作近二十年来，先后参加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增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二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和简明版的编纂工作，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荣誉奖1项，全军军事科研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2项、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多年来笔耕不辍，出版了20余部共计360余万字的军事著作，其中独立完成8部。主要有：
《世纪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 《未来军事家——国际军事组织》 《中国近代军系丛书——奉军》
《军事辞海》 《部队基层官兵素质丛书——军人心理素质百题》 《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概论》 《台湾军事要典》 《国民党将领看长征》
《肝胆相照——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 《峥嵘岁月——毛泽东与巾帼英豪》 《猛虎泰山英雄气——军人心理基本问题探析》
《大围追——国民党军围堵红军长征揭秘》 《八路军新四军征战传奇》 《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
《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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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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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借助共产国际的影响，名不见经传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领导人
“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泛滥，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日本人乘虚而入，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华北上空
眼见“赤匪越剿越多”，蒋介石痛定思痛，接受柳维垣的建议，制定“堡垒政策”
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了蒋介石的高参
蒋介石卧薪尝胆，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第二章 祸起萧墙
有“黑面木偶”之称的博古来到了瑞金
福音医院，毛泽东向罗明传授游击战争的真谛
博古训斥罗明，“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风起云涌，一大批干部被撤职审查
批判“罗明路线”的斗争越燃越烈，矛头首先对准了“毛派”头子——邓小平
邓、毛、谢、古相继被打倒，博古幸灾乐祸，“让毛泽东当加里宁了”
第三章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大权独揽的博古却高兴不起来
共产国际“雪中送炭”，给中国派来一个大鼻子的军事顾问
李德，这个中共党史和军史无法绕过的人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李德一步登天，被奉为“太上皇”
历史的巧合使两个德国人在中国大地上“斗法”
第四章 两个拳头打人
博古主张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要“两个拳头打人”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征战，首战目标锁定在泉上
周恩来、彭德怀据理力争，东方军首战告捷
东方军如同打疯了一般，连战连捷，再取朋口、连城
芹山，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全军覆没
乌江圩，林彪、聂荣臻终于打了一个痛快仗
东方军结束入闽征战，有喜有忧
第五章 黎川，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幕拉开
蒋介石坐镇南昌，投下了一个大赌注：五十余万大军分兵三路向中央苏区扑来
大兵压境，萧劲光手里只有一支七十多人的教导队
东方军北上，洵口遭遇战大获全胜，歼敌3个团
血战硝石，彭德怀杀红了眼
第六章 阵地战的苦果
朱毛红军的手下败将成为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先锋
曾向共产党建议把蒋介石抓起来的“剿共悍将”
资溪桥，红军以血肉之躯扑向敌人堡垒
彭德怀血战浒湾未果，红七军团八角亭受挫
云盖山、大雄关，林彪一败再败，指挥部差点被端
指挥打仗不行的李德，整起人来却颇有一套，萧劲光被押上了军事法庭
第七章 转机出现在福建
在东方军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十九路军再也不愿充当蒋介石内战的牺牲品
和谈代表走进了东方军司令部
面对福州抛出的橄榄枝，瑞金派出和谈使者
蔡廷锴、蒋光鼐举起“联共反蒋抗日”的义旗
第八章 唇亡齿寒
十九路军福建哗变，蒋介石心惊肉跳，匆忙调集十万“讨伐”大军
毛泽东献破敌良策，博古嗤之以鼻：那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福建人民政府成了短命政府
血战团村，彭德怀损失了两员虎将
彭德怀智取沙县，蒋介石稀里糊涂地当了回“运输大队长”
第九章 危机四伏
蒋介石卷土重来，“洋顾问”又出克敌法宝，用“短促突击”打垮敌人的“堡垒战术”
杨得志血战三岬嶂，陈正湘营只剩下了100多人
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节节退却，陷入被动
毛泽东气愤地说：“防御战对堡垒战，这叫做‘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必输无疑喽！”
会昌城，毛泽东把准了“南天王”的脉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第十章 悲哉，广昌
国共两军的统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广昌
红军机械地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与强敌大打阵地战，林彪、聂荣臻建议机动防御，却被视作“战场机会主义”
广昌外围战，红军接连失利，博古、李德亲临前线，先把唐天际撤职
李德孤注一掷，要“誓死保卫广昌”
彭德怀拍案怒骂：崽卖爷田不心痛
第十一章 北上与西征
李德又生一计：“调兵减压”
红七军团踏上漫漫征途，却是一条不归路
方志敏兵败怀玉山，留下了“血沃中华”的不朽诗篇
受命于危难，红六军团踏上漫漫西征路
血战虎头山
龙云在昆明大唱“空城计”，偏偏贺龙不是司马懿
第十二章 “全线抵御”
摒弃运动战、游击战，红军再无神来之笔，曾是红军福地的建宁也无法改变失利的结局
屡战屡败的李德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主动出击”变成了“全线抵御”
激战高虎垴，红军重创第89师，陈诚哀叹：这是“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
万年亭、驿前血战，红三军团精华尽失，“全线防御”以“全线失利”告终
只会用尺子、地图指挥作战的李德却瞧不起红军将领，斥责刘伯承：“你的水平还不如一个作战参谋。”
第十三章 命悬一线
设伏温坊，红军终于取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蒋介石雷霆大怒：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一送郎哥当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雩都城，毛泽东抱病做扩红工作
借道“南天王”
石城失守，博古、李德慌了手脚，匆忙决定放弃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尾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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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自诩能将马列经典著作倒背如流的王明雄心勃勃地从莫斯科回到了十里洋行的大上海，借助恩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鼎力支持，一步登天，执掌了中共大权，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不想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便趁机远赴苏联，将中共最高权力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同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王明住在莫斯科的洋楼里，通过红色电台，遥控指挥博古。自此，“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开始泛滥；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军权……
● 借助共产国际的影响，名不见经传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领导人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反动势力猖獗，帮派林立，帝国主义租界杂处其间，三教九流人物混迹于此，社情、民情极端复杂。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就在上海安家，看中的就是这里复杂的环境，便于立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搜捕、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自然成为蒋介石关注的重点。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着大上海，白色恐怖下到处风声鹤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毛泽东等人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走上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
1929年初春，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一路辗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回到了上海。这位带着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厚望、肚子里装满马列主义教条的青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雄心斗志：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
此人就是陈绍禹，也就是后来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云一时的王明。
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原名陈绍禹。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结识了副校长米夫。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中共“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对米夫言听计从，讨好卖乖，因此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意门生。由米夫在后台撑腰，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
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王明，因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俨然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宗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圣经”，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固定模式，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
王明回国后，先是在上海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和采访员。
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接掌中共大权。但王明很不争气，不仅没有得到当时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因违反党的纪律受到了批评和纪律处分。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教条宗派的米夫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亲自来华，扶植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议始终在一片吵闹声中进行。
为确保王明上台，米夫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拿出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向代表们施压。选举的结果是，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
王明的上台，是米夫在中共党内导演的一幕丑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
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选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胸无主见，对王明言听计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开始。
上台伊始，王明就不遗余力地开始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为此，他采用“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办法，先后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夏曦、张国焘分别出任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在全国各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手握尚方宝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钦差大臣”，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一大批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或对“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
在白区，王明积极推进“进攻路线”，经常无条件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这种近似疯狂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倒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敌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做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情报后，及时通知党组织，才避免了上海中央机关被一网打尽的惨剧。
祸不单行。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两天后，这个可耻的叛徒没有落得好下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空缺，此时党中央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由王明主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蒋介石曾悬赏500块大洋捉拿王明。为逃避追捕，王明到处躲藏，甚至曾跑到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
王明的弟弟陈绍杓回忆道：
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块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王明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步向忠发的后尘，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生活又使他无比厌倦，深感上海终非久留之地，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恰好这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共派一位负责人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认为这正是自己远离是非之地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再赴苏联。
为确保自己离开后仍能控制党中央，王明做了精心安排。由他提名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在这个班子中，大多数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时又都听从他的指挥。
一切安排妥当后，10月18日，王明起程离开上海远赴苏联。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从此，中共历史上一个长达4年极为特殊的时期开始了——远离国内严酷的斗争、身居莫斯科的高楼大厦、吃着洋面包、过着悠闲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发号施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上演了一幕幕“左”倾祸国的悲剧，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 ●“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泛滥，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
随着王明的上台，毛泽东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打击开始了。
1931年3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在这年8月，中央苏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
根据这个指示，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史称赣南会议。
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鉴于毛泽东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由项英接任。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红军由中革军委统辖指挥，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随之被取消。
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失去兵权，对毛泽东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是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于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被解除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不过那次时间很短。同年11月中旬，陈毅亲自来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原来，陈毅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会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认为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是错误的，并指示立即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们请毛泽东火速回红四军担任领导。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就这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当时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红军，冒险攻打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合理建议，只是复电周恩来：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
中革军委随即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此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2月4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围攻赣州。由于仓促应战，兵力不集中，装备落后，加之赣州易守难攻，结果围歼战打成了消耗战。纵使彭德怀指挥若定，红军将士英勇无敌，激战月余仍没有斩获，被迫于3月7日撤围赣州，在赣县江口地区集结。
周恩来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红三军团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
此计果然奏效。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49师大部，俘敌1674人。
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但，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冒犯了“左”倾领导者既定的战略部署。于是，一场针对毛泽东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始了。
早在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十天后，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的这封信后，经过激烈讨论，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
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进行指责：
伍豪（周恩来——引者注）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又不能不去执行。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5月30日，周恩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第十九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名称。
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以稳定。
21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与此同时，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对此，周恩来却有不同意见。 25日，他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29日，周恩来在给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坚持由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观点，指出：
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由毛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经周恩来据理力争，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负责处理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
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26日回电，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实在难以从命，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就这样，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9月治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舌剑，毫不妥协……毛泽东终于意识到，此时已是黑云压顶了。
周恩来当然也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弄不好自己和毛泽东有同时被革职的危险，如果他们两个人中能保留一个那是最好的结果。
果然，矛盾激化的结果，为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埋下了祸根。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全体会议，这便是在中共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小源，这个平静的小山村，一时变得不平静了。
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战事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矛盾的过程中，周恩来强烈地感到毛泽东对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对战略有独特的见解，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
会上，他力保毛泽东：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了解红军也了解地形，这都有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负责战争的全部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就是由泽东同志全权指挥，我负责计划执行。
宁都会议是针对毛泽东而来的，周恩来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局的意愿。他刚一说完，马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会议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希望使现实得到改变，还不如顺其自然为好。在别人发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在眼前这种态势下急流勇退，未必是件坏事。否则，后果也不一定会太好。于是，毛泽东缓缓站起身来说：
“既然中央局不信任我，我留在前方就不合适了。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你们同不同意，请组织决定吧。”
然后，毛泽东扫视全场，平静地说： “也许大家当着我的面有许多话不好讲，那么，我现在退席了……”
说完，毛泽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奈，推开身后的椅子，不等别人有何反应，便向门外走去。
周恩来的目光里同样是一种无奈，那无奈中却有另一种忍耐，望着毛泽东消瘦远去的背影，心里一时翻涌起不可名状的情绪。
宁都会议终于达到了预期目的——毛泽东再次被解除了军职，离开了他创建的红军，从前方调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临走之前，周恩来前来送行，安慰道：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毛泽东表面是平静的，其实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离开红军，这份失落无法诉说，也无法形容。但还是说：
“恩来，你放心吧！军事工作我还愿做，只要前方需要，我随叫随到。” 两位苏区伟人紧握双手，互道珍重，含泪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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