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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man，1992）。然而，这类“世界体系”的居民很少能在自己经历之外相互体认。全球化作为一种意识形式，是一种新的群众现象。几十年来，数千巴基斯坦农民一直活跃在奥斯陆的劳动力市场，美拉尼西亚的瑞格舞时尚则出现在中非的电视广告上，还有中国台湾政治对立派别的花言巧语，无不表明全球性话语的存在是一种（但并不统一）分享的体系。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最近的事情，对电视、口香糖和基本人权不了解的人的数量正在逐年下降。 其二，全球化是经济帝国主义或文化西方化的新名词。该观点将这个巨大的跨国过程，仅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尽管的确是富裕国家占主要地位，但这种情形并非静止不变。中国、印度、韩国和其他以前贫穷的国家，正在崛起成为平等的参与者，而像南非和巴西这样的区域性强国，则在全球经济中既是被剥削者，也逐渐成为剥削者。然而，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全球化的非经济维度。跨国流动的方向并不是单向的：一些事物自北方向南方流动，而另外一些事物自南方向北方流动，即使在南方，也有可观的东西方之间的双向流动。西方化不是全球化的同义词。 其三，全球化意味着均质化。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首先，参与到全球或跨国过程之中，经常会激发地方文化表达的活力，比如非洲艺术、加勒比海的流行音乐或印第安小说，都取决于使其生存的海外市场。其次，全球化几乎没有触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领域。尽管中国人像北大西洋的人一样，穿着牛仔裤，使用平板电脑，吃着汉堡包，喝着可乐，但他们并不因此成为欧洲人或美国人。然而，就像后面还要论述的那样，离散社会的相似性发展，的确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其四，全球化反对人权。恰恰相反，全球化最成功的形式，就是人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当然，跨国公司在贫穷国家的经营，未对工人的权利给予必要的尊重。然而，正是由于政治观念的全球化，地方社区和组织可以有效地抵制它们，并得到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国外政府提供的支持。 其五，全球化对地方认同是一种威胁。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是一种事实，也还需要经过认真的修正。尽管全球化趋势（可以被理解为边界的混合）经常会导致很强的地方性对抗反应——如偏爱地方食物和风俗——但一些理论家更认可罗兰·罗伯森的观点，认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更能准确地描述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往往会强化地方认同，因为在地方文化遭受威胁时，人们才开始明显地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结果之一，的确是地方权力被显著地弱化。尽管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化不会创造“全球人”。 全球主义者和怀疑论者 在谈到当代世界时，并非每一个人都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与众不同的“全球”时代。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全球一体化的程度需要全面来看，比如在某些方面，1890年至1914年间的“美好时代”比现在更具包容性。另一些人认为，即使在今天，民族国家依然“具有足以容纳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赫力量”（Giddens，1985）吉登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也有些人指出，很多人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包裹下相对地未受到跨国过程的影响。按照赫尔德与麦克格鲁（Held McGrew，2000：38）的方法，区分全球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或许比较实用，以便突出一些辩论和不同学者的立场。 根据怀疑论者（Gray，2006；Hirst Thompson，1999）的观点，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国际化和区域化的过程，而不是如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出现一个迅捷通讯、跨国网络和全球金融资本的整合世界。怀疑论者进一步认为，民族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实体；而全球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主权必将衰弱，多边主义和跨国政治会取而代之。怀疑论者认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之类的经济集团；而全球主义者则将世界经济视为“一个单独的竞技场”（T. Friedman，2005），障碍日益减少到可以真正地开展全球竞争。怀疑论者根据经济繁荣与军事力量的标准，继续保留传统的南北划分；而全球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的内部而非不同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在增加。怀疑论者相信，国家认同和文化的力量将继续或增；而全球主义者认为，互动增强会导致混杂性和世界主义导向。怀疑论者不否认正在发生的变迁，但他们强调民族国家的现代世界所具有的连续性；而全球主义者则想证明，世界将经历一系列的质变过程。 在此没有理由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是单一的怀疑论者或全球主义者，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同时具备两种立场。例如，在环境与人权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性，无疑可以通过旅游、全球通讯和媒体而得到提高。的确可以证明，互联性的增加将导致世界主义和文化的混杂。然而，建立在宗教信仰、种族或民族基础之上的认同政治也在不断发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且是对跨国接触加剧后而产生的机会空间的可能反应。如果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互联网或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不可能通过人类的理解与经验来加以调解，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些事物都在变化。所以，大部分对全球化的经验性概括都是错误的。同时，我们有可能描绘一个框架，用以说明全球或跨国过程、客观变迁，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不得不与之关联的世界特征。 全球化的维度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过程，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消费者口味、跨国移民和认同政治，还是在线交流，都明显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本书将详细分析这些特点，下面先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抽离，包括去地方化。全球化意味着空间距离越来越不重要，或者至少是相对不重要。观念、歌曲、书籍、投资资本、劳动力和时尚，都比以前传播得更快，即使它们留在原处不动，其位置也远不如以前重要。这方面的全球化虽然是由技术与经济变迁所推动，但是其具有文化与政治的意涵。然而，抽离也包括了各种方式，社会生活藉此从地方性，尤其是空间的固定背景中分离出来。 第二，加速。整个20世纪，交通与通讯的速度已经增加了很多，而且还在继续加速。在由移动电话、互联网服务器和电视卫星提供瞬间交流的时代，可以说“没有任何延迟”。虽然这的确有点夸张——即使是一种未预料的结果，延迟也是存在的——但速度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廉价的机票到便宜的电话，都有助于世界的整合；自1990年以来，互联网用户数的指数级增长，表明空间距离不再意味着隔离。 第三，标准化。由民族主义和国家经济开启的标准化过程仍在持续，全球化需要可比性，并在以前不存在标准的地方共享标准。把英语作为一门外语使用的人数迅速增长，正如相似的旅馆和购物中心在全世界的普及，以及国际协议的增加一样，都在暗示着这种发展。 第四，互联性。跨越洲际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网络日益密集，而且速度和范围也是逐年增加。相互依赖与跨国联结，促使人们有必要签署更多国际化的协议，并重新制定外交政策，以及创造这两个领域内的机会、约束和压迫的形式。 第五，移动。整个世界都在移动，或者说有时候看上去是如此。移民、商务旅行、国际会议，尤其是旅游业，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这对于地方社区、政治与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混合。尽管不同群体交汇的“文化十字路口”与都市生活一样古老，但是其数量、规模和多样性却每天都在增长。这就产生了摩擦和相互影响。此外，在文化层面上，信息的瞬间交换成了信息时代的特征，这可能导致人类历史比以往更具文化的混杂性。 第七，脆弱性。全球化需要弱化边界，有时候甚至是消除边界。在这个时代，从货币到难民的流动，都在变得日益频繁。这意味着，领土政治很难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流动。比较典型的全球化风险，包括艾滋病和禽流感，以及跨国恐怖主义与气候变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兵作战，有效地对付全球化问题，全球作为一个整体，也缺乏有效的政治手段，以应对和控制由技术与经济驱动的全球化过程。 第八，再嵌入。对全球化抽离趋势的一种普遍反应是再嵌入。实际上，前面提到全球化的七个关键特征，具有相互抵消的力量和定位选择。断裂的、转瞬即逝的社会世界，通过再嵌入的过程，有可能被强大的道德承诺网络、关注地方权力和社区整合，以及国家与附属于国家的认同政治所抵消。 另外，加速会被许多以伪装的形式推进慢速发展的社会移动所抵消；标准化也会被“独一无二”的商品与服务所抵消；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会抵消跨国互联性；对稳定和延续性的需求会阻碍移动性；对文化纯粹性的关注会抵消混杂性；自决与相对独立的努力会抵消脆弱性。 全球化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全球化没有终点，也不存在固有的目的；全球化既不是清楚明白、毫无争议，也不是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要给全球化描绘一幅完整的画面，就必须包括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害者，那些推动全球化的人和只是被全球化的人，以及被卷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人和被逐出的人。在世界上贫穷地方的条件恶劣的大型贫民窟，是跨国经济过程的产物，但它们只被看作全球经济的残骸，居住在里面的人被草率地视为问题而非资源。 首先应该做一些更进一步的区分。本书的案例，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全球化有关，但是，这些领域之间的界线都是人为划分的，当其没有必要存在时就可以消除。需要注意的是，跨国过程的不同路线或领域，不一定按照同样的方向、速度和强度移动。这意味着，不同趋势在不均匀地影响着所有的社会。这种分裂或差异还会进一步增加。 不管是从顶层，还是从底层，全球化都能发生，也都能加以研究。这种二分法是一种不确定却又必要的区分，一方面是国家、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富有的企业，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我坚持并希望证明，人际之间的“来自底层的全球化”具有更多的包容性，且在形塑世界中比平常设想的更重要。 还应区分主观与客观的全球化，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任何问题。客观的全球化，意味着被整合到全球或广泛的跨国体系之中，个人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主观的全球化，实际上承认这些正在发生的过程（市民可能会抱怨全球化给当地带来的变化）。 现在，我要提出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全球化并不需要全球均质化或同质化的结果。相反，我们可以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组织异质化的方式。例如，在讨论标准化的章节里，形式上的相似性不会造成内容上的千篇一律。尽管跨国过程会使全球在地化增强，但是地方依旧可以继续欣欣向荣。 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不规则的延展性，需要多个学科的参与。本书不奢望对全球化进行总结，甚至也不期望对全球化研究（大部分出版物都在1990年之后）的各个领域面面俱到。显然，也不可能这样做。然而，需要记住的是，有关全球化的大部分研究，以及大多数国家的公开辩论，都集中在几个核心的问题上。 第一，全球化是新的还是旧的，这是一个主要的学术问题。前面我已经对此作了简单的评述。这个问题的答案类似于“斯芬克斯之谜”，完全取决于你的定义。在现今这个时代之前，很多大洲已经存在一种不规则伸展却整合良好的政治体系，其具有繁荣的商贸、内部的人口流动、标准化的度量衡及普遍的“高雅文化”。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多典型特征，即使我们只局限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它也有很多自己的处理方式。信息时代的杰出理论家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其不朽著作《信息时代》的结尾，用了很长的注释坦然承认，学生们有时候会问，他所描述的世界何者是新的。这里全文引述他的回答： 何谓一个新世界？……芯片和计算机是新事物，无处不在的移动通讯是新事物，基因工程是新的，电子化整合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实时运作是新的，互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覆盖了整个星球而不仅仅是其部分片段是新的，发达经济的都市劳动力对知识和信息的处理也是新的，都市的人口是新的，苏维埃帝国的寿终正寝、共产主义的逐渐消退和冷战的结束都是新的；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出现也是新的；宗法制国家受到的广泛挑战是新的；对于生态保护的普遍觉悟也是新的；基于空间流动和无时间序列的网络社会的出现，从历史观点来看也是新的。（1998： 336） 几年之后，他还应该把导致领土瓦解的战争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增加到以上的目录之中。按照这种方式，卡斯特认为，关键之处不在于是否是新事物，而在于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加以研究。 第二，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不管是否与学术有关，都注意到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最终将使世界各地繁荣兴旺，各国对经济的干扰越小越好。不履行诺言者将受到严厉的批评（Klein，1998；Gray，1998； Stiglitz ，2002；Soros，2002）——许多国家采取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所提出的措施，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经历了不合理的下降——新自由主义通常与此相关，有时候它确实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同义词（Martin Schumann，1996）。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用法将概念范围大大缩小了。全球人权观念的传播与全球金融市场相比，全球化的特征不相上下；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接种计划与世界银行的放款相比，全球化程度也是旗鼓相当；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ad Yunus）及其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所启动的小规模贷款程序，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国家，而且还在继续扩散。全球治理（Held et al.， 2005）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迄今为止，贫穷国家很难在富裕国家获得完全的市场准入，无论如何这都是有瑕疵的。全球化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它可以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填充，但并不一定非要如此。 第三，围绕全球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的争论。由于过多的经济权力被转移给了跨国竞技场，许多学者、政治家和评论员关注由此引起的国家政治权力的丧失（Sassen，1998）。显然，这里需要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资本与财富被抽离后并成为跨国的，民族国家的机构无疑会降低其影响力。然而，民主的理念、制度和实践的传播，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能认为全球化对民主是有利还是有弊，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四，关于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重要的争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否会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当然，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长期来看，谁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呢？答案也非常不清晰。有些国家深陷贫穷的泥潭，尤其是非洲，但这些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却很低。这些国家的出口额不高，外国投资的风险较大，因而很少有国外的投资。一些富裕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开始注意到来自更贫穷国家（尤其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并将其视为令人不愉快的经历。另外，当前的贸易体制，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机制，无疑会帮助富裕国家继续剥削贫穷国家，它们从穷国购买廉价的未加工产品，再将昂贵的工业品卖回给穷国。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的依赖理论，以及与他们相近的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都很适合这一点（Amin et al.， 1982）。然而，这种描述更适合古老的新殖民贸易体系，而不适合当前的体系，中国就在这样的体系中，凭借廉价的工业品和投资工业企业的意愿，迅速地进入亚洲与非洲的市场。正如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2006）所言，由于跨国投资者的忽视，最贫穷的国家并未遭受很多的剥削。 第五，文化动力学的重要主题，依旧是全球化将导致同质化还是异质化？由于跨国流动与交往，我们将趋于一致还是扩大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变得更加相似了。如果把个人主义看作个人对权利和义务的信念，而无论他们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个人主义都是全球现代性的中心特点。很容易证明，中产阶级相似的消费偏好，表明了 “扁平”或均质化。然而与此同时，普遍或近乎普遍现象的本土化适应表明，全球现代性具有地方化表达，这种假想的相似性可能在意义中蕴藏着真正的差别，或者也可能只是肤浅的，而不会对人们存在的条件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如果全部用是或否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表达就会过于简单化。 第六，与上面的问题有关的争论涉及到认同政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日益暴露在全球化之下，这是否将导致各地的人增强团结、忍耐和同情心？或者相反，是否会引起以顽固的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种族主义——为形式的强烈的对抗性反应呢？或许，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全球化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文化界线，但是也会使先前互相隔离的群体产生紧张的关系，并产生区分独特性的需要——有时候是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原因。我们变得越相似，彼此之间就越想找出不同之处。强烈的群体认同，可服务于世界中的各种目的——经济、政治和存在——但会充满变动与混乱。区分与排他的认同政治，是全球化地地道道的产物，但跨国的团结亦是如此。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欧洲（西欧或北大西洋）的全球化方式。传统的观点认为，西欧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剂。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开始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城邦，以及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征服；若是谈及现在，就要强调跨国公司、计算机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动力。然而，其他的视角可能是有用的，而且实际上也很有必要。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就会知道跨国经济的动力位于很多地方。沃勒斯坦的长期合作者弗兰克（1998）日益注意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过于强调欧洲的中心地位。他在最后一本著作中提出，在欧洲殖民扩张之前和期间，亚洲大规模的跨国市场已开始繁荣，尤其是在中国与印度的部分地区，并导致了移民潮和文化交流。按照弗兰克的说法，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末期，欧洲大陆才开始真正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世界历史的新欧洲中心论者，比如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rnandez?Armesto）写作的《千禧年》（Millennium，1995），也试图强调过去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相互联系的重要性。阿梅斯托指出，如果一名火星人在1300年访问地球，他肯定不会预测到日后欧洲会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因为在跨国贸易、文化成就和政治力量方面，中美洲、安第斯山脉、西非、阿拉伯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有过古老而兴旺的文明，很容易超过死气沉沉的欧洲社会。 如果我们将目光停留在当前阶段，这幅景象并不比表面观感反映得更直接。在通俗文化与文学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主要成就来自西方以外的世界：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深受欢迎，墨西哥与巴西的肥皂剧、阿根廷的探戈和日本的漫画，也受到世界各地的追捧。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替代物，比如政治化的伊斯兰，正在广泛地蔓延；中国与印度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因此，将世界划分为核心、边缘与半边缘区的模式，需要经受考验，且往往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结果。 后面我们还会回头来看一下这些争论。在继续行文之前，我要指出，本书与其他介绍全球化的著作不同，它不是把作者认为重要的主题列出目录，然后对其进行研究。相反，本书是要告诉读者该看全球化的哪些方面，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该如何看待全球化。以下各章所呈现的全球化的维度——我所认为的关键概念——可以深入到各个经验领域之中，从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中提炼出来。在随后的各个章节，我将概括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标准化、现代化和去边界化。按照辩证否定的观点，只有经过全球化，地方的公民才能痴迷于自己当地的独特性。我要强调的是，尽管全球化由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推动，但是往往发生在两类人之间，一类是建立在人际信任基础之上的世界跨国网络，另一类是利用全球化过程以意外的方式提供机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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