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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博克编著的《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第2版）》首先逐一提出了本科教育的核心目标，然后作者分析了为何美国的本科教育未臻完善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中不乏对现实充满智慧的批判。所有的课程改革委员会和负责教务的学校领导人，都应该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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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德雷克?博克考察了美国大学生取得的进步与本科教育的目标之间的差距。作者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虽然大多数学生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有长获，但是在写作、批判性思维、数理能力和道德推理等方面的能力还远未达到期望的水平。多数大学高年级学生认为，他们在外语口语、文化和美学养成、以及准备成为活跃而富有知识的公民方面并未取得长足的进步。总体上看，虽然美国的大学拥有充足的资源、先进的技术和几百门课程，但是它们不敢自信地说，如今的大学生比50年前的学得更多。
德雷克?博克进一步指出，现在很多重要的大学课程都由缺乏经验的教师在担任。虽然已经出现了诸多教学方法，很多教授依然沿袭那些业已证明是低效的教学手段。而在课程改革时，教师们却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教师们讨论更多的是教学内容，殊不知，对大学生影响更深远的是教学方法。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就改善大学生的学业水平，向大学教师和大学的领导者们提出了若干建议。美国大学取得的成就固然可喜，但作者向教师们提出的批评却是振聋发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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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雷克·博克（Derek
Bok），1968年开始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2005年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教育学院。2006年，在劳伦斯·萨默斯卸任后，担任了一年的哈佛大学临时校长。目前已退休。撰写了包括《市场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商品化》（Universities
in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在内的六部高等教育方面的专著，以及有关美国劳工法和美国政府的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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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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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导言
第一章 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
第二章 教师对本科教育的态度
第三章 大学教育的目标
第四章 学会表达
第五章 学会思考
第六章 培养品德
第七章 培养合格公民
第八章 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园
第九章 为全球化社会做准备
第十章 培养广泛的兴趣
第十一章 为职业生涯做准备
第十二章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展望未来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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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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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北战争之前的学院盛行古雅离奇之风,但它们却毫不含糊地追求两大目标——训练智力和塑造品格。对这一古典模式最有力的维护,莫过于1828年的《耶鲁报告》。该报告指出,大学教育的主旨不在于传输某种实用的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在《耶鲁报告》的起草者们看来,古典模式的教育最适合于这一主旨。
培养心智的途径便是让学生刻苦学习——翻译古典语言,就难题展开辩论,解决数学问题。正如当时的一名校长所言:“如果你想让头脑更灵光,那就让它运转起来吧,把它使用到极致。一项任务完成了,再转向第二项、第三项,不断地征服困难直至成功。”但到了19世纪末,这一激励人心的思想却被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实验推翻了,因为桑代克证明,不辞辛苦地翻译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所培养的技能,无助于学生分析和解决用非拉丁文语言陈述的问题。
塑造品格的途径则是要求学生学习古哲名言，严格遵守校园行为准则，每天不得缺席礼拜仪式。南北战争之前的大多数学院都为四年级学生开设了“道德哲学时务”的必修课,而且通常由校长亲自任课。这一高级课程涉及的范围颇广——道德原则、历史、政治以及移民、奴隶制、言论自由等时事话题。课程目标也是多元化的:让学生明确伦理道德的准则;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在许多学生看来,这门课程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唯一亮点。
到19世纪末,传统课程已经疲态尽显。实验科学及现代语言文学逐步在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教师们开始抱怨,自己的精力不应该浪费在执行行为规范上。学生们则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他们开始纷纷远离大学校园,1850年至1870年之间,美国的本科生入学率呈下跌的趋势。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兰德Francis
Wayland的评论言简意赅:“我们产品的需求量正在减少。”
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高等教育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得益于联邦的赠地及工业界的慈善捐赠,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校长这四人曾分别任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译者注或开办新大学,或对以前的大学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革。这些改革先锋推崇德国大学的模式——开展科研活动,将自然科学纳入学科体系,开设博士学位的课程。这些最终让教授们拥有了“学者兼教师”的双重身份。
这些变革的冲击很快波及到本科教育。传统的古典课程开始让位于新兴的实用课程。现代语言文学课程的势力不断扩张。物理、生物、化学课程随处可见。私立大学开设了商务、工程学等职业课程,而公立大学在职业培训方面走得更远。劳伦斯·维希Laurence
Veysey的历史研究表明:“在19、20世纪之交,诸如教育学、家政学、工商管理、卫生学、体育、工程学之类的非传统学科,在一流大学里已经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
美国最顶尖大学的改革更为激进。譬如,哈佛校长埃利奥特不仅反对传统的统一课程,而且要求取消所有的必修课程,以便让学生完全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内容。1909年,当他四十年的校长生涯走到尽头之时,必修课只剩下了一年级新生的英语写作课和外语课,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课程。康奈尔校长怀特也非常推崇学生自主选择,他这样解释课程选择的自由化倾向:“培养心智必须方法得当,不能向学生的头脑灌输他不愿学习的知识,这就像补充营养也要方法得当,不能强迫人咽下不喜欢的食物……刻苦学习固然重要,但只有学习时充满热情和兴趣,心智锻炼的效果才能最好。”
宗教势力也失去了对大学的控制。人们日益认识到,摆脱宗教控制有利于大学的管理,坚定的宗教信仰也不再被视为学生品德发展的核心。许多大学都不再强制要求学生参加礼拜仪式,此时的宗教活动更像是众多课外活动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并非所有校长都赞同自由选课的趋势,有人顽强地坚持和维护着古典模式。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詹姆斯·麦科什James
McCosh就极力反对埃利奥特的改革。他对埃利奥特的公然抨击,让人们回想起了威廉·贝奈特任教育部部长时所作的文章:
请别告诉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美国曾经最杰出的大学,竟不再要求毕业16生学习最完美的语言、最华丽的文学、最高级的古典思维方式。请别告诉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和都柏林大学:继承了剑桥衣钵的哈佛大学,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数学。请别告诉苏格兰大学和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美国的清教徒学院中,学生不必学习哲学和宗教也能顺利毕业。
面对批评声,埃利奥特校长不为所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之风开始转往他所引领的方向。1890年,普通高校中还有80％的课程是必修课,但到了1901年,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高校的选修课比例达到了70％以上。而到1940年,普通高校中的必修课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0％。
不过,埃利奥特的理念终究太过极端,即便在他统治的哈佛也无法维持下去。尽管没人想回到旧式的古典课程体系,但多数教育者认为,埃利奥特的“完全自由选修制”又有些矫枉过正。选课自由显然无法如怀特所愿——让学生“刻苦学习”。埃利奥特卸任之时,55％的学生在毕业前实际只选修了一些初级课程，超过70％的学生没有选择某一专业领域深入学习。许多本科生尽可能地逃避学习,靠考试前请家教,帮自己的脑袋填满不多不少的信息,只求通过期末考试便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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