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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五辑)

書城自編碼: 1994788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工業技術冶金工业
作者: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國際書號(ISBN): 9787030356208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10-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580/90775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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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 》
內容簡介:
《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5辑》收录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和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师生与全国各地的合作者在2006~2011年发表的有关冶金史的研究论文及鉴定报告,共计41篇,大致分综合性研究、古代铜器的科学研究、古代钢铁技术研究、古代矿冶遗址考察与分析、金属工艺技术研究、文献考证及其他六个部分。“综合性研究冶包括对北方系青铜器、新疆早期铜镜、云南古代金属技术等问题的讨论;“古代铜器的科学研究冶包括对青海、云南、陕西和新疆等地考古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古代钢铁技术研究冶包括对清代铁炮、沧州铁狮子和元代铁器的分析研究;“古代矿冶遗址考察与分析冶包括对广西等地古代矿冶遗址的考察和分析;“金属工艺技术研究冶包括对早期镀锡工艺和铅锡焊料的研究;“文献考证及其他冶则包括对“镔铁冶和《鼓铜图录》的讨论。《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5辑》集中展示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包含大量新发现,图片丰富、资料翔实。
《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5辑》适于从事科学技术史、考古学、文化遗产以及相关专业研究的工作者、大学师生阅读、参考。
關於作者: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目錄
前言
综合性研究
“北方系青铜器冶——一个术语的“诞生冶和”成长冶 梅建军
关于我国北方商周墓葬所出“弓形饰冶的若干问题 梅建军 李明华
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 梅建军
关于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技术的几点思考 凌勇 梅建军
中国古代金属饰品的金相分析与文化阐释 章梅芳 孙淑云 韩汝玢
云南古滇地区的金属制作技术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 韩汝玢 李晓岑
中国古代黄铜制品与冶炼技术的研究状况分析 马 越 李秀辉
古代铜器的科学研究
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徐建炜 梅建军 格桑本 陈洪海
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徐建炜 梅建军 孙淑云 许新国
小河墓地出土三件铜片的初步分析 陈坤龙 凌 勇 梅建军 伊弟利斯
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墓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 陈坤龙 梅建军
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 李晓岑 韩汝玢
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铜、锡器的分析及有关问题 李晓岑 韩汝玢 孙淑云
云南祥云县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铜器研究 李晓岑 韩汝玢
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 李晓岑 贠雅丽 韩汝玢 田建 王涵
新疆伊犁地区出土史前铜器的科学分析 凌 勇 梅建军 吕恩国
梁带村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初步检测分析 陈坤龙 梅建军 孙秉君
北京市延庆县山戎墓地出土铜器的鉴定 韩汝玢 许征尼
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器的工艺研究 孙淑云 王金潮 田建花 刘建华
湖北襄阳陈坡M10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孟祥伟 梅建军 董亚巍 冯少龙 韩楚文
陕西西安出土的两件薄壁铜容器的科学分析 陈坤龙 梅建军 岳连建
古代钢铁技术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材质优劣的比较研究 刘鸿亮 孙淑云
沧州铁狮子制作技术和材质与腐蚀状况研究 宋 薇 李秀辉 韩汝玢
北京市延庆县出土兵器的初步研究 程瑜 李秀辉 范学新
北京延庆县大庄科乡出土元代铁镞研究 程瑜 李秀辉 范学新
元上都及其周围地区出土金属器物的分析与研究 李秀辉 魏坚
古代矿冶遗址考察与分析
河北承德寿王坟古铜矿冶遗址考察 李延祥 杨巍 王峰
广西北流铜石岭容县西山冶铜遗址初步考察 李延祥 黄全胜 万辅彬
广西贵港地区早期冶铁遗址初步考察 黄全胜 李延祥
广西兴业古绿鸦冶炼遗址初步考察 黄全胜 李延祥 万辅彬
广西北流铜石岭遗址冶炼技术分析 李永春 黄全胜 李延祥
垣曲商城出土炉渣炉壁内金属颗粒及矿物组成的初步研究 梁宏刚 孙淑云 李延祥 佟伟华
金属工艺技术研究
巴蜀兵器表面工艺的试验研究 姚智辉 孙淑云
中国青铜器表面镀锡技术研究 孙淑云 李晓岑 姚智辉 韩汝玢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金属饰件的初步分析 邵安定 梅建军 陈坤龙 周广济 王辉
中国古代铅锡焊料的分析 孙淑云 梅建军
文献考证及其他
"镔铁冶新考" 潜伟
《鼓铜图录》浅探 王文芝 梅建军
铜料名称“*”铝冶考 李建西 李延祥
评凯思·平著《白铜:中国合金在欧洲1680~1820》 梅建军
內容試閱
综合性研究
“北方系青铜器冶
――一个术语的“诞生冶和“成长冶
梅建军
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术语或概念,比如“夷夏东西冶、“动物纹饰冶、“弓形器冶和“北方系青铜器冶等。这些术语因广为使用,往往给人一种约定俗成的印象。但你如果想在考古学辞典或百科全书中找到这些术语的确切定义,却往往会落空。如果你肯用些工夫考究一番,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文所述就是考究“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术语或概念的一点收获,本想以“一个术语的学术史考察冶为题,但斟酌再三,感觉还是以谈论“诞生冶和“成长冶来得直截了当。
一、“诞摇摇生冶
追溯“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术语或概念的“诞生冶,一般都会追到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教授林?先生那里。20世纪80年代初,林先生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题为《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这篇论文最初发表是1982年,是在张光直先生组织的一个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用英文发表的,后来收在张先生主编的名为《商代考古研究》(StudiesinShangArchaeology)的会议论文集中,于198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而此文的中文原稿则要等到1987年才在苏秉琦先生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一集中发表。在这篇堪称经典的论文中,林先生就“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概念的形成作了如下阐述:“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首先认识了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商周文化之后,开始逐步认识到北方地区还存在着与中原青铜器有别而自成一系的青铜器。进而认识到这种北方系青铜器,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分布在现时中国国境以外很大的一片地域。冶【1】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北方系青铜器冶主要是基于跟“中原系青铜器冶或“商周式青铜器冶的对比而提出来的新概念,它体现的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角度;二是“北方系青铜器冶的分布范围很广,超出了现时中国的国境。事实上,在同一篇
文章中,林先生就“北方系青铜器冶的分布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米奴辛斯克(Minusinsk)盆地和黄河流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北方系青铜器的分布区,米奴辛斯克盆地只是这个分布区最北的一小部分,黄河流域则是这个分布区的最南缘。冶由此可见,在林?先生最初提出“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概念时,他的视野其实并不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而是向北延伸直至俄国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乌恩先生也是研究北方青铜器的著名学者。1985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2】,文中指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北方草原地带已出现有一组品类复杂、独具风格的铜器群,它们与传统的商周铜器有明显区别,显然不能划归商周文化的范畴,应分别属于目前尚未认识的北方青铜文化。冶乌恩先生在文中虽然没有使用“北方系冶一词,而仅以“北方冶或“北方式冶相称,但思路上跟林?先生是完全相通的,都是着眼于把北方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群,来探讨其文化渊源和属性及其与卡拉苏克(Kara suk)青铜器和殷商青铜器的关系。他所讨论的“商周之际北方青铜器冶的分布同样也不仅限于我国北方,“有的器类的分布已远远超出现有国界冶。但他基本上是把“我国北方青铜器冶与“欧亚大陆草原其他地区的青铜器冶区别对待的。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广金和郭素新先生最初倾向于使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冶这一命名,“主要依据的是在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中,发现了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冶。在他们看来,相当于殷至周初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内蒙古、晋陕高原、冀北及辽西地区,还包括新疆、蒙古和俄罗斯的外贝加尔等。他们还认为:“所谓‘北方青铜器爷和‘中国北方青铜器爷的概念,今天看来难免过于笼统,束缚了我们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渊源的探讨。冶【3】但是最近,田先生发表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冶的命名是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特征提出的,并认为:“‘北方系青铜器爷的命名应覆盖整个中国北方或更北的地区。在这样广阔的区域之中,实际上可能还存在着若干个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在‘北方系青铜器爷文化大层次下,各地区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命名条件已趋于成熟。冶【4】这段话表明,田先生的看法跟早先相比已有所改变,他现在似乎基本认同并接受了“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术语。
然而,“北方系青铜器冶这一概念的“诞生冶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学术背景。追溯起来,早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人开始留心收集并著录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出土的小型青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著录有罗斯托伏泽夫(Rostovtzeff)《南俄和中国的动物风格》(1929)、安特生(Andersson)的《动物纹中的狩猎巫术》(1932)和《鄂尔多斯青铜
器选》(1933)、萨里莫尼(Salmony)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1933)、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的《绥远青铜器》(1935)等【5】。这一时期对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鄂尔多斯青铜器冶和“绥远青铜器冶,大体上是以青铜器的来源地命名;而“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冶之称则意在强调来自中国的影响及其与西伯利亚之影响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著有《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1938)一书,其中将中国北方及蒙古一带所出铜剑和铜腹等都纳入“北方系文物冶之范畴【6】。这一阶段的研究以采集品为主要对象,多数学者已注意到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跟南西伯利亚的青铜器在类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并开始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北方跟南俄草原斯基泰文化(ScythianCulture)动物纹艺术的联系。
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成果广为人知,安阳出土青铜器中的某些带动物纹饰的武器和工具也很快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它们跟西伯利亚发现的标本非常接近以至类同。1945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撰写《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一文【7】,认为安阳出土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标本跟西伯利亚所出的同类标本相关,但安阳的标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而西伯利亚的对应器物仅出现在卡拉苏克时期,年代至多可断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因此安阳所出的标本早于西伯利亚的对应器物。换言之,后者的出现或受到了前者的影响。1949年,美国艺术史家罗越(Loehr)发表《安阳的武器和工具及西伯利亚的对应物》一文,对高本汉的主张提出反驳,认为安阳所出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受到了来自北方草原游牧艺术的影响,而非相反,理由如下:淤“动物风格冶反映的是草原艺术,与商文化的礼器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于草原地带所见的带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并不仅限于卡拉苏克时期,也见于早于卡拉苏克时期的青铜文化,如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eCulture)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塞伊玛(Seima)墓地和伽利希(Galich)遗址均出有柄作动物头部造型的短剑;盂米奴辛斯克盆地所出青铜器就整体而言,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周式青铜器影响的迹象,包括铜器的类型和纹样,但却有很多证据表明其与西方南俄草原的联系【8】。
1956年,罗越出版《中国青铜时代兵器》一书【9】,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在书中单列一章“早期青铜时代的西伯利亚冶,专门讨论中国跟西伯利亚的早期联系。在全面考察了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各个文化阶段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称其为“北方风格冶,既用以强调跟中国中原风格的不同,也刻意用来拉开跟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距离。在罗越看来,尽管中国北方边境地带(如绥远和鄂尔多斯)所出青铜器跟南西伯利亚的铜器标本呈现出密切的联系,看上去就好像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但不能把“北方风格冶径直称作“西伯利亚风格冶,因为有些器
物类型仅见于中国北方而不见于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如带管銎的斧、钺和戈等,这些器物可能另有来源,有的或许要追溯到更遥远的西方。基于这样的考虑,罗越在总结中国青铜时代兵器的来源时,给出了三个来源,即中国的中原、俄国的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北方。带有片状柄的斧、戈和短剑多为中国中原本土起源的兵器类型,竖銎斧和矛头应来源于西伯利亚,而有柄短剑、带横銎的斧、钺和戈则为出自中国北方的类型(尽管有的类型最终还可追溯到西亚)。罗越有关“北方风格冶的见解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10】。
1959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Kiselev)来华访问时曾就“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冶作过学术报告,认为塞伊玛文化在公元前1600~前1300年间向东扩展,它的一些特征可能影响到中国境内商代某些器物形制的改变。后来,质量很高的商代青铜器又向邻近地区扩展其影响,最后达到相当远的地区,如苏联的外贝加尔地区【11】。换言之,文化的影响是互动的,最初是由西向东,继而是由东向西。就塞伊玛文化的影响方向而言,吉谢列夫的看法跟罗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吉谢列夫认为商文化影响到了苏联境内的卡拉苏克文化。这一论断也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8年,威廉姆?华生(Watson)在就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教授时作了题为“汉代以前的内陆亚洲和中国冶的就职演讲,首次提出了“北方区带冶(North ernZone)的概念【12】。这是一个文化区域的概念,从地理上讲,它包括内蒙古(尤其是鄂尔多斯)、绥远,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从文化特征上讲,它是所谓“北方风格冶青铜器的发现地或分布区。华生将“北方区带冶视作一个自身特征分明的青铜生产区,它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北部边缘,从中原借用或吸取一些技术、风格和观念,加以简化和改造,并跟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些艺术母题或趣味相融合,形成新的器物类型和风格,然后再向草原地带传播。1971年,华生(Watson)出版《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一书【13】。在“隔离和接触冶一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北方区带冶作为连接南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中间枢纽的功用,认为它不仅有能力接纳、借用和改造外来的技术和观念,而且有能力作出原创性的发明,如有柄短剑的发明。他还认为,在晚商时期,来自中国的武器和工具正是在“北方区带冶得到改造后才传入内陆亚洲的。显然,“北方区带冶这一概念跟罗越有关“北方风格冶的认识是完全相通的,都着眼于把握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某些独特性,并为揭示中国跟南西伯利亚的文化联系的本质创造条件。关于中国跟西伯利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华生大体上采纳了吉谢列夫的观点,认为可以区分出早晚两个阶段:在早期阶段,中国跟遥远西方(西西伯利亚)的接触体现在矛头和竖銎斧上;而在晚期阶段,接触主要发生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北方区带冶之间,涉及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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