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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是继《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2006年）和《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2008年）之后，“宁波文物考古研究丛书”系列的又一本论文汇集。书中刊载的26篇文章，内容主要涉及地下考古、水下考古、文物保护、科技保护、地方文献、陶瓷研究、“海丝”研究、会馆文化、文物考古信息建设与档案管理等诸多方面，代表了当前宁波地域文物考古工作与研究的最新成果。
《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可供国内外文物考古工作者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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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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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成岳冲
序 刘曙光
上篇
新世纪宁波考古新发现 王结华 王力军 丁友甫
宁波城市考古发展简论 张华琴
宁波地区出土的六朝瓦当 许超
文献记载中的宁波古城 王结华
慈溪童家岙遗址试掘的收获与认识 雷少
浙江沿海水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分析 林国聪 张辉
潜水技术在水下考古中的应用 王光远
水下考古圆周搜索法浅析 罗鹏
宋元时期龙泉窑青瓷外输之探讨 林浩 李永宁
试论东钱湖郭童岙窑址越窑青瓷产品特色 李永宁 林浩
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宁波文化遗产 李英魁
下篇
象山明代海防遗存考略 张亚红 徐炯明
宁波沿海近代灯塔考 张亚红
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近代宁波商帮里式住宅 徐炯明
中国传统佛道建筑柱网布置与像设之关系 张延
鄞西高桥的建筑特色与保护构想 王麟
宁波林宅砖雕装饰艺术初探 金皓
宁波邮政局旧址修缮技术探析 娄学军
宁波东钱湖石刻群防风化保护材料研究 金涛 周双林 傅亦民 王进
关于文物修复保护的几点认识 傅亦民
旧址博物馆的保护性再利用研究——以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为例 黄浙苏
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利用探索 丁洁雯
宁波的会馆建筑与会馆文化 黄定福
宁波文物信息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施小蓓
略论考古档案的分类管理 徐微明
文物档案数字化建设初探 杨晓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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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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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宁波考古新发现王结华 王力军 丁友甫
进入新世纪以来， 宁波经济社会的全面加速， 也相应推动了宁波地域考古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6 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批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 以及2008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宁波基地、2010 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相继挂牌成立后， 宁波地域考古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2001 ～2012 年）， 发生在宁波地域的考古（试） 发掘项目近70 余项， 考古范畴涉及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窑址考古、墓葬考古、水下考古诸多方面。现以考古项目时间为序， 摘取其中相对比较重要和有一定影响的12 个项目作一简要介绍， 以期裨益于各家研究并为社会共享。
一、永丰库遗址
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 府桥街南， 鼓楼以东， 蔡家弄西， 原宁波市公安局地块（图版一， 1）。2001 年9 ～11 月及2002 年3 ～6 月， 为配合宁波旧城改造，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进行抢救发掘， 总发掘面积约3500 平方米［1］ 。
遗址地层堆积年代自汉代延续至近现代， 尤以距地表平均深约1.5 米的南宋至元代地层和遗迹保存最为完整。发掘过程中主要揭露出以两座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 以及砖砌道路、庭院、排水设施、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宋、元、明三朝上下叠压的大型衙署仓储区遗址。其主体建筑（F1、F2） 经考证系史料中记载的元代“永丰库”， 它建在南宋“常平仓” 基址之上， 证明该区域自南宋以来即为衙署的仓储机构。遗址中同时出土了完整或可复原文物800 余件， 包括瓷器、波斯陶片、建筑构件、钱币、碑刻、“文房之印” 青铜印等。出土瓷器汇集了大多数江南和中原地区宋元时期著名窑系的产品， 如越窑、龙泉窑青瓷， 景德镇窑系影青瓷、仿定器、枢府瓷， 福建产影青瓷、白瓷、德化窑白瓷， 定窑白瓷、紫定， 建窑黑釉盏、兔毫盏， 以及磁州窑、仿钧窑、磁灶窑和吉州窑等窑口的产品。此外， 出土的两方元代残碑上还明确记有曾任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苫思丁” 的名字， 不失为研究元代庆元路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永丰库遗址是迄今为止宁波最重要的城市考古新发现， 也是新世纪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库遗址， 获评200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已辟作遗址公园。
二、和义门瓮城遗址
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北段东侧， 余姚江西岸， 解放桥之南， 甬江职高以北。
2003 年10 ～12 月， 为配合和义路一期工程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发掘， 总发掘面积为1230 平方米［2］ 。
瓮城基址揭示部分平面略呈长方形， 大致南北走向， 残存东、南、北三面城墙（图版一， 2）。其中东墙外侧残长约42.7、内侧长32.5、下宽6.55 ～6.75、上宽6.25 ～6.35、残高约1.1 米， 最高处残留5 层， 下两层为墙基部分， 上三层为墙体； 墙基及墙体两侧砌法较为工整， 多用条石或石板错缝平砌而成， 黄泥黏接间以石灰抹缝， 墙体与墙基间及墙体自身每层之间有收分； 墙体及墙基中部散乱垫以条石、碎石和石板，石缝间填以泥土和碎砖瓦； 两侧墙基之下均打有较密集的呈不规则排列的木桩以为垫基， 但墙体中间垫石之下未见木桩基础。东墙南端外侧略呈弧角转弯， 内侧基本呈直角与南墙相接。南墙揭示部分长约10 米， 残宽5.6 米， 残存最高约1 米， 砌法与东墙基本相同。北墙破坏严重， 残存部分长约5 米， 残存最宽1.7 米， 高0.4 米， 其内侧与东墙大体呈直角对接， 砌法、结构与东墙、南墙基本相似。瓮城内部仅在东墙内侧中部偏南处发现一长方形石砌平面， 长约10 米， 最宽3.1 米， 多由一层石板平铺而成，局部两层， 该石砌平面高度基本与东墙第二层墙基相若， 估计应为当时地表平面。
据《宝庆四明志》载： 明州“回城门凡十： 西曰望京门， 南曰甬水门， 南东曰鄞江门， 东曰灵桥门、曰来安门、曰东渡门， 东北曰渔浦门， 北曰盐仓门、曰达信门，北西曰郑堰门”。《开庆四明续志》： “北门曰下卸， 旧以鹾舟卸载于此， 命名甚鄙， 且在仓后迂僻。今迁近东造袋局之侧， 比昔疏通轩豁， 乃改新扁， 曰和义。” 又《成化宁波郡志》： “元初， 堕天下城池， 厥后民居侵蚀， 夷为坦途。至正八年（1348 年）， 台州方谷真为寇。十二年（1352 年）， 浙东都元帅纳麟哈刺以台密迩庆元， 筑城以防不测。” 结合层位关系、出土遗物及区域位置分析， 此次发现的瓮城遗址当为元代重筑的和义门瓮城。现原址保护展示于万豪大酒店门前广场。
三、傅家山遗址
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八字村傅家山。2004 年5 ～8 月， 为配合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发掘， 总发掘面积为725 平方米［3］（图版二， 1）。
遗址地层堆积共分8 层， 其中第6 层下发现冲积沟1 条， 第7 层和第8 层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堆积， 发掘过程中主要揭示出干栏式木构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器物570 余件， 包括玉器、石器、骨器、陶器和木器等， 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雕刻艺术品三大类。石器主要器型见有斧、锛、凿、刀、球、砺石、磨盘； 骨器有镞、耜、匕、刀、锥、针、发笄， 以及象牙雕刻的鹰头等； 玉器有璜、环、?、坠； 木器有矛、棒、柄、梭形器、蝶形器； 陶器有釜、罐、盆、盘、钵、器盖、器座、支座。另有一定数量的植物果实、种籽和动物骨骼遗存。遗址年代经14 C 测定为距今7260 年±68 年。
傅家山遗址是一处渔猎、采集和耜耕农业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 也是继河姆渡遗址之后在姚江流域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
现原址填埋保护于沈海高速慈城服务区， 服务区用房亦因傅家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而建为传统建筑式样， 并立有碑铭记录发掘与保护事宜。
四、田螺山遗址
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2001 年底当地村民打井时发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4 年以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进行了多次发掘［4］ ， 迄今总发掘面积为1800 平方米。
遗址总面积约3 万平方米， 层位堆积共分8 层， 其中第3 ～8 层为河姆渡文化层，大体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2 ～4 层。历年发掘过程中主要揭露出多层次、多单元的干栏式木构建筑、木构寨墙、独木桥、二次葬、食物储藏坑、废弃物坑和堆、古水田、田间小路等具有有机联系的一系列聚落遗迹， 并出土陶、石、玉、骨、角、牙、木质文物数千件和极其丰富的木屑、菱角、橡子、动物碎骨等各种动植物遗存。部分器物以前很少或没有出土过， 如人脸形陶釜支脚、象头形陶塑残块、侈口筒腹浅圜底陶釜、周身刻画着几何形与动物形图案的夹炭黑陶器、装饰华丽的夹炭红衣陶盘口釜、形体高达90 厘米的双耳深腹夹炭陶罐、燧石质钻具以及保存完好、加工精细、形态各异的木桨等。遗址年代经测定为距今7000 ～5500 年， 形成时间跨度在1500 年以上。
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它的发掘， 完成了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遗址在姚江流域空间分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的历史跨越， 对研究河姆渡文化的时空分布和社会规模具有重要的价值。现田螺山遗址已辟作现场馆（图版二， 2）， 并已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洞桥东吴纪年墓
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宣裴村南侧蜈蚣岭北坡。2005 年10 ～12 月， 为配合鄞州区垃圾填埋场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抢救发掘［5］ 。
墓葬基本保存完整， 系单砖室券顶墓， 平面呈凸字形， 由甬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向90°（图版三， 1）。甬道平面长方形， 内长1.45、宽1、高1.2 米； 墓室平面长方形， 内长4.55、宽1.55、高2.26 米。出土文物比较丰富， 种类主要见有青瓷簋1 件、青瓷双系罐2 件、青瓷四系罐1 件、青瓷盘口壶1 件、青瓷盂1 件、银手镯1 对、银钗1 只、金串珠1 串3 颗、铜?斗1 件、铜盖盂1 件、铜镜2 面、三足铁灯1 件、铒铛1件、玛瑙珠1 颗、“五铢” 铜钱若干。同时发现有“太平三年” 和“永安三年” 两种不同年号的纪年砖， 其中“太平三年” 为东吴会稽王孙亮年号， 即公元258 年， “永安三年” 为东吴景帝孙休年号， 即公元260 年。“太平三年” 和“永安三年” 相差不过3年， 均属三国东吴后期， 依据就晚原则， 判断墓葬年代为公元260 年左右。
洞桥东吴纪年墓是迄今宁波地区发现的最为完整、规格最高的三国时期纪年墓葬。
墓葬形制结构坚固， 规模中等偏上， 砖纹样式繁复精美， 随葬品组合也相当丰富， 墓主生前应有一定的身份地位。随葬的一面铜镜上刻有“徐氏有自贞作大上三羊示去”
铭文， 其中的徐氏很可能就是墓葬主人， 铜镜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它的发现， 为探讨宁波乃至浙江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风俗和分期断代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和比照对象。该墓现已拆迁保护， 并在宁波博物馆进行了局部复原展示。
六、渔浦码头遗址
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南段东侧， 余姚江西岸， 南靠钱业会馆， 北邻滨江休闲区（原甬江印刷厂）。2006 年10 ～11 月， 为配合和义路二期工程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发掘， 总发掘面积500 平方米［6］ 。
遗址堆积共分4 个文化层， 堆积年代由宋代延续到近现代。码头遗迹发现于第3 文化层之下， 上部已遭近代破坏。揭露部分平面呈“L” 形， 并向南端的地层中延伸， 被叠压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钱业会馆门楼之下， 无法发掘， 其面宽不详。石包土心结构， 残高1.04 米， 面宽已知5.7 米， 进深残长5.38 米。木桩基础， 条石砌筑，石灰黏接。顶桩石露脚0.1 ～0.2 米， 其上全由规整的条石和块石包砌， 上下条石之间有0.01 ～0.02 米的收分， 隔一段距离有一根垂直的拉攀石。包石宽0.7 ～1 米不等， 在转角处特宽， 包石内土心又有木桩加固。顶桩石外侧另有护脚石， 宽0.5 ～0.8 米， 用碎石和卵石铺成（图版三， 2）。包石的土心中有少量的南宋龙泉窑器物出土。结合层位关系、出土遗物、遗迹所在区域位置以及《宝庆四明志》等相关文献记载， 我们推测该码头遗迹可能是南宋时期明州城渔浦门外的码头遗址。
明州（今宁波） 是宋代我国四大对外交通贸易港口之一。在明州的海上交通与对外贸易过程中， 渔浦码头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渔浦码头遗址被原址回填保护于滨江休闲区绿地之下。
七、郭童岙窑址
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郭家峙村西南， 南为馒头山， 北依巧其山， 东临宁横公路， 西部为狭沟。窑址曾在20 世纪80 年代作过初步调查， 当时调查有窑址3 座，并于1986 年被当时的鄞县（现鄞州区） 人民政府公布为乡镇级文物保护点。2007 年5 ～11 月， 为配合卡纳湖谷别墅区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抢救发掘， 总发掘面积近2000 平方米［7］ 。
发掘过程中共清理越窑遗址11 座、残存作坊建筑遗迹2 处、匣钵墙1 处。从发现的11 座窑址来看， 其时代分别属于五代至北宋中晚期。窑址类型可分为两种： 一类是依山而建的龙窑， 8 座， 分别编号Y1 （图版四， 1）、Y2、Y3、Y4、Y7、Y8、Y10 和Y11； 一类是馒头窑， 3 座， 分别编号Y5、Y6 和Y9。收集各类文物标本2 万余件， 其中可复原器物1 万余件， 器型主要包括碗、盘、盆、钵、壶、盏、碟、盅、杯、罐、盏托、韩瓶等生活用具和匣钵、垫具、支具、投柴孔塞、火照等窑具。青瓷产品釉色多青黄， 以刻划纹为主， 风格承袭上林湖窑场， 亦有自身特色。
东钱湖窑场是我国古代烧造越窑青瓷的三大窑场之一， 开烧于东汉， 停烧于北宋晚期， 历经1000 多年。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东钱湖周围古窑址大体可分为郭家峙、窑棚、上水、下水、东吴、白杜和宝幢七个窑区， 本次发掘的郭童岙窑址属于窑棚窑区。它的发掘， 为我国古代窑址考古， 特别是越窑考古提供了又一珍贵物证。经与建设单位协商， 以上发掘的11 座窑址中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10 座现原址填埋保护于卡纳湖谷一期。
八、句章故城
句章故城是在今宁波地域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城邑， 相传始筑于春秋末年， 系越王勾践所建， 秦汉之际为句章县治， 两晋因之， 东晋隆安年间城废， 前后沿用凡八百余年。但由于相关文献记载既简且晚甚至自相矛盾， 同时城址表面迹象也早已湮没难寻，因此关于句章故城的具体方位乃至其兴废年代等始终未有定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2007 年12 月至2008 年5 月、2009 年2 ～7 月、2011 年2 ～9 月相继对句章故城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累计完成勘探面积（含复探面积） 近50 万平方米， 完成试掘面积约50 平方米。考古过程中不仅探明并揭示出部分与句章故城城市设施相关的建筑倒塌堆积、台阶式木构建筑基址、干栏式木构建筑基址、斜坡式卵石路面等重要遗迹现象和城外窑址、墓葬区， 同时还采集到各类标本数百份， 主要包括一批春秋战国至两晋时期的筒瓦、板瓦、瓦当、砖块等建筑构件和印纹陶、泥质陶、原始瓷、青瓷及漆木类生活用具。这些遗迹与遗物的发现， 成为推断句章故城具体方位及其始建年代最为直接也最为明确的考古学证据［8］ 。
句章故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解决了历史上关于句章故城地望的不同纷争， 确认句章故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的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乍山翻水站一带， 其城址文化堆积范围大致在南临姚江， 西倚大湾山， 东至焦家山西侧， 北邻王家坝村南的区域内， 面积约10 万平方米（图版四， 2）； 二是证实了句章故城的始建年代确在战国时期， 至少当时这里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聚落和官署机构存在， 秦汉时期的句章县治即建立在早期句章城的基础之上， 这与后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 也可互为印证； 三是发现了与古句章港相关的遗迹现象， 为探讨宁波地区古代港口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九、汪大猷墓
位于余姚市大隐镇章山行政村的下磨村后山（当地人称狮子山）。2009 年2 ～4 月，为配合双溪口水库工程建设， 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抢救发掘［9］ 。
墓地整体规模宏大， 形制结构严谨， 但遭破坏严重。墓上原有建筑如望柱、神道、石像生、享堂、牌坊、拜坛等多被损毁， 现仅存一段长约30 米的神道、1 只石马、1 只石羊基座， 以及享堂与牌坊基址等。墓冢封土已塌陷， 见有盗洞两处， 但封土中条石墓圹、封土前护坡墙、封土周围卵石环墉等保留尚好（图版五， 1）。地下墓室为砖椁石顶并列双穴式合葬墓， 平面长方形， 墓向270°， 分两北两室。其中南墓室长3.2、宽1、高1 米， 砖砌墓壁， 石板盖顶； 北墓室长3.2、宽1.2、残高0.4 ～0.75 米， 盖顶石板已缺失。墓室内出土遗物仅7 件， 包括陶壶盖1 件， 铜镜1 面， “天禧通宝”、“皇宋通宝”、“嘉?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 铜钱各1 枚。墓室后另设有一长方形砖砌明器室， 室长1.66、宽1、高0.4 米， 室内出土遗物共8 件， 包括陶盘、盒、瓶、盆、杯、罐、器盖各1 件， 串珠1 串， 陶器皆小巧， 均为陪葬明器。此外， 在墓表扰土及墓地周边还采集到遗物5 件， 包括黑釉碗1 件、陶兽形建筑构件1 件、瓦当1 件、石雕窗棂1 件， 墓志1 方。墓志已残碎， 拼接后长120、宽80、厚12 厘米， 上刻正楷小字， 主要记录的是汪大猷的生平事迹及其家族情况。
汪大猷， 字仲嘉， 系《宋史》上有迹可查的名臣， 生于1120 年， 历高宗、孝宗、光宗三朝， 曾任权吏部尚书等职， 1200 年去世后与夫人楼氏合葬于今墓位置。汪大猷墓是宁波地区经正式发掘过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南宋时期墓葬之一， 它的发掘，不仅为探讨南宋高等级墓葬形制与当时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时也为研究四明汪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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