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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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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和中国崛起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其中，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基层民主、粮食安全等又是这些热点话题中的核心内容。本书以中央一号文件为切入点，以作者多年的一手采访资料为素材，全面、深刻、翔实地解读了这些核心内容。全书图文并茂，适合广大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阅读。尤其是既可以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理政的参考读物，也可以作为广大公务员考生备考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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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并不都是引人瞩目的成绩和速度，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在这诸多问题中，“三农”问题不仅关系着八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更贯穿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农民穷、农业弱、农村落后，构成了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也成为了中国亟需破解的“一号问题”。
本书聚焦“三农”问题，通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发布的十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科学推进新农村建设，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本书论述的主要方面。
作者对话权威人士，追踪顶层设计，踏访大江南北，挖掘草根智慧，试图拨开历史烟云和现实迷雾，分辨农村改革的一块块“暗碓”，寻找城乡一体化的最佳“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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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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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远，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临沂市人。坚守调查研究和公益责任的新闻理念，提出和实践“记者的眼睛＋学者的大脑”的报道模式，长期跟踪中国“三农”问题和改革进程，被誉为“专家型记者”。多年参与策划、组织和采写“中国新闻名专栏”——新华社“新华视点”的深度报道，10余篇新闻作品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30多篇调研报道引起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对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08年曾作为新闻界代表，受聘中国农村改革30年百人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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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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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崛起”绕不开“一号问题”
第一篇 中国特色——“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
解密小岗：亿万农民成为“一号文件”主角
中国改革为何从小岗村”破壳而出”
改革“先行者”为何没成为“先富者”
小岗“二次改革”：亿万农民的未来
14个一号文件：中国农民的“改革记忆”
二、高端对话：用“一号文件”求解“一号问题”
分期：农村改革“三大步”凸现“两个黄金期”
主线：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原则农民的事农民“做主”，基层干部切勿“越权”
未来中国农村改革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三、改革回声——追踪九号院和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者，
赵树凯：九号院，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袁崇法九号院，年轻人锻炼的“政治舞台”
“编外成员”包永江：改革“统派统购”背后的交锋
九号院，退出政治舞台的历史思索
那些中国农村政策的“看门人”
四、改革开放以来14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
第二篇 亿万农民——和平崛起面临的“最大国情”
一、改革起点：农民在社会阶层中是老几
首位是农民，“末流”也是农民
“三把剪刀”：剪出来的“农民真穷”
从“重农之力”到“重农之利”
二、农民工体制：“糟糕的日子”正在减少
农民工讨薪杀人，社会学家为什么求情
农民工子女：“我是谁”的追问与希望
温岭调查“工资谈判”制度的改革范本
农民工从集体“失语”到代表“发声”
社会组织维权，比政府效率更高
三、希望在前方，“拐点”在哪里
“同命不同价”终结：打开城乡二元体制的缺口
农民收入增速13年首超市民，“拐点”到了吗
打开农民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
四、尊重亿万农民的“三个基本要求”
农民的“政治要求”：民主自治落实“四权”
农民的“经济要求”：增收致富扭转差距
农民的“社会要求”：公正平等国民待遇
第三篇 粮食！水！——中国离“现代农业”还有多远
一、谁来养活中国——仍在求解的“一号问题”
“饥荒情结”：三姑为何坚守“存粮上万斤”
粮食崇拜：从《狗日的粮食》到《天下粮仓》
历史镜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
粮食安全：中国为什么选择“紧平衡”战略门
丰收隐忧：农民“被动种粮”与干部“上热下冷”
世纪之忧：世界会爆发“粮食战争”吗
二、重提“农业现代化”：几代人理想为何没实现
理念交锋：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谁抓农业谁落后”是传统农业理念
“家庭承包”能支撑“现代农业”吗
对话李忠新：从“章丘探索”看现代农业路径
三、“贫水大国”的新觉醒，
从“农业真危险”到“农业真传统”
“母亲河”累了，她需要休养生息
从“为石油而战”到“为水而战”？
用4万亿打造“水产业”，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第四篇 不进则退——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
一、新农村：几亿农民也要过“体面的生活”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方位”
城镇化是方向，为何还搞“新农村”
“变味”的新农村建设：警惕5个误区门
“三大现象”考验中国“城乡统筹”战略
二、邯郸调查：“以工补农”如何补“以城带乡”如何带
330个示范村：“四难”当路，新农村建设怎么办
白寨模式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中国样本”门
对话王孟堂让更多农民由“无产者”变“有产者”
二、中国农村“草根民主”的喜与忧
在中国，最有“民主素养”的是农民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有多难
两个“体制性矛盾”仍然待解
群众上访：多看看硬币的“正面”
四、三大问题事关未来一重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对待农民群众
如何让农民“科学有序”组织起来
如何“积极稳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资料
后记从“记录者”到“嘹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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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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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回声——追踪九号院和中央一号文件起草者
谈中央一号文件，不能不提著名的“九号院”。在改革之初，引领中国农村改革的“5个一号文件”，就是在这里起草形成。
笔者多方求证发现，“九号院”的确切地址是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如今，院子东侧的正门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牌子。有一个历史时期，很多人没在意礼王府，却牢牢记住了“九号院”的名字。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
“九号院”作为一个特殊代号，成为许多三农学者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也成为不少关心农民问题的人士向往的“思想高地”。
与曾经在“九号院”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学者和官员交流，笔者常常有一种触摸历史的神秘感。这种感觉让人不断感受到起草者的政治智慧、人格力量和情感寄托。尽管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但许多东西仍闪烁着人性光辉，闪耀着思想光芒，至今保持着可贵的历史温度，给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
1. 赵树凯：九号院，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追踪九号院，赵树凯是一位有发言权的三农学者，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早年曾在九号院工作。笔者与他是山东老乡，看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感觉他对三农问题很熟悉，不仅有真知灼见，关键是倾注了真情实感。
在他的办公室，递过来的名片上还注明：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这个基金会每年参与主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因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参加，许多跨国公司老板都会包机来京参会，国际影响很大。我们由此谈起，谈到农民工子女上学难，谈到中美基础教育的差距，谈到中国乡村治理问题，话很投机。
最后我们谈到了“九号院”，他更有谈兴了。他找出自己写的一些九号院的文字，打印给笔者，有的已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观察》上。这些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字，有一个共同指向：九号院与中国农村。
（1）“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
时光飞逝，现在路过九号院，赵树凯仍然感慨万千：九号院尽管已从农村研究者的视线里模糊，但当年，这里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际会之所，院落内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农村改革息息相关。
有一次，他坐在车里，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院落渐行渐远，心头悠悠升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之感。“我想起了宋人的词：‘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只不过，我不是渔夫樵夫罢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赵树凯第一次走进九号院。报到后，他被分配在秘书处。
当时，“大包干”正席卷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他就陷入一系列会议、出差、汇报中，切身体验到这里其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
那个时候，除了这个部门以外，党中央和国务院里再没有其他专门的农村政策研究单位。秘书处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文印室内几个老式的打字机整日作响，各类文稿源源不断地打印装订，累得两个打字员姑娘三天两头哭鼻子。
以他本人有限的观察参与来判断，每个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都由一系列调研活动和若干大小会议构成。文件形成后期，要召开由各省市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集中讨论，开始叫“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后来叫“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后来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那时会议很长。在赵树凯的印象里，讨论改革之初第二个一号文件（1983年）的会议，从北京开到天津，时间将近20天。因为“政策坚冰”基本打破，意见分歧不像1982年制定第一个一号文件讨论包产到户那样尖锐。但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迫切要解决的：地承包到户了，是否允许私人购买大型农机具？雇工已出现，但政策是否允许？今天看来，这些不成其为问题，但当时则属于大政方针，急需回答。
关于争议比较大的政策问题，往往要等到中央最高领导表态，有的是口头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农民搞长途贩运，有材料说是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当时的总书记就批示说“不对，是二郎神”（解决农村流通困难的神）。这些最高层表态，是政策文件的重要依据。从1982年承包到户的一号文件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4个一号文件，及时回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有效突破了束缚农民的旧体制，奠定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基本架构。
九号院里的农村研究机构还有另外一块牌子，开始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年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心有一笔数目不菲的专款，用于资助社会力量的研究课题，还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当时，西方学者通过这个中心来到中国，九号院的领导借此吸收外方意见，还安排西方学者与国务院领导会见讨论。当时的九号院，名副其实“执中国农村研究之牛耳”，可谓“极一时之盛”。
（2）六个鸡蛋、农民协会和阳光政治
谈九号院的“参谋部”作用，不能不提九号院的“诸老”。赵树凯认为，从“诸老”身上，或许可以捕捉中国政治的沧桑流变，品味改革年代的风云激荡，甚至还有更多领悟。他列举了杜润生、纪登奎、王郁昭、朱则民、朱厚泽等一连串老同志。这里只摘录几位“老领导”的片断，供大家品评。
赵树凯有一次随朱老（朱则民）去河北调研。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至今让他难以忘怀。那时没有高速路，他们从一个县出发到石家庄，因为需要四小时路程，县委书记让招待所准备了6个熟鸡蛋。“到了省城晚上散步时，我告诉朱老还有几个鸡蛋。他马上问给县里钱了吗，我说没有。朱老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懂规矩，怎么可以白吃白拿！你为什么不给钱？马上给他们寄1块钱，就从我的工资里扣。’当天晚上，我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为白拿6个鸡蛋作了检讨，并随信寄了一块钱。”
“今天看来，这件事情近乎滑稽，但当时朱老是严肃认真的。”这让赵树凯感受到一个老党员的信念和自律。那个时期官员比较清廉，虽然群众运动是重要保障机制，但从个人来说，信念支持和道德情怀也是重要因素。这里有趣的问题是，信念和制度究竟是何种关系？制度对于保障社会运行至关重要，但制度主义不能解释一切。信念的力量该如何量化在制度分析中，这是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困惑。
朱老喜欢写诗。赵树凯结婚的时候，他送了一个大影集和一首诗。
诗歌别有意味，赵树凯至今记的第一句——“爱情是什么，上帝也说不清楚”。
“建议成立农民协会，是九号院里许多老同志的希望。”赵树凯回忆说，1979年10月，国家农委党组向中央呈送“关于把贫下中农协会改为农民协会的请示报告”，邓小平等几位领导同志表示同意。在九号院里，朱老无论是闲谈，还是与地方党政领导座谈，他都反复申明：“共产党靠组织农民起家，不应该怕农民组织起来，应该允许成立农民协会。”
九号院的研究机构撤销以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杜润生等七八位老同志曾经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建议。写信不止一次，其中有一次是赵树凯负责安排打印并校对的。这些老同志认为，应该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聊及这类问题的时候，朱老多次问我什么看法。那时候我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研究思考，回答每每含糊其词。”
朱厚泽先生是从中宣部部长下来后到九号院的，担任中央农研室副主任，那是1987年上半年。执掌中宣部时，他曾提出著名的“三宽”主张。他主张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面对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应该宽松、宽容、宽厚。
退出政坛以后，朱厚泽的一些文章和思考仍受到社会关注。赵树凯认为，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呼唤阳光政治”和“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有一篇重要的纪念文章这样写道：“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闱深处，一言九鼎。”
老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九号院培养的新一代又成长起来。2006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6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胡锦涛总书记主持这次集体学习。赵树凯是这次学习的主讲专家。
会后，他离开中南海，已是薄暮时分。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这次讲课情景，他不知怎么又想起了九号院的老人。人生是一部书，九号院里“诸老”更是如此。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往事构成了党的历史的重要部分。也许，正是那些饱经风雨的智慧老人，正是那些朴实真诚的家国情怀，正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为政理想，正是那些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使年轻一代锻炼成长起来，为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明天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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