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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同为老北京的名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而今天门牌标着23号的这个大院、这组楼宇，是全国人大机关办公区之一，是我多年办事、办会、办文的地方，始终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3年全国人大换届后，我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任职。我的办公室也从人民大会堂搬到“西交民巷23号”，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新“家”。
不熟悉北京的人们，通常不易发现于人民大会堂南门对过、近在咫尺还有这样一处外观看似普通、实际很了不起的大楼；也无从得知这座大楼的主人们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下汗马功劳。
23号院作为全国人大的办公区已有很多年，西交民巷南侧的新办公楼（门牌为前门西大街1号）建成启用前，多数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单位集中在23号院办公。有人曾形容，这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人才资源基地。
正如人对故乡的眷念一样，对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那份感情，是很难从心田抹掉的。我怀念“23号”这块牌匾，怀念这座功能齐全的楼宇，我也怀念在这里一起共过事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我们曾一起走来，但今天我们都不愿意说已经离去。
1970年到2012年，人民大会堂到西郊民巷23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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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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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国资深外交家吕聪敏先生继《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之后的又一新作。作为总理秘书、全国人大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作者在书中补忆了从事外交工作半个世纪以来的若干片段，以及秘书与机关工作的经验感悟，并用相当篇幅谈及素质能力、品质修养和人生哲理方面的内容，娓娓道来，让人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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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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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聪敏，1958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63年毕业后，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机关、全国人大机关任职，长期从事外交外事工作。2009年退休后，任全国人大特邀专家（外事），同时兼任南开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教授。出版有《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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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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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外交感录
一段难忘的记忆
闪光的外交智慧
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让世界认知一个真实的中国
忆竞选议联执委
中加建交40年回顾
写在《枫叶之国——加拿大》出版时
中日关系的话题何时才能不沉重
域外文踪
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怀念“飞虎队”老战士特德?史蒂文斯
忆三位日本政坛老人
再访首尔有感
走近韩国农夫成范永
旅日散记
秋色如歌
他们依然闪光多彩——记中国的老外交官
祖国永恒—记老同学吴钟华
南国走出的外交官刘汝才
毛主席亲点其名的外交官汤铭新
人生无尽
秘书的品质需要打磨
练好“看家本领”—公文写作
感受讲话的魅力
读书心得
做事的“要与不要”
大学几年应该怎么度过
什么是最大的财富
人生是弯曲流淌的河
一生了悟唯三字——讲真话
点墨寄情
人到无求品自高——记发小刘济民
心河长流——记老领导吴凡吾
多彩人生在蓝天——记“老民航”徐柏龄
谱写人民心声——记著名作曲家吕远
玉环的女儿——记著名作家叶文玲
企业文化也有别样风景——记青年企业家郑雷飞
我为华西歌一曲
南下追梦到台州
故园寻梦
青城在我心中
当《草原晨曲》响起的时候
鄂尔多斯，一只翱翔的鹰
阿拉善，留给我太多的梦
外婆和老屋
祝福母校——南开大学
寄语母校——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后记 从人民大会堂到西交民巷23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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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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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三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书—《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讲述了我从事外交工作以来的若干片断。做这件事是受到外交部一些老同志的影响和启发，他们虽然离休或退休，依然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自己同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不妨也试一试，或许会有点用处。
在确定写作内容时，我不断在思考：一个人的成长，或能取得一些成绩，总是得益于多方面的帮助，外交干部当然也不例外。《外交人生》那本书的内容比较宽泛，没有局限于外交外事方面。我的本意是想从不同侧面交代自己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去感悟那些曾使我得到锻炼的事件和环境，去感念那些曾帮助和影响过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
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写了现在这本题为“西交民巷23号院随想”的新书，回忆、思考、叙事，可视为《外交人生》的续篇。其中少数几篇在《外交人生》一书中曾有过，吸收到本书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人不能没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离开外交第一线多有时日的人，怎么可能对当前形势和外交工作说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语惊四座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去写呢？说实话，这是职业习惯使然，脑子闲不住。把事情说得很透彻，不甚现实。凭着过去的一些积累和现在的一些思考，对自己感兴趣或关心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本新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讲素质能力、品质修养和人生哲理方面的内容，因为这是我平时偏爱的一些题目。上了年纪的人对人生和事业的感悟和年轻人是不同的。一件事情，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历经岁月磨炼的人或涉世未深的人来说，其理解和含义是有差别的。我在书中讲了不少熟识或不熟识的人的故事，原因是我当初接触他们的故事时确曾被感动过，随手写下我的感想，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他们留存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现在我把这些感想转述给其他朋友，使更多的人受到启发，这是我的愿望。
我自认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有关家乡、母校、同事、亲友的文字，是心语真情的流露，表达的是一种撕扯不断的情缘。如果读者通过我的叙述发现不同人身上体现的真善美，那我就相当欣慰了。
我撰写和汇集这些文稿，不是要表达什么宏论高见、要言妙道，而是想坦露退休后的内心感受和真实的生活状态，进而表达对朴素、健康人生的追求。我觉得，离退休其实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不必那么悲观和消沉。人生的这一段谁也绕不开，都是早晚的事。能把离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快乐的人是明白人。究竟怎么过？过法有多种。尽可能理性地思考经历过的事，并用一种端正、积极的心态观察和看待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个方法好，因为它不背思想包袱。这是我的看法，并以此要求自己，虽然做得不一定都好。
读者可能奇怪为什么用“西交民巷23号院随想”作为书名，这对与我一起共事的朋友自然不是个问题。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同为北京的名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而今天门牌标着“23号”的这个大院、这组楼宇，是全国人大机关办公区之一，是我过去多年和现在办事、办会、办文的地方。全国人大领导十分关心我们这些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志，在23号院为大家保留了设施完善的办公室，使我们始终有一种“家”的感觉。我的这些书稿从酝酿到写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自认为，以“23号院随想”为书名，能较为贴切地表达我的这份感情和缘分。
付梓在即，不免惶恐，不知读者如何看待这些内容没有什么新奇、文字谈不上精美、道理远非深邃的文章。我本人不敢有什么奢求，只希望这册小书能起到与大家交流的作用。
一段难忘的记忆
在漫漫人生中，总会有一段或几段难忘的岁月。在自己钟爱的职业生涯中，总有一些值得珍惜的经历。
著名作家叶文玲在一篇散文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岁月是无尽的长河，这道滚滚流淌的长河能够沉积在我们记忆中的，无疑是岁月里的金子。”
这句话，人人皆可借鉴，当然我不会例外。默默翻看那留存在身边的数百张照片，细细翻阅那记述大大小小外事活动的文字，欣喜地发现，原来我也积聚了许多“金子”。凝视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回味那清泉般相处的日子，情思依依，其乐无穷。
这里我想记述的，是为李鹏同志开展外事国务活动提供服务的15个春秋。这是我人生履历中一段“金子”般的特殊岁月。
我敬识李鹏同志，并与他有较多近距离接触，是在1985年7月，他以副总理身份陪同李先念主席访问加拿大。我当时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在这次重要的接待任务中，分工负责联络和礼宾协调。出访期间李鹏同志公务繁忙，不可能对我有太深的印象。未曾想到，两年半后，我当了他的外事秘书。见面后他与我聊起访加的各种故事和活动片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仍然那么生动、亲切。
李鹏同志不曾知道，我熟悉他的生平源于回答加拿大外交部东亚司的一次询问。李鹏作为李先念访加的首席陪同，加方对他的生平格外关注，而我方提供的文字介绍又比较简单，为了作好接待和宣传，加方希望多了解一些。作为这次访问的使馆联络官，我认为在职责和授权范围内应尽力帮加方这个忙。在我的口头介绍中，加方尤感兴趣的是“革命先烈、中共老一辈革命家李硕勋之子”这一条。当我讲到李硕勋在1931年9月中旬一天的清晨在海口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加方朋友神情顿然严肃起来。他们未必理解一名共产党员为了自己的信仰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气节，但可以看出他们对李鹏年仅28岁的父亲献身事业的壮举背后深含的意义以及李鹏本人成长的背景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作为李鹏同志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清楚地感到，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待人诚恳、循循善诱，使我从内心感到温暖、踏实。他工作勤勉、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我在接待他访加时有亲身感受。他同加拿大高校校长座谈，会见中国留学人员，参观水电站、核电站等活动，我都在场，看到他参观极为仔细，交谈极为认真，不时地提问，不停地记笔记。我一是感动，二是惭愧，年纪尚轻的我竟没有养成这样良好的习惯。我被调去担任他的外事秘书，是我未曾料到的荣幸。在中南海10年，在人民大会堂5年，使我有了直接向他求教、学习的机会。
祖国永恒、人民至上，是他人生和事业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外交工作始终如一坚守的信念。1983年6月他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从事繁重的国内工作，还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开展了广泛的外事活动。到1988年初的这几年，苏联、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朝鲜以及北非的突尼斯和“世界火炉”苏丹均留下他的足迹。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那段艰难过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重大事件，如解除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屯兵百万对我国构成的威胁，开启中越关系正常化，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等。
李鹏同志是在改革开放初始时期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国家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善。李鹏同志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和时代感，倾注全部热情投身国家建设和对外开放事业，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把我国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介绍给外部世界，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自1979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措施。李鹏作为中国政府的副总理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在外国人看来，既是重要的也是可信的。
他在对外活动中的求真务实精神，给同他有过接触的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中苏经贸科技混委会上发言，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的运河船闸和在加拿大水利水电工程的考察，在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地区座谈，在联邦德国考察电站和内河航运、参观西门子电子元件中心和汽车工厂，在日本参观三菱、三井、东京电力等大型企业，每到一地都是有备而来，全神贯注。从工业布局、企业历史到产品制造工艺、性能、造价、市场环境、同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优劣比较以及我国在对比之下存在的差距、双方借鉴和合作的前景等，他都一一仔细了解和探讨。参观中的大量数据都是他亲手记录积累的。他的敬业、他的务实、他的认真是超凡的，多年在他身边工作，我看在眼里，感悟在心里，他是我学习的楷模。
1988年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换届之年，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综观他第一个总理任期的5年，世界各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和冲突中重新分化与组合，国际风云变幻。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我国联合施压。面对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同志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极其英明地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战略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李鹏同志会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为突破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开展了艰巨浩繁的对外活动。在同美国等外国政要的一系列谈话和其他外事场合，他向国际社会郑重昭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动摇；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决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屈从外国的压力，完全有信心克服目前的困难。李鹏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顶住压力、打破制裁的过程。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丰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会议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屡遭失败，反华不得人心；二是西方多国政要纷纷以不同方式与我国恢复高层接触，“制裁”名存实亡；三是我国的国际声望和影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升和扩大了，突出表现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各国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继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结束了近30年关系恶化的历史，1990年又有5个国家同我国建交或复交。一年之后，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我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并同波罗的海三国建交。1992年，我国先后同新独立的13个中亚和东欧国家以及以色列、韩国建交。1993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5周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面向21世纪、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共识。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继续发展，拉奥总理成功访华，双方签署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在这5年间，周边许多国家都留下了李鹏的足迹。李鹏身体力行，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同周边各国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务实合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周边环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李鹏同志第一个总理任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岁月，国家从动乱走向稳定，改革开放进程从面临挫折走向巩固和发展。跟着他走过那段时光的我，被他的无怨无悔、赤胆忠心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
1993年是李鹏同志第二个总理任期的开始之年。这一年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的第二年，国际关系和主要国家的内外政策开始进入一个调整的过程。党中央审时度势，登高望远，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的走向，中国外交呈现全方位、大发展的态势。打开1993年至1998年中国外交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增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善和发展，在以联合国事务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中发挥了独特、积极的作用，国际声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李鹏同志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和实际需要出发，紧紧围绕国家外交的总体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94年，他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等中亚4国和蒙古国，就解决中哈、中吉边界问题达成一致，增强了中亚国家在能源等领域对华合作的信心；中蒙签订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对中蒙长达4
000公里的边界线保持长期安宁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中俄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实现多次互访和会晤，特别是在1996年签订中俄第三个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充实中俄两国这一新的国家关系定位的内容，当年12月李鹏访俄，正式启动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这些成果为此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度困扰中美关系的问题相继得到解决，美国国会否决了反对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李鹏同志先后访问了墨西哥、智利、古巴和巴西等拉美国家和非洲7国。在总结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访问成果时，他强调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同发展中国家搞合作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随着国力的增强，在逐步加大（特别是对非洲）援助的同时，应该积极探索合作方式多样化的路子。
1995年，李鹏同志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访问。在加总理克雷蒂安盛大的欢迎宴会上，李鹏有一篇精彩的即席演讲。他说，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保持发展势头，主要原因有五条：第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坚强的；第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为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团结稳定的国内形势为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第四，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旨的对外政策，为我国赢得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五，世界一切开明的、友好的力量和人士给予中国宝贵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的1997年11月，李鹏再次访日。他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抬头、年青一代对华缺乏认知的现实出发，与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和政界其他人士坦诚交换意见，强调应加倍警惕任何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干扰。这次访问对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5年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外交空前活跃，为我国对外工作开辟了新的广阔舞台。江泽民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1995年10月），出席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李鹏先后出席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3月）、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首届亚欧会议（1996年3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1996年11月）等。国家主要领导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虽内容有所不同和侧重，但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1998年3月，李鹏结束了长达10年的两届总理任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当起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的领导重任。立法和监督是人大工作的主项，他在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对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也很重视，为开拓人大外事工作新局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记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不久，李鹏同志即明确要求人大机关的外事干部努力探索和实践，不断深化同外国议会的实质性交流，使其走上机制化的轨道。他说，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目标，并要注意发挥全国人大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要充分认识加强与各国议会的交往，对扩大和巩固我国与各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他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先后与美国国会众议院、加拿大议会、意大利议会、欧洲议会等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深化了实质性对话。与此同时，全国人大还通过建立友好小组的方式，同多数国家议会保持经常性友好联系。
在李鹏同志倡导下，九届全国人大充分利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搭建的平台，广泛开展多边议会外交活动。
2000年8月底9月初，李鹏率团赴纽约出席千年议长大会（即首届世界议长大会）。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同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议会组织“各国议会联盟”合作成果的集中体现。我清楚记得李鹏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的情景。他开宗明义地讲道：“当我走上这个讲坛时，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在我心中升起。世纪之交，人类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在总体上走向缓和，这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并非太平盛世，人类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李鹏又以如下庄严的承诺结束大会限定的5分钟讲话：“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强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自己也永远不会称霸。”当时我特别留意观察2
000位代表对李鹏讲话专注的神情。李鹏提出的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以及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等处理国家关系、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得到与会者的积极评价和广泛赞同。千年议长大会的成功召开和李鹏率团与会所做的大量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坚定态度。
促进亚洲各国议会的交流与合作，是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工作的一个重点。在我方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议会组织“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宣告成立，这是亚洲议会合作走上机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2002年4月，“亚洲议会和平协会”年会在我国举行。这是中国全国人大继1996年成功主办第九十六届议联大会后第二次作为东道主承办国际性议会大会。闭幕时李鹏委员长与30多位外国议长和代表团团长共同签署的会议成果文件《重庆宣言》，突出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集中反映了亚洲议会界一系列重要共识。
我和全国人大其他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亲历和见证了全国人大不断开拓议会外交新局面的历程。胡锦涛主席曾多次强调议会交往对发展国家关系至关重要。在吴邦国委员长领导下，十届和十一届全国人大对外工作进一步拓展，取得许多新的成果。与外国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不断扩大和完善，交流更加深入。全国人大全面参与议会多边活动，为第二、第三届世界议长大会的成功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天，在众多有影响的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都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影，在各种重要议会讲坛，都能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每每亲临这些场合，我和我的同事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豪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一定会继续扎实推进，为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闪光的外交智慧
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把传统哲学理念运用于外交事务的众多案例。我们的先辈创造的智慧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些哲理是指引我们拨开迷雾、绕过暗礁、顺利前行的标识。
见机而行，顺势而为，后发制人，弯弓不发，求同存异，不卑不亢，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居安思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言简意赅、言近旨远的文字，是我们对外交往的明灯和钥匙。
外交工作既有交流、合作，也有交锋和斗争。同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外交工作更加艰巨。我国外交界把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归纳为三个“大”：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催生这“三大”的因素有四个：西亚北非局势动荡、金融危机和与此相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加快崛起、美国以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为重点的全球战略调整。
现在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年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国际格局加快转换和演变的背景下，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外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机遇与挑战并存依然是我国面临的基本现实。
一方面，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上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这既是客观需要，也是我们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双边和多边）正在经历深刻调整。西方对我国合作和遏制的两手都在加强。我国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利益分歧和摩擦也在增多。世界各主要力量看待我国发展的心态失衡，使我国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和难度。
实践证明，在浩繁艰巨的对外工作中，既要准确把握外交战略和大政方针，又要娴熟运用外交策略；既要善于沟通和交流，又要讲究辩争和交锋的艺术，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外交工作的主要使命简言之是四个方面：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民族尊严。这四条是要坚决维护的，该争的一定要争。对侵犯我国主权、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损害我国权益、亵渎我民族尊严的行为，一定要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地作出反应，给予反击，但要讲究策略，方式方法要得当。
见机而行
在对外交涉中，既要做到有理、有利，还要注意有节。切忌感情用事。要掌握火候，注意分寸，否则事与愿违。为了维护我国的利益，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既要有胆，还要有识；既需要勇气，还要有智慧。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妥善处理面临的问题。
见机而行，核心是“见机”。采取一项外交行动，或就某一事件作出重要表态，要把握时机，早一步不行，晚一步也不行。时机不到，不能心急；时机一到，切莫错失。时机的把握在外交工作中十分重要。成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就是这个意思。在对外交涉中，底牌何时亮出，原有的方案是否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谈判、交涉的情况作必要调整或改变，都需要慎重斟酌。处理得好，就能掌握主动。
顺势而为
外交领域面临的问题有的非常复杂，特别是那些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十分敏感、棘手，南海问题就是一例。我国的权益要理直气壮地讲，但维护大局稳定是工作前提。目前，彻底解决南海问题的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从现在的形势看，有关南海问题的争议将可能长期进行下去，关键是地区各国要把有关争议切实限定在可控范围内。据我理解，“顺势而为”正是我们当前的做法。积极主动做有关各方的工作，既维权又维稳，就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后发制人
这是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策略。意思是说，我们不去挑起争端，不去带头争论，不去激化矛盾，“不打第一枪”。这样做，政治上就取得了主动权。我们同西方政界打交道时，经常因一些问题发生争论，无一不是对方挑起的，我们被迫“应战”，有理有据。
有的西方政客出于意识形态的偏执和选举政治的利益驱使，挑起争端是他们本能的习性，往往表现得迫不及待，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我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法，待对方充分表演之后再有针对性地作出反应，这样做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即便不能使对方完全同意或接受我方的看法，至少能迫使对方认真对待，有所收敛。
退避三舍、弯弓不发
这两句成语的意思都是强调冷静、沉着。退避三舍，是说事件一旦发生先忍一忍，退一退，给你警告。如果你对警告置若罔闻，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再警告，但事不过三，忍耐是有限度的。
弯弓不发，也是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留有余地，必要时藏一手，有备无患，不必一次把所有的招数都使尽。国际上的事不仅复杂，而且多变。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尽相同，与我国的关系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其中的利弊得失要审慎权衡，该作出反应的当应毫不含糊，不该或不急于表态的要静观事态的发展。事事都冲在第一线，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和必要。
求同存异
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创造，也是一大亮点。这四个字的本意，是指在不丧失大原则、不损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作某些妥协和让步，把分歧挂起来，坚持共同点。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要善于去发现、去捕捉利益或认识的汇合点。国家如此众多，不可能都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思维、一种发展模式、一种发展水平。我国与他国有差异是正常的，不存在差异就没有开展对话的必要。“求同存异”是和平共处、友好相处的前提。
外交就是通过国家间的交往增进了解、求同存异、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发展共同利益。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50年代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取得重大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原则，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化解了会议出现的矛盾，催生了至今仍被广为称颂的万隆精神。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出色工作，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弘扬了国威，赢得了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同情。
不卑不亢
意思是既不自卑，也不高傲，言行自然而得体。这是我们在对外交往中一贯提倡的作风。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对即将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一段谈话。他说：你们出国，是为了寻求朋友，寻求团结与和平，寻求知识的。因此，大家要善于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我们的代表们，在国际交往中，应当保持不卑不亢、谦虚谨慎的作风。大家在国外的言谈代表几亿中国人民，因此要严肃，但不要拘谨，每个人的言行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体现出自己的代表性来。
周恩来60多年前的这段话，语重心长，今天听来依然亲切。几代中央领导人一贯重视在外交上要做左中右各种政治倾向人物的工作，做到不卑不亢。外交部也经常提醒外交干部在对外交往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体现不卑不亢的外交风范。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当时给我方确定的接待方针中就包含“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的内容。
1989年5月，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高级会晤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在礼仪、热度等方面如何把握分寸，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说，在礼仪安排上不要太热，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简单的6个字，准确界定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和现状。从这些事例看，形式上是礼宾、礼仪问题，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
韬光养晦
这句成语，字面上讲，是比喻隐藏才能，收敛锋芒。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形势多次讲过“韬光养晦”，同时还讲“有所作为”。小平同志把这8个字是作为战略方针的内容提出的，讲得十分透彻、严谨。他说：韬光养晦，就是心怀大志，埋头苦干，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力避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有所作为，就是增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量力而行，顺势而为，积极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后来，江泽民同志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我们能够并且有条件做到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是指必须做而又能做的事要尽量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现实可能去办事情。
居安思危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警示语。忧患意识不能丢，越是形势好，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记得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未雨绸缪，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切实抓住机遇、化解挑战，不断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锦涛同志多年前讲过的这段话，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确有困难和风险，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事事都是“形势大好”，一派光明景象。危机是现实存在的，警钟应该长鸣。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至今持续，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影响甚大。气候变暖问题突出，我国在此问题上内外均面临严峻形势。国际安全格局利益多元的趋势进一步加剧，我国面临的挑战不能忽视。周边环境中对我国的牵制因素增加。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积极参与和应对，对于我国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更有效地利用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
忧患是客观存在，关键是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不能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深知忧患方可不败，不识忧患必败无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这是我国领导人关于中日关系经常讲的两个概念，是纵观漫长的中日关系史得出的结论。中日关系有过严重的曲折，但在两千年交往的长河中，睦邻友好是主流。对那段不幸的历史不应忘记，不忘是为了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不忘是为了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和后代，不忘是为了正确引导舆论，共同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
为了全面理解上述两句警语，我重新阅读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讲过的两段话。
1954年10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参加我国国庆观礼。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周总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多日本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既然来了，我们很希望诸位多住一个时期，多看一些东西。我们两个国家是近邻，在近60年来曾有过很大隔阂，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恢复往来，两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
邓小平1984年3月在北京与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他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他还说，“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谈话，相隔30年，但他们的谈话有着同一个主旨：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弱国无外交”，是人们很熟悉的一句老话，但它是一句警语。我理解此话的真意是说，国家只有强盛，在国际事务中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才会有影响力。旧中国受人欺凌，任人宰割，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只能是屈辱的。新中国为什么受人尊重，是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把一个充满生机、日益强盛的国家展现给世界。
新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63年的中国外交历经风风雨雨，道路艰难曲折。这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并占据应有地位的63年；这是顶住外来压力和干涉、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63年；这是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63年；这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63年；这是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懈努力的63年；这是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63年。
我是1963年开始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几十年来，经历或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许多事件。我时常在想，新中国外交队伍从小到大，一代接着一代，一些好品格、好作风、好传统代代相传。不论形势有利还是环境险恶，我们的外交总是蕴含着一种底气和骨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这是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气势。这种气势来源于国家的力量。周恩来同志讲过，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负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实践证明，底气和骨气是我国外交工作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品格和素质。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人民政权是中心任务。美国扶蒋据台，又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国土，开国外交经历了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一场震撼敌人、打出国威、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为建国初始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外交上的胜利。开国外交之所以初步打开了局面，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底气和骨气。
朝鲜停战后，亚洲紧张局势趋于缓和。中国政府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以昂扬的姿态和全新的理念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最突出的是三件大事：第一件，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努力下，会议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第二件，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同，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第三件，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与参会各国真诚协商，排除会内会外的干扰和破坏，克服重重困难，使会议取得巨大成功。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倡导的万隆精神，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老一辈外交家不仅体现了非凡的外交智慧和才华、豁达的外交风范和高超的外交艺术，而且体现了深蕴的底气和不屈不挠的骨气。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继续敌视中国，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我国面临来自美苏的双重压力，处境困难。周恩来同志要求外交干部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当时的形势。他说：“美苏一起压我们，这在一定意义上对我们倒是一件好事，考验了我们。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在处境困难时，经过努力定会找到出路，看到光明。”当时的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一论断。美苏对华施压，但我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却有了飞跃性进展，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多数也是在这段时间内解决的。1964年1月中法建交，是中国同西方大国建立的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引起震动。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往空前活跃，共同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积累了资源，奠定了基础。
中国之所以能够顶住美苏双重压力，外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是因为在正确的方针政策背后，有一种充满自信的底气和不畏强权的骨气。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大气候，对我国产生直接冲击，引发政治风波，我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我们的党和政府顶住了西方的压力，打破了制裁，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这是2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国家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免遭一次历史倒退的悲剧？这力量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骨气。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给我们壮了胆，长了志气，也给了我们斗争和工作的智慧。
当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无忧虑时，他说：“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施压和威逼，他直言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绝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不打别国的牌，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
他的铮铮之声，气壮山河，让世界各国人民闻之震撼。当时身处工作一线的外交干部，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应对之策和工作思路，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工作，阵脚不乱，沉着冷静地妥善应对挑战，千方百计化解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外交工作局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周边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新进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从陷入低谷到逐渐恢复和发展。外交工作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就。
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新情况、新挑战有增无减。以亚太和我国周边为例，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采取的重要举措，针对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这给我国的周边外交带来了复杂因素，挑战和麻烦增多。
作为一个关心外交动态的人，我认为，面对新的形势，我国政府的研判是缜密的，保持了应有的冷静，心中有数，一方面同美国巧为周旋，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周边睦邻友好，构建同周边国家的利益共同体，使美国挑拨离间的图谋难以得逞。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亚太近年来形成的基本关系架构和力量对比格局不会因美国调整亚太战略而发生逆转。美国借南海问题做文章，挑拨和破坏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该地区多数国家看来，是祸而不是福。
中美关系，对我国来说重要且复杂。一方面，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和对话是我们一贯主张且全力而为的。另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把中美关系理想化。在国际大势、外交大局中，我们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华防范和遏制的战略。安全上威胁、发展上牵制，是美对华战略中不变的因素。合作中有斗争，对话中有摩擦，是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常态。建交30多年来，我们学会了在此不变的因素和常态中驾驭中美关系的本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日本是我国近邻，中日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中花很多精力对待的一个重要领域。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无论政治、历史、领土、海洋权益、贸易，每次摩擦和冲突，无一不是日本挑起的。有一些偶发事件本来可以妥善解决，也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放纵而升级并激化的。把当前明显没有条件解决的钓鱼岛两国领土主权争议硬推出来发难，一意孤行同中国作对，是其根深蒂固的自我放纵的本性决定的，也是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企图为其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翻案”的政治气候下发生的。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善意经常不被日本准确理解，日本朝野误判了中国社会对日本挑衅的容忍度，也严重误读了中日关系对日本的重要性。此次日本利令智昏制造“购岛”事件，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坚决给以反制和回击，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底气和骨气。
底气来自正义，理直才能做到气壮。骨气来自信仰，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坚定，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维护，必然铸就外交的铮铮铁骨。底气和骨气，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国力不强，谁会在意你的存在，谁会理会你的合理诉求？只有民富国强，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日关系的话题何时才能不沉重
2011年，我曾写过这样一篇短文。
当北京、东京、首尔告别春季进入夏日的时节，新的一期《当代三国》带着自信和友善的微笑与大家见面了。当我展阅该期的各页图文时，心扉被往日的纠结叩击，我掩卷默想，其实作者们意在唤起我们对合作前景的憧憬和祈福。
中国人看问题总是很在意讲大局。中日韩合作继续稳步发展、和衷共济、共创繁荣始终是三国人民矢志以求的目标。这就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大局。
在当前形势下，似有必要重温中国总理温家宝讲过的一段话：
“中日韩互为邻国，又是地区大国，必须从三国和本地区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加强沟通协调，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增进政治互信，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在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三国应保持合理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投入，巩固经济复苏或好转的势头，同时应着眼长远，为三国和本地区经济的稳定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东北亚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在同日本和韩国人士多次接触中，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日韩两国各界对中国领导人传递的和平、友好、合作的信心和希望，有着广泛的认同和强烈的共鸣。这给我一个启示：对于敢于直面现实、正视问题、应对挑战的人来说，看到问题就是看到出路和希望，面临危机就预示着机会的到来。中日韩三个主权国家，毕竟国情不同，可能在一些问题上见解不一，但三国人民渴望相互理解，彼此交流应该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2011年5月，温家宝总理赴日本出席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是一次和衷共济、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会议。在梳理温家宝总理与会的条条信息，进而解读会议的各项成果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巩固传统合作领域的同时，三国将从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大局出发，以进一步加强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为标识，加强在灾害管理与核安全、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造福三国人民。推动中日韩经济发展和彼此的合作，需要智慧、胆识、信心和合力，我们殷切期望三国人民尽享阳光、看到新希望的岁月。
以上短文，是我应约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刊《当代三国》总第4期所写的卷首语。
撰写此文时的心情不错，文章的基调是积极的，因为中日关系从一度的困难和摩擦中有了改善，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前景似乎也看到了曙光。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韩建交20周年。仅就中日关系而言，我们曾希望这个吉祥的年份成为巩固双边关系改善成果的良好契机，并以应有的热情和诚意，于2011年12月接待来访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又于2012年5月13日作为东道国在北京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反映会议成果的《联合宣言》突出“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主题，明确记载三国政府关于增进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扩大社会人文交流、加强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沟通与协调等方面的共识。这一切使人们对彼此国家的关系增强了信心。
形势变化莫测。谁曾想到，相隔时日不多，白纸黑字，墨迹未干，日本政府在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力推动下，频频挑起事端，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公然冒犯中国的领土主权，致使中日关系面临危机。
野田内阁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日本社会主张强化遏制防范中国的政治势力不断坐大，已是众所知晓的事实。野田2011年8月上台后确曾表示把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作为日本的“基本外交政策”，访华时也明确表示遵循两国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野田政府今天的所作所为，违背自己作过的承诺，屈从右翼反华势力的压力，正在进行一场把和平相处的中日关系推向悬崖的政治赌博。
《环球时报》2012年9月13日的社评说得好，中国人珍惜和平，尤其珍惜久别重现的战略机遇。但中国人在周边的各种挑衅中渐渐悟出，坚决回击挑衅者是保持和平大环境的必要严厉。
看待中日关系，如看待其他国际和外交大事一样，不能太天真，不能想当然。公报、协议、宣言、声明，是指导和约束双方行为的原则和依据，是严肃的东西，理应坚持和执行，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政治道义和责任。但说到底，这毕竟是纸上的东西。“言必信，行必果”，“听其言、观其行”，时刻严防日本政客玩“变脸”的把戏，因为自食其言是他们的本性。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令人忧虑，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冲突强化了我们的危机意识。
什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衣带水、兴衰与共、世代友好”等美好词语，表达的是中国人民对中日关系的真诚企盼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善。遗憾的是，中国人民的善良屡遭日本的践踏。这使我更加明白，国家关系保持友好，靠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有力主导，靠两国人民的共同维护和推动。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执政品质和处事道德，是国家关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日本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严重偏执和“言而无信”的道德缺陷，以及对右翼极端心态的纵容，是损害中日关系的祸根。观察当今中日关系的乱象，用得着这些通俗的道理。
中日关系的话题何时才能不沉重，关键看日本政坛的那些人能否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践行两国四个政治文件和其他协议中确定的原则，重大局，识时务，切切实实做有助于两国关系改善和健康发展的事情，不做历史的罪人。对此，中国的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已有太多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中日关系的话题不再沉重的那一天最终会到来，但不抱任何幻想。
后记
从人民大会堂到西交民巷23号院
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和思念，是生长在心田深处的。人对一个至念至爱的地方的记忆，断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遗忘。
一
于我，北京记忆，最深切的莫过于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落成并启用的1959年，我在南开大学上二年级。人在天津的我，没有机会亲见这座人民的神圣殿堂，但从《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看到它伟岸的身影，看到在大宴会厅举行庆祝建国10周年国宴的盛况。从此，这座圣殿在我的心田巍然屹立。
1963年9月初，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匆匆在外交部招待所放下行装，赶往东单外交部街，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并听取指示。该办的手续一一办妥，已是下午4时。还有一件与工作毫无关联的事挂在心头：尽早去看一眼人民大会堂。于是，我又急行军似的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走去。心想，只去看一眼那怎么行，总该留个纪念吧。可我，一个刚出校门的穷学生，不可能拥有照相机一类的高档物件。情急之下，花了5角钱请广场的个体照相师拍了一张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的纪念照，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写此短文前，我翻捡出那张近50年前拍摄的黑白照片，凝视年轻的自己穿戴稍显土气但神情还是蛮庄重的姿态，不禁哑然失笑。如此迫不及待赶往人民大会堂，是因为我对它向往已久。在我眼前，建成仅4年的人民大会堂，崭新如初，在秋日的阳光下，巍峨挺立，光彩无限。当时我想，如将来有一天能得享进去参观的机会，那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在外交部短期集训后，学员们按预定计划各奔东西。我去了伦敦，在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工作。1966年夏季回国休假，社会上“文革”的骚动已随处可见。所幸，一门心思急于同家人团聚的我，未受此等乱象的扰动。我携妻子在北京城纵情游览观光，第一站便是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此时的我，已不是3年前的穷学生，鸟枪换炮，终于有了自己的照相机，淋漓尽致地记录下一个个悠然惬意、终生难忘的瞬间。
1970年，我从英国调回外交部，因工作关系，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外事活动的机会多了起来。我很珍惜这些宝贵的经历。人民大会堂给了我见证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成长的舞台。
1971年7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率领的澳工党代表团。这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外事活动。作为会见的记录人员，我清楚记得周总理与客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正是这次访问和这次谈话，使惠特拉姆在中国“文革”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坚定了对华友好和合作的信心。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在不久后举行的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出任总理。中澳于1972年底建立外交关系。
几十年过去，我还清楚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先后参加接待加拿大工商贸易部长佩潘、加拿大外长夏普、美国总统尼克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外国政要的经历。我更不会忘记1972年4月和10月周恩来总理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亲切接见即将访问美国等国家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中国医学代表团（我受外交部指派随团工作）的情景。总理从出访方针到代表团成员的衣着举止，一一仔细叮嘱，谆谆告诫出访人员要兢兢业业、不辱使命。作为一个学识、资质都很浅薄的年轻外交干部，能在这样的外交大事件中得到历练，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机会。老一辈革命家、外交家的外交风范和外交智慧，是我们受益终身的财富。我在人民大会堂亲身参与了多少活动已很难记得清楚，但我要肯定地说，人民大会堂确曾使我长了见识，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长了才干，我同它的感情一步步加深。
做梦都未曾想到，1998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我作为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12排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参加会议。我心里明白，在近3
000名人大代表中，自己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员，但看看胸前佩戴的印有国徽的出席证，心头所思远不只荣幸、激动，更多是使命和责任。
从此次人代会起，我还作为全国人大机关正式编制的一名干部在此履任，在人民大会堂南段三层靠东一侧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第一天坐在办公桌前开心的感受，胜似过年过节。此言丝毫没有夸张。我的确是怀着火一样的热情领受新的任务，投入新的战斗的。明知能力有限，但确有努力做好工作的抱负。工作紧张忙碌，但内心感到充实快乐。工作之余，经常习惯依窗而望，城楼、广场、纪念碑、博物馆等建筑景点和游人一览无遗。我的办公室位置优越而独特，同事朋友无不称羡。但凡广场上有什么联欢、焰火、仪式之类的活动，我这里是最佳“观礼”之处。触景生情，望物遐思，给工作带来好的心情。
人生一世，许多事情是很难用机遇、巧合或必然来概括的。我的事业生涯最后竟同全国人大和人民大会堂结下不解之缘，往昔的梦想竟成事实。我庆幸自己的福分和满意的归宿。每天，当我迎着朝阳走来，仰望着洒满晨光的庄严的国徽，对这座象征人民权力、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殿堂肃然起敬，对自己能有幸在这样难得的环境里工作，备感欣慰和自豪。
二
于我，北京记忆，最深切的还有一处与我密不可分的院落楼宇，即“西交民巷23号”，通常简称为“23号院”。2003年全国人大换届后，我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任职。我的办公室也从人民大会堂搬到“西交民巷23号”，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我的新“家”。23号院作为全国人大的办公区已有很多年。西交民巷南侧的新办公楼（门牌为前门西大街1号）建成启用前，多数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机关单位集中在23号院办公。有人曾形容，这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人才资源基地。
23号院令我最忆，是它所处的西交民巷那段沧桑的历史。
西交民巷东起天安门广场，西至北新华街，号称北京最长的胡同。据史载，此处在元代曾是漕运卸粮米之地，在明代天顺至成化年间形成街巷，一度叫江米巷。西交民巷这一街名始自清朝末年。世事变迁，改朝换代，而西交民巷之名，如同北京其他众多老街名一样，一直沿用至今，散发着古城特有的古风古韵。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此处是鱼龙混杂之区，许多皇亲国戚、商界巨贾、社会贤达、演艺名人在此安家或立业。
西交民巷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是衙门林立。从北平老地图可以发现，今人民大会堂南门外曾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路，是清朝刑部所在地，民国时期改成警察局的看守所，谭嗣同等曾被关押在此，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此殉难。
西交民巷是北京历史名街，作为主要标志的金融业不能不提。清朝末年，北京的银行业兴起。今天的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及其附近地区，是北京最早的金融街。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西交民巷仍有银行15家、钱庄两家。中央银行北京分行旧址、中国农工银行旧址、大陆银行旧址、保商银行旧址、中华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旧址等，被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一座座与全国人大办公楼比邻的西洋风格的建筑，仍在提示着人们西交民巷的古老。在此街区上班的我们，游走其间，心头生起的思绪更多是对今昔变化的感慨，而非纯粹的怀旧。
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推进，西交民巷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大会堂西路为界，东段已形成全国人大的办公区。新办公楼与23号院办公楼及被人们称作“中华第一店”的人民大会堂宾馆相对而立，两侧分别有银行旧址为伴，亦今亦古，交相辉映，堪称北京西城的精品街区；西段除国家电网北京公司、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外，仍以普通市民居住为主。据说，这里是北京民俗民风保留得比较好的街巷之一。这段街巷也是不少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三
23号院令我最忆，还因为它自身独有的传奇和太多的故事。不熟悉北京的人们，通常不易发现于人民大会堂南门对过、近在咫尺还有这样一处外观看似普通、实际很了不起的大楼，也无从得知这座大楼的主人们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下汗马功劳。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
600多件。数字反映变化，数字说明成绩。当我们列述这些数字时，会自然想到全国上下那些为此巨大成果呕心沥血的人们。全国人大从事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应首先包括其中。
这是一座人才荟萃、令人神往的楼宇。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几代人在此辛勤工作，有的甚至耗尽了生命。历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可谓群星璀璨，既有华发赫然的耄耋老人，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办事机构中既有在全国人大这块园地成长起来的“老人大”，也不乏学有专长的年轻人。同他们朝夕相处、长期合作共事的我，从年长者身上看到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执着和关注。他们从不津津乐道自己不凡的经历和业绩，只把人民大会堂和23号院视为自己事业的归宿和战斗的阵地，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默默耕耘。
全国人大机关是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队伍。尽管他们资质各有千秋，专业特长不尽相同，但都把自己看作全国人大机关的主人，心系国运，情系民生，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满挚挚情愫，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勤奋学习，不懈探索。2003年3月31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准确而中肯的评价：我们人大机关集中了一批对法律和人大工作有一定研究的专家，有一批责任心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的专业不是法律，但经过多年人大工作之后，耳濡目染，自认为又上了一次大学，多了一次难得的深造。我懂得了“一个没有健全法制保障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这般最起码的常识和最基本的道理。我更懂得了，在我们国家，法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党和人民意志；法律必须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立法工作是极为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一部重要法律的诞生，需要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孕育过程，积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
法律最大的特质是准确严谨。调研、起草、论证、审议、修改，直至颁布，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轻忽和迁就。多少年来，23号院层层楼室不灭的灯光，见证和记录着那些参与立法工作的同志的劳动和奉献。悠悠岁月，不论是隆冬寒风、夏日炎炎，还是春意无尽、秋色如染，他们从未停止为国家法制根基增添坚固砖石的努力。他们心里流淌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爱。
23号院原有的主人们多数已迁入前门西大街1号的新大楼。荣获“鲁班奖”的新大楼气度非凡，作为前门大街、西交民巷乃至西城区的新地标，受到北京市民的称赞，更受到全国人大机关全体干部的喜爱。不过我还想说，正如人对故乡的眷念一样，对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那份感情，是很难从心田抹掉的。我怀念“23号”这块牌匾，怀念这座功能齐全的楼宇，我也怀念在这里一起共过事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我们曾一起走来，但今天我们都不愿意说已经离去。
1970年到2012年，人民大会堂到西交民巷23号院，42年的情感和记忆，永远根植在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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