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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获得了胜利。可以说，制度竞争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为各具特色的民主国家，剩下的非民主国家屈指可数。但是，公民们对民主的兴趣开始大减。与以往相比，他们不再那么关心民主问题了，对民主的信仰也不再那么坚定了，因 而不再那么积极地参与民主活动，因为他们不再那么信任民主治理的功效了。 本书考察了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制度最健全的民主国家之后，发现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漏洞百出，甚至是正在走向衰落。如果按照相对标准来衡量那些属于完美无缺的民主国家的话，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么用绝对标准来要求它们就变成一无是处的民主国家了。如 果我们认为民主现在炙手可热、如日中天，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的确，民主制度在量上强大无比，因为民主国家的数量在世界上处于压倒性优势，但从质上看它虚弱不堪，因为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民主国家的不佳表现就什么都明白了。 假如民主制度衰落的话，其损失势必巨大无比，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它将危及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家庭可以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与安全，同时也将会危及我们大家的福祉。 对于许多人而言，我们可能不会认为我们已经到手的东西还会再次丧失掉。但是，到手的东西的确会丧失掉，尤其是我们中间有些人非常幸运地在民主制度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忘记了民主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就属于这种情况。显然，争取到手的民主是会再次丧失掉的，这对于我们始终都是一个威胁。尽管民主也许才刚刚开始衰落，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和现实的危险。民主国家很可能会在民主外衣下蜕变为事实上的专制国家，也就是成为“柔性专制主义 ”（despotisme doux）国家。关于这一点，早在19世纪30年代，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曾经发出过警告，他是在亲自考察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之后才得出了这一结论。应当承认，他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是后来任何政治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许，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这种“柔性专制主义”困境之中，因为那位天才的托克维尔先生早已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公民们在掉入无自由的陷阱之后还以为自己仍是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他所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因为那是一个后革命时代，其特点是民主的传播与民主自身发展的方向都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因此，他当时看到的危险非常微不足道，还没有发展到民主制度被残暴政府所取代的程度，我所指的残暴政府是大权在握并为所欲为的政权，而另一方面，公民们出于方便、自私、享乐或对民主制度误解等方面的原因，却甘愿堕落，任人摆布，只要不遭受肉体上的折磨，他们就可以容忍民主制度逐步被专制体制所取代。在本书第六章中，我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走到这一地步了。 在我看来，民主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缺陷：一是民主政策机构存在缺陷；二是公民自身对民主制度下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与实践存在缺陷。在第一、第二、第三章中，我将集中讨论第一个危险或缺陷，在第四、第五、第六章中，我将主要研究第二个危险或缺陷。贯穿全书，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仅仅要捍卫民主，而且更要防范对民主的威胁和民主制度中存在的危险。尽管我们也开始这么做了，但是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对民主制度进行“改革”。正如我在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维护民主的方法不是为它欢呼雀跃，而是要对它进行改革，在前一点上，我们做得太多了，在后一点上，我们又做得太少了。 在本书中，我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是民主？决定一种民主制度优于另一种民主制度的因素是什么？由于我们头脑中关于民主质量（democratic quality）的观念非常模糊不清，我希望我这里的解释能够深化人们对于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接下来，我将讨论的话题转 向经济领域。在《平等与效率》（Equality and Efficiency）这本精彩的小册子中，经济学家阿瑟 ?奥肯（Arthur Okun）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要防止经济权力“渗入”（transgression） —（这是他的用词） —政治领域，他认为，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并且已经导致人们在政治上接受贫困现象的存在不可避免这一事实，而这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为了抵御这种经济渗透现象，我力求将新的活力（我希望它现实可行）注入经济民主观念中去。最后，我将讨论治理问题，也就是民主政府在提供必要治理的同时不会变得强大无比。当然，我研究的对象是福利国家，这是因为福利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项伟大文明工程，尽管如此，福利国家也包含着过度膨胀的危险。鉴于此，我针对“福利国家投资”（welfare state for investment）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最后三章中，我主要讨论了民主公民（democratic citizens）问题。由于公民的自由和福利依赖于民主，民主也同样依赖于公民 —也就是要依赖他们拥有成为公民的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公民义务和权利的信仰。无疑，贫困对于自由而言百害而无一利。联合国已经郑重承 诺要实现彻底消除世界贫困根源的“千年目标”（millennium goals）。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和履行这一使命。在第四章中，我将详细阐释贫困状态下“自由的含义”这一问题。然后，我会把话题转移到家庭问题上，因为家庭太重要了，我们大部分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家庭中度 过的。作为人类社会最小最基本的组织，家庭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都对价值观的培养和规范教育的灌输发挥着极为建设性的作用。最后，我将集中讨论民主的核心价值概念 —自由。在此方面，艾塞 ?伯林（Isaiah Berlin）早就深刻地提醒过人们，称自由的观念可能会被歪曲为无自由的思想。根据这种精神，我建议使用真正的自由（real freedom）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每一个享受着自由公民福祉同时又肩负着自由公民义务的人来说，不仅有益而且也确实非常必要。 民主的目的是什么？ 民主是做什么用的？这个问题虽然简单，但可不像人们通常想的那样容易回答。毫无疑问，民主可以干许多事情，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许多有效答案。但是我发现，我们可以将众多潜在的民主目的以一种等级结构的方式进行排列，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些不同的民主价值中找到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它能够清楚地规定民主的道德目标。 人们通常认为，民主就是指人民选举政府这回事，但是这个回答并不十分切题。经民众同意而产生政府这件事也许就是民主，但是，民众同意又是为了什么？是让被统治者有能力控制统治者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要对那些统治者们进行一种无形的集体控制呢？也许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保卫统治需经人民同意（rule by popular consent）这一原则的途径。除非控制统治者的权力下放到所有公民手中，否则的话，这种控制权力最多是掌握在一小撮公民的手中，因此，我们实际上只有少数公民才可以作为控制者（controllers）来控制少数统治者。但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这种控制非常重要呢？为什么统治需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呢？ 一个经典的答案是这样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统治须经人民同意这一原则的目的都是要防止专制的或压迫的统治（arbitrary or oppressive rule）。但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专制统治？如果我们恐惧压迫统治，那么我们恐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统治如果违背了被统治者的意志就会走向专制，但是，被统治者想要从统治者那里得到什么呢？如果统治违背了被统治者所珍视的东西或者从被统治者那里掠走了被统治者所珍视的东西，那么就可能成为压制统治。但是，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呢？政府可以给予我们的东西但也可以拒绝给予我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显然，有一件事我们期望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保护。但是，政府要保护什么？要防范何人？首先，政府要保护生命（life and limb），但这并不能说明民主政府有什么与众不同，因为民主政府在履行任何政府都应该履行的义务方面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之处。其次，政府是要防止人们被他人主宰命运，正如伊恩 ?夏皮罗（Ian Shapiro）在其《民主国家理论》（The State of Democratic Theor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情况也许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假如他人可以主宰我们命运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作出牺牲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以及人们常说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任何人既不是一座孤岛，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需要与别人打交道，需要相互依赖，我们必须在人类共同体中生活。因此，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通常，人们在遇到危险时才感到有必要进行合作。合作之所以困难重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即当别人合作而我们不合作时对我们有利。合作之所以危险， 是因为合作会产生依附关系，强者或幸运的一方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困扰弱者或不幸运的一方，因此，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必须得处处留神，时刻提防他人。正因为如此，社会，至少是文明社会，就需要基于一定形式的管理才能正常运作，这种管理旨在帮助人们可以开展相互合作，并为公正而有序的合作进行调节和管理。但是，一旦我们同意授予他人统治的权力，我们就会处于这样一种危险境地：统治者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使用我们给予他们的权力将自己变为困扰我们的人。因此，为了我们的福祉和安全，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的政府以确保其统治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福祉和安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利益。 这只是我寻求答案的开始，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福祉、安全、利益等这些概念目前为止仍模糊不清，难以捉摸。那么，我们希望一个好政府或善政（good government）为我们做的和提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防止善政威胁我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们从自己的政府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当然，发达民主国家政府为其公民所提供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自由，以至于人们可以对其统治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在此方面，人们不必过于担心其所提出的要求是否超出了政府所提供的能力，因为人们尽管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是一揽子相互矛盾的问题也没有关系。例如，我们可以要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希望政府能够同时提供这两种东西，尽管我们知道要同时实现这两种东西的最大化目标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可以要求更多更好的服务、较低较轻的赋税，并希望政府能够做到这些难以办到的事情。所有这些要求都符合民主国家政治力量激烈竞争的本性，而非某种需要任何人的努力奋斗才能获得的东西。但是，在我们针对政府提出大 量而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要求中以及我们希望政府提供给我们的产品中，肯定存在着某种价值尺度（yardstick of value）。尽管善政为人们提供产品，但是我们肯定还希望能够得到比这更多更好的东西。可以这样推论，我们需要民主，是因为我们需要治理，是因为我们相信民 主可以鼓励善政。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才促使政府成为好政府？ 针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答案是这样的：让人们享受福利（wellbeing）和过上美好生活（good life）是最基本的动因，因为每个人都想过上美好的生活，这句话之所以真实可信，就是因为它不言而喻。但是，在任何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我们都寻找不到标准的美好生活， 因为没有任何诀窍可以让我们知道美好生活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包含的全部内容。即使是高福利生活，我们也只能在具体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才能看得到，而这种现实生活碰巧在这一生活阶段对于他或者她来说都是幸福快乐的。然而，某些生活方式与任何美好生活的观念都是水火不容的 —例如，专门从事犯罪活动的生活，受贪婪与自私欲望主导的生活，以及玩世不恭、碌碌无为和不思进取的生活等 —但是，如果说有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张三先生（Mr. Jones）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话，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这很可能与李四先生（Mr. Smith）的美好生活有所不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我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工作，而另一些人则是工作为了活着。当然，在那些一度为了工作而活着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发现工作的确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所以，首先是享受一定的福利，然后是过上美好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依赖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张三和李四能寻找到他们自己认为是美好的生活，这样才可以改变他们想要如何生活的观念，最终才能够逐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明显，这件事的实现还要取决于许 多条件 —资源、能力、市场、朋友、家庭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 —我们将随着话题的展开逐一地对这些条件进行讨论，但是，最终还要取决于每个人为他自己挑选出来的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每个人只要认为是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肯定都有机会去做。尽管我们的福 利生活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除非我们拥有过上美好生活的条件。既然福利生活存在于每一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之中，那么我们肯定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自由地塑造我们的美好生活。我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属于个人自由问 题。而这正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同时也是压制政府所禁止的东西，是专制统治所极力贬低的东西。总之，个人自由是我们在高压统治下被剥夺的东西。 我认为，民主有它自己的目的。我还认为，民主的目的就是要（确切说是应该要）照顾好生活在其治理下每一个人的利益。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人民可以在自治和安全状态下生活，帮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理智地生活；就是要让他们相信他们及其儿孙后代在未来都可以自我做主地生活。总之，民主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自由。自由就是民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本书的基本框架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依据民主的目的分析民主，从人们的生活中寻找民主的目标，民主的目的最终可归结为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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