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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当改革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晚清当家人们引领中国这艘大船驶向何方。体制内改革者的努力与艰辛一直被忽视，多年来历史深处的误解，雪珥为您解读帝国精英们复兴民族的尝试。
2. 大量的海外史料，国内普通读者很少能有机会接触到。不一样的视角和观点，反思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与得失。
3.不仅有历史，还是官场教科书。晚清官场五彩纷呈，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看奕?、曾国藩、李鸿章们左右逢源，重重阻力下，带领大清航船前行，展现官场生存之道。
4.看晚清体制内改革派平衡木上艰难起舞，政治潜规则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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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则是恭亲王奕?。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
奕?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新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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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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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现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京华财经智库、同明德国学馆等机构顾问，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经营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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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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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自序 栏杆猛拍春梦惊
第一章 叔嫂共和
风啸天安门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总理的劳碌相
第二章 皇家无亲
“窝囊”王爷绵里针
伟大领袖六合彩
王爷蓝筹股
第三章 风中芦苇
风中芦苇
“谋杀”同治帝
中南海的脐带
紫禁城的平衡木
周公之死
第四章 老大帝国
英国议会：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枪杆子里出政权
洋干部下岗
谁家的走狗
【资料】刺破大清的泡沫
——赫德《局外旁观论》原文
第五章 美国兄弟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美利坚雪中送炭
谁可托福
鸟巢鸟感觉
北京欢迎你
【延伸阅读】
鹰龙之恋：大清国与美国战略对话
1908：中美德同盟流产
1868：中美同志加兄弟
1870：太平洋帝国崛起
1896：美利坚狮子王
第六章 西域狂沙东海浪
披着羊皮的熊
东海饿狼
抗俄还是抗日
天山风雨
日本趁火打劫
为保新疆失琉球
【资料】琉球与浩罕
第七章 改革旗手
蝴蝶飞飞曾国藩
春意盎然李鸿章
第八章 中央“一抬”
号令不出中南海
改革的阳谋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猫儿闹大清
华商不爱黄龙旗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盛宣怀打“野鸡”
裸泳的奴家
第十章 帝国的出轨
骑着毛驴上北京
大清“地铁”
拆迁让谁更美好
东方慢车谋杀案
李鸿章下英国象棋
大清铁轨不平行
【附录】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全文
【延伸阅读】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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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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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死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禧给予恭亲王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国干部群众沉痛宣布：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清王朝战士，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的优秀儿子，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重要旗手，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本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虚龄67岁）。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亲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各种方式表达对恭亲王健康的关注。
“平衡轮”停摆了
国际社会也对恭亲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在激变中》（China in a
Convulsion）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H.
B.
Morse）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外交史》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J.
O. P.
Bland）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个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反动”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反动”的证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
“改革”而已。
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近代史几乎成了一部谎言编织的历史。康有为显然是一位杰出的谎言策划大师。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理想主义者（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盲目而操切的“变法”，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6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3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反动”，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3人“可任艰危”。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3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并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翁同龢是那种在儒家光辉下正襟危坐的伪君子，他在政治上的破产，恰恰是他的学生光绪皇帝的自我觉醒、不留情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之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得上是个“伪君子”。
无论恭亲王驱逐翁同龢与警惕康有为的两个口头遗嘱真实性如何，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对翁、康之类玩嘴上虚功夫的人，是有足够警惕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经表露了对康有为的极大支持，多次表示赞同康有为等提出的“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而这将导致国家机器的重建，“休克”将完全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瘫痪和崩溃。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
“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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