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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归真的追求。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离形去智，返璞归真”都是全显光教授实际践行并不懈求索的追求。这不仅是一次人生的记述，更是艺术和人生精神的不断求索。
·唯一的传记。全显光教授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艺术实践中尝试颇多，教学范围涉及素描、版画、国画、油画、泥塑、水彩等诸多领域，他还曾多次担任全国性美展、版画展的评委，是我国“三版”和水彩画的提倡者和传播者。他成就斐然却谦虚低调，三十余年不办展览，不做宣传。《丹青记》因此是关于全显光教授生平的唯一一本著作，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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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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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记》为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全显光老的口述回忆录，由与全老有二十余年交情的刘春杰先生采访、编写，资料翔实，同时具人文的温度与情怀，真挚感人。全显光从苦难少年成长为辽宁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随后留学莱比锡，1961年回国后又经历文化浩劫时代，后创立自己的工作室，虽后有受到排挤但其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是压不住的。全显光亲历与目睹了社会上的黑暗现实，饱受了势利之徒的打击，以艺术的方式作出了回应。文后并附有全显光年谱，对于读者了解全老这位美术界泰斗助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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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全显光，我国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昆明，祖籍江苏。1955年毕业于鲁迅文艺学院绘画系，1955—1961年被公派到德国莱比锡艺术学院留学，获“版画家”学位。曾任中国“三版”研究会副会长，辽宁鸭绿江水彩画会会长。著有论文《视觉记忆、动向造型与素描的基础训练》、《素描艺术之我见》等，专著《素描求索》，译著《罗马尼亚画家格里高莱斯库》，译文《艺术作品的真实性》等。
刘春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当代版画文献策展人。曾任黑龙江农垦日报社美术部主任、《江苏画刊》广告部主任，现为南京版画研究院院长、南京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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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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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记载我的祖籍是江苏，祖上是明朝的一个官员，家谱上写的祖上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后来政治上出了事，朝廷要诛九族。祖上逃出一支，从南京逃亡到云南，最后在昆明县（现昆明市）住下。其实我们家是姓王，为了安全起见，后改名换姓，在王字上加了个入字，就变成现在这个全。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家谱和我从德国带回来的珍贵资料、大量画册、珂勒惠支等名家的版画原作都被鲁迅美术学院的造反派抄走了。落实政策后，学院赔了我五千块钱了事。
我的爷爷全允中给我父亲讲，祖上带着家眷沿路靠要饭度日，逃到昆明以后，一无所有，全家人借住在庙里。我一生对寺庙有着极好的印象，就是从小常听长辈念及那个地方的缘故吧。祖上无法生活，但他是在官宦人家长大的，懂珠宝玉器，当时昆明有许多地摊出售石头，他发现了两颗不起眼的石原料，就两个铜板买下来，拿回庙里，日夜打磨，果真是上好的宝石。后被珠宝店店主相中，卖了一些钱，租了一间房子，解决了一时的生存问题。
祖上逃亡到昆明，靠勤劳和智慧逐渐生活好了，后来家里又有人在当地做了小官，但再也没有回原籍无锡。到我爷爷那代，家里渐渐穷下来。爷爷全允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成天看书学习，也不愿意做什么买卖之类，就是学习，总想通过读书，光宗耀祖。就是这个念头，鼓励着他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相信总有出人头地的时候。
清代晚年，他就去参加乡试，考了第一名。然后他又要去赶考，但家中没钱让他进京考试，京，是什么京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北京。几个街坊邻居给他凑了一些路费。奶奶说，全允中怀揣着乡亲们凑的钱，走了三个月旱路三个月水路到京，考上举人。那年整个昆明，就中了两个举人。全允中考取举人的照片我见过，穿戴很有派。他被选入京为官，没几年就要求回乡。朝廷又任命他为昆明县长，他以身体不好为由，都婉言谢绝。
回到家乡昆明，他就琢磨找个什么事儿干，来报答家乡的父老。干啥呢？他就进了慈善堂。之前他就自学了中医这门手艺。慈善堂是为贫困人们看病的群众会馆，他进慈善堂给乡亲们看了一辈子的病。因为他的德行，全允中在当地挺有名的。
我父亲叫全生初，他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还过得去。后来奶奶病死，没过多久，全允中又娶了一个妻子。自从进了门，几年内她先后生了四个儿子。继母的那四个儿子都被送到学堂上学。这个继母就是看不上我父亲，也不让他念书，叫他出去打工，当学徒自己谋生。后来想把他毒死，这个继母就找一些水蚂蝗放入饭团给全生初吃，吃完后他肚子痛得死去活来，差点丢了性命。他说自己是端午节生的，是属鸡的，鸡就专门吃五毒，他的命真大，躲过一劫。但是，谁都没想到，一年之内，继母和她的那几个孩子得了流行传染病，好像是白喉病，先后都病死了。
家里就还剩下全生初这么一个男孩了。他的奶奶对他挺好，关心照顾全生初，这让他得到一些温暖。奶奶长寿，八十岁多才去世。他出去做学徒工，能挣些小钱贴补家用，加上全允中的微薄收入，家里生活上过得去了。看到能干的儿子，全允中搓着手掌很懊悔地对儿子说：“哎呀，那几年让你受罪了。”其实我爷爷知道后娶的妻子虐待儿子的事，但他当时有些怕年轻的老婆，不敢管得太多。我父亲并不怨恨他，也不认为是自己的父亲心眼不好。他那时候在土布店里站柜台卖土布，每月有点工资。自己学着打算盘练写字，也偷空学习文化，在家他还跟全允中学些中医。那时候我们家里人有点小病，都是他看。
他每天晚上背白布送到染坊，早上背回来摆到店里，一次一百多斤，背了三年。他说：“一定要给我的老祖母画张像，她太可怜了，一辈子照顾我，把一点点吃的都留给我们吃，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拍不起。”就要请画师给她画张像。那张画现在好像还在。父亲请画师来家里画像，还办了一桌酒席作陪，让奶奶坐在中间，给她画了一张炭像，那张画像约七十公分高。他用三年背布得来的钱，只够请画师画一张祖母的炭像。听父亲讲这件事我很震惊，心想我要学画，将来学成免费给穷人画像。三年的工钱就勉强够画一张像，太苦了。后来我就自己学画，也请不起老师，没有画样，就去借同学的《芥子园画谱》。借来临摹，描来描去，天天画，后来画得不错了。
我是1931年出生，那时的昆明处于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难民。你想想，这种时局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能好吗？我是生不逢时。因为是男孩，父母送我到一所贫民窟似的小学校读书，而我的三个姐姐都无缘进入学校。上学之后，因交不起学费也经历了多次辍学。我那时候刚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就辍学了。总得想办法读完初中，拿个文凭才能继续上高中。我就插班去，考试入学，造个假文凭。我把同学的文凭借来，照着那个刻个图章，刻得一样一样的。光有学历证不行，还要把前面没学过的课补上。我就把同学那些用过的书借来看，做完作业请同学给我改。他们不是学过了吗，就成了我的老师。
刚上初中时，交不起学费，母亲把结婚时的玉镯子交给我去典当。那时候小啊，只为自己考虑，也不心疼母亲的首饰，那是她出嫁时她的母亲送给她的。我记得到了典当行，老板斜着眼睛，一脸不屑地拿过手镯，问：“是不是偷的？”然后把钱重重地丢在台子上，我捡钱时心想，能上学就不怕他们看不起我。千不该万不该，回家时路过一家画店，我忍不住进去看画，由于精力太集中，把典当得来的钱让小偷扒了。等发现钱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我腿都软了，那天怎么走回家的，自己一点都没有记忆。我伤心极了，想到学费没了就哭，在地上打滚，父母耐不住我要上学的决心，带着我去找校长，父母亲让我跪下求情，诚心感动了校长。他说学费可以免除，但杂费不能免。我说我自己去挣，不会欠钱不还的。从此，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去裱画店当学徒，挣点钱做读书的杂费。我勤奋、刻苦，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并在学期末获得优秀学生的奖励，奖励的钱还用来为揭不开锅的家买了些米。父母很高兴，夸我有出息，这次的表扬激励着我，我在心里决定一定好好学习，要有本事才行。正当抗日时期，昆明满城难民露宿街头，日本飞机还一天几次来轰炸，人心惶恐。物价飞涨，一时几变，百姓苦不堪言。当时我还画了一张画，“卧薪尝胆”，也就一张四尺宣纸大小差不多。我当时在学校画画有点名气，也得过学校画展的奖励。
父亲当时是在一家土布店当店员，到了年三十被无缘由地辞退。那段时间家里一无所有，经常断炊，所谓的饭菜实际不过是大锅的清菜汤。我们常常去菜市拾些被扔掉的破菜来充饥，生病的母亲还不舍得吃，省下来给挨饿的孩子们。每天她还要做大量的针线活，给国民党缝制军服以养活家口。
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妇女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我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要养活，还要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久而久之得了一身病。家境怎么能允许她花钱治病？她也不舍得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她的精神压力很大，我们家吃饭是最大的问题，饭少人多，一到吃饭母亲就说自己吃饱了。她长年喝凉水充饥，得了病也不能治，逐渐发展成肝硬化，整个人浮肿了，肚子肿得很大。后来的日子，她天天躺着，还日夜坚持做针线活。上初二那年的一天，母亲就对我说：“长保（我的小名），我怎么看什么都是绿色的？”我说：“妈妈，你总看绿色军装，眼睛就产生错觉，你要是经常出去看看树看看天，眼睛就会好一些。”为了给我母亲治病，在外做工的父亲去找中草药，用药后她的病情仍是不见好转，日益加重，但她还是没命地干活，不舍得吃东西。有一天晚上，母亲说她肚子有点饿，让我弄点吃的给她。我找遍家里每个角落，只有半个白萝卜。我把萝卜煮熟，给她吃。母亲吃完继续躺着，一会儿就咽气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死了，不停地摇她的肩。见母亲不睁眼睛也不说话，我跑出去找父亲，他正在回来的路上，手里握着一小块红糖，说我母亲吃了会好的。母亲扔下我们再也不管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我在她的手指上褪下了一个久磨而失去孔眼的薄薄的顶针，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
年少的我总认为她的去世和吃了煮萝卜有关系，从此对萝卜有成见，很多年我都不吃萝卜汤。母亲重病在身，却没吃没喝，不能及时医治，还要坚持干活，这种生活重压摧毁了她。我们家连棺材也买不起，只能求助“施棺会”的施舍，才将母亲入土。我的母亲一生只照过半张照片，还是因为当局要拍居民证，不得不照，没有钱就和邻人合照在一张一寸照片上，然后各自再剪下自己的像。如今我仍然保留着那张小小的珍贵照片。那个时候没有母亲支撑这个家，家中的日子更难熬，好似天塌了下来。
少年丧母，我只能再次辍学，别无选择。为糊口，白天去学徒做毛笔，刻图章，晚上读书，自学文化课。稍稍攒了一点零钱，就想继续上学，想法插班。那时买不起教科书，我就坚持用土纸抄书，或到书店看书，但当时的书店不允许长时间看书，所以看一会儿就得离开，找另一家书店再看。回家就做笔记，怕忘记了，这样坚持学习，日夜不停。插班的考试，居然获得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我父亲心疼我，说咱家连饭都吃不饱，你不如去当兵吧，起码可以不为衣食犯愁。我却执意于自己的理想，当时最爱的是名人奋斗的传记书，它们支撑了我，我已经离不开它们。
我拼命学习、画画，向同学借画谱，顶多借一个晚上，把它复画下来，第二天好还给同学。这也许锻炼了我的能力，无形中我养成了画画速度很快的习惯，也学会快速使用资料的本事。
因为困难，家里点不起电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蹲在电线杆下看书，电线杆上的灯挺亮，比我家里的油灯不知道亮多少倍呢。不管天气冷还是热，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所以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视了。这样家里的油灯就让给我妈照着做针线活，她不能在外面做活呀。我的一个同学学习不好，他妈说你们两个一起做作业吧，你帮帮他。我就经常在他家做作业，他家有电灯，学习环境就好不少，他妈有时还做宵夜给我们吃。我可高兴了，能在灯光下写作业，还有吃的有喝的，真是太好了。当时想，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个条件就好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觉得有饭吃、有书看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吃饱饭一直是我们家的难题，常常一天吃一顿饭，而昆明的有钱人家一天是吃三顿饭的。有时候，我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拿个帽子兜回一点米放到锅里。我听我姐说，母亲在世时，总是舀些干的给我吃，煮一锅菜稀饭，其他兄弟姊妹都是稀饭。母亲不吃，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吃，她总是说自己吃过了。我母亲就是一辈子饿着，饿死了。就从这时候开始，我想改变生活非得自己有本领，没有本领不行。我觉得我画画还行，因为那时候在小学，我画画全校有名，学校的师生都说全显光是块画画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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