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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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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斗争一直是政治家们所关心的最核心的问题。本书以权力博弈作为切入点，以民进党的变迁为中心展开分析，全面论述了民进党成立前后、上台执政前后以及后“扁”时代党内及党外的权力博弈过程。该书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对于研究民进党政党结构变化以及台湾整个社会思潮变迁，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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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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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研究民进党权力博弈及其政党势力更迭演变的学术性著作，全书以“美丽岛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按事件发展顺序论述了民进党的成立过程、与国民党的权力博弈、上台执政后的权力结构变迁、执政后的发展困境以及下台后党内的权力格局与世代交替等内容。该书在系统论述民进党产生发展历史及“台独”路线变迁轨迹等方面，资料翔实，论证全面而仔细，为读者全面系统的了解相关问题提供有力帮助，可供台湾相关问题研究者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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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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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安徽萧县人，分别在安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港澳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台湾政党政治、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发表《“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侍从主义视角下的民进党派系问题》等学术论文20余篇，发表涉台时事评论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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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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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权力斗争视角中的民进党及其结构变迁
第一节 党外势力及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权力斗争
1. 权力斗争视角下的族群问题
2. 政治资源争夺语境下的族群动员策略
3. 权力本位思维下的施政及影响
第二节 民进党内的权力斗争和世代交替
1. 组党后的权力斗争及其变化
2. 权力斗争视角下的论述变化与世代交替
第一章 党外时期的政治斗争及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第一节 台湾社会结构变迁与早期党外运动
1. 威权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变迁
2. 政治资源分配结构的缓慢变迁
第二节 党外势力的发展与政治斗争的激化
1.70年代党外运动及其特征
2. “美丽岛事件”及其影响
第三节 党外势力发展及其引发的权力结构改变
1. 参与扩大与党外势力扩张
2. 柔性威权主义
3. 党外势力内部的路线分歧与权力斗争
第四节 民进党成立
1. 街头运动是民进党权力斗争的重要形式
2. 党外组织化程度加强
第二章 民进党成立后的权力斗争与世代交替
第一节 民进党组织结构的完善与权力分配机制的建立
1. 民进党的“外造结构”
2. 内部权力分配机制
3. 派系共治成为主流资源分配模式
第二节 民进党第一次世代交替
1. 组党初期的派系演变
2. 民进党上台前权力斗争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与权力争夺交织的”台独“路线变迁
1. “台独”路线的变迁
2. 路线斗争及“台独”转型
第四节 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利益交换
1. 李登辉通过弱化国民党巩固权力
2. 李登辉与民进党相互利用
第三章 民进党上台后的权力结构变迁
第一节 陈水扁的权力集中
1. 民进党上台后的“执政实习”
2. 陈水扁个人地位的强化
第二节 执政时期陈水扁决策系统及幕僚群a
1. 陈水扁的基本决策结构
2. 陈水扁与幕僚的关系特征
第三节 权力平衡与“去派系化”
1. 以陈水扁为中心的权力平衡游戏
2. 派系解散及其影响
第四章 民进党执政后的发展困境
第一节 “台独”路线对民进党的束缚
1. “台独”路线的推进路径
2. “台独”路线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
第五章 后“扁”时代的权力斗争与世代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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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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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党外时期的政治斗争及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到民进党完成组党，台湾政坛上的反对势力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可以称为党外时期。这一时期，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岛内政治情势变迁的共同影响下，台湾岛内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强人政治逐渐消退，国民党当局对台湾社会的统合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在“本土”诉求的包装下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党外势力不断扩张，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权力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第一节台湾社会结构变迁与早期党外运动
民进党（党外）的发展过程也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不断弱化的过程。民进党（党外）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着权力分配格局的调整展开。作为斗争结果，台湾的权力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威权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对威权政权进行过分类。相对于传统的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政治，他认为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都属于威权政权，同时，南非的种族寡头制也属于这个范围。在这些政权中，军人、独裁者和寡头集团利用统治机器有效垄断了权力，而民间力量对于政治权力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是在体制上有别于传统的绝对权力结构，同时权力集中程度又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个类别。
台湾学者黄富三针对国民党当局的威权体制，概括了其主要特征：（1）制造唯一不可冒犯之领袖，他是不可以批评的圣神、民族救星，甚至执政党及情治单位也不允许批评；（2）它有严密的情治网络，广泛存在于岛内甚或派遣到海外各处的“政府”各机关，甚至渗透到较大的民间机构中；（3）它不准有组党、办报、集会、结社等自由；（4）以安定社会为名，鼓励人民互相检举“思想有问题者”；（5）思想控制，灌输包括忠于领袖、执政党党义、党“国”不分的政权；（6）人民出入台湾地区及外汇受到严格管制等。
简而言之，国民党当局1949年以后在台湾建立的威权体制既具有鲜明的个人独裁色彩，同时又有寡头政治的特征。具体地说，它以美国的扶持为外部合法性来源，以“戒严法”和在大陆选出的“民意机关”为制度和法律基础，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组建权力梯级，建构了二元权力结构，以外省官僚集团为主导进行权力分配，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的权力分配结构虽然有所调整，但威权体制的色彩却一直很浓厚。即使是在台湾政局剧变的李登辉时期，国民党的权威不断弱化，整个体制的威权特征却依然明显。
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国民党当局的威权体制受到了来自台湾地方精英的挑战，但是从整体上说还是比较稳定的，社会控制和统合也可以说是有效的。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体制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出现了全面政治危机。这种统治危机根源于台湾社会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1）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展开，台湾的城市化进程也快速推进。根据资料显示，台湾两万人以上的城市，1972年有67个，1980年则增加到90个。台湾五大“都市区”（台北、高雄、台中、基隆、台南）居住人口的百分比，从1951年的18%，升高到1972年的27%。都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加强意味着城乡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村人口从农业部门流出。初期是过剩的年轻劳力，其后基干劳力也开始流出，农业就业者绝对值减少，即使是仍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经济冲击，许多家庭在农业之余多以参与工业生产来弥补家庭收入不足的问题。因此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家庭迅速减少，纯农业人口也绝对减少。同时，因乡下的人工便宜、原料方便，工业开始不断向乡村地区扩展。1971年台湾就有50%的工业和商业建设及55%的制造业建设设立于乡村地区。乡村工业的兴起，加速了乡村地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1960到1970年间，乡村地区完全依赖农业收入的人口由45%降到30%。而依赖非农业收入的住户则由23%上升到29%。
城市化的扩展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对国民党当局是不利的。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通过削弱地主的方式，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受益，缓和了农村地区的阶级矛盾，在农村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支持，这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最为主要的支持来源之一。农村人口的绝对减少和农民流动性加强意味着传统的家庭结构瓦解，农村的封闭性逐步被打破，一度占据农村社会价值主流的、用来支撑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观念系统也逐渐瓦解。另外，由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政治生态也相应改变。影响所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状态被打破。正如政治学者王沪宁所说，社会变迁过程中，表面上社会急剧发展的背后，实质上是传统的稳定结构瓦解和政治不稳态的产生。可以说，国民党当局的农村稳定支持逐渐流失，台湾政治生态开始由原先的相对稳定向“政治不稳态”过渡。
（2）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发展也在不断加速，台湾地区的人群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据统计，台湾6岁以上人口中未就学比率，1952年还有42.1%，到1985年时即降低为8.4%。“因为未就学者的三分之二可认为是文盲，因此这个数字显示文盲已经一扫而空了。”在岛内教育发展的同时，台湾学生也开始掀起留学海外的热潮，这股风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
教育的发展使人群整体素质提高，也导致了台湾的整体人文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①国民党所宣扬的、包括“反共复国”等诉求在内的观念体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日益边缘化。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广大民众对于现实有了更理性思考，国民党当局所建构的价值观念系统和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民众的质疑。②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台湾本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美国影响甚深。败退台湾后，随着美台联系的加强，特别是海外留学人员的增加，西方政治文化观念更是全面渗透到台湾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西方民主理念的流行，大大增加了台湾当局进行威权统治的成本。这些社会人文环境的变化事实上构成了党外运动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
（3）中产阶级开始崛起。台湾的中产阶级崛起于经济起飞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随着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步发展起来的。按照萧新煌的说法，台湾的中产阶级分为“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而旧中产阶级主要则是指自营小店东和自雇作业者。”可以看出，萧新煌主要是以职业和经济条件为指标来认定中产阶级。由于国民党当局以“公营事业”的方式垄断了台湾的大型企业，掌握金融、通信、能源、石油化学等基本部门，并与民间非公营大企业共同独占内部市场，台湾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在岛内十分狭小。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发展以后，大量的中小企业面向海外，积极开拓市场，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实现了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快速成长。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民营中小工商企业约有70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的95%以上，外销额占台湾总出口额的60%以上，中小企业在台湾整体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模庞大的中小企业家群体及掌握技术的高级管理者阶层，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从60年代开始，中产阶级群体就不断扩大，从1970年到1980年，中产阶级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1.9%提高到31.5%。更有意思的是，相关研究不断地表明，台湾50%甚至超过这个数量的选民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并接受和支持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由于是在特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台湾的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对他们的特点进行了归纳：①几乎清一色是台湾人，在他们的世界中使用不被承认为公用语的闽南语。②他们都是在战后接受完全的中国教育。③因竞争激烈、浮沉频繁、家族主义式经营，使其与劳动阶级的界线不明显，在高度成长中劳动者也可能上升至这个阶层。④不少人透过贸易业务，或本身及友人、子弟的海外留学，拥有独自的海外人脉关系网络等。随着整体的教育普及和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独自积累，相对于军公教人员，他们具有比较高的独立性。中产阶级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得他们在政治上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开始激化，他们既想保有因经济发展而得到的利益，又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和经济垄断感到普遍不满。中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打破由外省精英集团控制的上层权力结构，从而能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实际上形成了政治参与的巨大压力，从根本上对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和政治权威提出了挑战。所以，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是推动台湾党外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4）本土资产阶级崛起。国民党退台初期，台湾的资产阶级大都是从大陆迁到台湾的，资本也主要是从大陆流入台湾的。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本土资本开始崛起，打破了大陆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及至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台籍资本已经在整个资本构成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当时的台湾私人财团中，大部分是台籍资本。1977年在100家最大的集团企业中，台籍集团企业占79家，而在台湾整个私人集团企业资产中，台籍集团企业也占七成左右。当时最大的台籍地方财团，如王永庆的“台塑集团企业”，吴三连等人的“台南纺织集团企业”，辜振甫的“台湾水泥集团企业”等，都是同行业中的翘楚。
应该提到的是，台湾的地方财团是在国民党当局和外国资本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是主要的，但是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因此，从政治关系上说，台湾的地方财团对行政当局的政治忠诚并不是完全的。台湾社会的政治变迁出现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奇怪。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虽然“社会行动者的日常活动总是以较大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为依据，并通过自己的活动再生产着后者。但是社会并不必然是浑然一体的集合体……我们不应将‘社会再生产’等同于社会统合的不断巩固，在范围更广泛的社会系统的不同部分或地区中，各个行动者和集合体具有不同的位置。”吉登斯的观点对台湾社会变迁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国民党扶持下的本土资本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再生产出支持其政权的社会结构。本土资产阶级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却无法取得政治上的相应地位与权力，因为政治上层的权力的封闭性，无法将本土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完全整合进社会政治系统，从而缓解政治参与期望值增加形成的冲击。所以，本土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不断壮大事实上形成了另一股政治参与的压力。
（5）地方派系力量的发展也对国民党当局的威权体制形成了冲击。地方派系力量在地方选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向封闭的“中央层级”权力核心传送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尽管地方派系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但是它确实为台湾培养了一批政治精英。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精英分子以台湾中下层民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得到了许多民众的大力支持。可以说，他们的崛起也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
2．政治资源分配结构的缓慢变迁
台湾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提出了挑战。国民党当局僵硬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台湾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冲突的应力不断累积，冲突的刚性不断增强。
（1）长期的戒严体制和长期不改选的“中央民意机构”阻塞了本省籍精英上升的通道。1949年，国民党开始在台湾实施“戒严法”，随后进行了38年的“戒严”。这是国民党对台湾进行统治的主要依据，也是国民党当局“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戒严体制下，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行“非常时期”的军事统治，封闭全省，严格限制出入境，全面强化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形成了“白色恐怖”。此外，由于国民党一直标榜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故而其“民意机关”就必须具有“全国性”的代表性。所以其主要的“中央民意机关”如“国民大会”、“立法院”等均由1946年在大陆选出的人员担任。虽然经历了丢失大陆的动荡和由于年纪老迈而导致的自然减员，这些“民意代表”早已七零八落，但由于他们具有“法统”的象征意义，是国民党当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国民党为了维护其虚幻的“代表性”，拼命维护这些早已失去代表性的“民意机关”，形成了几十年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国民党当局这些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临时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维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强力的压制和广泛的渗透，通过一系列临时性的制度安排来维持其在台湾的专制统治。”换句话说，国民党当局实施“戒严”和保存“民意机关”是以“反攻大陆”为前提的，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最起码在形式上是这样。但是，随着“反攻大陆”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种临时性制度安排存在的合理性越来越小，有效性当然也随之减弱。到了7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矛盾越发突出。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当局“除了靠戒严与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外，始终打不出一张新的王牌。换言之，在法统逐渐褪色的过程中，如何及早创意人民所乐意接受的新政治共识，这是维持政治权力与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与前提。”其实，不是国民党当局不想出牌，而是实在无牌可打。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不愿承认在大陆战败的事实，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更不愿开启两岸间的谈判，解决“法统”问题；另一方面，台湾岛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给国民党当局的这种临时性制度结构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国民党当局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压力带来的困局。
（2）“革新保台”的努力不但没有帮国民党当局摆脱困境，反而加剧了危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民党在“革新保台”的口号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的内容是改变精英甄补方式，有限制地放开“民意机关”的选举，甄拔部分台籍精英进入权力系统，如林洋港、李登辉等，许信良也曾一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然而，国民党当局对下层精英进行个别吸收的效果是有限的，虽然吸收了下层精英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治稳定，但是它并没有为把“整个集团和较底层的人微言轻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在实际效果上只能是一种延缓行为。易言之，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参与压力并不一定减轻。部分吸收的办法虽然暂时减缓了对权力分配结构进行全面调整的压力，但是把不断生成的压力集团整合进体系中的要求却依然存在。而且，有限参与的政治开放引发了更多的参与期望，反而反向增加了政治系统的压力。日本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精英集团的开放性可以防止、降低社会竞争力，起到抑制社会反感和反对的作用。如果精英阶层明显地具有排他性，而且长期重复内部繁殖，那就容易导致精英和社会的联系减少，从而使权力系统失去活力。换言之，精英集团的开放性是精英集团和社会相连的主要手段，也是其能保持活力的主要手段。对于台湾而言，由于缺乏精英间的合理流动，国民党当局和台湾社会看似相连，其实连接的紧密程度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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