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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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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纯粹是中国时刻，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长达14个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年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而创造这一历史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本书以大量史实为依据，再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前前后后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这一转折的内容、性质和伟大意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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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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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期，坐落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划时代的伟大转折。其转折点，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为标志。这个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历史转折的过程、内容和性质是什么？本书针对这些问题，以活灵活现的人和事，再现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的历史大转折的发展历程，让历史本身来回答人们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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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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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模辽宁省海城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任山东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政治系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三部主任、科研局局长、室务委员等职。主要著述有：《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主编）、《改革开放的历程》（主笔）、《新时期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主笔）、《新编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纲要》（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时期分主编）等。苏品端福建省福州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任教于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新时期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主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主笔）。与他人合著有：《简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当代国际政治与中国对外关系》、《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与热点问题》、《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等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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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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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徘徊前进
惊心动魄除“四害”
“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
走向历史转折的前奏
第二章 全面纠“左”的中央工作会议
工作重点转移与全面纠“左”的呼声
陈云发言起狂飙
中央政治局的几项重大决定
“中心定位”大讨论
改革开放的酝酿
真理标准又起风波
农业文件的审议和重写
健全民主与法制的要求
加强党的建设的心愿
小平总结指方向
第三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三中全会的议题和进程
作出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划时代的里程碑
第四章 从转折走向腾飞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开创新局面
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树起两个丰碑
历史留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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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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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除“四害”
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中国历史出现大转折的前提。这一历史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同“四人帮”的巨大斗争后才出现的。激烈斗争，发生在1976年。
1976年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面对一个灾难频生的局面。这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已持续十年之久，整个神州大地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1月8日清晨，刺骨的寒风吹来了人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7月6日，广播电台又播发了开国元勋、身经百战的朱德委员长病逝的不幸消息。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全国人民极度悲痛。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个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集团，乘党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指挥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受其控制的民兵，企图作乱。他们下发半自动步枪52
700余支，六二式步枪25 000支，机枪500挺，迫击炮300门，高射机枪300挺，四○火箭筒100支，子弹1
000多万发，作为夺权的武装力量后盾。同时，“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还策划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进京，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有了武力准备之后，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力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监视华国锋同志的行动，图谋不轨。他们还操纵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人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幅重担”。王洪文还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认为必须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谈到：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华国锋还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了此事。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四人帮”为了给上台制造舆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9月16日，他们操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在报刊上占据主要版面，反复宣传，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人。学好文件抓住纲“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举动，引起华国锋的更大的警觉。对照四个多月前毛泽东给他写下三句话，10月2日，华国锋在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发言稿》上纠正了这个提法，并批示道：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示：“建议不下达。”江青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四人帮”一方面阻挠下达华国锋的批示，以防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骗局被戳穿，一方面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又一篇调子更高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担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领导人。在此前后，“四人帮”阴谋篡权的活动更加露骨。10月1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要大家警惕：“还会有人要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翻案”，并说：“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王洪文在北京市平谷县讲话时声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嚣张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以上四段文字，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第962-963页。中共党史研究室著。2011年1月版。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决战终于打响了。具体行动由汪东兴组织，分两组进行。一组由汪东兴直接负责，通过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问题。按照这个部署，10月6日下午1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通知。主要议程有三：1、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2、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方案；3、研究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通知还写道：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开会时间定于晚8时，地点在怀仁堂。当晚，8时前半小时，华国锋、叶剑英先行赶到怀仁堂会场，坐镇指挥，汪东兴随行其左右。届时，张春桥先到，经华国锋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后，就由监护人员将其送往受审查的隔离处所。接着到会的是王洪文，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又念了一遍，当执行人员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时，王洪文作了一些挣扎，但不久就跟着监护人员走了。姚文元在没有进入正厅的情况下就向他宣布了中央决定，随即将他带走。与此同时，另一组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张耀祠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他们在宣布中央决定后，把江青、毛远新迅速监送到隔离审查处所。这次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的一仗，从10月6日晚8时开始，到9点半以前就迅速、利落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对“四人帮”和毛远新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之后，10月6日晚11时，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向政治局汇报了对“四人帮”和毛远新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经过，并且严肃指出：毛主席早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搞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在病重期间，再次向中央政治局作出指示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但是，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猖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他们的死党在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是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随后，叶剑英也作了重要讲话。他主要说，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实践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接着，委员们热烈发言。与会同志一致拥护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策，愤怒谴责“四人帮”的罪行。大家还通过叶剑英的提议，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希望尽快召集各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进京，传达党中央的决定。政治局会议开到7日凌晨。
10月7日至14日，按照玉泉山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和党中央粉碎他们阴谋的过程。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全党同志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会议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要求在斗争中注意政策。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及中央粉碎他们阴谋的胜利通知到全体党员，全党衷心拥护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许多省、市、自治区和革命老根据地的党、政、军还向中共中央发来致敬电。就在中共中央向全党逐步传达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竟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密谋策划武装叛乱。“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徐景贤、王秀珍于10月8日上午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他们从北京打回上海的电话中得知“四人帮”出事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决定要干。徐景贤下达手令，调集民兵35
500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同时，责成上海的报社、电台在宣传上制造舆论，紧密配合，并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部署和行动方案。10月12日，王少庸等又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并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拟定了“一月风暴精神万岁”等21条反革命标语，要求参加叛乱的各系统“召之即来，血战到底”。他们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反革命口号。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划反革命叛乱的情况后，果断地采取了几项有效措施：第一，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先后召到北京，使“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处于群龙无首的困境，不敢擅自作乱。第二，迅即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赴上海控制局势，掌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同时，又下令沪宁一带的人民解放军，准备应付事变的发生。第三，为了稳定上海局势，中央先在南京部队和江苏省一些地方传达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用中央精神武装上海和江苏党政军干部的头脑。在中央的有力措施下，徐景贤等人在上海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当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人们纷纷起来声讨“四人帮”，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顷刻瓦解。10月18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被隔离审查，上海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得到顺利贯彻的形势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0月21日向全世界播发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顿时北京城像开了锅似的有上百万人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庆胜利。10月24日，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云集百万军民正式举行庆祝大会。人群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群情振奋，“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激昂口号，如春雷滚滚，响彻云霄。从10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中，全国三个直辖市、二十一个省会城市、五个自治区首府，游行集会的人数达5
000多万。不少家庭举杯欢庆终于把作乱十年的“四人帮”打倒了，人们迎来了新的生活。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闻家驷在《欢呼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诗中写道：一网打尽，大快人心。
英明果断，扭转乾坤； 主席遗志，后继有人。 锣鼓喧天，红旗如林；
得道多助，天下归心。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上也引起了注目。当时，前南斯拉夫一家报纸称赞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共产党在1976年取得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胜利，使一度是灾难频生的1976年，戏剧性地转变为走向光明的胜利年。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驾驭社会主义航船，绕过暗礁，渡过险滩，破浪前进的惊人的能力。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性胜利，还不是彻底胜利。还有一些“四人帮”的余党在全国各地活动着，“四人帮”经营多年的帮派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摧毁，“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散布的流毒还需要肃清，只有深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在全国消除不安定因素，才能领导人民以新的姿态建设新生活。为此，中共中央在1976年11月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决定。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有领导地分三个战役进行。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清查其帮派体系；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剥掉其披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其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左理论。适应这种部署，中共中央从1976年12月10日起，连续向全国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随后揭、批、查斗争在全国展开。揭批查的斗争，冲破种种阻力，到1978年取得了基本胜利。经过揭、批、查斗争，基本查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及其潜在的帮派体系，从而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经过揭批查斗争，人们认清了“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派，其极左理论和路线，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造成严重危害。经过揭批查斗争，整顿和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到1978年8月，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而被撤职者9人，约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三分之一。结合揭批查，初步调整了中央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调整面较大的有23个部、委、局和14个省、市、自治区。此外，还制止了少数地区由于派性仍然存在的武斗和动乱的局面。这就在全国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创造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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