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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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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一代中的很多青少年处于一种精神匮乏的“悬空状态”，而透过本书收录的几十篇评论公共事务的文字，我们看到了90后身上孕育着的新生因子：心态开放、阳光，关注公共事务，充满责任感。公共意识的成长，无论是对实现社会转型，还是构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都是极为重要的力量。而公共意识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缺失，本书无异于将给其他年龄段人群上一堂直观可感的“公民素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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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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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就读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文科实验班。2004年底开始涉足杂文写作，迄今在各类媒体发表杂文、时评、随笔等四十余万字。系多家平面新闻媒体专栏作者、主流门户网站特约评论员并建有个人文集。曾获得一些知名网络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评论员、优秀评论文章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编入全国性年度杂文时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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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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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等公议”与拒绝听证
有一种体制“福泽万代”
躲不开，故不幸福
掰手腕：摩天楼上场，保障房缺席
福利分房第二春
1000万套保障房的分子与分母
财政私房化
对手机黄毒不能无限度迁就
“山水宴”的缺德经济学
绑架公共利益的“旗号政治”
“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
“情绪传染”与“躲猫猫”异曲同工
“不归我管”
甜瓜脸与苦瓜脸
“一塌糊涂”的地沟油管理
他们一直都“清醒”
犯傻与作秀
“豆腐渣地质”是一面铁盾牌
又一种泛神圣化
“工地喜剧”
按显规则说，按潜规则做
“冒死爷”的下岗
四平的作弊丑闻
民意调查的圈套
符号性村庄的转型焦虑
“房价收入比”看起来很灵
不牵“骆驼”牵什么
湛江的豆腐渣海堤
高尔夫“痞子”的梦呓
“世界鸭王”其实是个污染大王
一只生蚝，折射珠三角生态困境
捷报与诘问
谁毒倒谁
又一种“山高皇帝远”
无孔不入的“制度归因”
廉政语言的雅与俗
太原的城管“硕士娘子军”
公权力与明星的距离
仰望制度与仰望长官
面目可憎的政府公司化
我们当丑闻读，他们当成绩讲
“宝马乡”的批判与救赎
贫困县不贫，百强县不强
有一种改革叫“我在动”
当“闹大”成为“优选”途径
温州经济的“毛”与“皮”
“被自愿”，连孩子也不放过
“裸奔政府”下了几只“蛋”
被动摇的常识信任
那些归于沉寂的创新样本
聊胜于无的“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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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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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公共利益
“众等公议”与拒绝听证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对于无人主动报名参加的东莞市水价涨价听证会，东莞有关方面
6月 10日澄清说“零报名”系“误报”，原本邀请 21人，实际有
5人报名。这意思相当于改口说“成熟消费者”和“民主素质高”的市民还是有的，凤毛麟角。报名者究竟有几无从考证，市民看似不给官方面子，那是“给脸不要脸”，官方脸面啥时候都是“重于”百姓脸面的，当然要自己找个台阶下。如同当众摔了一跤遭人哄笑，就要说地有点滑，还好不是太滑，摔得一点也不狠。不论怎样自说自话，此次东莞水价上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无论是零报名还是五人报名，反映的都是市民的不配合。总说听证会系舶来品，从西方漂洋过海，移植我域十余载，老是水土不服。其实与百姓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并非西方专利。新华社
2008年 3月的一则电稿说，福建安溪县城附近雅兴村一干涸的河床旁，发现一方
180年前就交通价格进行公议的“听证会”石刻。刻曰：“舟楫之利，本以通往来，近因子侄纷更多事，兹众等公议，定：澳水安流一文；满牛皮石二文；大水难渡，听其对约甘愿。公定如此，倘有违者，就近闻知，众等自当督责，决不宽恕。许家众等谨白。
”
文物部门考证，石刻为清嘉庆年间所刻，“许家”即现在的雅兴村。当时澳江两岸百姓要过此河，船家与过河百姓因船资起争吵。澳江村里有威望的士绅就召集村民，就船资问题开讨论会，定出大家认可的过河价格，这类似于现今的听证会。价格听证究竟源于中国还是西方，是经济史专家的事。我感叹的是，价格听证远不是东莞市消委会秘书长邓国平说的那么复杂，又是消费者成熟度，又是民主素质什么的。如果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莞市民，民主素质尚不如
180多年前的福建雅兴村村民，那是对现代文明的辱没，不值一辩。
“听证会”后，雅兴村村民过河费是涨了还是降了，或是维持原先水平，已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众等公议”，无论过河费收取标准变与不变，不是船家说了算，也不是过河百姓说了算，而是利益双方充分商议的结果，时髦点说是博弈。就角色而言，召集听证会的士绅，相当于如今居中裁判的物价局或发改委。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封建时代的士绅，就一定比民主法治社会的物价局或发改委公正公平吗？过去说皇权不下县，乡村谁管？大多靠不支朝廷俸禄，不受朝廷官位和阔绰公堂，守居乡村的士绅。士绅乃一方之英，也称英耆、乡贤，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这些人中当然有为恶一方之霸，但也不乏儒家济世之士。千年以来，乡土社会的治理一直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强调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公权力介入较少。自明代开始，士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士绅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通过诸多社会活动才能体现，也有个公信力的问题。因此，从出发点上说，我相信召集雅兴村百姓开听证会的士绅，会前未必抱定了“过河费一定要涨多少多少”的念头，得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再定。不难想象，如今主管价格的部门拥有公权力，如果公信力受损，损的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官员看来这没啥大不了，该发号施令还发号施令。倘若士绅公信力受损，损的是个人公信力，弄不好在乡村社会身价看跌，往后不大好混的。由此说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兴村百姓过河费问题的听证会，大抵不会出现与会者身份造假，也不会有人扔水壶（那时没矿泉水瓶），更不会通知开个会还扭扭捏捏，应者寥寥甚至无人响应。想想那会场的情景，一定会是唇枪舌剑，唾沫乱飞，倘是过河费真该涨，也断不会是众口一词的“该涨该涨”，除非雅兴村百姓脑子集体出了毛病。一个是过河费，一个是水费，都属民生范畴，且都有自然垄断的属性。你可以不这样也可以不那样，但你不能不过河、不能不喝水，增之一分与少之一厘，无不关系到千家万户。正常生态下应该是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去说叨说叨，而现实情形呢？老百姓一听“听证会”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不偏离“众等公议”的应有之义，哪会出现拒绝参与的怪事呢？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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