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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思维活跃，一直很敢说”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终于发飙！！！
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其路漫漫，
我只想说点对得起国家的真话！
《昨天的中国》
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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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
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材，若不是宋教任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因为牵扯事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都被传唤到了上海审问，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
类似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在书中频频出现，虽谈不上石破天惊，但至少也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切的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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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向来有“思维活跃，一直很敢说”之誉。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
主编有：《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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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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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答《市民》杂志记者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
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
——答《理财一周报》记者陈才
从中国近代史看“经济民族主义”
大清帝国自己打倒了自己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回望百年共和路
——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
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
——答《华商报》记者问
冷静回眺近代中国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
——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
——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
——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
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下篇：辛亥革命
——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辛亥革命的成本、收益与代价
——答《社会科学论坛》特约记者张弘
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
——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辛亥革命——变与不变
沙龙对话主办：《领导者》杂志社共识网
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
——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答友人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
——答高伐林
辛亥革命面面观
——答腾讯历史频道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燕山大讲堂第127期的发言
晚清民初人物与历史学者的责任
——答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
——答马国川先生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哈佛“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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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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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孙中山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
余少镭：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现在回头看，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贡献是什么？
袁伟时：辛亥革命，无论如何，是将一个朝代结束了，大清帝国告终，这就是最大的历史功绩。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近代革命，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因为私有制的发展，新的经济形式，它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它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就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但中国有点特殊，19世纪开始发展的时候，走错了路，走官办经济的路，走发展军火工业的路——由官僚来办重工业、军火工业，结果发展很慢。这是一个大错误。官办工业亏本太厉害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转而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有些研究者把历史简单化了，什么都归功于康有为，归功于“戊戌维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19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已经慢慢知道，官办企业此路不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那个时候，各省成立招商局，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实际上已经开始，康有为不过是这个运动里面的领袖人物之一，不是唯一的领袖人物。这说明私有制基础上的革命，只要政府不设置障碍，经济是可以自行发展、自行生长的，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实行新政，清政府更不遗余力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各个省都很努力发展私营企业。
余少镭：你认为清政府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是什么触动了其在经济形式上转而支持民营经济？
袁伟时：主要是财政负担问题。有一个突出例子：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办这个钢铁企业，预计年产量6万吨，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但是一投产就亏本，甲午战争爆发后，1894年开始投产，一投产就亏本。在19世纪从来没有达到预定产量。官僚办企业，一个是按衙门方式办，机构很大，经营成本太高；另外一个是瞎指挥，连这个铁矿是酸性还是碱性、酸碱度是多少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购买设备。人家问张之洞，你那个铁矿是什么性质的，要买贝氏炉还是马丁炉？张之洞很大方，两种都要！那就有问题了。成本高，产出少，到1896年，没办法了，办不下去了，张之洞才认识到要招商，要交给商人去办。结果盛宣怀接手这个企业，在他手上，这个企业慢慢发展起来。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冶萍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这个就是从官办到民营的典型例子，官办的一定亏本。
余少镭：这是不是跟当时的企业负责人不懂经济规律有关？
袁伟时：不懂经营，不懂经济规律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它体制上有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就说，对私营经济、私商来说，企业是他的身家性命所在，他不搞好经营，不提高产品质量，就要破产，所以他就必然要努力去做，拼命去做好。当然也有投机取巧的，但那是少数，多数都是非常努力的，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个人利益，这一点一定要清醒。他进一步提出，官方资产也应统统交给私商去管理。一百多年过去了，李光耀在这个月10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上还重申这个观点。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私人资本主义有效。如果不是一个和你利益攸关的公司，你会不会上班上到凌晨2点、
3点？……在私人公司，你必须全神贯注。所以我坚信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国家资本主义。”
余少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体制转型，它的内在动力是源于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袁伟时：对，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新的生产方式，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很自然它要战胜旧的生产方式。经过重创，大家都知道要富国强兵，民富则国强，所以一定要发展新型企业、民营企业。经济方面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要解决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05年开始正式打出预备立宪的牌子，1910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那是省议会的雏形，为正式成立省议会做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机构，各省都成立起来，它不完全是民选的，但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些士绅们批评政治，监督政府，意见很尖锐。清末的谘议局一开始就是批评意见很多，监督政府的意向很明确。谘议局成立以后，各省的谘议局马上就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向清廷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国会。所谓立即召开就是在1911年开国会，实行宪政。这种愿望为什么那么强烈呢？
清政府虽然讲预备立宪，要改革官制，要成立内阁，但口惠而实不至，而官员的腐败又非常严重。清政府既没有能力，又搞专制，又腐败，大家当然要就提出一个民主的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民主的话，应对国内外的事情都不恰当，都会失误，而官员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不搞民主，国家要强盛、要达到民富国强这个目标，是没有保障的。你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民富国强。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时，公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更多是从国家富强的角度考虑。
第二个原因，就是民族矛盾。清政府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很多总督、巡抚都是汉人，且汉人比满人多，但是，在这个体制下，始终对汉人是提防的，让汉族的士绅分享政权不是那么彻底，不是按照民主原则来处理。清政府总是把满族、蒙古族排在汉族前面，这一条引起汉人很大的反感，那就要解决一个民族平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爆发革命，就会有那么多人响应，这是重要的原因。清帝国是少数人的统治。很多革命党人，甚至保皇派，大量引用清兵入关时的一些暴行，比方说“扬州十日”啊、“嘉定三屠”啊，等等，提醒民众不要忘记民族矛盾。这个起了很大作用。
余少镭：总结起来，你就是说辛亥革命爆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当时的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他们还有血债。你觉得这两个矛盾在当时哪个更尖锐一些？
袁伟时：其实这两个也是混合在一起的。从士绅阶层的领导者眼光来看，世界潮流是民主的，实行宪政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而中国的现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制度，这个是主要的。但是，革命爆发后，他们很快就说“光复”。所谓“光复”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复”汉族的江山。辛亥革命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口号就是“光复”。
余少镭：有个团体也叫“光复会”。
袁伟时：对，革命胜利后，每一个省的独立都叫“光复”。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的宣言，到各个省成立军政府的那些宣言，几乎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汉族江山“光复”了，或者书“重建”了。到处都是这样的情结。这个就很明显体现了民族矛盾。
余少镭：其实清政府他们内部也想改变，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变不行。但是传统说法是都说他们欺骗了人民，说他们搞立宪，步伐特别慢，后来又弄了个“皇族内阁”，欺骗了人民一样，这两个是不是一个矛盾？他们本身想变，也知道不变不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符合人们的期待，最后完全失去了诚信。有资料说立宪的年限一推再推，提前也是被迫提前的。
袁伟时：它倒不是一推再推，而是确实感觉到，不变不行。义和团事件以后，首都都给占领了。八国联军做了一些坏事，军纪败坏。抢掠啊，抢劫啊，奸淫啊，什么都有。但是一稳定下来以后，新的管制方式的优越性就出来了。天津建立了一个政权，很明显就跟传统管理各方面很不同。在北京，紫禁城是归日本军占领、管理的，他们没有抢掠那些宫廷的财宝，很完整地保护下来，后来交给清政府，这些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为什么人家外国人是那样的一种情形？这里面反差太大。慈禧太后居然向11个国家宣战，支持义和团乱杀外国人，而且杀中国人更多，教民和凡是沾点洋气的、读洋书的、卖洋货的，都杀。杀了外国传教士、修女、儿童两百多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没有准确数字，光是天主教徒，有准确名字的算起来超过3万人。中国人死了那么多，整个国家一大块地方又给人家占领了，那样的情况下你还不变？非变不可了。连慈禧也感觉到，再不变，整个国家、朝廷、她的政权，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那样就变了，而且确实进行了一些很伟大的改革。
余少镭：你觉得具体在哪些方面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袁伟时：最突出的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是教育的改革。原来通过科举培养人才，科举取士，作为知识阶层的上升的道路，3年一科，一科就300来人，上升的道路太窄。内容也太落后太腐朽了，主要是四书五经，后来加点策论。知识面很窄，稍有常识的人都感觉到不变不行了。
余少镭：就是束缚了人才的发展。
袁伟时：对。义和团事件以后，就开始大量办新式学堂。开始办新式学堂时，一般人还认为，你不是通过科举上去就不是正途出身，还是想走老路，民间也认为科举是最光荣的。到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他们提出来，假如不彻底改革的话，大家不把新学当作正途、当作最主要的上升渠道的话，就发展不起来了，他们建议马上废除科举。清政府接纳了，废除科举制，这是1905年下的决心。但是这个废除科举的背后还有过渡的安排。比如说留学回来的人，还有洋科举，就是回来还要再考一次，虽然废除了科举，照样授予进士、举人的分级头衔。原来的秀才们，采取很多方式过渡。年轻的，就鼓励你到学堂里去学新的知识；老的呢，年纪大了也分别安排各种各样的就业。这是一种稳妥的过渡安排。
余少镭：也就是因为安排得当，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混乱。
袁伟时：对，没有什么混乱，就很自然就过渡了，这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很伟大的改革，教育改革。
第二个就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分两步走，最初就是将原来的大清律例，即传统的中国法律里面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了。很多酷刑，比如砍头啊、千刀万剐啊、鞭打啊什么的，这些最残酷的东西第一步先废除。然后就很坚决地将传统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制定了新的民律，刑律以及民事、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行政和司法不分的弊端，司法走向独立的道路。同时，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律没有禁止的就不算犯罪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都确定下来。那就是说，从司法审讯到法律体系，都彻底改革了，其中有一些还完成了全部的立法手续，刑律、诉讼法等都颁布施行了。另外还制定了很多其他法律、法令，但是民法（民律）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手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所有这些改革成果都继承下来。中国法治有了良好开端，司法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再有一个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预备立宪。最初就是所谓官制改革。官制改革，将原来中国的六部制，慢慢地变为新式的政府机关。外务部门原来是管理人家来朝贡和管理藩属的，到圆明园事件以后，1860以后，改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还不彻底，到了义和团事件以后就直截了当改为了外务部。另外，原来清政府的内政也很不规范，现在成立了巡警部，就是建立警察机构。“警察”也是新政后的叫法，原来是叫“衙役”的。由警察管理社会秩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余少镭：警察这个具体是袁世凯搞的？
袁伟时：对，当时他要收回天津地区，但是关于这些被占领的地方有一条协定，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准进去。袁世凯就想了一个办法，训练了3000民警，接收了天津。袁世凯的部属赵秉钧最初负责训练民警，后来就变成了巡警部尚书，也就是部长了。后来，各个地方都慢慢开始建立警察署。同时，内政方面，原来清政府的政权机构只建到县一级，后来往下延伸。县一级及县以下的政权也分开了，按照三权分立的体系来建立，这个政治体系的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变革。
余少镭：这个步子迈得很大，也就不是后来所宣传的所谓欺骗人民的说法。
袁伟时：不是，但是朝廷当中始终有皇族、满族权贵想维护他们垄断权力的利益。
余少镭：这就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又想变又怕变，怕变了以后他们的既得利益会遭到损害？
袁伟时：对，这是一个关键地方。老是怕丧失权力，后来的好多问题都是由此发生的。但另一方面，它不是真假的问题。真假问题涉及推测人家的动机，对史学家来说，这个是不足取的。我们应该看行动，实际情况怎么样，而不是推测他的动机。后来“皇族内阁”的出现，就说明它内部矛盾比较大，有些人就是不肯放开权力。
余少镭：那可不可以把“皇族内阁”的出现，作为转折点来看？通俗点说，他们想改，打了右灯又往左转，他们想朝着宪政走，又想保护既得利益。
袁伟时：对。后来出现一系列问题，也是跟整个满族上层权贵的腐化有关。慈禧她在新政时期，是支持新政的，所以才有那三大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外一方面，慈禧她又很短视，胸怀很狭窄，这个狭窄表现在她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她挑选了一个3岁的宣统做皇帝，宣统还是小孩，而他的父亲摄政王又是一个很平庸的青年，二十来岁，没有什么经验。
余少镭：从他对袁世凯那种处理就可以看出。
袁伟时：其实满族皇族里面有一些人比他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挑选比较有为的人来接班。这样的处置，在一个大的风暴面前，就会应对失措，就会出现大问题。
余少镭：你刚才说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改变，转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它的起因是不是清政府想把路权收回国有？四川铁路是私营的，民营集资，是股份制的形式，后来清政府为了贷款还是什么把它收回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倒退，让革命党人有了发动革命的借口？
袁伟时：义和团事件以后，各个省都成立了很多民营铁路公司，可是进展都很慢。其中，四川这个铁路公司，主要是修川汉路。四川本身要修的铁路，也就是成渝铁路，把它进一步修到重庆，到湖北汉口，那整条路就叫川汉路。它这个公司是集股的，基本上是在四川按照土地、田地入股的。入股后，当地士绅就管理这个铁路公司。但是士绅很腐败，贪污浪费很厉害，铁路根本就没有进展。不但这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进展都非常慢，像粤汉路，是20世纪30年代才全线贯通的。
盛宣怀上台做邮传部尚书，也就是交通部长，他出于好心，想加快铁路建设，提出一条政策，就是“干线国有”。就是将铁路不完全收归国有，只是干线收为国有。但他本身又没有资金，就只能借外债来收回这些干线。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腐败，只能按照公司治理的办法从内部解决，应该要相信股东，推动他们解决问题。政府一插手，等于忘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就是政府办官僚企业，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再加上当时一收归国有的话就有两种利益的冲突。那些士绅，他们的账是查不得的，见不得人，于是就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而当时四川的总督对群众示威，采取镇压的方法，开枪，杀人了。
余少镭：是端方吗？
袁伟时：不是端方。端方不是四川总督，他是川汉铁路督办，他是管铁路建设。他带了军队，带了一批新军，进入到四川。四川保路运动一起来，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强调要和平解决，不要镇压。但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已经开枪了，杀死人了。另外一方面，汉口那边又闹事了，那边也有革命党人，他们制造的炸弹爆炸了，结果被官府发现，于是抓人，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义了。起义一爆发，跟随端方的新军，本来里面就有革命党人了，就要杀他。端方倒没有直接镇压保路运动，是四川总督在镇压。
余少镭：端方后来结局也比较悲惨。
袁伟时：对啊，砍头了。
余少镭：照你刚才说，清末新政总的来说是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袁伟时：对。但到最后关头，引爆了保路运动，那就是应对群众运动不妥当，用镇压的方式。
余少镭：维稳。
袁伟时：对，维稳。对待群众的动乱采取怎么样的手段，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镇压，这个问题很大。处理不好，结果革命就爆发了，就给了革命党机会。
余少镭：也有一个说法是，当时革命党是害怕新政成功的，新政成功他们就没机会了。
袁伟时：是的，包括他们行刺出去考察宪政的几个大臣，就有这样的思想，确实就有这样的情况。
余少镭：那么你觉得在清末的大变局中，几个比较大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等人，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客观作用？
袁伟时：孙中山可以讲是时势造英雄。他在1894年还写《上李鸿章书》，原名《上李傅相书》。那个时候，他这篇文章虽然经过郑观应等人的修改，但是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达到当时的先进分子的思想水平。比如他里面就没有提过开国会这些问题，也没有提出一个改革的纲领，就说了几句什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等老生常谈，都是很虚的东西。比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的思维水平并不高。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因为看到改良之路不通，就走向革命道路，其实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到天津见李鸿章，是盛宣怀给他开的介绍信。李鸿章正在应付朝鲜战局，军务很紧张。你一个一般的士人、一个医生来见他，而且他那封信是要求去国外考察农业，回来好振兴农业，没有什么安邦定国的大计，水平也比较低。所以李鸿章在军务匆忙的时候，没有接见他是很正常的，他叫了幕僚接见他，而且孙中山要求要得到护照到国外去，他也给他了。所以我认为李鸿章处理这件事没有什么失误。
余少镭：那你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水平不高，是不是跟他个人的学养有关系？
袁伟时：是的，是跟学养有关系。这里面顺便讲一下，他的权力欲、领袖欲很强。但我认为这没什么，很多想吃政治饭的人都想做领袖，这个很正常。但是他有时候，好像用了一些比较快的方式，想走捷径，或者甚至有弄虚作假的地方，我认为这不足取。孙中山恰恰有这样的弱点。比如他当时看到形势不对，就跑到夏威夷（檀香山）去，跟当地的帮会结合起来，组织兴中会。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是改良不通就要革命，这个有点勉强。其实这不过是政治人上升的一个途径。他原来也说想革命，就是要复兴汉族政权。他感觉到满族腐败，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想造反一点不奇怪。但是，当时是甲午战争正紧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个时候不应该革命，主要矛头应该对外。但他却在那个时候发动革命，其实也就是在广东搞一些军事投机，规模较小，参加的就是日本那些浪人。浪人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流氓，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也支持孙中山搞这些军事投机，即所谓的革命，但是在当时的影响不大。
他真正成为革命领袖，是在什么时候呢？在1896年他跑到伦敦去，清帝国驻英公使馆将他抓了起来。
余少镭：一个驻外使馆有权力抓人吗？袁伟时：当然没有权力。清使馆的人诱骗他，说是他老乡，讲一口粤语，对他也格外热情，但是他一进到公使馆就把他关起来。抓起来后，他学医时候的老师那时候正在伦敦，他通过给使馆搞清洁卫生的英国人将消息带出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使馆没有权力抓人，那结果就有所谓“伦敦蒙难”一说。“伦敦蒙难”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大事件。国际上都认为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革命领袖。可以这么说，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是专制政府培养出来的。孙中山也借此一举成名，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
其实他有很多弱点，从理论水平，到领导作风各方面都有很多弱点。他的主要弱点是行政能力缺乏，这个在后来的临时大总统秘书长胡汉民的日记里有记载：孙中山有什么报告他们都批，这个又该给钱，那个又该给人办。但到后来胡汉民他们都不给他办了，孙中山就很生气，问：为什么我的批示你们都不支持呢？胡汉民就耐心跟他讲：你这个是不对的，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各方面都给他解释，他就说，哦，原来如此，就接受了。也就是说，他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不强，这是个大问题。
另外呢，他也好名。当时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有过一个例子。兴中会在各地成立，除了檀香山以外，在香港也成立了。兴中会当时就讨论由谁做香港兴中会会长，其中有一些人，以谢缵泰为代表，认为杨衢云各方面比较合适，领导才能也比较出色，主张由他来做。但是孙中山缺乏领袖的胸怀和风度，最后让自己做了会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从来没有得过博士学位，也没有哪学术机关、哪个大学赠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根本不是博士。但是在外面，他在签名时常常用英文签“Doctor”，就是医生。有些人误会，以为他是博士。后来就以讹传讹了，他也不更正。结果呢，20世纪20年代，他们派代表到苏联去，俄国人口口声声叫他博士，他也不否认。他派蒋介石他们到苏俄去，也取名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他好像当之无愧地将这个博士当下来了。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里，还有块碑叫做“孙逸仙博士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就是在长堤中山二院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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