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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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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在经历了暴风骤雨之后，才懂得安闲自得的可贵。回首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有太多的怀念和感慨；回顾中国近代文人墨客的一颦一笑，又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生活的睿智。岁月蹉跎，岁月如歌，又承载了多少悲欢离合，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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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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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浓缩了中国社会近六十年的风雨变迁，描绘了那个激情年代的人生百态；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细细品读这些珍贵的独家资料，在流金岁月中慢慢感悟人生，接受时代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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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著作包括《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还有多种学术随笔集出版，其中包括《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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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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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少年游
少年旧事忆城南
关帝庙记事
我与“第一本书”
天 桥 杂 忆
附中小记
生活的第一课
野驴顾惟乔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坎坷半生唯嗜书
特殊年代的琉璃厂
那个连阴雨的秋天
由酷暑而想到……
困难时期与解散食堂
开心斋与赤心斋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老去文章浑漫与
我和《推背图》
永难忘却的那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
一蓑烟雨任平生
第二辑 京华忆旧
看电影的记忆
大墙里面看电影
娱乐记往录
续“洗澡”
我的“北京的符号”
老北京胡同的最后留影
再说“东富西贵北贱南贫”
远去百年的贡院
建一座古旧书业的博物馆
无可奈何花落去
从朱雀桥说到天桥
“恢复玉河北段河道”献疑
“最美”的什刹海，生活也要最舒适
从标语治国到标语抒情
也说老北京的“梦华录”
关于“怀旧”这个主题
第三辑 往哲昔贤
齐如山
哲人其萎
雨横风狂三月暮
——怀念李慎之先生
国家、民族进步的“反面资源”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
——敬悼王元化先生
平生风义兼师友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迟到的悼念
——悼柏杨先生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高楼风雨感斯文
——追念陈乐民先生
落红不是无情物
——读陈乐民先生最后两本书
老北京的幽默
敬业的出版人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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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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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旧事忆城南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20世纪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北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文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生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么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西西河沿旧事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南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1．后街的日本人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后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间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日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
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儿大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站在前门），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人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别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国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就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一百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一百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了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2．幼儿园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同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发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一件白底儿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服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后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有了隔阂。日本人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一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总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儿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有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四十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20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是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他”），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腊八以后，小年之前，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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