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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同乡最铁，同僚最险，同学最纯。
憋了多年的秘密，要一股脑地讲出。
这部作品揭示了“同学聚会”的太多秘密。
作家梁晓声教给当下中国人最“成熟”的生存之道。
这是一本自传式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这是一本少年记忆里的的《郁闷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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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精选了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数十篇，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维、独特的情感、独特的抒发方式和独特的评说风格展现了作者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在所选作品中均体现出了作者的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的交织，梁晓声以其真实而痛快笔法，通过很多有价值细节的描摹，刻画出了复杂而极端年代里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
《恰同学少年》讲述了一次同学聚会，为官的为官，经商的经商，特殊年代的不同选择，导致了同学不同的命运结局。
《梦与醉》从作家真实的梦境谈起，少年的“捡钱梦”，青年的“浪漫梦”，直到中年更现实的梦；梦与醉相通，仅有的几次醉酒经历，却给梁晓声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的小学》《我的中学》《致年轻同学的信》讲述了几位老师和一些可爱的同学。
《父亲与茶》真实披露了作家的父子关系及苦涩的温馨记忆。
《知青五篇》对于近年的若干“争议”，作家梁晓声给予了严肃回应。
梁晓声最深刻记忆的探寻，国家最遥远的情感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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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近著有《郁闷的中国人》、《知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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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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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
梦与醉
父亲与茶
我的梦想
我的小学
我的中学
致年轻同学的信
我和梁燕同志
关于文化的琐思
关于知青
记忆的组合
致云南某知青
致陆高声
答友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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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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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醉一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校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校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故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真是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一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呵。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呵。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就是——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焦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焦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太爷的床上与吴妈“困觉”。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多美好的梦呵！多浪漫的梦呵！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呵！还有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当然地，再大朵的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能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我经常做以上那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一元面值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一切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他想要将口水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我说这种梦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考试升学方式永远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升学的资格和权利，当然要属于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充当勇猛小将的革命学生……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和所谓“红色司令部”的怂恿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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