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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可以触摸的民国》——对民国的关注，不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系列丛书，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节》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子系列——青年学者对民国文史的观察与认识，有其新视野与新格局，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见与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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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政治剧变的年代里，百姓或惶惑迟缓，或跃跃欲试，日常生活依然在传统的轨道上缓缓滑行。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是写作《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时所面对的议题。
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
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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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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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浩，1975年生于湖南，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国柯盖特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主编《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五四前后北京的文化生产与新文学的传播”、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生态与文学转型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近年来主要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城市文学与区域文化、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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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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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
第二章 社会
第一节 城墙下的自治
第二节 报纸的盛衰
第三节 教科书革命
第三章 男女
第一节 结婚雅尚半文明
第二节 休夫与弃妻
第三节 英雌大闹参政权
第四节 坤角登台满院芳
第四章 衣履
第一节 被绑架的辫子
第二节 男儿喜改装
第三节 女子身上衣
第四节 始于足下的解放
第五章 娱乐
第一节 游公园
第二节 吃大菜
第三节 看影戏
第四节 读小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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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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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天一擦黑，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放起了鞭炮。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邻里之间，远近可闻。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这一日则最为紧张。按照规矩，买卖无论大小，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帐目，开出清单。有顾客拖欠赊账的，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不然新年一到，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都门杂咏》中的这句诗，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的古老习俗。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对此更有精细的描绘：“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
好在铺户也是要过年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开始祭神，躲债的人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顿团圆饭，围坐在一起熬夜守岁了。等到天亮后一开门，新年就算是到了。按照规矩，妇女们初五前不许出家门，只有男孩子能随着父亲四处去拜年。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挨门磕头拜年可是个技术活儿。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梁实秋，对此还有一番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上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而苏州人包天笑也记得，他九岁时就代替父亲外出拜年，穿上灰鼠马褂的大人衣裳，坐着轿子一天跑了五十多家。可见这种走马灯式的拜年礼俗，南北各地都相似，并非北京城独有。上海竹枝词中还有“卓午出门归路晚，绕阶名纸拾梅红”
的句子，意思是拜年也没必要非得进人家门，往门缝里塞一张名剌也能算数。
百姓人家忙着拜年道贺，而除夕夜紧张了一宿的商铺，这时候都关门休息了。按照传统，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以备急用外，大大小小的买卖字号一律上了板，门口贴着梅红纸的歇业告示。这几天戏馆子封箱不唱戏，连茶寮赌局都闭门谢客。一直要等到初六，“破五”的饺子吃过以后，女人们才盛装出行，与亲朋戚友往来道贺，相约去赶会逛庙，或者到厂甸挤着看新鲜玩艺儿，新嫁的女子则在这一天归宁省亲。各家商号也纷纷开门迎客，店东伙计一起喝顿开市酒，放挂长鞭迎进财神，宣布年节告一段落，新一年的忙碌日子开始了。
1913年的癸丑春节，也这么兴兴头头地过去了，和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些特殊的是，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此数日间，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可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以后在五四运动中“暴得大名”的曹汝霖，曾经是清廷的外交部副大臣，民元后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1913年元旦庆典时他正在北京，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感受了一回握手、合影、签名的民主礼仪。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不过，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
在这个冷清的元旦，一个家住宣武门南、名叫恽毓鼎的中年人，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新新年”的观察：“繁盛市场尚有年景，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这一天恽毓鼎的活动也甚是平常：会见了几拨客人，和朋友商量了女儿的聘礼，晚饭后在灯下读了一小段《资治通鉴》，之后便早早睡下了。极为平淡的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但一个月后的农历除夕，他的日程可就繁忙多了：“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合家行礼辞岁，妇孺嬉戏甚喧。……子夜焚香谢天。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贺年。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为三兄拜年。……马车至昆师母（送年敬八元），陆师相（送年敬四元），四叔岳、五叔岳母处贺岁”。
即便与一般人家相比，恽毓鼎的新年礼仪也称得上繁复。尤其是“向阙行三跪九叩礼”一项，民国之后已少有人行了。但此人曾当过19年的清朝宫廷史官，有这套遗老作派并不奇怪。恽毓鼎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1912年春节过后，他开始在每天的日记上标注新历，并特意注明“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显然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事实上这个久居京师的知识分子，对于元旦并不像普通百姓那般陌生。从日记中便不难看出，前些年他曾数次在元旦这一天，赴外国使馆、兵营和熟悉的洋人朋友处拜年。但在1912年的除夕守岁诗中，他写下了“忍见蓂阶废建寅”一句，足可以看出这位前朝旧臣对“军民改用阳历”的敏感与不满。所谓“建寅之月”，便是夏历（阴历）的正月，相传伏羲、神农之时，中国便已有了历法，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代代沿革，皆以夏历纪岁。而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
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漫长的历史早已让中国人熟悉了这套政治的把戏。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以黄帝纪元为年号，这在武昌起义后便已出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复汉反满，搬出炎黄始祖对抗大清皇帝，以彰显大汉族的正统地位。这之后革命风潮扩散，时局瞬息万变，历法也一度陷入混乱。有些宣告独立的省份也以黄帝纪元，有些直接追溯到孔子诞辰，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称1911年为天运辛亥年。
孙中山回国后，立即发现了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的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公历，由元年以至亿万年”。孙中山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来往筹商各事，颇有争议”。在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
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的确显示出了新时代和新领袖的自信与作派。不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知道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并未意识到有别样的意义。浙江人蒋复璁当时正在杭州读小学，学校要求很严格，规定晚上九点休息，进房即睡觉，不许聚谈和看书。但十三日那天晚上，他的表弟前来看望，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被老师发现了。第二天，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并准备给他记一个小过。“正在谈论，忽然外面打来了电话，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昨天是元旦，改用阳历，放假一日”。老师看在元旦的面子上，这个过便没有再记了。因为有这个小插曲，蒋复璁对于民国元年的元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此也可看出，即便是民风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对于“元旦”的概念也是较为模糊的。
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更为了确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决议于1912年1月15日补行庆典。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方能让百姓认同呢？如果依据常理推断，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
果然，报纸上都在呼吁“大家来闹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上海各中学都放假一天，“本埠各公署与南北市华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国兵舰商轮，均悬挂灯旗，同伸庆贺，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停理谳政一天”。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声势可谓不小。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元宵节”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看不到月亮、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当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拥挤在路口围观的上海人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观望的是无精打采的游行士兵而不是灯笼。
其实，比没有月亮的“元宵节”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数天前，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质疑的文章：“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究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风气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
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帐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与北京一样，上海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帐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嗣后如何酌定之处，候饬商务总长邀集各商从新组织办法颁布实行”。上海为全国工商重地，其他省份原本对骤行新历同样诸多不满，自然会纷纷要求上行下效。临时政府工商部只得随后发出通告，同意“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
有了主管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知道年关未至，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更有某些居心不良的富户，在新旧历的时间差上打起了主意，收租之时做些手脚，“收进仍用阴历，付出则用阳历，按年计之，可便宜半月，所吃亏者贫民耳”。《海上光复竹枝词》特意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历法的突然变革所造成的困扰：“赖债无人不厚颜，动云除夕月中还。今年恐亦难逃却，夜半犹存月一弯。新历收钱到号头，商人欲改乏良谋。倘然力矫从前俗，反说无钱任自由。帐单一纸去纷纷，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惯，不逢三节没分文”。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非可根本抹煞者也”。说到底，平头百姓和恽毓鼎这样的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要当逐渐转移，新者即行，旧者自废，此天然之定理，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
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这番强势干预的举动背后，显然有着自觉清晰的逻辑：“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既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印刷工人要求停工，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大公报》则更为理直气壮，将停刊直接归因于传统的商业习惯：“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之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张本”。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同样被传统困扰的还有学校。晚清的新式学堂依照习俗和节令，大多在阴历的正月和八月放假。民国肇始，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各级学校都据此制定了新的学历：3月4日至6月27日为上学期，8月28日至2月20日为下学期。除了两个学期之间的春假夏假外，“又有年假者，以我国习俗相沿，在事实上颇难根除，仅以一星期为限”。不过到了民国二年，由于强调“元旦”的正统地位，北京的学堂都取消了阴历年假，并派专员巡视督促。当然，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惟各学生狃于积习，虽不放假，而告假实繁有徒”。
青年学生向来是破旧立新的拥护者，学校也被视为“社会观听所系”，可在与千年积习的较量中依旧败下阵来。之后教育部和各级学校在学历问题上反反复复，着实费了不少周折。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寒假”，变相地放学生归家；或者从元旦之后便“只来校温习，不更授新课”，以敷衍这一个来月。总之是不敢名正言顺地以过年的名义放假，以免背上了“守旧”的恶名。
尽管各地年节的习俗不一，但吃吃喝喝总是免不了的。北方的民谚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赚”，事实上从腊八粥开始，直到正月二十五的“大填仓”，围绕着春节的这两个月，主旋律就是一个“吃”字。虽然梁实秋对于正月里天天吃大锅的炖肉炖鸡甚为反感，对开胃的芥末墩儿、十香菜更有兴趣，但“孩子们盼过年”，盼的主要还是能放开肚皮大吃一番。至于压岁钱、新衣服和各色新鲜玩艺儿，则为年节更添盼头。
由此不难想见，在过节的日子还要去学堂上课，对少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浙江籍作家许钦文对此有一段亲身经验，当年他在省立五师读书时因正月初一返校而满腹委屈，如今的读者看来却十分有趣：“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全城居民都在欢度佳节，除却交通不便的麻烦，想来学校饭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环境下上课，效果只怕未见得佳吧？
而对于老舍而言，早年担任国民小学校校长期间，无法陪同老母、让她独自过年的愧疚，几乎缠绕了他大半辈子：“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只是如此仓促出炉的历书，错误遗漏之处甚多，应用起来更是诸多不便。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前清时负责编订历书的钦天监归属了教育部。由于这个机构经验丰富，在民间也很有权威，很快便从内务部拿回了历书的编写职权。由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修正了不少纰漏失误，但二历并存的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
可惜的是，“阴阳合历”非但没能调和新旧之争，反而闹出了不少笑话。在武汉，民众因为过阴历年时曾有“严禁庆贺”的命令，于是将端午节改在阳历5月5日，并准备按老规矩扎纸龙舟，巡游迎天神。人们纷纷呼吁放假一天，军界更是要求上官按照前清时的旧例，打赏酒肉以示犒劳。被鄂军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以“改良社会、荡除民间之旧习惯”为名下令禁止。到了阴历五月初五，官家的禁令便不再管用了，政商各界按照旧俗互致庆贺，汉阳人则照旧将他们的龙舟摆上了长江江面。上海则更为有趣，因不知道究竟哪个历的7月7日算是“七夕”，干脆新历旧历都算数，接连过了两个乞巧节。为此《申报》特意刊发游戏文章，调侃人间的纷乱累得喜鹊两番筑桥，牛郎织女也可能因此误了佳期：“乞巧如今亦自由，推翻旧历迓新秋。年年七夕双星会，偏把佳期误女牛”。
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公报》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阴历”和“阳历”两位“好友”拉在一起相互较量。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政府宴会欢舞，街市旗彩鲜明”，于是“阳历”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阴历”：“老阴啊，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有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个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了这番挑衅言语，“将肚子气了个老鼓”，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阴历”方才趾高气扬地对“阳历”开火：“老阳啊，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既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但“老阴”在和“老阳”的斗口中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确实如“老阴”所言：“第一年之改新历，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第二年之新历，则曰改习惯不易，将由渐而改也。今已新历第三年矣，而起察人民之习惯，非但不如去年，并前仓猝而改之第一年而不若”。此后的若干年间，每当到了年头岁尾，“老阴”和“老阳”就会被人拉出来“较量”一番，似乎年迈的“老阴”次次都取得了胜利。最终连政府也不得不向习俗妥协，“尊重旧习惯”，阴历新年虽然仍不准庆贺，但给假、加薪、停止办公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1913年第一个元旦过后，《大公报》曾就“官厅热闹、民间冷清”的场景发出感慨：“今年之新年，只可谓之官国二年，不可谓之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曾经“于人民无与”的元旦，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在北京，每到元旦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停市休息。向来做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与民国的诞生相伴而至的阳历，注定难以改变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见政治之势力不及社会也”。尤其是1927年后，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将元旦定为“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将阳历称为“国历”，更是大大加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
与普通老百姓相比，知识分子对改历的态度更为坚决，甚至有人坚信“本国国民不知奉本国之正朔，其为国耻尤大也”。不用阳历便是“国耻”，显然这些革新者与遗老恽毓鼎一样，都意识到了改历背后的政治因素。事实上，在晚清西学观念的影响下，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并计划在宣统三年（1911年）“更用阳历”。只不过随后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改历已不再是内部革新的小事，而成为了新旧时代的分际线。可传统的力量是持续而强大的，新旧的对立也并非想像的那么清晰简单。“你爱摩登，可遵新历；我是老朽，且从夏制”，民国元年的历法变革，最终呈现出这般妥协的姿态，却是这个新旧杂糅的时代最合适的选择。
曾经被磕头拜年和大锅年菜所苦的梁实秋，1911年之后也终于解放了。因为祖父母相继去世，早年在同文馆读过书的父亲领导了家庭生活方式上的维新运动，废除了过年的许多旧习。梁实秋不再奉派出门拜年，母亲也不用再做年菜，而是改向致美斋定做，分装在圆笼中，除夕挑到家，自己只需准备一些新鲜蔬菜佐餐即可。不用再做磕头虫儿，也不用顿顿吃煮饽饽，梁实秋觉得这个新年实在大不相同。当然还有没改变的，厂甸庙会的年俗并没有消亡，海王村和火神庙里依旧可买旧书。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项目放风筝，在民国还是能够继续。风和日丽的时候，在院子里一手扶竿，一手拿着线桄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虽然冻得涕泗横流，梁实秋仍然觉得，这个新年是最快乐的。
第二节 太后的葬礼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纪念日，不允许放鞭炮的北京城，少了传统的庆祝气氛，却也添了好些新鲜的去处。除了总统府门前有仪式典礼外，按照大总统“与民同庆”的愿望，中央公园免费游览，皇城三殿也开放参观。天安门外还设立了牌座，里面供着前清隆裕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两个巡警在一旁护卫，以防不服气的满人乘机起哄捣乱。紫禁城内，自打小皇帝逊位后便死气沉沉的宫殿，居然也是一番热闹景象。神武门前一大早便停了不少马车和轿子，下来了好些留着长辫的人，互相拱手寒暄，一同往宫里而去。临近正午，关闭了近一年的乾清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穿着太监服色的人匆匆跑了出来，向一位头戴西式礼帽、身穿大礼服的中年男子打了个千，恭敬地将他迎了进去。
这人名叫朱启钤，光绪朝举人，清末曾当过北京城的警察总监，时任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总长。今天他进入皇宫，是奉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特意来给幽居宫中的小皇帝溥仪拜年。乾清宫内，溥仪高坐在宽大的御座上，身穿金龙褂，头戴珠顶冠，两侧站立着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侍卫们。殿内肃静无声，两班甲胄分明，恍惚还是昔日盛时模样。
朱启钤走进殿门，并未跪拜，而是先鞠了一躬；向前走了几步，又鞠了一躬；最后走到御座台前，再次深深鞠躬，嘴里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负责答礼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随即出班，走到小皇帝的御座前跪下，溥仪从面前书案上的黄绢封面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给他。绍英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并将答辞念了一遍。这答辞以四六骈体书写，诘屈聱牙，自然是出自那帮文臣们的代笔。好容易等绍英念完，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便弯腰退出了殿外。
当时年纪尚幼的溥仪，对这次奇特的皇家礼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第二天在毓庆宫的书房里，他的老师陈宝琛捻着那团乱糟糟的白胡子，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大篇，意思大概是“我大清自有气度威严，他大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等等。
这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紫禁城内先后迎来了溥仪和皇太后的寿辰。有了元旦拜年的先例，这一回民国政府的礼数更加周全了。小皇帝的生日也有礼官前去祝贺，袁世凯送上了寿礼十二色，封皮的黄签上都写有“臣袁世凯恭进”的字样。第二天的皇太后寿诞，袁世凯先是派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进宫致礼，之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也去道贺。其中那些曾在清廷任过职的民国官员，为了此番故地重游，还纷纷换上了旧时的衣冠。
可就在这次贺寿后不到一周，1913年2月22日凌晨，隆裕太后突然驾崩了。自来皇帝家出了大事，民间必然是谣言纷纷。虽说国家换了字号，但宫闱内幕仍然是茶馆酒肆的热门谈资。最初传言称太后是不愿迁居颐和园而服毒自尽的，脉案被报纸登出后，舆论转而认定是误于庸医之手。但更多的人还是相信，久病的太后是被气死的，根源便在前几天的寿诞日上。据说袁世凯送来的礼物中，除了佛像一尊、联额数幅外，还有一张他本人的大照片。而当天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大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本来就“让国仍存亡国恨”的隆裕不堪刺激，看着袁世凯的照片痛哭了一整夜，病情转重，很快便一命呜呼了。
亲贵大臣们不愿给太后贺寿，显然是对她签署退位诏书一事心怀不满。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大清江山并非一夕断送，但总要有人承担起替罪羔羊的角色。遗老恽毓鼎为太后薨逝写的挽诗中，便有“鼓死烟销叶赫城，前生遗恨竟来生”的句子，甚至将怨恨追踪到“灭建州者叶赫”的古老传说上去了，可见这些前朝旧臣们对清祚覆亡的忧愤之深。而如此“深挖历史根源”式的迁怒，并不仅是恽毓鼎的一家之言。一个满清贵族后裔曾有回忆，当听到隆裕去世的消息时，她家的长辈居然扬臂仰天大叫道：“圣祖睁开眼了，52年，叶赫那拉结束了，爱新觉罗还有望！有望！”
尽管被视为“红颜祸水”，但太后薨逝毕竟是大事，也不能等闲视之。好在皇家自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章，只要遵照内务府的调度执行便可。太后的遗体当日便被装进满洲式的大葫芦棺中，放在披着黄寸蟒床单的灵床上，棺外扣着绣有彩凤的堂罩。灵前立着大幅的太后宫装全身画像，“二目平视，眼光散向各个角落”。停灵的皇极殿外则摆开了全副卤簿依仗，“皇极门前竖着3丈多高大红漆架子杆，一大幡中央缎绣软片，绣着一条大龙，金光耀眼，外边饰有彩球下垂，上端有荷叶宝盖；随着风呼拉拉、呼拉拉地漫卷”。这般森严气象在过去的紫禁城内并不稀罕，如今则显得分外重要。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更需要维持外表的富贵尊严，以留住最后的荣誉和神圣感。
按照满清旧制，凡是宫中有丧事，在京的大小官员和八旗命妇都应进内举哀。曾为清廷近臣的恽毓鼎也在其列，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特殊的葬仪：“九钟起，入内哭临。缟素乘马车，穿金鳌玉蝀而行，至神武门下车，入内东行，历夹道，过蹈和、履顺二门，达皇极门外。宫阙无恙，惨然心伤。……十一钟三刻午祭。臣毓鼎系致仕大员，先由太保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景沣、绍英引至皇极殿槛外，叩谒梓宫，伏地举哀，然后入群臣班齐集行礼。此先朝故事也。毓鼎满腔哀愤，并为痛泪千行，既出犹呜咽不能自已。”恽毓鼎之所以这般伤感，除了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外，更由于当时的场面冷清凄凉，让其有不胜今昔之叹：“行礼不满二十员，较之光绪三十四年，不堪回首矣”。
这也实在难怪，树倒猢狲散，昔日繁华如今已是过眼云烟，一个勉强在深宫禁苑内谋得容身之地的皇家寡妇，背负着亡国的罪名，又有多少人会为她的死去而伤悼呢？更何况隆裕本人无德无才，在宫中本就不甚受欢迎，“己丑年嫁光绪帝为嫡后，秉性柔懦，失西后欢，尤与光绪帝感情不洽，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因此连爱新觉罗家的近支亲贵，也多有接到丧报而不到场者，“懿亲贵戚，依然轻裘肥马，徜徉于租界之中；元老旧臣，依然拔茅连茹，奔走于伟人之后”。实在觉得脸上无光的小朝廷，最后不得不发出严惩通告：“各亲贵王公，多系谊属懿亲，受恩深重，竟多不来京奔丧，实属负恩已极，应将其爵秩一律革除，并夺削其恩赏，各产统充皇室经费，以资惩罚”。只是天下都易主了，皇帝的政令不出午门，爵位名号早已是废纸一张，这番义正词严的训诫究竟有多少实际效用，想来人人皆是心知肚明。
与满洲亲贵的虚与委蛇相比，原本事不关己的民国政府，却出乎意外地对太后之丧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就在隆裕驾崩的当天，总统府便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安排葬仪。刚成立仅仅两年的民国政府，事实上在国家礼制上并没有什么概念。过去满清的那一套无法照搬，新的礼仪规范又没有确立，之前的孙中山谒陵、大总统接见等许多仪式，都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这一次至少在礼制规模方面，隆裕的葬礼称得上有条不紊。遵照国务院的通告，“各官署应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现任官及现役军官均持服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军官刀柄并缠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同时指定礼官王世铎“专办清宫善后和清帝照料事宜”，“饬赵总理率全体国务员定期入宫致祭”。步军统领衙门则派值班官员轮流守灵，政府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也听从调遣。除此之外，一百多万元的丧葬费用由政府全部买单，大总统另送赙仪三万元。再加上小朝廷借机哭穷，讨要1912年第一期的皇室优待费四百万元，袁世凯也命令一次补足，本就经济困窘的民国政府，凭空又添加了不少负担，财政部只得加紧征收各省的地丁和赋税以填补亏空。
民国为何给予一个失势的旧朝宫廷女子如此高的礼遇？仅仅是为了遵守《清室优待条例》，以展示胜利者的高姿态吗？显然并非如此。国务院在隆裕逝世后发布的通告，颇多溢美之词，透露出了真正的缘由：“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
这些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由于在武昌起义之后，隆裕能审时度势，顺应人心天意，签发退位诏书，避免了南北开战，“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她是力挽狂澜的功臣，值得大张旗鼓地纪念。也就是说，被满洲亲贵和宗社党咬牙痛恨的“让国”之举，却是隆裕在民国得到死后哀荣最重要的根据。
“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这是民国政府对隆裕的盖棺定论。因为她“揖让美德造成共和，其遗德实不可湮没”，甚至国史馆都打算将她的“事迹”修入史书，“特为表扬，昭垂永久”。但这位“女中尧舜”生前绝对没有想到，她居然会在中华民国的国家英雄谱上占据一席之地。当她的灵榇还摆在紫禁城的皇极殿内时，人们便已经打算在天安门前为她“铸造铜像以志哀思而垂纪念”了。同时被提起讨论、认为需要铸像以资纪念的人员名单是：“（一）清隆裕后（二）彭家珍（三）徐锡麟（四）邹容（五）吴樾（六）秋瑾（七）熊成基”。除隆裕之外的其他六人，或者因暗杀高官而牺牲，或者因革命活动惨遭杀害，无一不是满清王朝的“逆子叛臣”。大清国的皇太后和她曾经的敌人们，居然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既然被尊奉为“共和功臣”，其人的生死自然不再是一家之事了。3月4日，北京政、军、警、学、商各界和各团体在平介会馆集议，商定于大祭之期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会，并致电各省号召踊跃捐资。3月18和19两日，太和殿前广场的国民哀悼会如期举行，参议长吴景濂亲往主祭，恭读祭文，盛赞“贤后”的无私美德。整个哀悼大会现场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太和殿内正面是一座三门素彩灵龛，顶端正中挂着一方题有“女中尧舜”的大匾，灵龛内高悬着隆裕太后的大幅宫装御影。依照满族习俗，灵前的供桌上堆满了王公大臣敬献的施食饽饽，一层层摞得足有六七尺高。供桌前立着一面大镜框，里面摆放着黄纸誊录的《退位诏书》，以标识这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功绩。殿内的蟠龙柱和殿壁四周都挂满了挽幛与挽联，其中尤以副总统黎元洪的挽联最为醒目：“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太和门前还有一座更大的素彩牌楼，上书“哀悼”二字。再往外走，午门城楼内外均悬挂了一丈开外的五色国旗，绳索串起的万国旗拉出几排长阵，墙壁上也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大幅挽联。天安门前的城楼下，还有一个七门八柱的特大素彩牌楼，正中嵌以“国民哀悼会”字样，显得极为肃穆庄严。
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对官家的各种盛大仪典早已见惯不怪了，反正自有老祖宗传下的一套规章，老百姓只要跪在道旁迎来送往便可。如今民国新立，改朝换代，国民哀悼会允许普通民众入宫吊唁。升斗小民竟然能深入重重宫苑，亲眼看看昔日的森严禁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难怪北京人会表现得如此积极，“自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在太和门开会三日，莅会者数万人”。
当然，这蜂拥而至的数万人并非都是来寄托哀思的，借机看热闹的肯定也不少。况且呼朋引伴，人喊马嘶，秩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果然到了十一日午后，各种怪现象便纷至沓来了，倒卖素花标识的，制造混乱偷摸盗窃的，乘机对女子上下其手的，不一而足。再加上大风忽起，人人皆欲尽早回家，天安门外人流杂沓，“争先恐后，落钗堕履”，禁军无力弹压，只得由着众人乱成一团。恽毓鼎的夫人也带领家中女眷前去致哀，这位曾因葬礼气氛冷清而落泪的遗老，听闻现在的热闹景象，既感叹“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又忍不住为午门前的混乱而忧虑：“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入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
在恽毓鼎这样规行矩步的守旧士大夫看来，民国简直就是“礼崩乐坏、狂狡有作”的典型。实事求是地说，与小朝廷的轻车熟路、严谨有序相比，国民哀悼大会尽管“铺张极大，实为旷古未有盛典”，但在仪式礼制上的确是相当简化的，致祭的程序只有设哀乐、献花果、读祭文和三鞠躬几项。在服饰上，清廷人员多是“白布袍、白羊皮褂、水獭领、腰系白带、黒皮冠、冠摘缨”的统一装束，民国官员按规定穿着大礼服或长袍马褂，普通民众则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见宫门大开，紫禁城内士女杂沓，冠盖如云，“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表面上看起来，“穿着清朝玄色袍褂者矜持，穿着民国西式大礼服者庄重，虽并肩而行但目不斜视”，但那些身着孝服的满洲亲贵脸上，都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也难怪他们会这般得意，前朝太后之死成了国丧，即使有优待条例的保护，这也是预想不到的。尤其是民国政府“旧制从优”的尊重，更让遗老们觉得面上有光。如果说哀悼会还是前清与民国礼制并行，那么之后的梓宫奉移仪式，则几乎就是皇家仪典的从容展示了。4月3日一早，奉移仪式开始。“由国民政府仪仗队、军乐队前引，传统的满族执事：门纛、曲律、影亭、亮轿，曲柄黄伞等随后。用96人的‘落地满黄’的皇杠，抬到前门火车站；用原慈禧太后的专列，运至河北易州梁各庄行宫内暂安；等候崇陵竣工后，与光绪帝一起入陵”。运载梓宫的火车也经过了特别的处理，重新刷漆彩绘，“如龙罩式，下安胶皮轮，行时平稳无声。第一车列依仗。第二车安奉梓宫，车外满扎松枝花彩，四角系红黄色彩绸。第三车载缟素恭办丧仪各员。第四车载护送大员冯国璋、荫昌等，车行极缓”。
走得缓慢既是为了显示庄严，也因为围观的人群太过拥挤。再加上沿途还有许多路祭点，跪地恭送者也不算少。像恽毓鼎、那桐这样的王公大臣，多是在宫内或各旗自设的帐棚内跪送，普通民众则只能道旁等候了：“青年女子一人在半壁店道旁跪送，伏地痛哭；老民三十余人在口子门道旁跪送，伏地痛哭。又孝定景皇后梓宫由京奉移时，有老民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民妇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如此详细地记录送行的民众人数，不难看出清室对这次出殡是何等的重视。
如此庞大的皇家送葬队伍穿行在中华民国首都的街头，确实让人有昔日重来之感，北京人更是形象地将其称之为“跑祖宗”。民国建立以后，北京街头这样的“跑祖宗”一共出现过三次：一次是隆裕太后的葬礼，一次是张勋复辟，最后一次从徐世昌当上大总统一直到溥仪大婚，算是将“跑祖宗”闹到了顶点。看到这种回光返照一般的盛况，清室遗老们自然是喜出望外，仿佛过去的荣耀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至于民国政府以“让国”为主旨“酬恩”隆裕，将其列入革命英雄榜中，则并不在考虑之列。只要借着繁文缛节的仪式典礼，聚拢失散已久的人气，重新激起民众对旧主的眷恋之情，小朝廷存在的意义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
从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在隆裕葬礼上的这一连串举动，目的自然是借机向“不食周粟”的遗老们示好，拉拢他们心向新朝，营造“五族共和”的和谐气氛。而对隆裕“让国之德”的大力褒扬，则是为了强调民国政权非强取豪夺而来，其合理性不容置疑。可惜的是，筹划虽然得当，设想也很是周密，新旧的畛域却未必能划分得一清二楚。
隆裕葬礼这一次“跑祖宗”过后，北京城内的气氛很快便有了变化：“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尽管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北京民众对于新国家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认同感远不如率先革命的南方省市。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仆从，人们仍然以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赐为荣。每天凌晨，从玉泉山给他送水的小车，照旧插着小黄旗，叮叮当当地穿过西直门，慢悠悠地驶向皇宫。在民初纷乱的政治环境中，这个“国中国”的存在仿佛喻示着一种稳定的力量，甚或说代表了某种隐藏的希望。生逢乱世的老百姓未必认可共和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旧瓶装新酒的社会现实令人失望，而传统往往能满足人们的想像，更何况这个“传统”就不动声色地存在于城市的正中心。人们大张旗鼓地操办隆裕的后事，郑重其事地演练各种繁复礼仪，并不是真是为了纪念这个无甚功德的皇太后，只不过借此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对于昔日辉煌的留恋。
这些身后的纷纷扰扰，那位躺在棺材中的大行皇太后自然是无知无觉的了。即便是给她带来了非凡荣耀的太和门，在她的心中恐怕也只有凄凉的记忆。光绪十五年，就在她大婚前夕，一个数九寒冬的深夜，紫禁城内突然起火，金碧辉煌的太和门付之一炬。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大婚典礼，内务府来不及重修，只好用木钉彩纸，搭起了一座纸糊的太和门。隆裕就此成为了第一个从“纸大门”进宫的大清皇后，她的婚姻注定难以美满，而这场奇怪的大火也被视为清室覆亡的不祥之兆。聊以自慰的是，隆裕的凤舆是从大清门下堂而皇之地抬进来的，这一点比她姑母慈禧要体面得多。岁月倥偬，世事变迁，二十多年后，当她躺在棺材里被抬出紫禁城时，国门依旧巍然矗立，只是其上的题匾早已改为“中华门”了。
第三节 中华门与双十节
“生哀死荣”的隆裕太后去世时，虽然已是民国二年，但她丈夫光绪皇帝的陵寝仍然没有修好。尽管两人生前是一对怨偶，死后还是得同穴而眠。按照规矩，暂时无法安葬的帝后灵榇要寄存在河北易县的梁格庄。清朝鼎盛之时，梓宫奉移是重要的大典，从皇极殿出东华门，再由阜成门出城，每一步骤都有严格的章程。不过清末国势日衰，政纲废弛，礼仪自然也荒疏了起来。宣统元年光绪帝的奉安大典就办得草率马虎，“纷纭杂糅，达于极点”。隆裕虽然活得窝囊，死得也不是时候，好在民国政府给足了面子，身后事总算不失风光。
庚子事变之后，从保定到北京已通火车，车站就设在正阳门的西月墙下。隆裕死后还赶了一回时髦，由铁路运送灵柩南行。从紫禁城出宫至火车西站，必得穿行正阳门城楼。在满清时期，这可是犯大忌讳的。正阳门乃北京城的正门，专为皇帝祭天、出巡、大婚等重大仪典开启，历来“禁出凶器”，走棺材更是前所未有。难怪隆裕梓宫奉移之时，见多识广的北京人会蜂拥前去看新鲜。据总统府秘书许宝蘅的日记所载，奉移的队伍行经正阳门时，“正阳桥栏杆为人多挤折，跌伤、压伤人甚多，有死者”。《申报》则报道一共死了两人，伤了十七人。因为看热闹而出了人命，此番为隆裕开的特例，也真可说是大不吉祥了。
正阳门虽镇守内城，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于皇室而言，更能代表尊严与威权的却并非此门。在正阳门以北、天安门以南，有一座黄琉璃鸳鸳瓦为顶、汉白玉莲花座为基的城门，在明代被称为“大明门”，清代改名“大清门”。虽然规模只有天安门的十分之一，但它既是皇城的正门，也是国家的象征，向来被视为“国门”。这座门有三个并列的门洞，为应和“左青龙、右白虎”的俗谚，避忌“白虎”之凶，平时只有左边的门洞打开供人进出，中间的御道则唯有皇帝的銮驾出入时才能开启。此外便是三年大比之时，发榜传胪那一天，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能够从中门出来，在万众围观之中跨马游街。对于寒窗苦读的士子们而言，这是一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队一路踏着御道闯入紫禁城。和谈之后战事消停，两宫还朝，仪仗穿过正阳门和大清门重回皇宫。国门为败逃的“罪人”开放，被不少守旧人士视为国家覆亡的不祥之兆。当时慈禧还半路停轿，专程到正阳门瓮城内的小庙上香求神。这个小庙被北京百姓认为甚是灵验，一向香火鼎盛，但再灵验的神明也无法保佑江河日下的大清朝了。
清末外国使馆逐渐进驻北京，地址就在正阳门内的东交民巷。虽然与紫禁城近在肘腋之间，但有皇城城墙的阻隔，各国公使进宫得绕行哈德门大街，既耗时又不便。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只得允许开放大清门御道，规定“公使坐肩舆，由大清门入，至景运门降舆”。于是，坐着绿呢大轿、头戴外国帽、口衔雪茄烟的洋人在皇城正门随意出入，成为了晚清颇有象征意味的一道风景。
辛亥之后，民国肇立，这座意义不凡的国门上，自然不再合适悬挂旧朝的匾额。为国门书额可是一件大事，明永乐初年营建北京城，各个城门上的匾额，都是由中书舍人朱孔阳所题。此人因字写得好而当官，其书法必是正大庄严，符合一国之都的要求。清朝入关之后，为强调满族的正统地位，规定所有宫殿和城门的匾额都必须满、汉文并书，满文居左，以示尊崇。大明门改名大清门，自然也不能例外。直至清亡，这块满汉合璧的石头牌匾依旧挂在那里：“蓝色地，飞金箔字，左面满文，右面汉文，同清宫其他宫殿的匾一样。斜着悬挂在门檐下斗拱间，一来匾不大，二来向里斜挂着，三来两边斗拱彩色缤纷，所以这个门额并不突出，稍远一点，便看不到了”。
顺治元年题写大清门牌匾的书法家已无从考，民国政府决定将此门改为“中华门”，为新国门题额的人，是时任北京内城巡警总监的王治馨。此人人品不佳，论功名在前清也不过是个副贡。但因为当过顺天府尹，算是北京城的地方长官，又是总理赵秉钧的心腹，居然混到了为国门题匾的差事。
参议院的更名决定下达后，王治馨命人将大清门的旧匾取下来，打算直接在背面书写新名号。没想到将旧匾翻过来一看，后面赫然已有“大明门”三个大字。看来清朝人不谋而合，早已用过这个省事的招数了。清初为收揽人心，以节俭示天下，宫殿园林大多保持明朝旧观。大清门额以大明门旧石反刻，原本也是厉行节约的表示，但在民间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在北京老百姓口中，此举最明显地标志着“大明朝没有了”，而在怀有复国志向的遗民旧臣眼中，则无疑是“大明翻身”的最佳象征。
二百多年过去了，代清而立的民国，居然也看上了同一块石头。只不过世易时移，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翻身”的谶语。要说这件历经两朝的旧物，本身也确实不同寻常，乃是由整块的青金石雕琢而成。青金石在清朝曾被用于四品官员的顶戴，小小的一颗便价值不菲，如此完整无瑕的一大块，身份又这般显赫，实属稀世之宝。旧匾取下之后，被送到了总统府，当场有外国人愿出大洋十二万元购买，袁世凯没有同意，可见还是识货的。
价值连城的旧匾无法再利用，为新国门题额的事情却刻不容缓。确定“中华门”的新名号是在1912年的10月9日，而第二天在新命名的国门前，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国庆日典礼便将举行。时间如此迫促，自然只能先应付住场面了事。人们只得连夜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治馨题写新名称，依旧挂在门檐之下。
果不其然，10月10日庆典仪式的第一项，便是为中华门揭幕。仪式预定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会的各公署和团体代表人数不多，但围观者四面如堵，清宫也派人前来观礼。典礼开始后，军乐队奏乐，众人向北三鞠躬，宣告大清门和大清朝一样成为历史，如今国门已更名，国家更是改天换地了，“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与东华西华两门并峙而三，以符建立中华民国之旨”。开幕典礼虽然简洁，但气氛格外严肃。中华门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门外立着一座漂亮的彩色牌坊，里面悬挂着隆裕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
民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每当有重大活动或仪式的时候，这份退位诏书便会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么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追忆前朝，而是借此宣告民国政权承继的合理性。大张旗鼓的国庆典礼，也无非是为了强化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毕竟对于老百姓而言，“国庆日”三字，本身就甚为陌生。按照明清两朝的礼制，除了元旦和冬至，只有皇帝生日的万寿节，才有资格举国同庆。这一天皇帝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拜，外省官员则在家中设立香案。民间停止屠宰牲口，全国衙署暂停刑名，赦免轻罪犯人，以求为皇帝积德添寿。北京城的工匠早在数日前，便已将街道装饰一新，主干道两旁都用彩绸结成“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等字样，看上去也是一派喜气洋洋。前清的万寿节是每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如康熙六十岁、乾隆七十岁这样的特殊年份，那更是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了。
这般全民为皇帝贺寿的传统，溥仪退位后自然无法继续了，但民国也同样需要自己的国家节日。可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不再是一家天下，国庆的日期反而难以确定了。设立国庆日的建议，最初是在1912年7月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在讨论中，便有1月1日、2月12日、3月10日和10月10日数种不同意见，代表们为此“争执颇甚”。这几个日期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上，都有各自的意义：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逊位，南北统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究竟以哪个日期为纪念日，提议者各怀心事，意图都是希望在新国家的功名簿上，尽力为自己所代表的势力争取到正统地位。
这一次关于国庆日的争议，最终以10月10日的胜出而结束，“经全体赞成，作为正式通过”。这种行业会议的内部决议，虽不具备什么法律效力，但设立国庆日的呼声由此渐成规模。尤其是随着武昌起义周年的临近，鄂籍将领和湖北军民各界的态度愈加急切。
此时有人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提议，既然“国庆日”的名称由来，是直译自英文National Day和法文fête
nationale，那么在日期上也不妨学习美、法两国的体制：“以革命独立之日为国节”。在民初各派政治势力纷争不断的背景下，这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提议，算得上是一个聪明的妥协之举。临时政府随后提交给参议院的《国庆日及纪念日咨询案》中，也将法国和美国当作了榜样，建议以武昌首义之日为国庆日。这个提案在参议院得以通过，并于9月29日由临时大总统颁令执行。这也就意味着，武昌起义的“首功”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而1月1日和2月12日也被认为意义不同寻常，同样被确定为国家纪念日。
虽然南北革命势力的矛盾依然隐约可见，但国庆的日期总算是定了下来。出乎意料的是，另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按照旧历，武昌起义的日期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官方文献、报刊传媒和民间习惯，也多是以此来记录。民国成立后推行历法变革，以阳历纪年，最难解决的便是阴阳历的换算。尤其是既往的历史事件，该尊重传统继续使用阴历，还是遵守新规换算成阳历，长时间没有定论。文学家吴宓当时还是清华学堂的学生，他就曾在日记中抱怨过，自从使用阳历后，便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天了：“余之生辰为阴历七月二十日，自阳历采用，遇此等日期乃不能定其采择”。个人的生日无法定夺，虽然不便，但总归是小事，国庆日算不清日期，可就与国家史的书写直接相关了。
尽管有这番犹疑，10月10日最终中选也还是意料之中的。毕竟推行阳历乃是国策，阴历已被视为落后守旧，不适用于纪念革命胜利。就连身在武昌黎元洪，原本已打算按阴历在八月十九日举行庆典。听说民国政府改从阳历后，为免受保守之讥，只得临时改变了日程。其他的地方省份如湖南、江西，原本都已在阳历9月29日、也就是阴历八月十九日举行了连续三天的庆祝活动，“十九日军警界，二十日政学界，二十一日工商界，沿街铺户一律悬灯结彩，同申庆祝”。得知临时政府的规定之后，只得又在10月10日再过一次国庆，仍是连续三日，只不过规模更大，人员翻倍。
而另一个隐藏的原因，则与国人喜好口采的习惯有关，“十月十之三字甚为凑巧，正与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一样好记，大较八月十九日为直捷，如其援重九之例，命名为双十节，尤为简便而有致”。以“双十节”来称呼国庆日，的确显得简洁好记，又符合传统习俗。而将原本含义复杂的“首义周年”、“起事纪念”、“国祭日”等名词，掩藏在“双十节”的节日色彩之后，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革命记忆，由此转变为全民参与的庆祝活动，对于民国政府而言，是建立国家认同感非常有效的步骤。
正如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并不只是一块匾额的更换，而是借此将国家观念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富于象征意义的典礼与仪式，起到的也是类似的作用。在袁世凯签署的临时大总统令中，便列出了国庆日应有的活动：“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八项活动中既包括纪念英烈、封赏功臣等题中应有之义，也有放假、悬旗、结彩、宴会等与民同庆的内容。目的无非是将国庆日这一政治象征符号，融入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中，让习惯了为帝王庆生的老百姓，在共同参与“国庆”的过程中，也能同时理解“国家”的意义：“今日之国庆纪念，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个人之欢娱，国家之观念，二者交致其用，其影响于民生国势者，实非浅鲜”。
戏曲研究专家赵景深曾在家乡参加过首次国庆典礼，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第一个国庆日的提灯会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一向我只看见城隍爷爷出会和元宵玩龙灯，现在居然能够自己参加盛会在街上走，真是高兴极了。我一面提着灯一面想，两旁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没有参加，而我能够以小学生的资格参加，这该是多么的荣耀呵！”
这种“与有荣焉”的认同感，显然是大张旗鼓的国家庆典最希望看到的。
虽然筹备的时间比较仓促，但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庆典礼，操办得还是隆重而热烈。双十节当天的北京，“天气极佳，阳光普照”，
“内外两城居民铺户，均休业庆祝。五色旗帜，夹道纷披”。各通衢路口都立着崭新的彩色牌坊，装饰以鲜花和松柏。国务院大门前高悬国旗，用松彩牌楼结构“国庆”二字。有重要活动的琉璃厂，东、西街口和会场门前都有松花牌楼，场内各处还有牌楼数座，上面分别有“万邦协和”、“普天同庆”、“尊重人道”和“发扬国光”等字样，四周嵌以电灯。最壮观的是工艺局前的黄鹤楼模型，由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用彩纸扎成，高约十余丈，宽约百余丈，“高接云表，殊壮观瞻”。模型四周还镶嵌了红绿玻璃，亭角四檐装有电灯数百，入夜之后耀如白昼，老远便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此大费周章地建起偌大一座“黄鹤楼”，既是呼应史事，强调武昌的首义之功，也是为了应和当日之景。这天在琉璃厂举行的，是追祭辛亥先烈的共和纪念会。内务部最初打算将会场设在天坛祈年殿，借助那里庄重严肃的氛围悼念革命烈士。可到了10月6日，突然又传出了更改会址的消息。官方的说明是天坛“地方辽阔，整饰非易”，但实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国庆日提案还没正式通过之前，国民党员张继、陈家鼐等人已经开始筹备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地址就选在了琉璃厂，9月底便在此“指挥工程，布置场景”了。这个纪念会虽由孙、陈等人出面，但暗中的支持者是黄兴和孙中山。不过在参议院定下国庆日期、临时政府决定大办庆典之后，琉璃厂的纪念会便显得尴尬了起来。南北统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孙派势力的存在便一直是个敏感话题。3月在南京，同盟会成员举行的死难同志追悼会就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更何况借吊古以讽今，原本就是中国人早已玩熟的政治伎俩。北京临时政府要借国庆日塑造国家形象，自然不敢冒“一山二虎”的风险。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官方举办的纪念会占据了琉璃厂的地盘，理由也很正大光明：“缘琉璃厂会场已散出数万入场卷，不便移至天坛”。
相较于天坛，地处宣武门外的琉璃厂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好处是多有空地，便于举行大型活动。内务部在此提前搭建了纪念会所用的祭坛，上面陈列着死难烈士的牌位，正中放置着一面白缎灵牌，上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数个大字，前面供奉有鲜花和肴馔。致祭的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由国务总理赵秉钧领祭，“到者皆向灵位鞠躬致敬，旋奏乐，陈献花果祭品，后由赵秉钧宣读诔词，颂扬先烈德行，众乃复向灵位鞠躬礼”。祭礼凸显出国庆日悼念牺牲烈士、追忆革命岁月的政治目的，简单不失庄重。
而在琉璃厂的会场内部，则另有一番热闹场景，“运动场演竞走诸技，演剧场则演革命新剧”。新剧的剧目大多是最近编排的，如《汉口潮》、《广州血》之类，一看便知内容都与革命历史有关。会场中的陈列馆同样也在进行革命传统的宣讲，“搜罗了各种革命纪念物品”陈列其中：“死者诸烈士之写真及革命战事各摄影约千余枚，中陈玻璃匣，内有革命之印信、文札、刀矛、枪械、烈士遗物，如假发辫及被难之衣帽。更有某女士输送北京炸弹之特别背心，又汪兆铭在监禁时所系之铁链、镫铐等件，又王天纵君起义时之旗帜等物”。
运动场的音乐、竞走等集体游戏和演剧场的节目表演，营造了一种全民参与的喜庆气氛，与祭祀烈士、追忆历史的悲壮情调微妙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颇具吸引力的狂欢节效果。祭祀仪式结束后，开放民众进场，人流便渐渐密集了起来。到了下午，“国民赴各会场者，人山人海，街道为之堵塞，琉璃厂一处到者有十万人”。在国庆日之后，这般的热闹景象还持续了两天，天坛、农事试验场等处则免费开放三天，“俾便游览，而伸庆祝”。
11日晚上，共和纪念会会员还举办了提灯游行会，“整队出游，导以军乐，殿以马队。先至中华门行鞠躬礼，旋由大街直至天坛”。天坛当晚燃放焰火助兴，“霎时间烟焰冲霄，就火光里面，现出各种革命战剧，仿佛枪林弹雨，依稀楚界汉河。大众见所未见，诧为奇逢，无论男女老幼，一时麇集，几乎满城不夜，举国若狂”。
除了琉璃厂的纪念活动，国庆日当天，总统府门前还举行了阅兵礼，马步炮军约两万人，自东向西经过阅兵台，接受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检阅。国务院上、下午分别举办了两场茶话会，下午主要款待驻京的军警官佐，上午参加的则是政府各部门官员、各国公使、各省代表、中外新闻记者、满蒙回藏活佛、京城绅董和大总统的代表等。茶话会采用西式，“纵横排列长几，数十陈设西洋茶点酒肴。阅兵毕，大众随意用餐，五族一家，中西杂坐，觥筹酬酢，极一时之盛”。
北京之外，全国大多数城市也都响应号召，共贺国庆。尤其是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观瞻所系，且为起义后各省军事交通及联合南北之枢纽，其人民之对于革命者，观感较深，故其举行庆典，亦较有足记者”。国庆当晚，沪上数十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了提灯会，“队伍亘长三里有余，其灯彩如火车、兵轮、炮车、电车、龙船、飞艇、黄鹤楼、武昌城以及跳狮、流星，莫不勾心斗角、十色五光，观者目不暇给。尤以亚声社所扮之西洋美人及西剧中之小丑，并红顶花翎之前清大员，形状最为滑稽，见者哄然大笑。此外各种彩灯有扎成共和万岁、初周国庆等字样者，有五色纸灯镂成各种花草虫鱼者，不可胜纪”。
反而是革命发源地武昌，因为针对黎元洪的武装活动层出不穷，全城正处于警戒状态，民众人心惶惶，国庆日的气氛显得格外冷清，“商民对于斯会悉成冷观，除各机关及少数富商店铺悬旗挂灯外，其余装饰异彩者寥寥无几。至军民首义地点之堪作纪念者，如起义门、如阅马厂之旧都督府（即前清谘议局）、如楚望台火药库、如三烈士就义流血场均应修饰布置，乃当道均置不问，致遍城中无一可动国民观感之事，无一可壮四方宾客观瞻之物，殊为落寞已极”。纪念会场的布置也十分简陋，“连酒食灯彩以及一切耗费仅拨款四千元”。由于之前有暗杀的传闻，整个国庆典礼黎元洪都鲜少露面，在万寿宫举行的祭祀大会也没有参加。会场周围戒备森严，军警架着机关枪。入会人员限制极严，每个单位只允许派两名代表参加，普通民众则一概不许靠近。如此肃杀的氛围下，武昌百姓不但难有参与的热情，更平添了不少惊恐：“体察武汉人民情状，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以致毫无乐观态度”。
国庆日在首义地备受冷落，被视为不祥，其实也并不出人意料。自从辛亥年革命军起事以来，武昌战火绵延，城市破坏严重。昔日繁华的九省通衢之地，革命之后反而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也就难怪武昌民众对民国的观感，远不如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那般积极。事实上，国家形象的建构和推广，本就不是几场大会、一日庆典便能完成。更何况革命虽已成功，新国家仍在内忧外患之中，民众对陌生的中华民国，大多怀有犹疑观望之心，相对保守的内陆城市尤其如此。
而国庆日举国狂欢的氛围，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提醒民众“幸勿视同迎神赛会而仅作无谓之喧闹也”。被国庆日激发起的民间爱国情绪，在国家意识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确实很容易走向极端，甚至演变成闹剧。国庆这几日，北京的多个城门处，都有人聚集等候，“持剪以伺，凡见有辫者须令去辫，始许入城”。纪念大会会场内也有人拿着剪刀强迫剪发，“不及多时，地上发辫已成一大堆”。有人因不愿剪发被送到了警察厅，有人握着剪下的发辫当街痛哭叫妈，还有六旬老者为躲避而握着发辫一路狂奔，种种可叹可笑之怪相，不一而足。后来因为剪辨导致冲突不断，影响了国庆的同乐气氛，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不得不出面，写了“剪发自由，不便强迫”的字条贴在城门内，方才暂时平息了风波。类似这样的剪辨闹剧，在民国建元之后并不罕见，只不过处在国庆日这种特殊环境下，迫人剪辨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共和旗号下的专制阴影初露端倪，但此时并没有多少人警惕它可能带来的危险。
当然也有例外者，比如鲁迅。在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之口，说出了“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似乎很为剪辨之举而欢欣鼓舞。但仔细通读整篇小说，便会发现这不过是鲁老夫子惯用的曲笔。中国人的头发自古便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民国之后人们似乎有了一致的观念，男人剪辨、女人剪发之后，美好和幸福便能从天而降了。鲁迅因此发出疑问：“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在1920年的双十节，鲁迅讲述了一个“头发的故事”，批判了“口号革命”的无意义。而他笔下国庆日的北京街景，似乎也与民国元年的热闹大不相同：“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鲁迅因此感慨，“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这个清醒的声音在提醒世人，如果革命并未带来“黄金时代”，无论过多少个双十节，国家都无法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
大清门改名中华门，只是一块牌匾的更换，但中华民国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则远没有那么容易。
第四节 谁敢自言满族人
从换了新牌匾的中华门往南直行，出前门城楼，过正阳桥，穿过有些破败的前门大街，沿着商铺林立的大栅栏向西，便是观音寺街的东口。如再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到了北京城一处热闹的所在——八大胡同。前清时这里最多的是相公堂子，家家门口挂着一盏明角大灯笼，出入的都是一些眉目清秀的男孩子。庚子事变之后，天翻地覆，男优的传统逐渐没落，如今最时兴的是唱曲的清吟小班。里面的姑娘主要来自南方的苏杭和扬州，打茶围、做花头的规矩也都是上海长三堂子的那一路。低一等的茶室则不太一样，撑场面的主要还是北京本地的女子。她们大多习惯梳高发髻，穿花缎袍，说一口道地的京腔，裙下一双天足，身上有着明显的满洲人特征。民元之后，由于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喜作狭邪游，八大胡同着实兴盛了起来。满人妓女的数量也随之增多，逐渐成了气候，号称“旗帮”。甚至内城的“暗门子”，也基本上被她们垄断了。
旗人女子下海做皮肉生意，仰仗的主要是“纯粹北京人”这条优势，就容貌举止、说唱功底和待客礼数而言，她们是无法与训练有素的苏杭姑娘相比的。满族作家穆儒丐的长篇社会小说《北京》中，描写了一个八大胡同的红倌人桂花，国会议员和国民代表都是她的常客。但论起本事来，她不过是“好打好闹，还能唱两句二簧”而已。至于迎来送往的功夫，则更是不值一提了。其实这也难怪，南边的青楼业自有一套成型的规矩，妓女大多是从小训练，娴熟技艺后才能挂牌迎客，这些旗帮姑娘则多是被生活所逼，万不得已从事这等“贱业”，自然来不及精雕细琢了。桂花当年被卖到泉湘班，也不过是做了几件衣裳，置了一些首饰，便急忙地上捐营业了，“专业水准”难免大打折扣。
世代有“铁杆庄稼老米树”的旗人，被逼到让自家女子沦落风尘，其境况之破落可想而知了。清末这些年，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曾经不愁吃喝的旗人已是大不如昔了。他们的钱粮基本上无法准时发放，好容易关到的那点饷米，也根本不够养活一家老小。作家老舍的父亲是正红旗满洲，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但家里的生活同样艰难，“铁杆儿庄稼虽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渐有点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就连勉强收到的这点“铁杆儿庄稼”，说起来也寒碜得很，除了春秋两季的老米，“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
其实“八旗生计”的问题，在满清定鼎中原时就显露了端倪。乾、嘉之后国力渐衰，情况便愈加严重。原本是为军备而设置的八旗驻防制度，造成了数百万旗人久居京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经济供应紧张，生计也就难免艰难，旗人沦为乞丐、妇女自卖为奴的事情也就不再新鲜。
实在是穷困潦倒了，一些满人只得违背“不交产”祖训，将名下的田地卖给汉人。老舍的家族原本在北城外有二、三十亩地，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卖完了田地，接着就是典当祖辈传下的那点玩艺儿，连四季的衣服都是轮着个儿地进出当铺。到了实在卖无可卖的时候，便只有靠赊账度日了，“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上画上了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象鸡爪子”。讲究脸面的人家，每月的钱粮发下来后，最重要的事便是照着“鸡爪子”的数量还钱。老舍对于小时候母亲和姐姐绞尽脑汁筹划“一月大计”的情形有着深刻的记忆：“拿着现钱回家，她（母亲）开始发愁。……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
据老舍回忆，他家门前的“鸡爪”图案只与油盐店和粮店有关，因为母亲是精打细算的人，“绝对不许和卖酥糖的，卖糖葫芦的等等发生鸡爪子关系”。但他大姐的婆家就不一样了，墙垛上“鸡爪”的规模异常壮观，却依旧不理不睬地过着“没钱穷讲究”的生活。大姐的公公是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曾带兵打仗，连骑马射箭都不会，但熟知各种吃喝玩乐的手段。他可以用半年的俸禄换一只雪白的麻雀，鸟笼里的小罐、小碗和清鸟粪的小竹铲都如艺术品般精致。他的太太是世袭子爵的女儿，虽说“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在日常生活中显示气派和排场，“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里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这一家人都信奉着一条基本原则：“不赊东西，白作旗人”，因此对于找上门来的债主，佐领太太非但不羞愧，反而能瞪圆了眼，扯着嗓门理直气壮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不过，到老舍出生的年月，大清王朝毕竟已是“残灯末庙”的时节了，大姐婆婆虽然嘴上不失威风，可人人都知道她不过是虚张声势，连卖烧饼的小伙计都敢指着她的鼻子数落了。开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山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
其实从太平天国闹长毛的时候开始，经过英法联军、甲午海战，尤其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占了北京、两宫扔下老百姓自个儿跑了后，皇帝和满人就渐渐让人瞧不起了。连《茶馆》里打快板的大傻杨都知道，“黄龙旗子一天倒比一天威风小”。等到了南方革命军起事，宣统万岁爷最终签了退位的诏书，满人不再是“国之根本”，地位自然是越来越往下出溜了。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中，一位还不起高利贷的老者在民初的北京街头遭到殴打，几个壮汉还边打边骂：“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
“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在时代巨变的阴影下，这句话给满人群体带来的切肤之痛，甚至超过了国破家亡的伤感与茫然。《北京》中的红妓女桂花，母亲本是汉人，但嫁了个旗下当差的丈夫，便也有了旗籍的身份。辛亥革命之后，桂花的父亲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柴米无着，眼看要活不下去了。姨母黄氏便找上门来，游说将桂花卖进窑子。桂花的母亲很不情愿，尚且以“皇上家的家仆，当差根本人家”自居，想的是“虽然受穷，廉耻不可不顾”，却不料招来了黄氏的一番数落：“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如今是民国了，你别想碴蹦硬正的当你那分穷旗人了！”
黄氏虽然贪财而心狠，但这番言论却说到了点子上。曾享受了两百多年特权的满人，在大清王朝土崩瓦解后，几乎是一夕之间就坠入了社会的底层。而且与过去的“倒驴不倒架”不同，这一次的“穷”更加彻底，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主要的是那份“碴蹦硬正”的精气神不复存在了。
借着话剧《茶馆》中的旗人常四爷之口，老舍曾喊出了这样的言语：“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
剧本虽写于1950年代，但代表了自己民族的这份沉痛呼声，显然已在作者心中埋藏了很久。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宣布“五族共和”为国策，“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但现实的情况是，民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满人常常被排斥在国民之外。“咸知满人非中国人”，这种明目张胆的民族歧视，在“政治正确”的遮掩下，似乎拥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满人，无论是王公贵戚还是市井小民，都不得不承担起整个民族没落的悲凉命运。
“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句宣言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清末民初“反满”潮流中的实用主义倾向。革命党人最终以“排满”为号令，也是在屡遭失败后找到的最佳路径。孙中山曾说过，当年在广州乡间宣传反清复明，乡民大多不解。于是他想到以铜钱为例，“予即举示制钱正面之‘某某通宝’，问曰：汝等识此字乎？曰：能识。又举反面两满洲文示之，则曰不识。乃历举满人入主中国奴视汉人之事告之，遂恍然于反清复明之大义”。他因此更改了宣传策略，不再提士大夫意识浓厚的“反清复明”，而仅以“排满”为号召，以动员更广泛的阶层参与革命：“今用排满口号，其简单明了，又远过于反清复明矣，故革命之进行甚速。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立国之要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尽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
尽管革命党上层也曾努力将满洲人与清王朝区分开来，但“驱除鞑虏”、“光复汉族”等口号，却不可避免地调动起了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邹容在其影响颇大的著作《革命军》中，更是直接呼吁“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穆儒丐在自传体小说《徐生自传》中便说过，在日本留学期间适逢1905年的拒俄运动，汉族留学生恶言攻击旗人留学生，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到须磨附近的农村暂避。事态平息后回到东京，却发觉满汉之间的鸿沟愈加明显：“北方学生，倒和我们很和气，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还有把我们书桌上贴的名字，用小刀把头一个字给削了去，旁边写了杀头二字”。
有了这些“小刀杀头”的铺垫和前奏，在辛亥革命的初期阶段，“兴汉灭满”的观念便直接体现为对满人的“肉体消灭”。从武昌开始，在西安、太原、福州、南京等地，无论是否抵抗，居住在满城中的旗人大多遭到了杀害。武昌革命军打出的第一个旗号便是“杀戮满官旗人”，就连老幼妇孺也难以幸免。而满人鲜明的外貌、语言和服饰特征，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例如，他们的衣服偏爱红色和黄色，喜欢用白色衬里，样式多是高领窄袖。由于满人婴儿时期使用的摇篮与汉人有别，造成了他们头后部较为扁平。此外满人的口音也有些不同，他们读“六”的发音不是liu，而是niu。这些独特的民族标志，在此乱世中则成了惹祸之源。武昌起义后，革命军兵士常常在大街上随意拦下行人，检查他们的后脑勺，并强迫他们念“六百六十六”。那些不幸没有通过测试的人，最终都难免一死。当然，最直接的标识还是满族妇女的大脚，她们的头饰和衣服都能改变，但天足一时间很难掩饰，常常因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革命目标的激励之下，对满族人的战斗不仅是为了夺取当地的政权，更带有强烈的复仇意味：既然清初有针对汉人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何不能让当年那些屠杀者的子孙付出同样的代价？如武昌革命军的通告所言：“他们（满人）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力，现在，为了复仇，我们完全应该尽我们最大可能灭绝他们，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同胞被压抑了很久的仇恨”。在这种极端民族对立情绪的渲染中，对于满人的种族仇杀由此获得了公认的合理性。
近代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便以虚构的方式，描写了一场屠杀后的惨烈情境。起义军冲进满营，将满人屠杀殆尽，“大家有提着满人的腿的，有的提着臂的，纷纷取向炉火烘来乱啖，以为下酒之物，几乎无人手内不有一块满洲肉”。被杀害的满兵女眷前来复仇，却遭遇了更大的不幸：“正闹着，忽听啼啼哭哭之声，原来是满人之妇人，闻知丈夫在营，全数歼灭，却来拼命。众人见了，轰的一声，齐将那满人肉，向那众妇人丢去。又复纷纷取了残尸，狠命丢来，真如打了一行血淋雨，飞了一阵肉风砂似的。掷完了，各兵士又哄的一声，各虏了满妇，就地奸了起来，唐人辉等也弹压不住。只见众人交换轮流的，个个将满妇淫遍，口中嚷道：‘你们入关时，淫我妇女，而今也要偿债了。’登地那满妇已死了无数，不死的，却被众用刀戳死，又复纷纷往将满人的女子尽数奸了杀却，那小孩也都杀了。众人却大叫道：‘今日方报得二百余年的大恨了。你们将我们的土地送了人，要我们无处栖身，难道便让你们独得便宜么？’”
小说中的描述并非写实，但在战乱和仇杀中，妇女往往沦为泄愤的工具和胜利者的奖赏，这种事情史不绝书，清末的满族妇女也难以例外。小说中的义士黄勃为了建立“兴华邦独立国”，与洋人和清廷斗争，极力渲染排满与灭洋的情绪，如这般生啖其肉、奸淫其女的文学描写，与历史真实互相比照，共同展示出了那个时代的狂躁氛围。
据辛亥首义领导人之一的熊秉坤回忆，武昌的排满暴力活动在10月12日到达顶峰，许多满人被抓后便立即被杀，甚至殃及了无辜民众，军政府的告示更明确宣布“藏匿旗人者斩首”。旗人的财物自然也被搜罗一空，各种单夹棉皮的衣服堆满了军政府和邮政局的两间大屋。有亲见此“盛况”的人士后来回忆，军政府的庶务曾随意地指着堆积如山的衣物说：“这都是从旗人家内抄获来的，你们可以随便择好的取几件穿罢”。
在近乎疯狂的杀戮和抢掠中，武昌城中的恐怖气氛日浓。百余名绅商为此联名上书湖北军政府，要求阻止兵士无端闯入民宅搜索满人。士绅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一天之后，驻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求见都督黎元洪，也提请“勿妄杀旗人”。有革命党人也认为，“三天来被杀旗人不下四五百名，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黎元洪因此出具了亲笔文告，禁止随意杀人，其大意是“我们排满革命，只是推翻帝制统治，满族人民，俱是同胞，如无违反本革命军宗旨重大嫌疑事实，一律予以宽大，不得再肆妄杀戮”等等。然而，这份文告出台得太晚，除了各显其能早早逃脱的高官外，武昌城的普通满人基本上都已被杀或被抓。
排满暴力行径在抵抗更为激烈的西安，表现得也更为极端。当“秦陇复汉军”攻陷满城时，大部分的成年男性旗兵已在战斗中阵亡，剩下的旗兵及其家属也大多在起义军逐巷逐院的搜索中被杀害。当时西安满城中兵卒不过万余，武器也十分落后，之所以拼死固守，拒不投降，无非是因为“屠城”传言甚嚣尘上。抵抗也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不如顽抗到底，同归于尽。
在革命浪潮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满人都处在这样草木皆兵的恐惧中。因为有谣言称民军攻进来后会将满人剁成肉酱祭天，成都满城中的旗人将牲畜通通杀光吃掉，在家中坐等杀头。南京也有类似的谣言，满城中哭声不绝，妇女们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女子的服装，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福州的旗人曾聚在八旗中学内打算集体自焚。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为满人的安置准备了一笔经费，但几乎无人前去领取。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极度恐慌中的满人又如何敢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
相较而言，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因为满人的数量较多，等级较高，而且与汉人之间关系向来融洽，易代之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所以暴力活动并未出现。不仅如此，皇帝依旧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政府的优待，王公大臣们仍然拥有财富和特权。在与南方民军签订的优待条款中，还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的内容，似乎皇族在保全自己的同时，还多少顾及了普通满人的生存与未来。
但事实上，这种平和只是表面的假象，“先筹生计”的优待条件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据一些资料显示，那些曾经激烈反抗的城市，幸存旗兵的饷银在民国后便停止发放。旗人无以为生，自杀传闻屡见于报端。北京的情况稍好，头两年饷银还基本正常，但之后也越来越勉强，直至逐渐断绝。
即便如此，这些旧朝“余孽”在民国享受优待的情形，却仍然落下让人不爽的口实。穆儒丐在短剧《两个讲公理的》中，描写了民初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与北京旗民代表的一番对话。因为旗房营的官产要被拍卖，住在里面的十来万旗民即将无家可归，旗民代表因此质问陆军总长：“旗民为五族共和之一，理应受国家保护，如今不加保护，也就够了，怎会由万劫旗民身上，又敲起骨头来。贤明的总长，你是对于三营负有责任的人，你不替他们想法子，怎倒杀剐起来了。总长，我们不要求你履行优待条件，只求你不要没收我们的房子”。陆军总长的回答则冷漠而坚决：“你们还想优待条件么？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
虽然写的是戏剧，但这一段对话近乎纪实。革命虽已胜利，但对于旗人的轻视和敌意依然普遍存在。他们被称为“满板儿”、“旗下佬”、“穷吃俸禄的”、“干点心”，无一不是以污名达到丑化的目的。在中国文化中，每当需要贬低或嘲笑对手时，民间段子最能说明问题。据满人金启孮回忆，当时最流行的段子是某衙役与某旗人的对话——衙役问：“你是什么人？”旗人恭敬地回答：“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什么？你骑人！老爷才骑马，你敢骑人！”抡鞭就打。旗人忙辩解：“不是骑人，是在旗”。衙役怒气更大，说：“我打你就因为你骑人，还敢再骑！再骑还打你！”
更令满人绝望的是，他们的民族身份让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也变得举步维艰。按照当时的习惯，找工作、租房子都需要有保人或铺保方能成功，满人往往无此背景，自然难以如愿。那些赶马车、提篮叫卖、做小工的满人，因为很难被相关民间行会所接纳，常常受到排挤而生意惨淡。即便是自谋出路，也同样不易。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光绪年间即以行医为业。辛亥以后，向民国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身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内务府申请，改隶京兆房山县民籍，并放弃满姓瓜尔佳氏，冠汉姓李，易名李承荫，才终于领到执照。
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之举，民初几年，满人申请“冠姓改籍”成为潮流，其中最为积极的是原本就身份特殊的汉军旗人。在清代旗人享有特权时，一些汉人想尽办法攀附旗籍，如今树倒猢狲散，自然是纷纷要求更换门庭。一份当年北京内左一区警察署长的呈文，便保留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奇特现象：“署员连润祖姓周氏，原籍热河承德府大格镇人。先世曾宦四川，自前清乾隆时，始入京籍蒙古镶黄旗。现在四川尚有遗产，拟复祖姓，更名之润，并改隶四川成都籍”。
满人传统的隐姓习惯是书名不书姓，如今也不得不依照汉俗而改变，或者扔掉老姓冠上汉姓，或者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因此常会出现一家人好几个姓氏的情况：“如外火器营的胡福珍一家就有四个姓，父辈哥三名叫松海、常海、隆海，于是扔掉老姓哈拉不说，以松、常、隆为姓，而她又姓胡”。除了不熟悉汉人的命名习俗外，一家多姓还有另外一层的考虑：“老人说，姓多点好，赶上灭门九族，兴许活下俩三人”。
对于自尊心强、讲究脸面的满人来说，隐姓埋名是遭逢乱世挣扎求生的无奈之举，但深藏其中的沉痛与愤懑，在家中老者的这一声叹息中显露无遗。
尽管隐去了姓名，改换了籍贯，在习俗上也尽量学习汉人，但要完全抹去民族标志、融入“五族共和”的新社会，也并非易事。由于二百多年延续而来的传统，旗人早已习惯了由朝廷供养，这使得他们很难接受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曾上书，希望能改变这一痼疾，终因反对意见过于强烈而作罢。话剧《茶馆》中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当时旗民的心态：“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茶客丙：‘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由于实在不堪重负，1907年清廷曾两次下诏，要求逐步解散驻防的旗兵，给他们在附近的农场分配土地耕种。新政同样遭到了各地旗民的反对，甚至演化成了暴力抵抗。而购置土地必然会侵占汉人的利益，也加剧了原本紧张的满汉矛盾。一份当时的戏曲班本《旗民诉苦》，显示了旗人对自谋生计是何等的不甘和畏惧：“老佛爷，弃我们，因何不顾？眼见得，朝廷谕，不觉泪涌如涛。裁口粮，授田亩，编为农户。怕此后，捱饥饿，一命呜呼。因此上，对妻儿，忙将苦诉。望吾主，收成命，免作农夫。……想我们二百年来受尽了皇恩浩浩，从今后，再难望坐食民膏。……最可怜，半生来未捱艰苦。若叫我，离乡别井犁田铲草好一比旁蟹无螯。怕乡民，野蛮性将吾杀戮。那时节，有四脚想亦难逃”。
在寓言体小说《猫城记》中，老舍借一个“猫兵”的控诉，表达了让个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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