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刚从“一战”退伍回家Robert Maurice
Tinkler(1898—1939)的生活前景灰暗,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而想在战后找到工作并不容易。所以当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要招募警员时,他决定尝试一下。他被录取了,在那个陌生而遥远的东方大都市他要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也将在那结束他的一生。最开始的生活似乎挺如意,作为租界中的一个英国人,Tinkler是租界统治集团的一员,尽管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对于被统治的华人有颐指气使的权利,甚至早上会有华人仆人预备早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东亚最繁华的城市,城市生活的五光十色让这个英国兰开夏郡出生的乡下人见识了纸醉金迷的繁华,当然只是那些他的薪水能负担得起部分。
Tinkler的语言天赋使他警局里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他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侦探,并沿着晋升序列缓慢地往上爬着。然而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民族主义热潮逐渐升起,包括英国人的外国人在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其中包括著名的五卅惨案(1925)。同很多其他同事一样,Tinkler希望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但这种导致了他在1930年被以渎职的缘故从警局开除。不担任公职的英国人一般会被送回国内,但Tinkler去了趟向往已久的美国之后又回到了上海,因为他似乎已经无处可去。从1931年到1934年,Tinkler从踪迹中消失了,因为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在上海的外国人公司里任职,以此谋生。尽管现在已经是个普通的外国人,但他火爆的脾气仍然使他惹祸不断,包括在南昌因为“衣冠不整”有违“新生活运动”要求而与当地人发生纠纷,以及在1939年在与日本人的争执中挥舞着手枪争辩而被殴打致死,引发了日本和英国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吸引了一时的“风光”。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Tinkler既不被视作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因公殉职(因为已经被开除),也不被看做对日战争的战争死难者(因为两年后的1941年英国才对日宣战),于是他就静静地躺在上海的公共墓地中,作为小人物消失在历史的时间里。直到作者接触到Tinkler写给家里的通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将他从各种资料中挖掘、复原了出来,写就了这部精彩的“biography
of a nobody”。
帝国造就了我正如书名说提示的,进入二十世纪,大英帝国已如落日余辉,但她仍然在造就一代代英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英帝国造就了Tinkler,也是大英帝国毁灭了Tinkler。说实话,Tinkler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暴力倾向明显,相信武力能解决一切;满脑袋种族主义思想,极端蔑视华人、印度人。但这种思想对于帝国辉煌下的普通英国人中间并不罕见。因此,相对于英帝国殖民史的“宏大叙述”,这本书为换个视角深入普通英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提供了精彩的描述,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大英帝国在各殖民地(或中国的租界)的统治,是这些人的家里陈列着从中国带回来的各式纪念品,是这些人不时提醒着现代英国人他们昔日的辉煌。历史学的想象力在本书第三章,随着初到上海的Tinkler的视角,作者细细勾画了一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上海。在随后的章节里,作者用丰富的细节(有时可能太过细节了)描绘了当时大上海的租界及其中外国人的生活,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历史、构成和运作,是研究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和上海租界警察的重要参考。相较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上海警察:1929—19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本书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内部构成、日常运作以及历史变化有着更深入的研究。从Tinkler不多的通信、相册及各处的资料中还原一个普通人的经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者做到了。当然,这种想象力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缺乏直接资料的部分,作者只好利用史料和其他人的生活经历来合理地推测Tinkler可能会怎么做。即便如此,当Tinkler被警局开除时,还是不禁使人惊讶和担心他的命运,而当Tinkler命丧异国他乡时,也不能不令人同情和惋惜。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德德·科伯所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使死者复活。”
關於作者:
罗伯特?比可思(Robert
Bickers),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史、殖民史,尤其是大英帝国和近代中国的关系,以及上海近代史(1843-1950)。著有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49(1999),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2003。他同时主持有关近代中国海关研究以及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照片的项目,担任英国校际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联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