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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第一套系统精解中国围棋古谱的系列丛书，三年陆续出齐，是对中国围棋智慧的总结和提升，给围棋专业、人士、围棋爱好者的精品珍藏礼物。
中国围棋古谱很少有人系统诠释，陈祖德以一人之力，将最精彩的中国围棋古谱系统精解，让今天的围棋界人士顺畅了解和学习中国围棋古谱，是独一无二的重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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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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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大国手范西屏、施襄夏于浙江平湖对弈，鏖战十余局，胜负相当。两先生的这些对局出神入化，技惊四座，显示出卓越的才华。李汝珍所评“落子乃有仙气，此中无复尘机，是殆天授之能，迥非凡手可及”，实为至当。“当湖十局”于是被推为我国座子围棋时代的巅峰之作。此次更订，陈祖德先生补阙拾遗，发其微芒，更见局中无穷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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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祖德
1944年生，上海人。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际围棋联盟副会长。我国建国以来的杰出运动员和教练员。1999年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曾两次获得体育荣誉奖章。曾获1964年、1966年、1974年全国围棋个人赛冠军。他是我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1982年被授予九段。“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著有《超越自我》、《当湖十局细解》、《无极谱》等书，其中《超越自我》曾获“人民文学奖”。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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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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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吴清源
序 常振明
推荐序 中国流，大格局 吴远之
自序 陈祖德
蜀蓉棋艺版 序 陈祖德
中华书局版 序 陈祖德
第一局 〇施襄夏 ●范西屏
第二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第三局 〇施襄夏 ●范西屏
第四局 〇施襄夏 ●范西屏
第五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第六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第七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第八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第九局 〇施襄夏 ●范西屏
第十局 〇范西屏 ●施襄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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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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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范、施两先生的“当湖十局”，是我国清代座子围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这一点当是没有疑义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与古谱的结缘，使我每隔若干年，便要近距离地研究它，体会它，而有了或许更深一些的感触。
第一次与“当湖十局”面对面，是我十五岁那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围棋集训队打谱学习，可以算是初窥门径，具体的情况在“蜀蓉棋艺版序”中已经说到了。后来，我在《围棋》月刊发表点评文章，对“当湖十局”作了深入一些的研究。又过数年，因为蜀蓉棋艺出版社约稿，需要将月刊上的文章汇编成册的缘故，又对已刊发的“当湖十局”的评点文字进行了校勘和改写。当时不曾想到，这份“苦差使”还远没有结束——二十余年后，借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的机缘，我又再次投入了对“当湖十局”的解读。
然而，这一次的增补和充实，并不能说对“当湖十局”已经形成了最终的评骘或意见，我想还是同以前一样，虽然在新的研究中有所发现，但仍只能定义为阶段性的成果，棋局中的某些难解、复杂的变化，仍要留待读者和其他棋手的进一步研究。我的体会是，“当湖十局”每一局都很精彩，不愧为那个时代大国手留下的瑰宝，一路研究下来，再次感受到这十局棋，一局比一局精彩，一局比一局复杂，简直是层峦叠嶂，青山又在青山外。具体说到哪一局最精妙、最好看，我实在是无所偏爱。评点这样的高棋，的确很伤脑筋。如果将来还有机缘再评一遍，很多变化需要重头来看，恐怕还要再伤一番脑筋。
以上是这次研究中的一些体悟，下面谈一谈对局者范、施以及“当湖十局”的来历，或许还有别的一些旧闻。
范、施两先生留传下来的当湖遗局，现今我们能看到的一共是十一局（据《海昌二妙集》）。清代棋谱辑录家蒯光典、黄绍箕认为，范、施在当湖的对战，当有十三局之数。然而另两局无考，在蒯、黄两先生编纂的《海昌二妙集》中未见收录（仅有十一局。如果两位先贤有所发现，当不致自珍，秘不示人）。
而且，范、施的当湖遗谱，最早并不是叫做“当湖十局”，而是“范施十局”。据范、施的同乡钱保塘先生在《范施十局》的序文中交代：“无锡邓君纯丰（邓元鏸字纯丰）嗜弈，搜求近时诸家棋谱，得两先生对弈十局，今春刊之。以余为两先生乡人，询问二家事迹。余因取《海昌备志》、《经籍志》所载节略，附录卷首。”
从中可见，范、施遗局之搜求，邓元鏸先生有大力焉。由于他的搜求并出资刊行，“范施十局”这一提法的流传，便也自邓先生而始。邓先生之前，已有《围棋近谱》、《弈妙》等先行者，搜罗了若干散谱断篇——此时，由于总局数未定，连“十局”的说法也不曾有（在邓先生之前，周小松曾将散见诸家的范、施棋局合并）；邓先生之后，黄绍箕应是最早发现了范、施第十一局，他把该局编入《海昌二妙集》，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包罗范、施“全部”对局的版本。他在书中，第一次用到了“当湖十局”的提法：“近时弈家所称范、施‘当湖十局’。”云云。
范、施两先生同是海宁人（同乡），少年时都拜入俞永嘉门下学棋（同学），二十岁后游历北京，三十岁左右同赴平湖（是谓同游），以常情来推断，他们之间的对局数量决不止此数。然而，以两先生在海内的大名，遗局竟然如此之少，搜罗起来又如此费力，这是何故？
邓元鏸曾质疑：“二先生幼同里，长同习，对局传播宜多。”事实或是如此，但结果恰与此相反。钱保塘在《范施十局》序中称：“同治初年，石门徐君为余言：乱前曾至施氏，见定庵先生所遗棋谱，散佚甚多。时欲乞取少许，其后人靳勿与。乱后重至其家，见室与谱尽毁，慨叹久之。”据钱先生的记录，施襄夏本人当是收集了不少他与西屏的棋谱，然而这些遗物没有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藏于私室而不肯（也许是不能）刊行，后来又遭遇兵灾（太平天国运动），遗谱与室家俱遭焚毁。绝代双骄的无数妙局，竟落得如此结果，真令人痛惜。钱先生叹道：“两先生以绝人之技，负海内盛名百余年，意其二人对弈之局，精深微妙，必有谱所不能尽者，乃今其谱亦不尽传，不亦深可惜哉！”
钱先生又说，“本朝围棋国手，无虑二十余家。吾乡范西屏、施定庵两先生，尤出诸家之上。百余年来，海内翕然称之，无异辞也。”他问周小松，“近时棋谱何家为最善”，小松“以《桃花泉》对”。钱又问小松、陈子仙两人与本朝诸国手水平高下，小松答：“如遇范、施不能敌，余皆抗行耳。”
周小松先生因为长寿（与他齐名的陈子仙早逝），成为了座子围棋时代最后一位大国手级别的名家，他对范、施的棋艺推崇之至，这的确是高见，然而“余皆抗行”一句，也将黄龙士先生笼括在内，与一般名手并列了，这对黄龙士的棋艺显然有低估之嫌。就三棋圣的遗局而言，龙士的棋局的确不如“当湖十局”精深高妙，然而，这不是龙士的问题，龙士在他的时代，棋力高出当时人一筹，如飞龙在天，矫矫不群，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相当的对手，来激发他全部的才能。他的棋谱稍逊于范、施遗局（恰如独孤求败不敌绝代双骄一般），那也是无法可想之事。然而，比龙士逊出一筹的徐星友（见黄徐间分先棋谱），以老迈之年对抗血气方刚的程兰如，胜负基本相当，盛年程兰如分先对范、施，胜负咬得很紧，两先生也颇觉吃力。以此观之，龙士至少不当逊于范、施。可惜天不假年，三人恨不逢时而已。清人号龙士为“棋圣”，范、施为“亚圣”，吴清源先生表示认同，有专门的谈话向日本棋界推介——对此，我认为是有其道理的。因此，第二辑“四大家”之后，我打算把黄、范、施三人并列，评述他们对当时二手、三手、四手的授子棋，名为“棋圣之艺”，以向读者介绍三棋圣的出神之技。
总序
吴清源
我的助手牛力力从中国带回了祖德先生的消息， 得知他正在研究和讲解清朝的古棋，
这令我十分喜慰。
回思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川端康成先生的对话， 我曾比较过中日两国在两三百年以前围
棋发展的盛况。那时的日本围棋， 在德川幕府的治下， 出现了划时代的名人———道策， 他的棋力超群， 有“十三段”
的美誉，更创制了“道策流”， 开启了近代布局的先河， 可以说是棋界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 中国的座子围棋， 也达到了巅峰，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
中国围棋最强的时代， 就是在三百年前左右的乾隆时代。当时的中国，
名家辈出，其中更有像黄月天（龙士）、施定庵（襄夏）等超群拔俗的强手。但两国的翘楚，
道策先生以及后起的丈和先生，与清朝的黄月天、施定庵、范西屏三位棋圣， 并没有在盘上一争短长的机缘；道光、咸丰年间，
争夺名人碁所失利的幻庵因硕， 曾有意来华，与当时中国的大国手周小松切磋棋艺，然也因海路不通而作罢。但清代大国手的棋力，
我以为是到达了非常了不起的程度的，应相当于日本的名人一级的水平。
我是根据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棋谱集， 而得出这一判断的， 五十年前我对川端先生如是说，时至今日， 我仍然抱持这样的信念。
但清朝并没有幕府将军为棋士提供禄米， 也没有“名人碁所”、“御城碁” 这样严密的
制度作为支撑， 而只有贵族或富豪不定期主办的棋赛， 中国顶尖的名手， 于是依赖悬赏的奖金获得收入。
在康熙时期， 黄月天独步天下， 没有人能和他相抗衡；
到了乾隆年间，则是施定庵与范西屏两人并立的时代。“但是不知何故，两雄之间的对弈局数很少，
全部不过十二三局而已，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富豪所举办的十局赛， 这十局棋被称为千两之棋； 也就是说，一局就相当于一百两的价值，
而当时的一千两，以今天的价值来看， 应该相当有一千万元（指上世纪50年代的日元。———编者注）
吧？此二人就可以说是相当高强的专家棋士，并且一生就是以围棋为职业而持续地下棋。”
“其中还有名为‘血泪篇’
的黄月天与徐星友之对弈谱流传于世。徐星友当时虽然已号称国手等级，但是其棋力还是比不上黄月天，两者当时的局差是先二左右，
但是黄月天却说实际上可以让徐星友三子， 于是徐星友非常愤慨，真的就和黄月天下受三子的十局赛。当然，最后这个十局赛是黄月天输多胜少，
不过还是有几局棋是黄月天漂亮地获胜， 所以被称为‘血泪篇’，是非常精彩的名局。”
但到了清朝的末年， 中国的围棋水准急剧地衰退， 到达了谷底。我的老师顾水如先生、
汪云峰先生， 与中国最后一位大国手周小松， 可能要以“先二” 的棋格才能与之相抗。此后，
中国围棋的水准慢慢回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的光辉兴盛局面。
中国清代的围棋， 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既有清末中国围棋急剧衰落， 在一般人心目中
造成了中国古棋不如日本围棋的深刻印象， 又有那时的战法， 与现代的围棋大大不同的原
因。因为， “即使看了乾隆时代的古谱， 也无法应用到现代的下法中， 因此不受到重视，
也很少被拿来研究”。
但围棋的玄妙、幽深， 又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局所能勘破。三百年前的下法， 在今人
看来， 已经有了不甚满意的地方； 三百年后， 后人看我们今天的棋， 是否也会抱持同样的看法？
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以事理推断，明矣。
祖德先生发思古之幽情， 整理国故， 他的着眼点， 想来也在此处。此举善莫大焉， 于
是欣然草文， 以为响应。
序
常振明
祖德先生的“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 交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是文化界、围棋界的一件盛事。
我与祖德先生的交谊已经有几十年了， 因为在入读大学以前， 我曾经是北京市的一名
专业棋手。在棋上， 祖德先生是我的前辈， 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或比赛时， 我常有机会向他请教。在年龄上，
祖德先生长我十二岁，温文尔雅，待我如同兄长一般。我在棋界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这一段浓厚的记忆， 常常令我回味。
那时候， 我们的国家队基本上还是以日本为师， 耳濡目染的是日本棋界所开发出来的
下法， 如小目的定式， 木谷实与吴清源的新布石， 运筹布子讲究棋理和棋形， 等等， 并且在棋手中间，
有一种赶超日本的气氛，于是，对我们的前辈， 明清时代的国手所遵循的下法， 当时并没有余力过多地涉猎。
但是从2005年起， 我们的年轻棋手常昊、罗洗河、古力，
包括中信北京队的孔杰等，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佳绩，从顶尖棋手的层面以及整体厚度的层面， 可以说， 我们不仅超过了日本，
与以前的“苦手” 韩国相比，也占了一点上风。在这样的形势下，回过头来研究古代围棋， 从我们的古谱中汲取营养，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的确是非常好的时机。
唐太宗曾经说：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历史这面镜子，
不仅记载了过去，从中也可以推知未来。像我国的古代围棋，经历了魏晋、唐宋， 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 但从清末至民国，
随着国势的衰退，围棋的水平也大大地倒退。只是在新中国，由于陈毅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
围棋才重新步入了兴旺的局面，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达到的“盛世景象”。抚今追昔， 令人感慨。
围棋的盛衰、兴替， 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里边起作用？ 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 叫做“国运盛， 棋运盛”，
说的是外部的环境，国家的繁荣，是围棋事业兴盛的主导条件； 另一方面，
棋手们是否有开阔的胸襟、前进的动力，乐意于从方方面面汲取养分的谦虚态度，我以为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
围棋是我们的国粹，凝聚了先人们杰出的智慧。对它的继承和发扬，是我们每一个热爱围棋的人都无可推卸的责任。中信集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着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围棋文化的传承。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第九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信集团曾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在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创办之初，中信集团组队“中信大三元”，
连续四届参加了比赛。2009年，中信集团再度与北京围棋队联手， 更名为“中信北京队”，重返围甲的大舞台。此外，
对于围棋团体的成长、青少年棋手的培养，中信集团也曾稍尽绵力。
中信出版社以前曾经推出过吴清源大师的作品，
如他的自传《中的精神》，以及他的棋谱选集《人生十八局》等，获得了一些好评。这次与祖德先生携手，
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古谱，制作一个大系列， 以此来传承和发扬国故，也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可。
自序
陈祖德
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人们经常提四大发明， 其实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
何止这四项？ 譬如围棋，
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围棋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四大发明，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四大发明固然了不起，
但只是我们比其他民族先走了一步，如果我们不发明，其他民族早晚也会发明。唯有围棋， 如果不是中华民族来发明， 那么，
世界上至今也不会有围棋。
围棋深奥莫测、变化无穷。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发明围棋， 数千年后的我们， 怎么
想都想不明白， 都觉得不可思议： 先祖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才能发明围棋？ 难怪有人认为围棋是外星人发明的。
还有不可思议的是， 历史无情， 只要跟不上历史的发展，
不符合时代的节拍，历史必然将它淘汰。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知淘汰了多少东西。多少文化艺术才短短二三百年的历史，
如今已无以存矣，或者是需要保护需要抢救矣， 偏偏围棋越活越年轻。
围棋的历史悠久， 远远早于四大发明， 而且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智慧。
围棋历经数千年， 非但没被淘汰没成为老朽，
相反，如今生机勃勃、热力四射、阳光灿烂。今天的围棋，在国内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的汹涌的爱好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爱好者；在世界上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所喜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艺术却绽放出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文人墨客都会下围棋，其中有很多对围棋情有独钟，甚至痴迷。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有关围棋的诗词赋文以及趣闻轶事。历朝历代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群体，可能在交往和游戏间，就肩负起了围棋的薪火传承。
魏晋唐宋时期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围棋蓬勃发展。围棋本身具有文化性和竞技性两个主要方面，而我国古代社会重视的主要在精神层面，好像觉得看重竞技看重胜负似有悖文化艺术的清雅脱俗。苏东坡的名言“胜固欣然，
败亦可喜”，是对胜负的一种洒脱，也是当时的一种人生态度。
我国古代围棋水平真正的提高是从明末开始， 至清康乾盛世达到了无限风光的顶峰。
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国运盛， 棋运盛”。
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
康乾时代， 棋坛人才辈出， 强手如林。令人可喜的是， 留下了大量的棋谱和各种围棋著作。
但同时我又感到遗憾和痛心，因为这之前留下的围棋史料太少太少。围棋最早的古谱是宋本《忘忧清乐集》，其中有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权与吕范的对局，但这张棋谱的真假无从考证。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已相当普遍， 孔、孟曾多次提及围棋。但春秋战国时的围棋究竟怎
么样？ 孔、孟的围棋又下得如何？ 想看到竹简时代的棋谱无疑是种奢望。
然而秦代有了篆书，
尤其是汉代有了隶书，文字已发展到书法艺术，当时留下围棋的棋谱应当是有可能了。但历代那些酷爱围棋的有名的君王、士大夫以及大诗人、大才子，如汉高祖刘邦、曹操和曹丕父子、梁武帝萧衍、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以及他的大将徐达和大臣刘伯温等等，还有杜甫、杜牧、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李商隐、韩愈、陆游、文天祥和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等家喻户晓的文坛北斗，他们为围棋留下了丰富的传闻和诗文，可就是未留下一张棋谱！
这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和无穷遗憾！
我们的智慧而潇洒的先人呵！ 难道是历史太悠久了， 反而不懂得历史的价值？ 难道是文化太丰厚了， 反而不珍惜文化的遗存？
不要说棋谱， 就是棋具， 远的不用说， 就说最后一个王朝———清代， 围棋如此盛行，可我却从未见过清代的棋盘棋子。
在日本奈良的博物馆“正仓院”
中，珍藏着两副唐朝皇帝赠送日本的棋盘棋子。棋盘由上好的紫檀木制作，棋盘的四周边上是精致的图案。对局双方可由棋盘边上拉开一个抽屉，其中各放着一个乌龟造型的棋盒。棋盒中每颗棋子均画有色彩艳丽的飞鸟。这两副棋具，材质优良、构思精妙、工艺极致，
可谓美轮美奂，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怎么能制作出如此精美的棋具，
如此超一流的工艺品？！望着这两副棋具，可以想象围棋在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的水平。
可是祖国的千年前的精美棋具只能在异国他乡才能见到， 而在自己的祖国， 不要说千年之前，
就是百年历史的一般棋具都难以寻觅！
我国最早的围棋文献《敦煌碁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我多么希望能够在故国故土一睹！但再想想，《敦煌碁经》这部文献毕竟保留下来了。如果它不曾远渡重洋，
依然在故乡， 那它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太多太多， 但我们失去了多少多少？
围棋有娱乐、教育、交流、健身等功能，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
新中国成立后， 围棋得到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心， 得以很快复兴。我国围棋界以赶超日本为目标，
精诚团结，自强不息，水平急速提高。
围棋事业需要拿成绩来证明自己，
人民大众需要成绩以得到鼓舞，祖国需要成绩来扬眉吐气。围棋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竞技性越来越突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忽视了围棋竞技性，而在这短短几十年中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竞技性当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
当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竞技和胜负上，自然， 文化性被忽视、被冷落、被遗忘， 甚至被淡出。
现在我国有很多孩子学围棋，
不少孩子的家长为了把自己的宝贝培养成常昊、古力这样的世界冠军，大人孩子付出多少代价，使快乐的围棋变得那么的沉重。在北京集中了全国各地那些非常聪明优秀的小棋手，
很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学业荒废，或者连小学都不上，只是希望成为职业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盛事， 但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
这是围棋事业发展的一个异化现象。
围棋与生俱来地是多功能的。首先是娱乐功能， 围棋充满着乐趣， 魅力无比，
能叫人乐此不疲，忘乎所以，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乐活”。围棋有教育功能，
围棋好的孩子数学一定好。围棋的核心是阴阳，充满着辩证法，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围棋所包含的哲理可运用到方方面面，
可提升境界，启迪人生。尤其通过学围棋能使孩子的素质全面提高。围棋有交际功能，围棋有个别名叫“手谈”，
下棋即交流，可能得到终生的好友。纹枰手谈心领神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日本的“围棋五得”，
头两条，即得好友、得人和。围棋还有健身功能，围棋能使大脑得到很好的锻炼， 益智健身，
下围棋的人大多长寿，我还未听说过下围棋的人患老年痴呆症。日本“围棋五得” 的最后一条，即是得天寿。
古人还创造出无数优美动人的围棋诗词赋文。当代有人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本《围棋文化诗词选》，其中不少古代围棋诗词佳作，但我深信这只是历史上的一小部分。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围棋，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无穷乐趣！何必都要挤上职业棋手这独木桥。现在的社会功利性过强，这种功利性有意识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棋手。如研究棋谱只看重韩国一线棋手的对局，日本的棋谱已不屑一顾，更何况我国的古谱。很多棋手根本没看过我国的古谱，
恐怕连古代那些大国手的名字也全然不知。
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多智慧吗，围棋古谱告诉你。
围棋水平的等级分为九段， 这源自于日本， 而九段的等级无疑来自于我国古代的九品。我国古代围棋的等级和官员一样，
也分为九品，一品最高，九品居下。每个等级又有其很雅的名称，一品曰入神，以下分别是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多么有意思。古人给围棋取了很多别名，以形状命名的是方圆、纹枰，以颜色命名的是黑白、乌鹭。在晋代又给了围棋不少雅号，
如手谈、坐隐、烂柯、忘忧， 围棋太有趣、太吸引人，故又将围棋称为木野狐，等等。
唐宋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刘仲甫写的“围棋十诀”、“棋经十三篇”， 享誉海内外，
至今常被人引用，说明其含义之深刻，影响之巨大。
清代留下了很多精彩纷呈的棋谱。古代的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
主要区别在古代对局双方先在对角放上座子，此外要还棋头，即多一块棋多还一子。这两条决定了与现在下法上的差异。但棋理相通， 技艺无异，
我们研究古代棋谱，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而且可让我们欣赏古代优秀棋手的才华，
他们构思的巧妙、计算的精确令人折服。清代的围棋国手众多，每人风格不同，各有所长。最突出的是三位大国手，他们是康熙年代的黄龙士和乾隆年代的施襄夏、范西屏。他们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围棋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古代围棋的巅峰。
有人可能会拿现在的棋理、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评判他们，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取否定态度。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是片面的。不同的时代不能这样比较，
正如不能拿吴清源同李昌镐相比较，正如再过数百年，或有人会指责今天的棋手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明棋理， 因此否定今天的棋手，
这又公正吗？
明清的围棋国手众多，
又传承了大量的棋谱。虽然有棋谱，但从未有人系统地评注。我曾出过一本《当湖十局细解》，仅此而已。把古代国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对局有系统地评注讲解，以此介绍给当今社会，
这项工作工程很大， 但又必须有人去做，不做对不起我们的先人， 也对不起今人，对不起当前蓬勃发展的围棋大好形势。
前年，
我曾在天元围棋频道中讲解了一些古代国手的对局，越讲越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古谱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终于决心挑起这副重担，这副担子可能要压我多年，
但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
吴清源先生得知我要从事这项工作， 特意从日本发来长文，
表示对我的支持。吴先生是我所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棋士，他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写下这么多的文字， 我既感到愧不敢当，
又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里，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云南大益茶业集团的董事长吴远之先生，他不但将大益普洱茶办成我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茶企业，而且他把那最大和最好的决心，
投向了慈善事业，投向了文化事业。我目睹了他那云南大益爱心基金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善事，我觉得大受益和大感动！
吴先生知道我要出一套古谱大系， 鼎力相助，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走进古谱。
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该出版社隶属于中国中信集团，中信集团多年来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对我国围棋事业作出很多贡献。现在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常振明先生年轻时是围棋高手，参加过不少重大比赛，并取得过出色的成绩。他对围棋的理解和热情使我决心并放心地将此书交给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曾出版过数本吴清源的书籍，很获好评。我相信这次和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助手程天祥和黎剑。我虽然已退休， 但工作依然繁忙，
简直不亚于退休前，因此靠一己之力恐难以胜任，如今有了两位尽心尽力的助手， 天助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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