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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北京城经历了一场世纪纠葛。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于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一切，被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录入笔下，汇成《拾年》一书，2012年8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以新闻式的记录，书写北京城十年来的生与死。作者以故事为浅层结构，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入手，进而深度解剖城市生命机制，探讨产权与契约等问题，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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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
他先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2001年、“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2003年，发起“北京建筑文化周”2004年，参展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艺术展2004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2005年、荷兰“当代中国”展2006年；应邀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全美规划大会、美国规划协会总部、康乃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布莱恩特大学发表学术演讲。2008年8月，应上海世博局之邀，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提交展陈学术方案；2009年4月，应邀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政策问题，为中央党校市长班授课。
他的著作曾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建筑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等。其中，《城记》被译为英文、日文出版。《读书》杂志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东京大学分别于2003年、2005年、2009年召开《城记》研讨会。2011年6月，《纽约书评》以三个版面发表《城记》英文版评论，认为：“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o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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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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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个十年
壹 守望古都
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
寻找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
守不住的天际线
保存最后的老北京
贰 再绘蓝图
北京名城保护的法律政策环境
改变“单中心”发展模式
贝聿铭呼吁“向巴黎学习”
期待二○○八
首都规划修编的台前幕后
中央行政区与城市结构调整
奥运会的城市遗产
叁 十字路口
北京的”人口失控”
拽不住的人口规模
北京式治堵
行政区划调整之疑
旧城保护的最后机会
民生靠保不靠拆
肆 重建契约
鼓楼前的镐锹
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南池子”吃了螃蟹”之后
四合院存废的讨论
文保区之惑
私有四合院的土地财产权
拆迁条例的“盈利模式”
《清明上河图》与不动产税
价值观是如此有用
城市化，从革命走向契约
伍 营城纪事
《城记》的缘起
从“东方广场”说起
白颐路忆旧
下水道的记忆与启示
元大都与曼哈顿
陆 岁月留痕
”规划性破坏”
酒仙桥与798
历史的见证
不能再失去的“城墙”
柒 梁林故居
请留下中国建筑史的摇篮
闻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获保留之后
旧城保护是法律问题
斥“维修性拆除”
追诉拆毁者
一处典型四合院的生死映像
北总布胡同的哀思
捌 此心安处
梁思成的死与生
老舍墓座上的波澜
向埃德蒙·培根致敬
怀念陈占祥先生
徐苹芳先生的底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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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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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这样的状况，与北京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极不相称，是必须尽快加以改变的。
近年来，在北京古城区内进行的大拆大建活动未能停止。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北京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
地下文物保护问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2009年2月19日，经主任扩大会议讨论，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把“重点就地下文物保护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列入2009年工作要点。在这次讨论中，我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对于拥有悠久而灿烂历史的北京来说，其城市发展史迄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说不清楚，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我建议，北京市应该把地下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待，其核心任务是：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地下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此取得全市上下的共识，使地下文物保护得以主动而明确的实施。何谓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礼记·乐记》载，孔子公元前551
年～公元前479年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约前1087年～约前1043年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是北京主城区一带创建城市的重要记录。据北魏郦道元466年或472年～527年《水经注》记载，蓟得名于蓟丘。蓟丘位于何处？学术界说法不一。目前的主流论断是，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这是根据《水经注》所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及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的情况得出的，惜无相应的考古勘探为证。
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
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悯忠寺法源寺、天宁寺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内位置的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位置在今宣武区一带。
而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布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街如棋盘。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的城垣遗迹作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考证，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察，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1215～1294在中都东北郊大规模营建大都新城。对元大都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从1964年开始进行，至1974年基本结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城墙东南角墩台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有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
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
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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