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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远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信仰宇宙之道并泰行“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的人生信条，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神治社会”。伴随着社会系统“异化”现象的出现，作为表率群体的知识分子逐步丧失信仰之道，陷入“争权夺利”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淖。社会主体由于信仰缺失而呈现出的人生迷茫，以及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华民族文明进化之路探索与实现的踌躇不前，从而无力为国家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机制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寻找中华文明之慧根并重树当今炎黄子孙之信仰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基础，更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利益与信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重述》主要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在世俗的儒家文明的影响下，信仰缺失以及信仰缺失产生的利益博弈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提出了寻找失落的信仰的命题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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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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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深，安徽省宿州市人，1963年12月出生，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实现者社会系统工程研究院首席文化系统工程专家，中山大学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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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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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利益博弈
一、“知识分子”的语义和类型
（一）控权知识分子
（二）人文知识分子
（三）科技知识分子
二、广义利益中的权力博弈
三、儒家兴衰与王朝更替
（一）孔孟之伤
（二）独尊儒术
（三）王朝更替——权力博弈的周期律
第二章 利益博弈中的儒家魅影
一、董仲舒的“政治产品”
二、儒家文化的缺陷
（一）缺乏信仰，道德失灵
（二）君权至上，制度失控
（三）庸碌独行，教育误人
（四）自私自利，愚民意识
第三章 权力博弈中的利益驱动
一、权力博弈中的物质利益
二、权力博弈中的精神利益
三、权力博弈中的政治利益
四、利益博弈的隐规律
第四章 中国民族文化的缺位
一、1840-知识分子的梦魇
二、中国民族文化的缺位
三、知识分子的天职
第五章 寻找“神州”和失落的信仰
一、“神治社会”与信仰之“道”
二、祸福“变易”，“异化”弄人
三、“中体西用”的重构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人生与使命
一、知识分子的人生
（一）“体”：保重身体，节约时间
……
附录1 文明之三元结构与社会系统观
附录2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系统语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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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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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朝更替——权力博弈的周期率
1945年07月，黄炎培等一批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陕甘宁边区访问。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难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无独有偶，黄炎培提出的问题，远在唐朝已经有人涉及。唐人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朝大臣魏徵的一段话：“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古往今来的许多君主，接受天命登上了皇位，没有不在忧患中显现其圣明的德性，而一旦功成业就，便逐渐德衰行败了。开始的时候好的确实很多，而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非常少。难道不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住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原来，处在沉重的忧患之中的，一定是竭诚尽心地接人待物；得志之后，就纵情傲物蔑视一切了。竭诚待人，即使胡人与越人也会连为一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虽然用严酷的刑法来督察，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里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却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在于人心。水能浮船，也能翻船的比喻，是应该牢牢记取引以为戒的。统治天下，就如同手执朽索而驾驭奔马一样，是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的。魏徵虽然没有明确提周期率的问题，但他已经看到了专制王朝强弱转换的规律性。黄炎培则直言中国历史有一个皇权更替的“周期率。”根据黄炎培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个周期率的具体表现是：开国—中兴—衰落—灭亡—再开国—再中兴……期间虽有小的扰动，如，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但皇权的周期性震荡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十分有趣的是，皇权的周期性震荡却丝毫不影响儒家的“道统”地位。翻开中国历史，王朝更替不外乎4条途径：王朝内部皇权的正常交接；王朝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如玄武门事变；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如朱元璋；外族入侵建立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如，元朝和清朝。但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王朝可以更替，也无论皇帝姓刘姓李，是汉族人还是少数民族，但指导思想却非儒家莫属。后一王朝基本上是前一王朝的复制品。例如元世祖忽必列，清圣祖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均属于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虽然他们出身于少数民族。但并没有用本民族的文化统治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尊奉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以此观之，无论农民起义抑或外族入主中原，均以儒家文化为治国“道统”，且“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也反映出自汉武帝以降，儒家确实死死地扣住了皇权知识分子的命门。当然，其中的玄机还是要在儒家知识分子为皇权知识分子提供的政治产品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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