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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国现代大学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肇始于晚清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自此以后,在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大学相继经历了移植和模仿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过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频繁的模式转换,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本书对这种模式转换的过程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主要从文化差异和办学理念的视角对近代以来大学模式的转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了日本、德国、美国、法国、苏联各国大学办学精神的特征,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冲突和融合的本土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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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茹宁,女,1975年生
,河南省新乡市人。1997年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0年和2007年于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近年来在《人民日报》、《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江苏高教》等报刊上发表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国家与大学关系的哲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参编著作3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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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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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日本:“中体西用”与“以日为师”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及其现代化困境
第一节“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与晚清高等教育改革
一、从天文算学馆之争看“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
二、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与“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
三、“中体西用”思想与清末高等教育改革
第二节“以日为师”:日本对清末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取法日本的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原因
二、日本对清末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
三、癸卯学制:日本模式影响的制度化体现
第三节“中体西用”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现代化
一、“西用”观下的现代大学制度之发轫
二、“中体”框制下的现代大学精神之缺失
三、“中体西用”与京师大学堂现代化之“困境”
第二章德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第一节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与影响
一、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与德国教育的早期输入
二、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与探索
三、《大学令》:德国大学理念制度化的初步尝试
第二节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形成与影响
一、教育救国:蔡元培留德之始因
二、从教育救国到学术兴国:德国大学对蔡元培的影响
三、蔡元培的学术观与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
第三节北京大学的改造:德国大学办学理念的实践
一、“研究纯粹学问”:大学性质的重新定位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办学理念的厘定
三、“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大学育人观念的转变
第三章美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
第一节美国大学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导入
一、传教士与美国模式的早期导入
二、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与美国模式导入的高潮
三、《壬戌学制》:美国模式导入的标志性成果
第二节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国大学理念的导入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
二、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影响
第三节东南大学:美国大学办学理念导入的成功个案
一、“社会服务站”:美国大学办学精神的贯彻
二、责任式自治:美国大学学术自治模式的导入
三、“寓师范于大学”:美国综合性大学办学模式的效仿
四、“通才与专才平衡”: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实施
第四章法国: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
第一节法国大学模式的特征及其“植入”
一、法国大学办学理念与模式特征
二、民国时期法国大学模式的“植入”
第二节教育独立思潮:大学院与大学制改革的理念支撑
一、教育独立思潮的形成与影响
二、教育行政独立讨论与大学院、大学区制改革的构想
第三节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试验的困境与反思
一、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实施及困境
二、法国模式本土化困境: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之反思
第五章苏联:模式的移植与理念的本土化
——从“全面学苏”到两次“教育革命”
第一节全面学苏: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
一、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及特征
二、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全面移植”
第二节“延安”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一、延安高等教育模式的特征
二、湖南自修大学:延安模式的来源
三、实践论与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模式的合法化
第三节两种理念的冲突: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困境
一、苏联模式与延安模式办学理念的冲突
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困境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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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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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国,其高等教育历史同样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有“大学”之名的教育机构了。据《礼记·王制》所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些机构已有专职官员充任教师并传授礼、乐、射、御、书、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种人才和文物典籍流散民间,官办教育衰落,私立教育兴起。对我国教育影响深远的孔子私学开辟了著名的启发式教学;以“百家争鸣的园地”而闻名东方世界的稷下学宫,比性质相近的古希腊柏拉图学院早了20多年。汉代以降,尽管封建王权多次更迭,但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工具的官办高等教育却获得了延续性发展,并在形式上、体制上不断走向完善:中央官办大学始创于汉代,名为太学;西晋以后,于太学之外又增设了国子学;从隋唐开始设立了管理官学的专门机关——国子监,国子监是大学的总称,其下分为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元代分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明清时期统称为国子监。官办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尤其是太学、国子监等,作为国家最高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封建社会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威望。在官办高等教育之外,民间私学的传统也得以继承。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了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在宋元时代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北宋还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清时期的书院日益官学化,并逐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书院逐步退出了中国教育的舞台。书院绵延一千余年,它所发展的定期集会、自由讲学、质疑问难等学术研究方式,成为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有名为“大学”的教育机构出现,而之后相当于“大学”的教育机构,更有诸如太学、国子监、书院等的多样化、制度化发展。但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中国传统大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学。我们今天所谓的大学是近代中国在外国列强入侵、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技术的宗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一种教育组织。中西这两种大学组织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它们在办学性质、内容、功能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是两种完全异质的教育组织机构。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今天大学的源头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大学,而不是具有更悠久传统的中国古代大学。中国传统大学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权力而获得发展的,而西方大学则植根于市民社会所培育的相对独立、自由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历代君王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凭借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皇权侵吞和同化了社会。所以,“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仅有‘国家’而无‘社会’”。国家权力的触角因而能够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教育。中国传统大学就是依据外在的政治权力所赋予的合法性和规定的发展轨道而向前发展的。相比之下,西方君权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教会、封建贵族、市民阶层等诸多权力因素的制约,而从未以一种排他性的优势取得对社会的专断权,因此,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分疏空间,而形成了“不根据政治国家来规定社会”的固有观念。与国家专权相制约的市民社会,不仅催生了建基在私人财产权之上的私人自治领域和公民的自由意识,而且培育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社会公共领域。西方大学就是扎根于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这片社会公共领域的“青坪”之上,而能够依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性相对自主地演进。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演进逻辑,造成了中西大学的根本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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