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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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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眼中的中情局
眦睚必报、冷酷无情、擅长窝里斗、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
这样的中情局表面恭敬，暗地里让小布什总统成了伊拉克战争情报失误的罪魁祸首；
这样的中情局笑里藏刀，一大批上了他们黑名单的美国高官被其“小动作”拉下了马；
这样的中情局翻云覆雨，代理人成了他们推翻国外政权的玩偶，“让你扁你就扁，让你圆你就圆”；
这样的中情局利益至上，为谋私利不惜制作战争——谁知道现在的伊朗风云会不会在他们的手上变成下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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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情局有两面：
一面是疯狂、愚蠢，善于内斗。为了扭转情报不力的形象，中情局干了很多疯狂的蠢事，并不惜向自己人开战：首先是在阿富汗战场抢风头，却陷入包围，只能等待特种部队的救援；然后为了突出恐怖分子的强大，将萨达姆政府包装成“恐怖分子大本营”，并用“伊拉克开发核武器”的假情报推动了伊拉克战争；接着是丑事曝光，恼羞成怒，通过泄密、诽谤及直接破坏的方式，打击异己，让小布什政府的许多高官下了台，并且把错误巧妙的推到小布什的头上。
一面是精明、冷酷，善于阴谋。为了打击不友好国家，谋取利益，中情局深谙
“从内部瓦解敌人代价最小”的道理，大力扶持、塑造反对派，搞游行，搞起义，搞暴动，发动代理人战争。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了解这些问题：
是谁让“‘9?11’是由小布什总统及其政府协调谋划”的阴谋论甚嚣尘上的？
栽倒在中情局的手上的政府官员一长串。中情局用什么手段不留把柄地把这些官员弄下台的呢？
追捕基地组织首脑和打击塔利班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艰辛，是特种部队作战不力还是一心抢战功的中情局另有隐情？
多国政府的反对派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中情局一手打造的。不过做中情局手中的代理人并不容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么，中情局是如何挖掘、控制代理人的呢？
中情局和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矛盾重重，在代理人的扶持上也不一致。伊朗战争会爆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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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文·斯卡伯勒（Rowan
Scarborough），是华盛顿考察者报社的一名国家安全记者。作为一名海军老兵，他曾在《华盛顿时报》担任过二十多年的驻五角大楼记者，并在突发新闻报道方面建立起极高的声誉。著有畅销书《拉姆斯菲尔德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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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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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胡作非为的中情局
所谓上策
头号人物特内特
第一章 战争伊始
中情局的失职
五角大楼的报告
专项计划
第二章 矛盾重重
共和党的叛徒——斯诺和哈格尔
莱文的为官之道
遇人不淑的卢迪
马卢夫黯然离开
中情局的新目标——艾哈迈德?沙拉比
沙拉比归来
哈格尔—斯诺效应
萨达姆和基地组织
莱文的胜利
第三章 白宫之争
我们的意图
关于泄密
谣言再起
新目标：约翰?博尔顿
博尔顿看异见者
又一个目标：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时代的终结
第四章 公关游戏
德拉姆黑勒的把戏
“老中情局”，小团体
潜入白宫的情报分析员
第五章 一波三折
争议人物特内特
掌舵者戈斯
失败的秘密行动
克林顿带来的灾难
伊拉克情报工作的失败
反抗
泄密者
“尼葛洛庞帝从背后捅了我一刀”
海登将军上任
第六章 威氏夫妇
丑闻的开始
威尔逊的控告
失败的控告
“普拉姆事件”的复发
阿米蒂奇的失败
第七章 情报搜集
通信拦截
拉姆斯菲尔德之战
遥感窃听
我们在监听
规矩
汉巴里捉拿归案
国王万岁
号角吹响
第八章 目标伊朗
解放“人民圣战者”
博尔顿的观点
结束语：难以修复的伤痕
人物一览
致谢
附录
德里克?哈维中校写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
皮特?胡克斯特拉写给小布什总统的信
司法部发给中情局的问卷
道格拉斯?费斯写给安全上诉委员会的一封信
迈克尔?马卢夫2004年写的关于情报搜集的便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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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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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的新目标——艾哈迈德?沙拉比
由于“沙漠风暴”行动未能成功废除萨达姆，1992年夏天，老布什总统下发了一条秘密命令，要求中情局在巴格达掀起一场政变。就在那个时候，伊拉克反对党成员艾哈迈德?沙拉比在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找到了一爿栖身之处。在那儿，他遇到志同道合的民主党议员约翰?默撒，约翰?默撒也想让萨达姆下台。“我们创建了‘圣战者’这一组织，”约翰?默撒说，“组织的发展壮大还要靠大家。”默撒曾是一名美国海军，曾坚信只有通过美国的武力或者援助才能除掉独裁者；然而后来他却开始反对伊拉克战争。对于两位领导人的相会，默撒的下属却表现得非常低调。“默撒先生并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会面。”
默撒的发言人马修?马占奇说。
作为一名世界最著名暴君（萨达姆）的反对者，这只是沙拉比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开始。是中情局成就了他，但也是中情局毁灭了他。就像很多人物一样，沙拉比逐渐被中情局认为是一个威胁，于是中情局采用向媒体曝光这种屡试不爽的办法将他推向了灭亡之路。
认识默撒一年后，沙拉比在中情局的协助下建立了伊拉克国民大会，这是一个主要由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组成的反萨达姆组织。1991至1994年间，中情局曾九次试图通过伊拉克国民大会发起政变，然而却统统失败了。
1996年，在一次发动政变的企图泡汤后，伊拉克国民大会与中情局的合作关系出现了裂痕。中情局认为，沙拉比隐瞒了重要的信息，还与伊朗保持着暧昧的联系。作为萨达姆逊尼派政权的敌人，伊朗无疑成为了数千名伊拉克什叶派流亡者的避难所。但是，中情局并不希望沙拉比向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消息被泄露给强烈反美的德黑兰政府。
虽然遭遇到中情局的抛弃，但沙拉比的事业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华盛顿，他还有着许多攻击萨达姆的靠山——先是那些挤兑克林顿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后来是小布什政府。讽刺的是，这位在小布什当选总统后遭遇华盛顿媒体和开明派民主党人士攻击的沙拉比，正是克林顿培养出来的。
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法》，任命伊拉克国民大会为反对党的官方组织，为五角大楼支持沙拉比铺平了道路。“9?11”事件发生后，沙拉比至少四次去五角大楼拜访顶级决策者，包括决策长官道格拉斯?费斯。
这一切，中情局看在眼里，惊在心里。20世纪90年代与流亡者相处的经验告诉他们，沙拉比绝不是一个适合在伊拉克当领导人的角色。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中情局展开了一场活动，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国民众和拥有自由思想的伊拉克人之间败坏沙拉比的名誉。
中情局开始向外发布大量关于伊拉克的分析文件和实地报道，几乎所有人都痛斥沙拉比是个无能的政客，是个骗子。费斯和他的下属说，他们还从没见过如此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毁掉一个人。他们把中情局比作一个前夫出轨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要拼尽一生的力气来报复她的前夫。费斯渐渐明白，中情局实际上是希望破坏总统对沙拉比的好感。
提到伊拉克国民大会以及其他的伊拉克反对党人士，美国政府并不使用“流亡者”这个词来描述，而是将他们称为“旅外人士”。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赢得了那些流亡者的心，还拉拢了北伊拉克反对萨达姆的库尔德人。很快，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中情局就发布了报告，不仅抨击了伊拉克国民大会，还攻击了几乎所有的“旅外人士”组织。对于阿拉维，中情局却表示了支持。阿拉维1990年创建了反萨组织伊拉克民族协约，比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创立早两年。
记者们对费斯说，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泄漏对沙拉比不利的言论，阿米蒂奇说国务院的一些人对他说五角大楼将任命沙拉比为伊拉克的下一任领导人。费斯则认为这是一个故意捏造的谣言，因为拉姆斯菲尔德在战前的几十次会议上反复强调，伊拉克最终将自主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与沙拉比合作废除萨达姆并不意味着帮助沙拉比获得统治权。
当时美国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正在写第三本关于布什团队的书《否认之国》（State of
Denial），这本书将对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以及费斯这些人的形象宣传起到重要作用。而阿米蒂奇，则成为了伍德沃德的背景信息来源。在伍德沃德写前两本书的时候，布什亲自为他当了顾问；但是对于第三本书，布什却不肯再当这个顾问了。被伍德沃德采访过的人向白宫报告说，这本书很可能含有不利于白宫的言论。和伍德沃德其他的书一样，《否认之国》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对于白宫的重要会议，这本书以独到的内部视角展示了出来。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向记者抱怨道，五角大楼只是闭门造车地制定政策，而没有通过部门间的协商。政策的制定，本来应该是决策者们聚在一起讨论，然后共同敲定的。但是，费斯发现了一件讽刺性的事。拉姆斯菲尔德一向都要求他的助手在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时候不得攻击其他部门；而且他自己也不辞劳苦，努力与中情局局长特内特搞好关系：只要双方时间允许，他们每周必定会面，并共进午餐。他们曾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比如将卫星发射到什么位置以最好地适应军事需求等等。联邦法律规定，如果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在情报方面的某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将由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特内特和拉姆斯菲尔德总是可以通过两个人的讨论来解决问题。
同时，作为多年的老同盟，中情局还和国务院的官僚们还一起频繁地向外发布不利于五角大楼的言论，然后指责五角大楼不按流程办事。拉姆斯菲尔德对正在进行调查的伍德沃德说：“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会说同事坏话的人。我绝不可能那么做。”
费斯说，就他自己而言，他一直都坚持开放式的管理风格。当出现需要讨论的问题时，他总是鼓励决策者们向他报告，能带来越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越好。其中最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情局与沙拉比之间的斗争。费斯和五角大楼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认为，中情局针对沙拉比的行为，实际上对小布什也具有极强的攻击性。有人向媒体透露谣言，说美国将亲自任命伊拉克的下一任领导人。2007年，在离开五角大楼之后，费斯在为一本书做调研的期间查阅了所有国防部的备忘录，想查到美国支持沙拉比成为伊拉克下一任总理的证据，然而却根本没发现这方面的信息。
2005年，国务院暗地里与费斯的战争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关于费斯，退役陆军中尉、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手下劳伦斯?威尔克森（Lawrence
Wilkerson）向《绅士季刊》这样描述道：“我这一辈子几乎没见到过比他更无能的人。”对此，费斯感到很困扰，因为他从未见过威尔克森。威尔克森还说，在一次跨部门的会议上，费斯曾站起来尖叫，但费斯却从不记得威尔克森参加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哪个会议。
媒体还经常提起，1992年沙拉比曾在一家约旦法院被以挪用公款为名提起诉讼。沙拉比于1977年与合伙人共同创立佩特拉银行（Petra
Bank），并因此发家致富。1989年，迫于价值2亿美元的不当交易的压力，银行破产，但沙拉比却移居伦敦，并过上了安逸的生活。
其实，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当时，约旦的统治者侯赛因国王虽然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很好，但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坚决支持者，而且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干涉下解放科威特；而沙拉比则是流亡者中最突出的萨达姆反对者。所以，在这位国王的控制下，约旦的军事法庭对沙拉比提起了诉讼。
“老中情局”，小团体
2003年冬，中情局针对布什的公关之战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许多在任及退休的情报官员建立了一个反对小布什的组织，叫做理性资深情报员。该组织的领导人是雷?麦戈文和比尔?克里斯蒂森，这两人都对尚无事实根据的阴谋论持支持态度。这种阴谋论观点认为，是美国政府导演了“9?11”袭击。帕特里克?郎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他曾是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官员，早就以攻击小布什而著称。据该组织称，其大多数来自中情局的成员都曾在分析部门工作，都曾是中情局兰利总部的分析员，而不是那些小特工。麦戈文对我说，他们的成员不仅仅有一些退休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中情局在职人员。该组织共有59名成员，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隐瞒；但麦戈文并不肯透露那些目前在任的人究竟是谁。
该组织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在2003年2月向小布什写了一封联名信，抵制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有趣的是，他们之所以反对这次战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萨达姆有可能会动用化学武器。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些强硬派的情报专家们仍然坚持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储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前中情局官员开始有人走火入魔，从批判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发展为赞同阴谋论的观点。麦戈文和克里斯蒂森都认同“‘9?11’袭击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讲话中，麦戈文提到了几位著名的阴谋论支持者。在一次华盛顿的和平集会上，麦戈文怀疑起了美国77号航班，那架撞向五角大楼的飞机。“真相被隐瞒了吗？是的，”面对着群情激奋的反战游行示威者，麦戈文讲道，“问题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接着，他又将自己的疑虑上升了一个层次：“你们怎么能相信，我们的副总统就这样眼睁睁地让这架飞机，或者其它什么不明物体撞到五角大楼上呢？”
一句话，这位曾亲自向白宫作每日简报的中情局前资深工作人员，现在已经相信了一个可怕的观点：很可能是美国的副总统纵容甚至策划了“9?11”袭击。而且他还相信撞向大楼的很可能不是飞机，而是导弹。
麦戈文对游行示威者说，在飞机抵达华盛顿的40分钟前，切尼就得到了飞机航行路线的追踪信息，可他却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实际上，事实并不是那样子的。据“9?11”委员会调查，切尼当时身处白宫的指挥中心，直到上午9:34才得到飞机航行的追踪信息，那时离这架飞机撞向大楼的时间还差3分钟。就在撞击发生的那一刻，秘密行动处的特工将副总统转移到了一间地下室。当切尼得到最后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联合航空93号班机的追踪信息时，他下令将这架飞机击落。但是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还未等这条命令下达到战斗机飞行员那里，班机上那些英勇无畏的空乘及乘客们已与恐怖分子展开殊死搏斗，并将飞机坠毁在了宾夕法尼亚州。
几个月后，我向麦戈文问起他是否真的认为是切尼副总统纵容了这次袭击。
“可能我的说法有口误，”他说道，“在“9?11”事件上，我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指控或告发切尼。”面对麦戈文这个曾经主持过阴谋论会议的人，我又问他是不是真的认为撞向大楼的不是飞机而是其他物体，他答道：“我觉得比较可能的还是飞机吧……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撞向大楼的是其他物体。”
潜入白宫的情报分析员
2006年，中情局的小团体再次向小布什发起攻击，这次是以弗兰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为代表。莱弗里特是一名中情局总部的中东情报分析员。中情局选派他到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负责战争政策方面的事务。莱弗里特并不是白宫方面选拔的人才，不过这也很正常。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中，有80%的人来自其他事务局或部门，但白宫并没有去选拔人员，而是要求各个部门自己推荐自愿者。莱弗里特就是中情局的自愿者，他参加了面试，然后就被录用了。
不过对于莱弗里特来说，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他。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决策者们组成的坚固堡垒，保护以色列基本上是他们最看重的事情；他们还坚持“不与伊朗和叙利亚等有恐怖分子活动的国家直接对话”的信条。莱弗里特认为伊朗总体上还是个比较友善的国家，尽管这个好战的宗教政权向伊拉克支援了大量的军火，也因此使很多美国士兵罹难，但美国还是应该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谈一谈。他还倡导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使其与巴勒斯坦谈判并作出让步。
莱弗里特曾在美国驻阿富汗和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手下工作，但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莱弗里特竟然声称自己主管针对中东的政策，这让各位与会者大为震惊。“针对中东的政策都是我制定的。”在这次关于叙利亚和伊朗的会议上，他这样讲道。他还公然蔑视他人的观点，其自负让各位同事议论纷纷。
2002年6月24日，小布什前往玫瑰园（美国地名），宣布一项重要的新政策。在这次讲话中，小布什宣布认可巴勒斯坦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认可巴勒斯坦的总统。站在康多莉扎?赖斯、科林?鲍威尔以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间，小布什讲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愈发凄惨。我的观点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当是两个和睦相处的邻国，使自己的人民都能生活在和平与安定之中……要想给两国以和平，巴勒斯坦就应当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这样，一个崭新的巴勒斯坦国才能诞生。”
布什希望巴勒斯坦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不希望亚瑟?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继续掌权。尽管小布什的政策已做出了突破性的改变，莱弗里特仍然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他成为了反对政府政策的积极分子。2003年，莱弗里特被白宫方面免职，他更是变本加厉，四处宣讲、发文攻击政府当局，尤其是小布什政府针对伊朗的政策。
在小布什政府看来，自从1979年伊朗激进派的毛拉掌握政权，这些毛拉就成了恐怖分子的核心；在这些人的领导下，伊朗人无所不用其极：努力地研发武器；企图消灭以色列；想要在黎巴嫩建立什叶派政权；甚至还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资金支持，而该党是除基地组织以外杀害美国人最多的恐怖组织。但是在莱弗里特看来，伊朗总统内贾德虽然好战，但其实不论是伊朗还是内贾德，都被强硬派的切尼和小布什误会了。下面摘取了一些莱弗里特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段落：
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朗之所以不肯与美国结盟，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伊拉克的土地成为废墟。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德黑兰政府之所以与美国配合，是因为他们希望与华盛顿方面搞好关系。
在小布什总统余下的两年任期里，如果他不能与德黑兰政府结为战略伙伴，那么下一任总统的任务将异常艰巨。
如果说这是莱弗里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期间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如果说这代表着中情局人士的看法，那么不难看出，中情局已不再单单是一个政府的重要情报来源，而是一个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对者。
不论是皮勒、德拉姆黑勒，还是莱弗里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职业的“老中情局”。
失败的秘密行动
但是关于戈斯所述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惨状，民众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只不过需要读读报纸解闷罢了。在2003年冬季，也许最失败的一次行动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了。米兰是一个以时尚和美食著称的城市，但是那年冬天却充满了政界的阴谋。当时一支由十二名中情局官员组成的小组正在追捕一名有嫌疑的基地组织首领，此人名为哈桑?穆斯塔法?奥萨马?纳斯尔（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也称阿布?奥马尔（Abu
Omar），埃及人。任务的计划是，先将其逮捕，然后移交至另一个国家，比如约旦或埃及，这样就可以对他进行拘禁和审讯。这一过程被称为“非凡表演”。虽然这种方法在“9?11”事件之前很少采用，但现在却变得相当常见，对于抓捕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方法，免除了开庭听证会和正式起诉等冗繁的步骤。
但在米兰的这次抓捕行动，却完全谈不上干脆利落。这次抓捕行动是在意大利情报机构的协助下进行的，按照规定，美国官员应当使用化名。然而他们有些人为了获得航空里程积分，使用自己的信用卡在酒店结账；还有些人使用自己的私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留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位置记录。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街头抓到了奥马尔。他们先是把奥马尔送到了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然后又把他送至埃及。
杰夫?卡斯泰利（Jeff
Castelli）是当时中情局在罗马的长官，他曾向中情局总部夸耀那是多么成功的一次行动。然而，他带来的激动并没有持续太久。后来埃及人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关押奥马尔，就把他释放了。这下奥马尔可挺直了腰板，他开始公开指责中情局犯下了刑事绑架的罪行。事发后，意大利检察院立即介入调查。发现这些官员在情报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做法之后，他们查清了这些官员的姓名，并对他们提起了诉讼，涉案中情局官员达十几名。这些人，包括卡斯泰利，都立即逃回中情局总部。回去后就有些人退休了，还有一些人则找到了新工作。在最近几年里，米兰的那次抓捕行动都是失败的典型，也是令小布什总统非常尴尬的一件事。
中情局官员对我说，导致米兰那次行动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的间谍技术不够高明，而是因为发起抓捕行动过于草率。很显然，在逮捕奥马尔之前，中情局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如果中情局认为意大利会不加判断地支持他们绑架所谓的“嫌疑犯”，那就是白日做梦了。意大利的司法体系是非常独立的。如果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街头随意逮捕行人，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的；毫无疑问，罗马情报长官的想法也是一样。
如果说这次在米兰失败的追捕行动暴露了中情局思维方式上的漏洞，那么在马其顿的一次故伎重演则彻底显露了其狂妄自大。当时中情局想要抓捕另外一位伊斯兰激进分子哈立德?马斯里（Khaled
el-Masri）。马斯里是一名德国公民，当其身处马其顿时，当地警方接到中情局的通缉令并将其逮捕。中情局将他送至阿富汗的一家监狱，并对其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审讯。然而审讯者们却最终发现，他们抓错了人。这个马斯里确实存在一些可疑的通讯记录，但并不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那位马斯里。一位中情局情报官员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但要求不得透露其姓名，也不得直接引用他说的话。从这位官员这儿，我了解到，审理这项案件的中情局官员其实早就预料到，这次抓捕到的“马斯里”很有可能不是他们通缉的那个马斯里。但是他们还是将这位马斯里先生“捉拿归案”，只为证明他们敢于行动。在他们看来，执行逮捕行动并向中情局总部汇报他们所做的“大事”是一件趣事。最后中情局将这位马斯里先生送至阿尔巴尼亚，给了他一些补偿金，并将他释放了。为此，他还将中情局告上了法庭，德国方面也对此展开了调查。中情局再一次触犯了欧洲国家的法律，而且在又一次失败的抓捕任务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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