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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
开启一次充满挑战的思想之旅，引领我们理解德鲁克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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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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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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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瑟夫?马洽列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德鲁克研究院研究主任兼学术主任
德鲁克管理学院的霍顿教席管理学教授
与德鲁克共事26年，当德鲁克减少教学任务时接替德鲁克讲课。他与德鲁克合著了《德鲁克日志》和《行动中的有效管理者》两本书。顾洁
品牌、营销、呼叫中心管理方面的独立咨询师
曾任Nielsen媒介研究（中国）公司战略分析总监、Dumbar
Branding公司策略总监、Interbrand公司高级品牌顾问、Kipany公司营销运营经理和上海大学广告学院讲师。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为美国联合利华、NEC、纽约时报、ATT和Verizon等公司提供过广告策划、市场调研、直复营销和呼叫中心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出版过《广告文案写作技巧》、《三位一体的商务智能》、《营销：美国故事+中国启示》和《美国故事中国启示——新环境下的企业竞争力》等著作。出版过《销售创造奇迹》、《向顶尖CEO学创新》、《向顶尖CEO学营销》、《多面希拉里》、《石头剪刀布——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论》、《“吃”不消》、《丰田领导者》和《美丽战争——化妆品巨头全球争霸史》等多本译作。是《销售与市场》和《新营销》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王茁
管理与营销战略专家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双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多年来一直倡导“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笃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而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世界管理与营销的最新理念和最佳实践。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为美国IBM、惠普、康柏和微软等多家公司提供过市场与商业战略方面的咨询服务。出版过《三位一体的商务智能》、《商业智慧》（台湾）、《营销：美国故事+中国启示》和《美国故事中国启示——新环境下的企业竞争力》等著作。出版过译作《销售创造奇迹》，是《向顶尖CEO学创新》、《向顶尖CEO学营销》、《多面希拉里》、《石头剪刀布——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论》、《“吃”不消》、《丰田领导者》和《美丽战争——化妆品巨头全球争霸史》等多本译作的审校者。是《IT经理世界》、《销售与市场》、《成功营销》和《新营销》等杂志的专栏作者。
凯伦?E. 林克莱特（Karen E.Linkletter）
历史学家
克莱蒙特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
在位于富勒顿的加州州立大学教美国研究课程。她是德鲁克研究院的第一个档案学家和人文学科方面的德鲁克学者，还曾经有过金融服务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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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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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结论
第一章 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起源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为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提供道德愿景
第二章 管理学与人文传统：
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人文艺术传统的历史
管理教育和专业商学院的历史发展
平行的两个历史：将管理和人文学科链接起来
第三章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贡献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做出的贡献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学的贡献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引发的主要问题
具体情境在对传承和变革进行管理时的重要性
学习的作用
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可适用之处
第四章 联邦主义与权力和权威的分配
坎特对德鲁克的批评
德鲁克的目标
联邦主义的历史沿革
联邦主义和德鲁克的目标
公司联邦主义的原则
通用汽车：公司联邦主义的尝试
联邦主义给出的未来教训：一支有效的高管团队
结论
第五章 人的维度与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
德鲁克的世界观：犹太-基督教基础
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尊严和权利
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本性和工作
践行德鲁克思想的实例：ServiceMaster公司和Dacor公司
通过ServiceMaster公司的四个目标推行德鲁克的四个实践
DACOR公司
结论
第六章 从人文视角来看有效领导力
领导力：不同的诠释
彼得?德鲁克的有效领导力模式
亚伯拉罕?林肯：关于领导力的案例研究
结论
第七章 社会生态学和管理学作为
人文学科的实践
方法论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者
管理实践者
社会生态学
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方法论：“即便生而见之，亦需观而察之”
德鲁克方法论的运用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知识工作的兴起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超级大教会
社会生态学案例：通用汽车公司
结论
第八章 应用社会生态学：为建立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进行
变革和创新
社会生态学方法论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相辅相成的关系
机会的七个来源
技术：社会中巨大的非稳定性力量
技术变革的经验：基于新知识的创新潜流
结论
结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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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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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著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起源
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来自彼得?德鲁克的著作。
德鲁克曾经说过，他自己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强调管理学应该聚焦于人和权力；聚焦于价值观、结构和体制，以及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的责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管理中将管理学视为一门真正的人文学科。”不过，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其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最早陈述出现在1988年，当时他说“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也应该隶属于人文学科。它不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技能而已。它不能只关注结果和绩效。”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新现实》一书中，他是如此解释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观点的：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艺术学科：说它“人文”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说它“艺术”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伦理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更聚集于提升效率和最终所结果，比如治愈一个垂危的病人，教育好一个学生，建造起一座桥梁，设计并向市场推出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德鲁克，2008,
p.25）
根据德鲁克的观点，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借助的是有关知识和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表现为一种自我发展的形式，人们通常将其定义为人文艺术传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传统及其历史沿革。一言以蔽之，人文艺术教育通常强调的是在人文学科、科学、数学和艺术方面覆盖范围更为宽泛的训练。尽管学习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会涉及灌输价值观、培育人格或者培养良善公民以及教授更广泛的有助于实际操作的技能，例如批判思维和分析能力。在很多方面，人文教育总是通过解释自己不提供哪些教育来对自身加以定义的，说到底，人文学科是不提供职业培训的。人文艺术学院经常强调其课程主要是为生活中更高层次的道德问题提供解答，而不是为特定的职业去培训本科生。德鲁克关于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也回应了下述理念：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应该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会涉及到实践和具体应用的，也就是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包括了当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到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训。
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众多学科的综合，包括神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德鲁克所说的社会生态学。通过对德鲁克一生和其管理学著述的回顾总结，我们首先要研究几个促使他提出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看法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让我们逐步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理论中的特定知识来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个人发展等议题。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而已。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了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因为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连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试图向人们解释纳粹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俄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实现各自做出的有关经济平等的承诺。德鲁克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能够给人们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表明，被德鲁克称为“世俗信条”的这两个意识形态，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人”这一理念，即通过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或者是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了。结果，“在万般绝望中，民众去求助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系统无法奏效时，非理性承诺开始给人们带来一线存在尚有意义的希望。因此，欧洲拥抱了一个新的对于专制的信仰：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实行专制。“经济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这一新“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时刻准备着牺牲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坚持‘内在平等’——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
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
在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最终将会崛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了。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
经济平等同样会变成可能，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
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
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社会真空，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而勉强维系在一起。
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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