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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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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虽然早已退休，不在其位，但他退而不休，近30年来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断思考德国和世界问题，并著书立说，以90岁的高龄写作《不在其位》。他要在人生旅途终结之前，就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对现代政治局势以及未来德国走向，讲出自己的想法。书中不但回顾了自己施政过程中的得意之作，而且深刻剖析了工作中的失误，堪称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理性作品”，也是一位理性政治家的“良知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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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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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德国进行评选最优秀领导人的民意测验，名列榜首的总是施密特。赫尔穆特·施密特于1974年至1982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不在其位》汇集了施密特先生毕生的思想成果，充满了真知灼见，闪耀着智慧之光，充分展现了一名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整本《不在其位》纵横捭阖，论说天下大事；条分缕析，饱含哲理思辨；犀利幽默，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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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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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的建交。在西方世界，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作者已出版《论均势战略》《西方战略》《伟人与大国》等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近年，80多岁高龄的施密特著书《未来列强》《与中国为邻》将由我社出版书中见解之深刻和富有远见被西方媒体评价为：施密特留给世界的最后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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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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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经验会逐渐改变衡量事物的标准
朋友和可信赖的合作者
经济工作经验
机构、管理与诚信
网络
也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2 历史的脚步
21世纪初叶的德国
最沉重的债务
与德国人为邻
民主是人类的杰作
德意志诸小联邦
3 漫漫人生路
一些失误
谨慎的良心决定
本能的决定
4 世界所面临的新挑战
核心问题
欧洲有能力自卫吗？
西方的帅印在美国手中
5 德国必须改变自己
老结构与新问题
老化和衰退催生的变革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和机遇
残暴的资本主义——弱者何以自卫？
换位思考与改革
6 宗教、理性与道德良知
是基督教的烙印吗？
世界宗教之间的宽恕
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
和平要求妥协
道德良知作为最高的审判标准
政治家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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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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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是与人打交道，但从政的人实际上各有所异：有些人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重要决定都由他们作出；有些人只是自己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也参与重要的决定；还有些人只需要给一些注意力，听一听他们说什么即可。有些人朝令夕改、行无主见；有些人尽管想实施和兑现自己的承诺，但却力不从心。所有这些的原因就在于，每个政治家都必须在他的国家，在其选区和党内拥有自己的基础，从这里获得基本的保障和支持。在民主政治中，很少有哪一位政治家在作决定时，能够说是绝对自由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外交政治方面，我自己周围就一直有那么一批政治家，对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可以完全信赖。在个人生活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党内，一名政治家所遇到的首先应当是那些其判断可以相信、其建议可供参考的人。我在此想介绍的第一个例子是汉斯一尧赫·福格尔
Ha-Jochen
Vogel，他曾经是我的内阁成员。早在60年代末期，福格尔就以其特殊的能力和性格特征被我看做特殊人才。他曾经说过“有权就应做公仆”，而且他随后确实就一直这么做的。正是由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所以他的个人威望和信誉提高很快。他是我非常重要的个人顾问，尤其是在红色旅恐怖主义最严重的那个时期。作为不可缺少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他严格职守，监督着不让任何人践踏、伤害我们的法制社会体系。我清楚地知道，他以周密严谨的思维和超人的智慧赢得了我的完全信赖。
赫尔贝尔·威莱尔Herber
wehner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最初是40年代末期在汉堡认识威莱尔的，而真正深一些的了解则始于1953年，也就是在我进入了联邦议会以后。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周都遇见他。他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他有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比较严重的愧疚和忏悔的个人经历，这场经历造成了他不稳定的特殊个性。但威莱尔富有自我控制能力，我所说的是指那种在人生动荡中的控制力。他的内心完全与工人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基本法第20条——论述“民主和福利的联邦国家”那一部分——变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目标。威莱尔是一个道德完美主义者，他那朴素节俭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助人为乐精神就是其伦理道德的充分显现。
威莱尔想使国家和社会更加人性化，因此他倾注全部力量于社会民主，要证明政府具有社会民主的能力，并且要把它带入联邦政府。可是到了
1969年，大联盟政府走到尽头。他也许对这种结局并不意外，因为这些社会民主党的高层在执政期间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政治特点。在这3年期间，威莱尔是全德事务部部长，这个位子显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至少他在这个位子上有能力帮助许多由于德国被分开而陷入危难的人。即便如此，他在1969年也同意，离开自己的部长席位，并作为主席回到议会党团。我当时认为，这种人事变动所带来的要求对于威莱尔是太苛刻了，因此提出作为一个条件，让他接任国防部长职位，因为这个职务原本就是勃兰特和威莱尔强加于我的。其实我早就感受到，左派势力将很快会在我们社民党内占上风，而我也就会到处遇到绊脚石。但我也知道，赫尔贝尔·威莱尔作为议会党团主席会成为我的后盾，而他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在13年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时期，尽管我与威莱尔在个人经历、个人判断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性格等方面截然不同，但我一直很信任他。
我们二人既非关系密切的私人朋友，也非遇事时个人反应、表述和用词方式相近者，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信任。在此，就涉及一个常见的然而却错误的观点：在国家或者党派内部，最高层的领导人物之间必须保持有私人朋友关系。其实真正应该保持和维护的，当属忠诚、互助、信任，所有这一切最终要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力，朝着共同的目标和方向。
信任也是与其他党派的政治家进行交往的基本前提条件，当然这里所讲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在这一方面，我也遇到过许多人，他们所表述的方针、路线是不含水分的。在这些人中，有社民党和自民党联盟时期的在野党的两位挂帅的政治家：一位是讷尔·巴尔茨勒Rainer
Barzel，另一位是瓦勒特尔·莱斯勒尔·凯普Walther Leisler
Kiep。稍后些的有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yon
Weizsacker，尤其是他1985年5月8日那篇可以说是揭开新历史的讲话。从真诚感谢的角度，我在此还想提及两点：一是自民党的议会党团高层的沃尔夫岗·密什尼柯Wolfgang
Mischnick的可信性，二是其党内朋友约瑟夫·艾尔特勒Josef
Ertl的口月确政治路线。尽管艾尔特勒与我有时意见相左，但我一直称他为“约瑟夫兄”，而他也就风趣地以“赫尔穆特兄”回答。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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