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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理论篇 第2章 迈向优势国家之路 从竞争战略谈起 全球竞争 国家环境推波助澜 第3章 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 钻石体系打造国家优势 生产要素：互通有无的根本 细分资源类别 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 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最后的三角习题 机会角色：可遇不可求 政府角色：干预与放任的平衡 解剖“关键要素” 第4章 竞争力的启动 钻石体系内的关系线 组成动态系统 产业的集群现象 因地缘而集中 竞争型产业的诞生与成长 纵观“钻石体系” 第二篇　产业篇 第5章 案例分析 案例一：德国印刷机 案例二：美国的医疗检测仪器 案例三：意大利的瓷砖产业 案例四：日本的工业机器人 第6章 服务业的崛起 服务业抬头 处处都是服务的好地方 服务与制造：唇齿相依 服务业的国家竞争优势远景 服务业大战来势汹汹 第7章 战后的赢家 美国：战后居主导地位 瑞士：稳如泰山的国家 瑞典：资源、机会与选择 德国：百折不挠，浴火重生 第8章 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兴国家 日本的崛起 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积极创造资本 不利因素的转换：反应敏捷的日本人 异军突起的意大利 生产要素的创造机制：专业培训 不利因素的转换：改善环境而非迁就现况 新兴的韩国 不利因素的转换：练就一身好本事 內容試閱： 推荐序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多年来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感触，就是通过《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波特教授开始从一个刀客变成了一个剑侠。虽然与前面两本著作相比，《国家竞争优势》所讨论的话题更加广阔，书的厚度也远胜于前，但波特教授的驾驭能力却似乎更加轻灵和得体。而且，换刀为剑，看似藏锋，实际却更加大器。也正是凭借着这柄宝剑，波特教授才在近十余年来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游走江湖，传道布阵，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增加它们的区域竞争力出谋划策。所以，在我的心中实际上有两个波特：一个是早年的刀客波特，一个是后来的剑侠波特。当 然，在我看来这两个波特同等重要，没有任何厚薄比较的意思。 言归正传。在《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中，波特教授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基于特定国家的企业，在特定的领域和产业获得了国际水平的成功？”（英文版，第18页）波特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第一，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而另外的国家却失败了；第二，为什么某些国家可以成为它在一个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持续胜利的大本营；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不同的企业和政府选择更好的竞争策略，以及更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自然资源。 为了有效地解析上述问题，波特教授再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简洁实用、高度概括的模型，就是本书中的“钻石模型”。事实上，波特的每一部重要论著，都有一个核心的逻辑模型。这些模型也显示了他的逻辑天分。我常常会对我的研究生们讲，判断你自己是否适合作研究，是否逻辑能力足够强，读波特的书是最好的办法。波特的模型5分钟就可以弄懂，看上去简单至极，但其实是只有逻辑天分极高的人才可以画得出来。 波特教授将“五力分析”和“价值链”框架中的重要概念有机地应用到“钻石模型”当中，所不同的是主题变成了“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包含了4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围绕这个框架，波特教授通过考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经验，得出了非常独特、有启发的结论或观点。下面，我们择要作些陈述。 第一，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条件往往与自然资源有关，但波特教授却坚信“那些最重要的要素是创造得来而不是浑然天成的”。于是，增加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应仅仅盯着国家中仅有的自然资源，而是要凭借对初级生产要素进行升级、改良的速度。在创造性资源的内容中，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和人力资源。因为这二者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所以需要积极和严格的更新方法，以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波特教授认为不利的生产要素，即劣势，往往可以刺激某些产业或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得以解决，进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但要素富足型的国家却常常因为动力不足而不能获得竞争优势。波特常常会给出意大利钢铁制造商和荷兰花卉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同样作为证据的是，受空间所困的日本企业创造出了“即时生产”的竞争优势。由此，波特教授建议大家“应该学会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而非一味依赖充沛的资源和舒适的环境来发展竞争优势”。 第二， 波特教授认为内行并且挑剔的本土顾客是获得竞争优势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他看来，市场规模的大小没有高质量的顾客重要，内行并且挑剔的客户才是企业追求高质量产品、优质服务的力量源泉。比如，由于瑞典具有世界上最坚硬的岩石，所以，瑞典人对钻孔设备的要求近乎苛刻，这一特别的国内需求催生出瑞典具有世界水准的钻头制造及其相关设备产业。同样， 讲究并且见多识广的日本音响设备消费者，期望得到最新、最好的款式，这就刺激了日 本厂商为满足消费者对新机型的需求而快速改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对于波特教授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一个值得我们由此出发进行深思的例子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消费群体，消费者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也比较苛刻，但为什么我们无法形成有持续竞争力的手机研发与制造行业呢？ 第三，波特教授关于“集群”的观念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以为尤其 如此。波特教授认为，产业集群就像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可以促进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之间通过积极的互动和交流来推动和鼓励对方进行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创新。特别是在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的时候，企业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会帮助它们抓住机会、发现和应用新的技术方法，实现显著的集群效应。意大利的瓷砖行业是书中提到的例子，而我国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集群”现象，也是明证。有关这一点，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波特教授后 来发表的文章《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一读，相信会使这种观念在本书的基础上得以深化，获得更多的启发。 第四，“钻石模型”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是“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值得深思。波特教授断言，“强大的国内竞争者是一项难以衡量的国家资产”。他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会激发竞争者强烈的取胜欲望，使所有参与者更高效、更节约，最后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外的竞争者。并且，国内对手之间的竞争更关键的是体制效率的竞争。我这里要评价的是：中国的经验实际上在一方面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波特教授的上述观点，但从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同行竞争经验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的新情况。比如，大家都没有核心技术，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外竞争者和短期生存压力，于是，价格竞争成为了首选，当然也成了一条不归路。这值得我们在阅读本书时深思。毕竟，我们阅读大师经典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 总之，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是一本重头著作，一部巅峰之作。自这本书之后，波特教授就开始像一位职业教父，整日游走于大型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之中。波特的名气，也一天天地大过了哈佛商学院，他甚至不用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教书。与波特名字连在一起的，也往往是他的研究所或咨询公司，而不仅仅是哈佛大学，虽然波特是哈佛商学院在近100年时间里仅有的四位被授予“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荣誉头衔的人之一。 近来读到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这是一本正正经经地解读《论语》的专著。在李教授看来，孔子是“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但他“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为如何写这篇推荐序而烦心时，我看到李教授对孔子的描述，一下子就想到了波特教授。我以为，波特教授虽然与孔子远隔万水、相距千年，无法相提并论，但他的工作却像极了孔子，以劝说和建言为业。然而，与孔老夫子完全不同的是，波特风光至极，所到之处都是鲜花、掌声和无数请求合影的崇拜者。我第一次见到波特教授，就是这种场面。而他张嘴闭嘴就是什么州长、总统，或是巨型公司的总裁，显然尽是他的座上宾。所以，如果说波特教授今天的生活像个执剑的大侠，他也是个一路踏着鲜花的“侠客”。同一职业，境遇如此不同，不由得让我感叹时空差别的曼妙。 第1章 新典范时代 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 —迈克尔?波特 在全球各种竞争场合中，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失败？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最热门的经济话题。“竞争力”更是每个国家从产业界到政府，人人关心的主要议题。 比如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质疑：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长期衰退，而其他国家则在国际贸易中日日超前？日本与韩国1虽然被视为产业发展成功的样板，但在它们国内，各方同样为了“竞争力”的问题而辩论不休。而前苏联与其他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调整它们的经济体系，开口闭口谈的还是“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竞争力”虽然一再被提起，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却问错了问题。 如果问问题的目标是为了找出企业发展或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们更应该问：国家为什么能够成为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基础？或是换别的说法：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在某些领域里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为什么某项产业里的许多领先者，通常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家？德国为什么是全球印刷机产业、高级轿车、化工产业的集中地？瑞士为什么是世界重要的制药公司、巧克力食品与贸易业的基地？美国为什么能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产业中独占鳌头？意大利的企业为什么可以在瓷砖、雪靴、包装机械以及工厂自动化设备方面表现强势？而日本企业又为什么主导了家用电器、照相机、传真机以及工业机器人等产业？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呢？对于必须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的企业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企业必须了解，它的发展限度与所处国家的优劣势息息相关。国家也是企业在国际上创造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家经济若要繁荣，企业是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因为它的生产力决定了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形成企业改善效益与提高效率的能力。然而，对于有意在特定产业领域内追求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生产力的优劣似乎又与国家环境有关。 不过，我们却缺乏国家会影响企业的有力解释。多少年来，学术典范对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产业能够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原因着墨不多。早期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23~1790年）与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等，虽然早在18世纪已开始讨论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形态，但是一般都认为，这些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现况。今天，跨国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出口的同时又利用海外子公司角逐国际市场，完全改变传统的国际竞争形态，也使过去解释国家出口的传统理论遭到质疑。对于这些现象的新解释虽然不断出现，但没有一个能够充分说明：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出口贸易，同时又以海外投资方式与其他国家竞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长时间保持其竞争地位？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一国的经济环境、机构与政策在产业竞争优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找出一个国家可以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那些因素。本书的第一篇是根据对10个国家、上百种产业的历史研究，归纳出“钻石体系”（Diamond，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advantage），以分析国家如何在特定领域建立竞争优势；第二篇则是以这个理论解释国家如何在一些产业中发挥它的竞争优势；第三篇也是应用这个理论，对比产业成功与失败的形态，分析产业形态的变迁，进而建立起一个能解释国家整体经济优势的完整架构；最后，在第四篇，这个理论将进一步应用到企业战略与国家政策上。本书的最后一章是讨论所研究的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解释为什么过去有关“整个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缺乏说服力，以及探究“国家”竞争力的努力如何走错了方向。企业创造并维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不仅关系到它的生存战略，更是企业促成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本书将分析当前论述产业竞争的主流观点中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完整，而且有关的修正理论也没有抓住要害。最后，本书将以根据事实所作的研究，为读者提供思考的新方向。 相矛盾的解释观点 国家竞争力的盛衰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各家的说法之间却经常相互矛盾，更缺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２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问题在于各家对国家竞争力的“定义”模糊不清。这一点，从很多国家不停争辩本身是否拥有竞争优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有些人把国家竞争优势看成是由汇率、利率、政府赤字等变量所驱动的总体经济现象。但是有赤字问题的意大利、日本与韩国，面临货币升值压力的德国、瑞士，以及实施高利率政策的意大利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快速提升。 有些人则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瑞士或瑞典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日本经济过去由廉价充沛的劳动力起家，现在同样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它的企业却能借着自动化取代人工，延续了国际竞争优势。高薪下的竞争力似乎代表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目标。 还有一派的观点把竞争力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画上等号。不过，近来贸易表现突出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不足的韩国、英国和德国反而较为繁荣。 也有很多人将竞争力的源头指向政府政策。评论者将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视为国际竞争力之钥。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对日、韩等国家，以及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不过这样的观察并没有扎实的调查资料佐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增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升。政府干预通常只在次级产业中才比较有效，而且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是很好。在日本，传真机、复印机、机器人和高新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主导成功的日本缝纫机、钢铁、造船等产业则已过时老去；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航空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一直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化工、机械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不佳。环视各国，政府强力介 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绝非主角。 最后，有关国家竞争力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是缘自各国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式管理受到举世瞩目，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管理模式曾经辉煌一时。3但是这类解释也有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适用于某类产业的管理方式移植到另一种产业上，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在意大利，小型、私人与松散的意大利家族企业构成制鞋、纺织与珠宝等产业的骨干，成为这些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温床，每年为该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值。这种产业模式如果应用到德国汽车业、化工业或是瑞士制药业、美国航空业，结果会不堪设想。美国式管理尽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软件、医疗器材、消费日用品等产业及服务业中依然称雄，而在日式管理的彻底执行下，日本的化工、消费品或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却毫不起眼。 这一种论调也无法解释劳资关系。工会在德国和瑞典都非常强大；在法律保障下，德国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管理，瑞典工会甚至参与董事会决策。虽然有人认为工会的强势抵消了产业竞争力，然而瑞典与德国的企业、产业乃至于国力仍然遥遥领先于许多国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讨论，并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没有哪一种说法能说清楚产业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它们表面上似乎各自成理，但其实都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竞争优势显然来自于更广泛也更复杂的力量。 当我们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时，还有一个前提有待考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有竞争力的国家”？国家竞争力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这个名词的定义却很粗糙。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它的产业与企业是否都必然富有竞争力？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标准。接下来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在日本，绝大多数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事实上远落后于国际上的领先竞争者。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的汇率必须使该国产品的价格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尽管长期持续地面临强势货币与升值压力，但并不妨碍其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产业向高价位的国外市场靠拢，似乎是更合理的国家经济目标。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本国应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们都知道，瑞士的贸易收支只是勉强持平，意大利则经常出现贸易赤字，但是它们的国民收入却在持续增加中。另一方面，许多贫穷国家的贸易收支虽然保持平衡，但绝不是其他国家会有兴趣仿效的对象。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经济繁荣通常紧随出口增长而来。然而，许多国家在出口稳定或减缓时，人均国民收入仍在快速增长，显示了这套说法仍有不足之处。同样，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它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强？国民就业虽是国家经济的重大课题，但是“就业型态”似乎又比“就业机会”本身更重要，像是低工资高就业对国民所得的帮助显然就不大。最后，国家竞争力是否意味着一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墨西哥与印度以低工资压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它们的产业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大。劳动成本的确与一些产业的特性有关，但是它与国家经济繁荣间的关系并非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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