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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由“中国最有钱的教师”、“学生规模最大的校长”、“知识分子成功创业的典范”俞敏洪口述（自述）的作品。具有俞敏洪的名人品牌效应。市场中仅此一部，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俞敏洪在书中泄露了自己的三大秘密：第一个秘密是揭示自己如何从一个穷小子，摇身成为富甲天下的绝对金领人士；第二个秘密是揭露了自己是如何在强悍老婆的鞭子下，蜕变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第三个秘密是泄露了自己为何想隐身寺庙、出家当和尚。
俞敏洪在书中暴露了自己的六大痛苦：第一个痛苦是自己两次遭遇绑架，险些被撕票；第二个痛苦是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天天遭受着悍妻的折磨；第三个痛苦是遭遇了不讲情理的北京大学领导层，最终愤然辞职，忍受着失业的痛苦；第四个痛苦是请来了王强、徐小平这两个老哥们，不曾料想权力日渐被架空，真是“引狼入室”；第五个痛苦是领导着一个只会谈论尼采哲学、动辄大喊大叫的董事会，活活吓跑了拎着几千万现金、想投资新东方的养猪老板，痛失一笔庞大的资金；第六个痛苦是十分后悔将新东方上市，但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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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为中国图书界第一部由俞敏洪口述的作品，书稿内容全由俞敏洪自述而成，真实地反映了俞敏洪所走过的五十年人生风雨路程。在书中，俞敏洪以一贯的幽默语言，娓娓讲述了自己的贫穷少年时代，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以及从父母身上学习到的做人处事之道。详细讲述了俞敏洪的大学时代尤其是大学毕业后那段足以让他铭记一生的艰难创业历程，以及所遭受到的各种苦难与危险。不过，富有韧性的俞敏洪顺利地度过了每一个难关。在书稿的最后，俞敏洪以人生的情与理为话题，谈论了他对于名利、荣辱的看法，得出了许多令人茅塞顿开的哲理性话语。可以说，俞敏洪凭借着自己的精神力量与强大的心理力，而成为痛苦世界中始终坚强乐观的一份子，始终以一种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精神尽力而为、经营人生。值得一提的是，俞敏洪在书稿中还透露了新东方由弱到强、以及所经历的发展困惑期中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流露出他对于企业管理之道的体悟。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的最大特点是通篇由俞敏洪先生口述，语言幽默，俞氏风格十分明显。本书对于今日追求职场顺利、事业成功、人生幸福的国人而言，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子（草根）如何凭借自己的努力，紧紧地抓住机遇，并且以一种韧性与平和的心态而登上人生的巅峰，尽享心灵的富足与幸福。本书与优米网的另一部著作《伟大是熬出来的》（冯仑先生著）一样，可谓是反映精英人士心灵路程的双璧，是难得的优秀心灵励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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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知名教育家，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青年精神导师，影响一代年轻人的“俞老师”。
优米网是由著名制片人王利芬女士创办的，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于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精英网络电视平台，建设中国知识阶层的网络精神家园。聚焦中国精英人群所关注的话题，充分发挥电视平台和网络平台的优势，将传统电视的编辑思想和制作能力，与网络电视的自由点播相结合，为精英人群提供“共享智慧、交流思想”的空间。
优米网的宗旨是与年轻人一同成长，其英文名称Umiwi，是由You（你）、Me（我）和We（我们）三个人称代词构成，寓意无论在哪个人生阶段，你和我都是学习者，同时也是知识和经验的传播者，个体间的交流互动将快速推动我们整个群体文明程度的进步。优米网的标识（Logo）是由两片正在进行对话的银杏叶组成，其原型是一棵植根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百年银杏树。春天的银杏绿意盎然，象征着希望，秋天的银杏吟华绚烂，寓意每个人最精彩的人生。优米网的主打节目有《在路上》、《创新中国》、《创业门诊》、《走进公司》、《芬享时刻》、《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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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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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功的品质
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要把自己当成面粉不断地“揉”
质朴做人，本分做事，坦诚待人
别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成功是靠改变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放弃意味着重生
为人朴实成就了我和我的事业
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章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
我是靠“一把刷子”起家的
警察给我撑腰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
我必须培养出和我一样的员工来
要把自卑心态、狂妄心态打掉
我们的团队有种精神
第三章 努力修养开阔胸怀
“没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
用好人情这笔人生财富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要打好人生的第一炮
长出自己的左膀右臂来
心中要容得下他人去跑马
人才总会流失，但结局有时更圆满
第四章 成功真的是把双刃剑
家族企业只有蜕变才有希望
果断地挪开亲情这块绊脚石
做好利益分配才是硬道理
在争争吵吵中终于“悟道”
有话就要说而且要当面说
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有时被拖着往前走是好事
既然别无选择，就要积极主动
被某种东西锁住了的人是最痛苦的
要努力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只做好一件事
做一个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人
财富不等于从内而外的快乐
第五章 人生的情与理
要让浮躁的心灵静下来
中国人的冷漠和懦弱有时候特别可怕
重塑我们的灵魂
每个人心中都有等量的痛苦
做自己生命的掌控者才是精神上的富足
适当地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人生需要车轮更需要轨道
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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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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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从出生到18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样，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
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江边过来，又消失在江边；一些云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幻想着长大后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吧。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死背语法和单词。
学生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下山和那些连绵起伏的山。
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不大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就带着明显的江阴味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说英语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话还是讲得不好。
课堂发言对我来说，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说英语都是个难关。我的英语老师曾说除了能听懂我说的“俞敏洪”三个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不是一个逃避的人，分到C班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的记忆力很好，于是就在听单词、背单词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随身拿着小收音机，只要有时间就收听广播。不分任何时间，就连到了寝室关灯的时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灯时间，我就跑到走廊尽头有灯的地方，继续听英语。
我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词汇、语法、阅读上，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单词专家，或者说先把基础打好，口语可以慢慢练嘛。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么单词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里了。那个时候我还有个外号叫做“单词王”，我就是他们眼里的一部英语“大百科全书”。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学习的劲头正旺，却要休学一年。我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的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看到周围的山。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正好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粉红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红的、冬天萧瑟的。在医院的门口，还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点了，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学养病的时间也是很痛苦的，觉得在学习上刚刚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过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既能养病又不耽误学习的好方法。刚进北大时，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经花了5天时间，每天背10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实际上换个思维方式看问题，那些天天批评、挑刺，哪怕是在后面说坏话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吧。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600多本书，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什么《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论语》、《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气的书，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先存放在脑子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说起来，那个时候的书都没白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别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我做事就是比较有毅力，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喜欢持续不断、长期性的努力。新东方能做到今天，跟我这个特点也是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担心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或是更快，我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但我的结果不一定会比别人的差。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课文都背完了，我还没有背完。别人用一天背完一篇课文，我可能要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但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课文背完，要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背完以后，我就忘不了了。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一直是苦闷的，第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在学习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轻松地在北大毕业后又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了整整四年播音员。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再爬。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中的人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但是只要努力了，蜗牛也是可以取得雄鹰一样的成就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奖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第一次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和交际圈子之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为人朴实成就了我和我的事业
我现在的很多习惯包括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其实是小时候在农村长期生活沿袭下来的。看到这个行为你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普及全中国了，全中国现在没有几个人不是大吃大喝的。但是，我身上那种喝酒、吃饭时候的豪爽劲儿确实是蛮难得的。比如说在企业家人群里面大家都知道的，朱新礼是能喝酒的，王玉锁也是能喝酒的，最后就剩下我了。我们一桌子在那儿吃饭，就我们几个人拿的白酒，其他人都是拿的红酒。拿红酒的还慢慢喝，我们几个人拿着白酒，都是一杯一杯地倒进嘴里。为什么呢？王玉锁和朱新礼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刚开始觉得我不是同类的，一个做培训学校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喝酒呢。接触过两次一起喝过酒后，我们就成了分不开的酒友了。现在老朱，只要是有喝酒的场合就给我打电话，喊我过去喝酒。
这就是农村来的那种感觉，农民跟农民一见面那个感觉就出现了，真的，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一些比较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还有大学校长居然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跟他们打交道就明显地感觉到比跟城市出身的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而且是容易得非常多。那个感觉就是一见面就是大家都很土，大家都是从土地方出来的，亲近感就会增加一点，然后再说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就容易得很多。
当时招聘了几个下岗工人来帮我管理后勤，还聘用了几个老师。因为我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都是没课的，所有的课都集中在晚上和周末，平时我就带着他们玩儿，经常请他们吃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老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炖一只鸡，下课了大家全都去吃，吃完了就聊天、打牌，直到晚上十二点才散了，我再开始备课。
这些在新东方工作的首批职员，从1993年到2003年，差不多待了十年吧。当时新东方进行股份化建设，这些老太太们都拿到了大概是5万到8万的新东方的股份，等到新东方上市以后她们全变成了百万富翁。一个下岗工人，在新东方干了十年，结果变成百万富翁了，也是很开心的事情。这些已经退休的老太太们现在每年都过来看我，有的已经都七十岁了。
我这种平易近人、不张扬的性格给我也带来了许多机会，我的这些人际交往经验基本源于小时候农村生活的历练。农民繁重的劳作、淳朴的作风，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命的厚重。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怎样面对困难和挑战，少了些急功近利。既不像一般人在遇到困难时退缩，也不在得意时张扬，我就是依靠着朴实的为人处世风格，渐渐赢得了身边人的大力支持，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新东方。
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做的一件事情到今天还让我记忆犹新。父亲是个木工，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乱瓦捡回来，或一块两块，或三块五块。有时候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我搞不清这一堆东西的用处，只觉得本来就小的院子被父亲弄得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左右测量，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用那堆乱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干净漂亮的小房子拔地而起，和院子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把原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家就有了一个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当时我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等到长大以后，才逐渐发现父亲做的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深刻影响。从一块砖头到一堆砖头，最后变成一间小房子，父亲向我阐释了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奥秘。一块砖没有什么用，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如果心中没有一个造房子的梦想，拥有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一堆废物；但如果只有造房子的梦想，而没有砖头，梦想也没法实现。当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钱去买砖，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砖头碎瓦，终于有一天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
也正是父亲言传身教带给我的这种生活态度不断地激励着我，父亲的一生给予我的启发是深刻的。我从寻找栖身之地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我从北大出来后辗转了几次最终还是搬到农村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农民的房子是自己的，可以自行决定房子的用途。我搬到北京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搬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为了省钱，找了几户农民，都因为一个月20到50块钱的房租不得不放弃。最后找到一家农民，他们家有一个小房子，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空着的。他有一个儿子在上小学二年级，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来辅导你的孩子吧，保证你们的孩子考到前十名里，果然，一拍即合。这样的话，房子就免费了，我们夫妇住了进来，房东孩子的成绩也提到了班里前五名，皆大欢喜。当时我老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班，所以我老婆下班回来就辅导这个孩子，我就背着书包出去教书。
我天生有一点点商业头脑，这点本事也有点家传吧。这么说吧，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很高看万元户的，其实我妈就是我们那个公社里面最早的万元户之一。老太太也不认字，她发现这个形势变宽松了，就联系了几个机电厂的人，帮着做矽钢片，矽钢片就是做变压器的那个东西。我妈在家里买了一台小机器，冲压那个矽钢片，再卖给机电厂。老太太人缘很好，慢慢地就有钱了。当时万元户是很厉害的，一个公社也没有一两个。我在上大学以后没向我老妈要过钱，我知道她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万元户了。从北大出来我也没想过向我妈要钱，
尽管我知道老太太手里还有一点钱，但我觉得这很不应该了。
两年后，我们又搬到中科院，与另一家夫妇合租一个公寓。结果合租房子的女主人经常河东狮吼，总是强迫我们和她吵架，最后我只好又搬家了。离开北大后，短短两年左右的时间，我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五次居住的地方，直到1993年年底买下一处破陋的农家院落才算是安顿下来了。
我从1991年起已经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这个名义开始招生了，而且已经有收入了。我除了把一部分钱支付给东方大学外，其他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的。房子自己租，广告自己贴，教室自己租，老师工资自己出，还好最后还能有一些剩余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大好了，他是在1991年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打电话告诉我“老头子脑溢血，半小时就过去了。”我就把家里的、银行的存款统统提出来，总共是7000块人民币，我拿着这7000块人民币就回家了，给老父办了一个比较隆重的丧礼。很遗憾父亲去世得太早，也没能尽孝，连给父亲买瓶酒的机会都没有了，每次想到这，我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厚，尽管他力气很大，但从来不和别人吵架、斤斤计较，总是喝着酒悠闲地过自己的日子。后来我读了大学，每年暑假一回去，他就会下河摸出一筐鱼虾，然后我们爷儿俩就坐在屋檐下，一边喝酒一边闲聊。我工作后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假期的时候买了一瓶酒给他带回去，让他高兴了好几个月，可惜我现在忘了买的是什么牌子的酒了。父亲去世那天还喝着酒，突然就脑溢血了，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听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但还是没赶上，回家只见到了安静地躺在灵床上的父亲。妈妈告诉我，父亲在去世前嘴里一直喊着我名字的第一个字，直到去世。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哭了整整一天，这是我记忆中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直到哭到了嗓子完全讲不出话来。
我的父亲喜欢喝酒，酒在我的生命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唯一的长处就是有一点酒量，因为我父亲是个爱酒的人，从小就培养我喝酒，因此，我练就了超高的酒量。家乡的酒已经是我童年、青年时期的一种记忆了。
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人还很小，个子也不高的时候，我就开始陪着父亲一起喝酒了。因为南方人有喝早酒的习惯，早上天刚蒙蒙亮，三四点钟或者四五点钟就可以起来喝上几杯。尤其是冬天，很多家都到早市上买米酒，回到家一碗一碗地喝。喝酒都很豪爽，所以直到现在我喝酒的时候，还是总觉得大碗喝酒才是真正喝酒，用小酒杯喝就没了这种爽快的感觉了。
有的时候我父亲会一大早带着我溜达到小街上去。南方的小巷有点像周庄的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镇，当时也有一条河，河两边是房子，也有一条青石板的小街。当时有一两家小饭店，都是国营的。当时的饭店全是国营的，数量也少，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父亲去了小饭店之后就会要一碗酒，还会要一个鸡头。如果我陪着他去的话，他就要两碗酒，两个鸡头。然后我就和父亲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吃鸡头。当时年纪小，一个鸡头就够我吃很长时间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特别喜欢吃鸡头，对鸡头情有独钟。如果现在你给我两三个鸡头，再给我一壶酒，我浑身的幸福感就全部出来了。
生活就这么简单，小时候的记忆非常深刻。在小饭店里父亲一碗酒，我一碗酒，爷俩儿就这么对着喝，喝完了就拉着手回家。当时中国没有小孩不许喝酒的习惯，大多喜欢让孩子喝上几口。
那个时候农村人几乎家家都酿米酒，家家都有酒喝。到了冬天的时候我母亲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她在家里用收上来的糯米酿一缸米酒。酿这缸米酒一个原因是给我老爸喝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给我喝的。因为小时候南方很冷的，屋里也没有暖气，一到冬天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不过现在气候变暖了，现在南方零度以下的时候都很少了，我们小时候南方都能看到厚厚的冰，厚厚的雪，当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得多。
家里的棉衣服是不够厚的，我要去上学，从家里走到学校大概要走20分钟。那个时候虽然有棉衣穿，但是外面的气温太低了，还是很冷的。当时的棉衣，尽管里面都是棉花，但是很容易冻透。首先棉花不像现在羽绒服这么保暖，其次棉花还要薄一点，不能做得太厚，因为太厚了棉花也不够。就这么点棉花，一个人的棉衣棉花用多了，别人的棉衣怎么办？还得匀着来，所以穿着这样的棉衣一出门很快就挡不住寒冷了。风很大，穿得又单薄，走在路上就很冷。我母亲就会早早起来给我热一碗米酒，让我喝完米酒再上学，这样心里和身上就会有热乎乎的那种感觉。
我母亲已经想方设法地照顾我和我姐了，这已经是我们村庄上照顾孩子最好的家庭了。但是家里面实在是太贫困了，看看现在挂在我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就能知道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了。那是一座十分破旧的房子了，当时家里很穷，穷得连房子倒了都没有钱去修，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需要坚强和付出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尽管我妈很爱我，但却从来没有宠过我。也许她太能够理解生活的艰难了，所以从小就训练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我从小就在农田里干活，插秧、割稻、撒猪粪，样样都干，从来没有过被娇宠的感觉。我父母下地干活，我就在家炒菜、做饭、洗衣服，到现在我还有自己做饭洗衣服的习惯。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忙着割草、喂猪、放羊，一年里的几头猪几只羊，是全家能够换点钱过年的唯一保证。有一年冬天下了雪，家里没有草喂猪喂羊，我妈让我拎着篮子在野地里，把雪分开，把雪底下的草一棵棵割起来，割了整整一天。这一天成了我童年里最艰苦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也几乎没有打过我。她根本不需要打我，只要看我两眼，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后果会很严重。所以我的勤奋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妈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我妈，我肯定到不了今天这样。我妈唯一打我的一次是因为一双凉鞋。农村孩子从小赤脚，很少穿鞋，大概在我8岁的时候，我妈用她攒了很久的几块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双崭新的凉鞋。我穿上后那个高兴，一路就向小朋友们炫耀，然后就和他们一起到一条河里游泳，游完泳就赤着脚回家了。我就忘了凉鞋的事，回家后我妈一眼就看到没有凉鞋了，马上和我一起去河边找，哪里还有凉鞋的影子。我妈那个气啊，把我一顿臭打，把一根竹竿都打断了。刚打完，别人就把捡到的凉鞋送来了。晚上我疼得屁股都坐不下去，我妈又抱着我哭了一夜。
我后来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也是因为我妈。从小就听我妈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如果能够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从小被我妈念叨得对老师充满了憧憬，因此不管怎样被老师折腾，都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还好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尽管上学成绩不好，但不厌学。等到高中毕业时的1978年，中国迎来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结果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英语才考了33分。回到农村种地，我死心了我妈不死心，听说家乡的一所初中缺英语老师，拼命到校长家走关系，说我高考考的就是英语，英语水平很好，硬是把我给塞进学校去当了代课老师。那一年我16岁，英语勉强能够背完26个字母，哪里能够教学生，但农村的初一，似乎怎么教都行，学生还很喜欢我。从那里开始，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又落榜了。决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妈起了重要作用。我本来都打算放弃高考了，但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让我进去。她一农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老师，把老师感动得不得不收下了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晚上，下着大暴雨，我妈回家的路上，摔在沟里好几次。我在家里等着我妈，一看到我妈变成那样，立刻就明白了这一次只有一条路了。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学到了退一步海阔天高的态度，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坚忍不拔，决不放弃的精神。我父母成就了我的个性，我的个性融入父母的优点，也把他们的个性矛盾地结合到了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做事的风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每一点都能够从我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果断地挪开亲情这块绊脚石
我知道让我的家族成员退出，这在感情上很难开口，这个难度太大了。老妈、姐夫、老婆那边的姐姐和姐夫，我怎么开口呢？而且我是看见我老妈就会害怕得发抖的那种人，更别说让她们都离开新东方了。1996年，王强、徐小平从美国回来后，曾亲眼看过我跪在我老妈面前挨训。我老妈一发脾气我就会不自觉地跪下去，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也是对父母敬重的一种方式吧。到了2000年老太太很郑重地告诉我，你现在也算功成名就了，也是中国的名人了，以后我骂你你就不要跪了，坐在床边上听我讲就行了。
我妈妈非常尊重老人，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对我也是严格要求，必须尊重长者。所以我老妈一训我，轻则就是我的两个手垂在身旁，低着头听我老妈训，重则就是下跪了。她一训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老妈的脾气是很大的，也许是农村出来的老太太的缘故吧。我老妈年轻的时候还是我们村上的妇女队长，她就锻炼得很能讲话，所以我后来变得能讲话，也有点遗传我妈妈的基因在里面吧。其实我妈妈训我大多就是唠叨唠叨，就是说你看你怎么那么没出息，让你干活你还不干。我这辈子多苦呀，嫁到了俞家之后还没有出头之日，你还没出息，我这辈子怎么活，就是这种唠叨话。我就听着，骂完了以后我再接着干活去。
我妈妈是在农村生活的人，小时候我妈妈就对我特别严厉，但也正是这个严厉，最后让我考上了大学，才有了出息。比如说小时候，从我懂事开始，每天吃完晚饭洗过碗，我跟我姐就在煤油灯旁做作业，我老妈就坐着边纺线边陪着我们。当时农民都是靠纺个毛线、纺个棉线卖了以后换点零用钱的。早上起来以后必须扫地，扫完地才能上学，一直到18岁这种生活习惯都没变过。在劳动这种原则问题上，我老妈坚决不让步，也不给我偷懒耍滑的机会，就是要培养我好好劳动的习惯。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特别热爱劳动的习惯，就是被我老妈训练出来的。
自从我老妈来到了新东方，老太太觉得在新东方管理一下后勤之类的事情很开心，又是自己儿子的事业，儿子干的事情，轮得到外人来说话吗？老太太心中的感觉就是这帮人是来抢我儿子的钱的，她不会想这是一个集体，在一起奋斗什么的，她哪儿想得到这些大道理呢？她一看，国外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回来，还天天压迫我儿子，不但抢我儿子的钱，还要把我们这些亲属赶出去，这连门儿都没有。
所以从我们决定要驱逐家族成员，到最后让我的家族成员离开新东方，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我的家族成员也清除出去了，这其中的分寸至今想起来还是感觉伤了他们的一片挚诚。所以我后来也开玩笑，说我老妈半年不给我做饭，我老婆和我分居半年，这说得有点夸张，不过当时她们确实挺生气的。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提出让我老妈离开新东方，是在我老妈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当时请了三桌新东方的人，在饭桌上我就说到家族成员要离开新东方的事情。我老妈火了，上来就要打我。老太太确实挺意外的，也挺气愤的。徐小平在边上看得目瞪口呆的，徐小平认定了俞敏洪你想把你老妈赶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96年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老妈一骂你，你就会跪下去，怎么可能说服老太太呢？老太太怎么可能离开新东方？
那就让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餐吧。慢慢地我老妈开始有点理解我的处境了，一年半以后她发现，如果这样下去，儿子受苦受得更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嘛，那边推着我要把家族成员弄走，家族这边的人不退出。
最后我姐夫第一个先退出了，我姐夫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弟弟为难，我带头先走。当时我姐夫已经是书店的经理了，而且是当时新东方书店中经营得最好的一个单位。我姐夫也有超级的经营管理能力，书店办得最好，利润也最多，结果姐夫辞职就走了，一分钱的补贴都没拿到。后来分股份的时候，家族成员不予考虑，所以我的家族成员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拿到股份的。
当时我姐夫是自己主动下来的，我姐夫比较通情达理嘛。我姐后来对我很生气，而且生了很长时间的气，因为我姐也是个农村妇女，她不理解这个事情的。她为了支持我上学，牺牲了她自己的学业，所以我姐对我是有恩的。我姐本来应该是6岁进学校的，为了带我，到了8岁半9岁才进学校。她小时候在家一直照顾我，我跟我姐差了5岁，她可不刚好是七八岁的人带着两三岁的我吗，所以我妈就不让她上学。
尽管我姐读到高中毕业，但是就没再接着考大学，我姐实际上就是把考学的机会留给我了。现在把我姐夫给赶走了，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又不能挽留，我姐夫主动退，就退出新东方了。紧接着就是我老婆那边，我老婆的姐姐在天津的新东方学校，当时已经有了天津新东方学校了，她在天津新东方学校当主会计。我老婆的姐夫也同意离开，最后他们也离开了，我背后多补贴一些钱，多补贴一点就当做离开的待遇了。
我家族的成员陆续地退出新东方，最后亲属中只剩下我老妈一个人了。老太太慢慢也看明白了，她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看问题还是非常准确的。我姐夫也在私下里劝她，她也知道我面临的处境，知道我很苦。老太太后来就心疼我了，说那我也退出吧。
老太太临走前有个小小的要求。她说，退归退，以后虽然我不管事儿了，后勤行政也都让你们的人管了，但是给我留一个小办公室吧，我要经常去那坐坐。就这样，我老妈也正式退出了，我在新东方的家族成员就一个都没有了。
她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去那间小办公室坐着，虽然不再管事了，但是每次看到新东方的眼神里还是挺留恋的。那些街道居委会的、派出所的，每次到新东方来的时候都喜欢坐在她那儿聊聊天。老太太特别有人缘，她的办公室超级有意思，就像社会的一个舞台。平时她就自己待在小办公室里，门一关根本就没人看见，给她保留的这个办公室一直到今年才正式撤销了。她在那跟人家聊天，对整个公司的氛围还是很有积极的影响因素的。
老太太到现在在新东方也是极其有威望的。你们不知道这老太太厉害到什么地步吧，公安局、派出所没有她不熟悉的。她能够在新东方暑假进班的时候，让全体派出所成员出来为新东方维持秩序。那些公安局的民警到新东方来，老太太在那办公室一坐，然后就会跟这些公安局的人聊天、喝茶。公安局的人就发现这个老太太很慈祥，很通情达理，还不时地给他们递包烟，公安人员就对老太太特别的尊敬。
到今天还是这样，现在中关村海淀派出所的人还只认我妈，奇怪吧？新东方现在的年轻人去办事，办不下来，老太太一个电话过去，民警就出动了。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老太太还是有点公关本事的，目前新东方在北京的几千名员工全认识我妈，全部都乐呵呵地叫她阿婆。她没事还会到学校来转转，还是挺留恋学校的一景一物的。试想当时第一次开口让我老妈离开新东方的时候，老太太如果看到墙上面挂着的营业执照，都会从墙上拿下来撕掉，说咱们都不干了，回农村，确实她是真生气了。那么后来是怎么说服她彻底退出的呢？当时刚好新东方有了住宿部了，然后我就说，老妈你去包食堂吧。这个食堂原计划就是外包的，这等于说是从主营业务中间给她划出了一个副业。
因为不让老太太干点活，她就会天天来跟我吵，老太太属于那种闲不住的人。所以一定要给她找个活干，她干活又不能在新东方干。所以大家一致通过，说这个食堂反正要包给外面人的，不如咱们自己来干吧，等于就是承包给老太太了。于是老太太从家乡调来她的几个侄子、外孙，再请了两个厨师，就把新东方食堂办起来了，到现在新东方的食堂还在她手里经营着呢。
这样一来，我老妈就彻底退出去了。这一退就好办了，其他几个新东方的领导一看我动真格儿的了，三天之内就开始全面展开清退工作了，什么姐姐、弟弟、外孙，在新东方的都不留。后来就用了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所有的家族成员全部清退了。
所幸的是，这次清退家族成员虽然有摩擦、有冲突，最终还是过了河。新东方依然还是完整的，精神文化依旧存在，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发展方向也逐步明确。所有这些正是通过这一两年的摩擦斗争换取的。
清退了以后还出现一些情况，好玩儿着呢。有的新东方的领导，就把自己的亲戚换一个名字，又放到新东方另外一个部门去了。后来我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后来做新东方领导的几个人，私下里给自己的老婆还额外开了好几年的工资呢。实际上她们已经离开新东方了，完全是在吃空晌。但是最后还是彻底清退了，所有的家族成员和新东方仅有的一点牵连都完完全全地斩断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新东方成长过程中的历史，如果没有王强、徐小平这一提议的话，到现在新东方肯定还是家族企业，是上不了市的，到最后还是有可能四分五裂的。所以在这点上，尽管徐小平和王强把我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们确实为新东方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
当王明夫对我们说：“我们不干了，你们这帮人不行，你们纠缠的这个争论，完全是没有头绪的。不按照商业规则办事，没有冷静的理性，不遵循商业原则，不遵循董事会规矩，天天讲哥们儿义气，讲朋友与朋友的情怀，充满怨恨，我没法弄，真的没法弄了。”说完就走了。
走了以后，大家又琢磨一下，认为这个项目没人咨询也不行，说我们还得另请高明。这次请的是普华永道，然后又来了一帮专家，进来以后也是信誓旦旦地说，你们新东方这种小事情太小了，我们肯定能帮你们搞定。
于是我们就跟他们定好了，150万人民币把咨询事宜做完，把新东方的结构组织全部理顺，人员全部正确到达各自的岗位。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组织结构和人员理顺这个环节好弄，但是人的心态不一定能及时转得过来，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不只是结构的改革这么简单就能实现的。
比如说中国社会的结构，你要改革，一夜之间就可以制定出改革的方案。真的实行了以后呢，人们的心态能不能转到那个结构上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的观念转不过来。普华永道来到新东方之后，也搭了一个类似的结构，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结构怎么展开，怎么实行，结果谁也不愿意进入那个结构中间，然后我们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
连续争吵了三个月以后，普华永道说：“钱我们不要了，对不起，我们很遗憾，我们要离开了。”普华永道还说：“你们新东方肯定跳不出来这个死结了，凭着你们这一帮人，一点理性思考都没有，天天讲着情感，每天一闹就开始哭，哭完了以后就开始互相指责对方，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我们在争吵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四五个人在一起号啕大哭。因为大家谁都没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了，相互间又难以割舍这份多年的情谊，就这么大哭发泄，特别好玩儿吧。
最后普华永道也跑掉了，这一下就完了，没有任何人帮着设计公司结构了。
慢慢地大家吵架也吵累了，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当的班也当了，最后发现有的职位真不是人当的，也开始主动往下退了。董事会的章程也慢慢成形并落实到位了，最后大家也认可形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了，不管这个意见多么不理性，九个董事会成员，只要五个投赞成票就必须通过并执行。这个得票慢慢都清理出来了，董事会的正常工作渐渐有了起色。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做，到最后就会拥有希望。
最后公司的结构是我和其他的领导人一起慢慢摸索着设计的。以我为头，慢慢摸索着，分几步把股份做实了，又把分红做实了，把学校和公司的关系也理顺了，一切都向着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了。
到了2004年，我又重新回到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呢，大家已经失去了吵架的动力了，也失去了吵架的热情了。
我知道我注定还是会回到这个位置上的，是必须回去的。因为大家一开董事会，董事会的人就说，现在没人当总裁，也没人当董事长了，谁去当，肯定还是俞敏洪嘛。因为大家觉得还是老俞回来比较把握，可以平息各方面的不满。
调整心态还得靠时间，时间一长相互之间的棱角慢慢都磨平了，就是等待挺漫长的。从2002年普华永道进来，我等到了2004年，在等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慢慢地认同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也不是普华永道搭建的那个结构，因为普华永道搭的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结构，大家还是接受不了，而我实行的是循序渐进的一个结构方式。
但是，由于有前期的王明夫和普华永道的介入，我们也算是了解了这里面的一些规则和程序。有了一点经验，而我也明白了很多，也不能说立刻就明白的。就是说在这两三年当中，我慢慢明白了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公司的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这几年沉在下面教学的时间反倒是帮我弄明白了这个事儿。咨询对我们确实起到了引导作用，但是两个咨询公司最后都是不要钱就走了，普华永道好像拿走了50万。最后他们说都不要钱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他们的建议我们也不采纳，最后他们都撤了。
不管怎样，新东方的股份制改造还是成功了，改造期间就已经有几个外部资金想要进入新东方了。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新东方的结构改造终于完成了，虽然前几年大家拿的钱不如股份改造前拿得多了，但是外面来的人对新东方的股份定价还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价值。当时新东方的内部人员基本什么都不懂，我们就决定吸引外面懂行的人进来，把股份出让一部分。我们找啊找，最后在2002年的时候，先是找到了一家养猪的上市公司。这个老总还挺懂企业经营的，从1头猪养到60万头猪。当时，我们新东方开的价格很低，内部定价是1%对应100万，10%就是1000万。新东方注册资本是1000万，等于新东方就值一亿人民币。我们还谈论说外面的人进来我们是不是要加点价，就加到了1600万，给他10%。那个老总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标准，他说“新东方名气很大，1600万占10%，我干了！”拎着现金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他说这个钱给你们之前我要参加你们的董事会，看看你们董事会是怎么议事决策的。结果我们董事会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12点半，讲的只有两个议题：人生和哲学。这个养猪企业的老总当时就懵了——新东方的董事会怎么是这么开的，这个钱给你们还不泡汤了！接着就拎着钱跑了。
后来到了2003年，有一个个人投资者又提出要投资新东方。我们说我们涨价了，不能那么便宜了，我们10%应该要2500万人民币了。人家说2500万人民币没问题啊，接着也来开了一个董事会，那个人也懂黑格尔和尼采，但是后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讲亚里士多德？你们怎么把商业经营跟文学、感情纠葛、弗洛伊德、潜意识都放在一起了！你们这些董事还用潜意识分析俞敏洪心地本身是多么的不善良之类的，真是无奇不有。最后把那个个人投资者也听火了，这个投资者也走了。
2004年以后新东方的经营基本上就比较顺了。因为2004年10月份我重新回去就任总裁以后，大家就正式做了一个决定吸引外资的决定。当时已经有国外资本来中国寻找对教育领域的投资了，而我们的公司结构已经搭好了，吸纳投资的条件也具备了。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从吵架中意外收获了一个好处，就是从2001年开始的争吵，使新东方的财务制度全部正规化了，这是个意外收获。
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相互之间对管财务的人都不信任的结果所致，他们说这个负责财务的是俞敏洪的人，要帮着俞敏洪觅点钱不是挺容易的事情吗？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公司结构还没搭好，心态还没调整过来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公司财务开始透明化，全盘透明。
等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三到四年的新东方完整的、透明的财务报表放在那儿，随时可以查看的。所以到了2005年，有国外资本来找我们谈的时候，健全的财务结构就已经全摆在那儿了。所以国外资本一看，OK，财务很清晰、没有问题，可以合作，两个星期就把钱打进来了，所以吵架也吵出了这么一个好事儿。当时的这个外国资本就是老虎基金，老虎基金看了我们的财务报表说，这个钱我们可以随时进来，连账都没查，10%，3000万美金就进来了。
老虎基金的主任是我在北大的一个女学生。我这个人一碰到女的，就一点辙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是自己的学生，所以她能跟你讲知根知底的东西。她对我也非常信任，因为她从学生开始到后来出国上托福班都是我教的。她就说，俞老师，我对新东方不了解，但是对你很了解，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新东方10%值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当然，我们不能开天价，我们开了3000万美金。这3000万美金第二个星期就打到新东方的账户上，新东方从此就开始了国际化的运作过程。先进钱，后审计。后来新东方上市以后，他们赚了几亿美金，这就是新东方整体的一个融资过程。
当时我们的现金流应该是非常好的，2005年的时候已经接近六个亿的总收入了。为什么还要吸引投资呢？因为大家想上市嘛，到了2005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国内上市需要的时间太长，另外就是国内没有民办学校上市的先例，不太容易上。我们了解了一些海内外的上市情况，那么大家就决定了改变方向，说要上就去海外上市，而且一定要选择最好的交易所上市。当时我就顺应了大家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在里面吵得没劲，大家都赞成上市了也是个好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公司上市。
到了2005年年底的时候，国际资本就已经进来了。这个时候我又发现自己不太想上市了。当时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没有别的想法，认为上市反正就是赚钱，当时浅薄的想法就是一上市大家就立刻赚钱了，美金就拿到手了，我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就是这种特别浅薄的对上市公司的认识。
当时不吸引外资是不行的，原因是这样的。第一，如果没有外来资本，我作为一个中国本土企业到美国去上市，很明显美国的投资者会不太信任，而且这个领域还没有先例。2005年百度还没上市，在美国中国的上市公司还很少，除了一些国有企业以外。在纽交所，新东方是第一家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民营公司，之前的另外十家上市的全是国有企业。第二，外来的资本一进来，就表明对新东方的发展十分看好。海外上市就好说了嘛，首先就是表明了这个公司是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这个不用我多解释了。我搭建海外结构就要有外来资本，没有海外结构，我就必须得到海外去成立一个公司，因为它必须要海外结构和国内结构相契合以后，才能拿到海外去上市。中国的公司自身在美国是不能上市的，不能直接到美国去上市的，一定要在国外搭一个海外结构再过去。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这个资金就必须引进来。
另外，定价的问题，当时新东方的股份不是留了10%吗。新东方的股份发放的时候，每股才2块钱人民币。老虎基金进来后的定价是什么呢？是2美元一股。2美元一股就等于16块钱人民币，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一股由2块钱一下变成16块钱了，翻了好几倍，大家当然很开心了。而且老虎基金的人还说，你们个人想卖的，我们还继续收，有多少收多少。当然每个人都不想卖了，因为大家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挺值钱的，就不舍得卖了。大家私下里一算，都变成了有钱人了。那个时候虽然还没上市呢，但每个人都知道，剩下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2005年我开始研究公司上市的程序了，这就必须请CFO了。请有上市经验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帮我们搭建新东方上市的财务班子、咨询班子和引进审计这些过程。最后我越研究上市公司越心虚，我真的有些不想上市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上市以后，谁都可以卖掉股票自由跑掉，就我不能卖股票，也跑不掉。
这是什么概念呢？因为美国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以后，只有三个月的锁定期，这期间限制交易。锁定期结束以后，谁都可以自由买卖股票，我也可以卖，但是我是被限定性的卖。另外就算我可以卖股票，但是我是新东方的董事长和老总，我就等于被锁在这个机构了。我一动，所有的股价以及股票持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别人都可以卖了股票离开，只有我不能离开，当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对上市就有点失去热情了。这个时候，即使我不想上市也不可能了，我已经挡不住上市的力量了。因为谁都会算的，就是说按照以前的分配方式，比如说年底分红，分十万，然而上市了，一下子就变成千万富翁，甚至有几个还能是亿万富翁。这种期望就不可阻挡了，也无法不上市了。
当然他们也会说，老俞，为什么不上市呢？上市了你是最有钱的啊。我说上市了我是最有钱，可是我还得在新东方干20年，我还得继续卖命20年。如果今后的20年年年分红的话，凭着我45%的股权，我说不定也分到同样的钱呢，没必要走上市这条路啊。
后来国际资本一进来，上市的呼声就更强烈了，因为国际资本更想上市。国际资本的人加上内部的这些股东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一致同意上市。我的45%的股份已经反对不了那55%的决定权了。谁要挡住上市，谁肯定就倒台了，而且当时我对上市也还是有新鲜感的，内心还是挺期望上市的。因为觉得自己能把新东方做成一个海外上市公司也是挺自豪的，也有上市的渴望。
前期开始引进审计、财务、公司治理结构，这样一些上市前的准备工作，就很自然地进行了。我也开始研究大量的上市公司的案例，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已经知道这些程序了。
新东方的公司结构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上市还需要请CFO，我必须找一个合格的CFO。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时三个应聘的CFO都在美国，我就飞到美国面试他们，从中挑选一个最合适的。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每人跟我住一天，跟我住一个房间。我试着从各方面了解他们，跟他们聊，天南海北地聊。我们住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话题很丰富，什么都聊到了。我要考察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能力，还有他们的人品，通过聊天我就可以知道他对各种事情的态度和立场。最后我就挑选了一个特别优秀的，也是我最满意的。他到现在还是新东方的CFO，当时只答应跟着我干两年，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现在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他还在新东方。
我是怎么看好这个人的呢？这也是我观察到的，比如说我请他跟我的家人一起吃饭，他吃饭时第一个菜就是夹给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人很爱孩子，而且知道轻重。然后再跟他一聊呢，就知道他对中国很熟悉，了解中国的国情。他的背景又特别好，斯坦福本科毕业，哈佛大学MBA，然后是伯克利大学法学博士，还是个华人。他一岁就到美国去了，我和他聊天也是看他的气场跟我对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开始互相说黄色笑话给对方听，我就知道这个气场对上了。
他一句国语都不会讲，但是会讲闽南话，他的父母是闽南的，但是却不会讲普通话。CFO本身就是用英文工作的，这不妨碍我们沟通和交流。因为一个上市公司是需要这样一个人的，他是内部财务的主控制人，实际上是叫主会计，或者叫做财务总监，对外叫CFO。所以CFO只有上市公司才有，不是上市公司的财务主管也叫CFO的，纯粹是把财务总监封了一个CFO的一个头衔，张冠李戴而已。他和一般的财务总监的工作是有分工的，当时我就知道，我内部的财务总监的能力达不到上市公司CFO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外请。而且当时老虎基金的人，来面试了我内部的财务人员了以后说，我的财务人员还不够上市的水平。
这样一来，最后就是外请人才，那这个人才的报酬就会高得多。后来我发现，这个人一进来，很多事情完全不用我操心了。很多事情，比如刚才我说的请审计也好，请外面的同行也好，请承销商也好，基本上不用我操心了，只要我拍板就可以了。五个承销商来面试了以后，他说俞老师，你选哪一个？我说你选哪一个，我们都同意，反正都差不多，你看上哪个我们就选哪个吧。他就给我推荐其中最优秀的两个，然后我们就选了那两家。
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原计划是在11月份左右上市。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8月份我们的材料刚开始准备的时候，中国的相关部门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说未来中国的企业如果到海外去上市，必须六部委联合签批，截止日期是9月8号。我们当时考虑即使过了9月8号，我们的各项条件和指标在海外上市也能上，不存在问题。但是，我们真的要上的时候，面对六部委联合审批手续和过程就复杂烦琐了，审核到我们这就不知什么时候了。所以我们在8月10号就做出了决定，把上市的时间大大提前，定在9月7号上市。
在这个时候，我们连招股说明书还没写出来，全部是连夜加班赶出来的。那段时间我一个星期几乎都没怎么睡觉，天天是招股说明书的事情，投行和我的CFO他们一起做。做完以后，我得阅读，我得仔细看，关键的地方我得认真看，还得有修改意见。
新东方的上市文件准备工作每天以上百页的速度向前推进，我的阅读速度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一本厚达二百多页的招股说明书，我几乎每天读一遍；新东方的原始财务数据，每天以几万个的速度在进行合并，由于财务自动化系统还没有到位，每个数据都必须进行人工核对；各种法律文件像雪片一样飞来飞去；专业的国际审计人员如狼似虎般紧盯着新东方的一举一动；这一切，都迫使我的神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且是对未来的恐惧。
自从创办新东方以来，我一直做的都是自己有把握的事，而这一次，我不仅没有把握，而且连头脑都摸不着。真像是开玩笑，一个连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都分不清的人，居然要面对几万个数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讲故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黔驴技穷，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我的招股说明书一稿打到美国证券委，跟美国证券委说明了时间的紧迫情况，要求他们三天以后把提问打过来。对方工作也很有效率，五天之后信息就反馈回来了，提出了30个疑问，因为美国证券委必须认真研究我们的招股说明书。
美国证券委对先前的一家中国上市公司就曾提出140个问题，对新东方只提了30个问题，这个情况就表明了我的CFO的确厉害，他做的招股说明书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方所有的疑问。他了解美国，知道美国的HEC就是个证券委，预计到他们会提什么问题，事先把这些问题都设计好了。对反馈回来的30个问题很快就答复了。我们再转回去，对方第二次就只提了4个问题。等到我们第三次递过去，对方就没任何问题了。美国方面说，允许新东方上市，你们自行定日子吧。
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8月23号，我们到香港开始路演。路演就是跑到全世界各地，给有投资意向的人描绘企业发展前景的动人故事，让大家相信我们，从而产生购买股票的冲动。我们计划一直演到9月6号，最后的地点是到纽约，然后在9月7号定价上市。路演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些没底，因为8月底到9月初是国际上投资人休假的时候，他们全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格米亚海滩上晒着太阳，洗海澡呢。我们有点悲观地说，路演的时候，这个股票买的人不会很多的。
当时老虎基金定的2块钱一股，我们绝对不可能2块钱一股到纽交所上市的。所以当时我们定价的时候，就把四股合一股。四股合一股就变成了8块钱一股。像某些上市公司老总和投资商在网上对骂的事情，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对骂。因为这个承销商，他唯一要做的是把公司的股票卖出去，卖出去他们就能赚钱。如果我们把股票价定得太高了，他就有可能卖不出去，那么他们就一分钱都拿不到，前面的工夫就全白费了。
其实我们新东方当时到香港去的时候，投资银行定价就是8美元，他们说定高了，担心到时候卖不出去。他们说我现在的财务，前半年利润没有增长，后半年他们也不确定我们的利润能不能增长，你让我们定这么高的价怎么卖得出去。结果投资银行把新东方价格定得很低，每股10美元都不到，他们的理由是这段时间由于是美国劳动节，华尔街投资者都在休假，没有多少人会买新东方的股票。这样轻蔑的说法让我很愤怒，我背起背包就准备回北京。最后投资银行不得不妥协，把价格定在了11至13美元。
他们还是对我们不放心，我就跟我的CFO讨论。CFO说只要我能保证后两个季度利润增长，剩下的事情他负责跟他们谈。我说我肯定保证利润增长，因为我知道，我前面的两个季度把拖后腿的包袱全部清理掉了，后面两个季度一定能赚钱的，当时我是有这个把握的。最后他们就谈，谈到最后从11美元开始路演。但是我的希望是能卖到13美元，这个想法没实现，然后我们就开始路演了。
我第一次站到讲台前竟然有点害怕，不仅因为不懂得如何路演，而且对自己蹩脚的英语口语感到恐惧。一个以英语培训为主业的公司，创始人居然讲一口“第三世界”英语，多跌份儿啊。但由于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我的角色，所以再次硬着头皮上，居然赢得了一些掌声和笑声，给我平添了不少信心。到后来居然达到了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境界，好在新东方团队的另外两位成员在我身边，帮我补救。他们分别是新东方的CFO
Louis和财务总监魏萍。Louis是典型的高智商又极通世故的人，口若悬河，有问必答。他多年投资银行家和律师的经历能把死人说活，而魏萍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性，结果我们三人搭起一台戏，居然唱得有声有色。最初我们只打算有四倍左右的认购量，但到路演结束居然达到了四十多倍，被华尔街认为是路演最成功的中国企业之一。
香港是路演的第一站，当时我们有个比较低的心理预期是最多能有十个人来就不错。前面说过，这个时间不是一个路演股票的好季节，所以我们的期望不是很大。乐观地估计最多能有十个人来就很好了，就是投资商来看看，基金管理人来听听。但是那天的现场竟然来了一百多人，大大超过了我们期望。来的业内人士还真不少，证明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新东方的股票，这么一来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再一看，其中一半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社会精英了。我在上面讲了一小时，用英文讲的。我讲完话走下来以后，他们根本就不问新东方的股票到底可靠不可靠，上来就是：“俞老师，能给我们多少股？”
看到有人认购了，我当时就很开心，所以答应得就特别慷慨。不管100万股，还是200万股我全答应了。不过这些都是口头答应的，并没有真正签合同。如果签合同的话就不一样了，我估计他们当时也不敢真的签合同，因为他们签了就要购买的。在香港一站，我们当时的融资目标是1.3亿美金。事实上香港一站就有两亿多美金认购了，大家的心里就都有底了。按照这个路演效果，到新加坡就会有5亿美金了，各个地方走一圈，最后到美国转下来最少是60亿美金认购新东方了。
我们路演的一路上有辛苦也有快乐，在香港两天后，我们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两天后，我们晚上又飞回香港。原定从香港机场直接飞到美国旧金山，结果由于晚点被迫在香港再住一晚。飞到旧金山后又马不停蹄飞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再飞往丹佛，从丹佛飞往巴尔的摩，从巴尔的摩到纽约，从纽约到波士顿，从波士顿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再回到纽约。每天基本上是午夜12点后进酒店，早上6点多就起床。每天要见十几批不同的人，和每一批人都要充满激情地讲同样的话，最后我看见人就想一脚踹过去。路演中最让我惊喜的是，很多基金经理都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让我省去了很多介绍新东方历史的口舌。当一圈路演结束回到纽约我再也不愿意走了，Louis和魏萍居然还兴致勃勃走了一趟伦敦。尽管辛苦，这一路也有快乐的插曲，曾经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在大浪中看金门大桥，在旧金山街头猛吃沿路叫卖的螃蟹，在街头碰上很多在新东方上过课的学生，还坐在飞机驾驶舱里看飞行员把飞机拉上天……
所以最后定价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价格不行了，最后定的价我开到了15美元。我的CFO分析得比我就更加有逻辑、更大胆，他说这个价定在17美元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说，算了吧，给投资机构和基金让点利吧。我也不知道开盘以后到底会值多少钱，别到开盘的时候跌破发行价了，那样就难堪了。
9月6号晚上，终于正式确定了上市销售的价格。由于需求旺盛，我们要求提价，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确定为15美元一股。紧接着就是把股票分配给谁的问题，投资银行的人有很多重要客户，僧多粥少，于是展开了激烈争夺。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站在一边，反正卖给谁都是卖。没想到最后我的电话也接连响起，一个接一个，这个电话说我曾经是你的学生，能不能多分配点，那个说我曾经坐在你上课的第一排，能不能照顾一下，吓得我赶紧把手机关上，然后傻笑着看Louis脸红脖子粗地和人争夺配额的分配权。那天晚上我的手机就不敢开机了。为什么？从香港这一路过来，基金管理人几乎全是新东方的学生，一到晚上打电话要股份的人就排起了队。最后我就只能说这个给三万，那个给五万了，最后就变成了想要也要不到了，因为上百个基金在那儿排着队等着购买呢。
这一天，新东方的初创元老徐小平、王强、钱永强和新东方另几位副总裁都到了纽约，等着第二天纽交所的新东方上市仪式。
我担心第二天开盘后，股价会不稳定，如果下跌得太惨，我就觉得会对新东方后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比如说大家兴高采烈地买了我的股票，第一天就亏本了，后面他还会继续买我的股票吗？当然不会了。所以，这个忧虑一直到开盘后才逐渐打消。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有利之处是，新东方个人持股的都没有主动卖的，卖的全是增资股，就是卖的是新增出来的股票，新东方的老股票没一个人跟着卖的。因为当时上市非常紧急，有很多新东方的元老也想跟着卖。后来我说，大家都不要卖，就是谁都别卖，我也不卖。这样的话，干干净净用新股上市对大家都有好处。
上市那天是9月7日，大家还是蛮快乐的，早上在纽交所开市敲钟的时候，我们是先进去跟纽交所的总裁吃了早餐。我们原来有过一面之缘，大家也算老相识了。因为新东方的人都能讲英文，所以双方的交流就不存在障碍。我们互相交换了礼物，所有的人都挺开心的。我们7点半来到华尔街的纽交所门口，看到印有新东方logo的巨幅横幅已经高高挂在纽交所的大楼上。在图标下面，中国国旗迎风飘扬，美国国旗在左，新东方旗帜在右，心里还是挺激动的。在纽交所周围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原来自从“911”之后，美国人害怕恐怖分子袭击，不允许人随便靠近纽交所大楼。我们经过了两三道关口后才进入了纽交所，纽交所的官员已经在等候，大家一起寒暄照相，又看到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合影也挂在墙上，顿时觉得中国离这里并不遥远。早餐后大家一起走向交易大厅，9点钟，我们在纽交所官员的陪同下，在二楼的阳台上，一起敲响了开市钟。紧接着大家一起在交易大厅等待新东方股票交易的开始。我们仰着脖子，盯着屏幕，都快变成鸭子了。但是新东方的第一笔交易迟迟没有开始，我的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不知道会是个什么价格呢，会不会跌破发行价。
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是9点钟敲的钟，直到10点45分，新东方的交易才出来。好像是系统出了技术问题，新东方的这个新股票就是上不来。直到10点45分左右，新东方股票突然出现在大显示屏上，跳出来的价位就是22美元多一些。比我们的心理预期要高出很多，看到之后大家都非常开心。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时的心情才逐渐安稳下来。当天晚上纽交所在纽交所大楼的地下室为我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功宴会，他们的总裁和副总都出现了，每人都做了一段演讲，我也上去做了一段演讲。最后纽交所的老总还说，我是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演说家的，我说我早已经就是演说家了，只不过我用英文演讲不太在行。
新东方上市终于大获成功了。头天晚上我在庆功宴会上做的演讲，主要内容是说新东方承担着对中国学生的使命，承担着对中国学生的责任。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辜负自己的良心和希望，希望我们上了市以后，依然有这样的良心和希望去做事情。也希望我们在纽交所能够跟你们成为朋友，借着纽交所这个平台让新东方在世界的轨道上发展和壮大，大概就是这样的讲话内容。
首日上市开盘就22美元，收盘是21美元多，第一天的表现非常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时我不让大家都跟着卖个人股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有点意见。他们说好不容易遇到了一次赚钱的机会，能把股票变成现金了，还不让卖。但是过了三个月，股票价格涨到了45美元，每个人都绷着这股喜悦的劲儿。到了45美元以后，大家又解禁了，就开始想着卖股票了。后来我们突然发现，如果大家乱卖的话，最后新东方就不值钱了。
这个人卖出去10万股，那个人卖出去20万股，股价很快就会从40元跌到20元的，这个道理是一定的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东方的原始股东全部在卖原始股，就表明对新东方的发展没有信心了。那么其余的人也会跟着出手，最后新东方的股票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我跟我的CFO一商量，最后就决定，要卖统一卖。我把他们集中起来开了个会，统计每个人到底要卖多少股。数据统计出来后，先放在这儿不卖。现在45元的价位，我们再去做一次路演，告诉对方我们为什么卖原始股，我们的做法是为了不让股票下跌。
当时大家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说，不能低于35块钱。因为我们觉得这么一路演，再这么多的原始股票抛到股市中，变成了流通股的话，一定至少下降5到7块钱，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以41.5美元就全部卖出去了，基本上就等于没降。因为我们出去路演的那天是43美元，路演了半天最后就降了一块五毛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毕竟新增出去了一百多万股了嘛，略有下降也是合理的，不过大家的腰包一下子鼓起来了。
对于股票和上市，我开始是几乎不懂的，好在我有善于学习的本事，遇到不懂的事情，除了通过看书弥补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内找到最合适的专家咨询。在新东方登陆纽交所的上市准备期间，我就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上市专家。上市之后，与投资者沟通以及并购方面的书籍我也是一直在研究。即便如此，当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在2007年突然抛售新东方股票时，我还是着实紧张了一把。
当时新东方的股价一路上涨到80美元以上，突然有一天开盘，新东方的股价猛然下挫了5美元。这一天新东方既没有发布财报，市面上也没有任何影响新东方业绩的消息，一定是有大机构在背后卖新东方的股票。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必须得谨慎对待，马上在后台查看，发现是大股东老虎环球基金在大量出货。此前，老虎基金曾经向我承诺在5年内不出售新东方股份的。
第二天，我给老虎环球基金中国区代表、也曾经是我的学生打电话，可是她也并不知情。原来，抛售新东方股票的是老虎环球在美国的基金经理做的。
老虎环球在2005年以每股2.225美元的价格投资新东方2250万美元，占到20%的股份。新东方上市时，老虎环球持有新东方14.91%的股份，经过再融资，他的股份被稀释了，共计2100多万股普通股。眼看新东方股价涨至80美元，在美国总部的基金经理迫于他的股东分红的压力就套现了部分股票。我们经过紧急的沟通，和对方达成了默契，无论怎么卖，按照什么方式卖，都不要冲击新东方的股价市场。
事实上，老虎环球后来在新东方股价跌至50美元时又将卖出的股份全数购回，这个波段操作净挣了几千万美元。不过在当时，老虎环球基金的举动带给我的是前所未有的担忧，因为他们手里拥有的股份非常大。如果他们全卖掉了，新东方的股价从80美元跌到20美元怎么办？
在上市过程中，我有一个前提，从做新东方开始我就知道，我自己怎么样没关系，但是新东方最好不要倒下去或者是不发展。因为它是从一个个学生做起来的，我对它真是充满了感情。所以任何对新东方有危险的事情，我都会特别谨慎小心，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另外，从新东方上市起，我就没认真看过新东方的股价。我认为新东方的股价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除非哪天我想卖自己的股票了。所以整天关注股价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股票要换成现金才是钱，不换成现金就算起起落落，对新东方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影响。
新东方内部有一个特点，从来不使用股份投票。虽然现在是上市公司了，也很少用股份说话，而且我现在占的股份也比较少了。上市公司如果要通过股东大会表决的话，那管理层基本上也就完蛋了。但是，选取董事会成员要走这个形式。我算是从一个创始人变成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职业经理人，现在算是个打工的了，尽管在新东方还占有股份，但是新东方的流通股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这些股份就掌握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手中。
自从经济危机一来，新东方的股票一直是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抗跌股，一直到今天，还特别稳定。当然这跟我们的努力有关，新东方的人都能讲英文，哪个投资者打来电话，我们就哇啦哇啦讲一通，然后想卖股票的听我们一说就晕了，不卖了。
而且新东方还有一个好处：学生都是先付学费再来上课，不会出现现金断流的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倒闭的现象。有这么一个基础在这儿，股东们觉得很踏实，而且他们发现我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也比较放心。这个特别重要，一个老总的身体如果出问题了，股票常常掉一倍。
中国人的冷漠和懦弱有时候特别可怕
不说这个经历，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辛酸，什么叫命大。这个事情全国人基本都知道了，说说也无妨，也算是我自己做事情不小心造成的后果吧。
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银行在星期六、星期天是不上班的，也不会上门来收款。而新东方的报名一般都是集中在周末，所以周末这两天收上来的钱就是最多的。一到星期六、星期天来报名的学生就十分多，收上来的学费数额有时候就很大，存放就成了大问题。当时新东方的办公室很破，那个墙用手一捅就能捅出个窟窿，放在办公室那儿我觉得挺不安全的。想来想去，就觉得家里关上门是最安全的，所以就会把钱拎回家存放。那个时候没料到，我已经被坏人盯上了，他们就等着在周末抢劫我，最后我就遭遇了被抢劫的经历。
后来想想那次被抢劫的经历挺后怕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惯犯，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在我之前已经连着抢了四个人，他们都是使用给动物麻醉用的大型麻醉针，一针下去，这个人基本上就不会醒过来了。我的遭遇也是一模一样的，从我身后上来就扎了一针麻醉针。我晕倒后他们从我身上掏出钥匙开了门，再把我拖进屋里，然后就把家里能找到的钱、摄像机，只要是贵重一些的，能拿的东西基本都洗劫了。
人往往在最危急的时候更能体现出潜能，我居然在一个小时以后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手被绑着，脚也被绑着，我就用下巴颏打了报警电话。一会儿警察就过来了，他们过来以后我又晕过去了，警察直接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居然抢救到第二天就苏醒过来了。后来医生都说太奇怪了，你怎么会中间醒过来还能自己报警？这么厉害的麻醉药，一头大象也睡过去了，你中间根本不可能醒过来，确实不应该醒过来，早就当场一命呜呼了。对我中间醒过来的事情，医生实在是纳闷了很久。后来医生说我抗麻醉能力这么强，也许跟我的酒量高有一点关系。
前天我去做肠胃镜检查，现在肠胃镜检查不是说无痛检查吗，其实就是全身麻醉。医生给我打完一针麻醉针，我还是跟他们谈笑风生。医生惊讶地说，别人半针就可以全麻醉了，你一针下去怎么还不晕过去呀。于是医生又给加了一针，这样我才晕睡过去，医生才给我做了肠胃检查。
其实这帮人拿走这些钱以后就真的打算远走高飞了，并且决定从此金盆洗手，不做坏事了。他们去开了一个工厂，这个厂做什么的我不知道。结果经营不善，一年没到，就把这些钱全花光了，厂子也没有做起来。没了来钱的路子，他们又开始想办法琢磨钱，他们犯罪的恶念一起，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不知不觉中又成了他们眼里的“摇钱树”了，第二次的遭遇比第一次更加凶险。
1999年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次危机，这几个劫匪又回来准备再次抢劫我了。他们设想在我家门口动手，这一次抢劫我的是四个人。因为遇到过一次危险了，这个时候就有点注意了，进进出出我已经有了一个司机跟随了。我们两个人从楼上一走下来就看到了这四个人，对方直奔我俩快步走过来了。我就发现这四个人的神情不对，当时我就反应很快，动作也特别机敏，立刻靠着墙角站住了，不能让他们从背后袭击我。结果其中的三个人越过我就冲着我的司机过去了，一瞬间，我还以为他们是过路的，以为没什么事儿了。结果最后面一个人突然掏出一把枪就顶在我胸口儿了，我的司机反应也很快，跟那三个人搏斗了一轮就找机会冲下楼跑出去喊人去了，那三个人紧追不舍跟着我的司机也冲了出去。
和我面对面的这个壮汉一米八零左右，很强壮，枪就顶在我身上，让我别动，还让我把钥匙拿出来。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把假枪，我就这样举着手，心里真的非常生气，真把我当成肥猪了，一次又一次地来抢劫我，但是我心里一点都没紧张，特别冷静地说：“钥匙在我的裤兜里，你自己掏吧。”就在他一分神要掏钥匙的一瞬间，我两个手就同时压下去了。我想要死也得死在外面，这一次，绝对不能进屋去，只要一进门，肯定是活不成了。
这一次遇险，我的头脑特别冷静。我就把他的手枪连同他的手一起握住，当时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下就把他握枪的手掰过去了，而且这么猛地用力一扳居然把枪给扳掉了。枪掉在了地上，我心里就有底了，就没这么紧张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把假枪，但是这把假枪也做得太逼真了，而且也很结实。我居然能从他手里把枪掰掉，真不知道当时那个力气怎么这么大。我估计那伙劫匪大概也没想到我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还能反抗，竟然把他的枪给下了，还和他对打起来。否则，这些抢匪绝不会用一个人控制我，另外三个人控制我的司机了。
劫匪没了枪，我俩就在楼道里厮打起来。我不能确定他身上有没有刀，所以不能给他腾出手的时间来，我就跟他拼了命了。我知道这个楼层里那个时间肯定有许多家里都是有人的，所以我就一边打一边喊，喊声非常大。我最低的希望就是能有人打开门或者在门里吆喝几声，就能把劫匪惊走，即使不出来在屋里打个“110”也行。
我们两个人搏斗了整整有五到十分钟，这几分钟的凶险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个要活命，另一个要置人于死地。他可以放弃打斗选择逃跑，我却是没有任何退路的，因为我和他照面了，当时我要是手软脚软，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说话了。打斗了几分钟，整个楼道十几户人家没有一户出来的，也没有人打电话报警。从那次以后我就意识到，中国人的冷漠和懦弱有的时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等到警察来了，家家户户都出来看热闹来了，这一点和鲁迅笔下描写的情节实在太相似了。
当时还有个可怕之处，就是那三个人放倒了我的司机，如果再返回来，我就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最后，那三个人一直没回来，这个壮汉没等来援兵，终于抵不住心理压力，气势就差了，就被我打跑了。
当时这个劫匪跑了之后还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个人跑开以后，慌慌张张地把手机掉在楼道里了。我走下去的时候发现手机掉到楼道里，就捡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掉了手机又急忙跑回来，看到我手里拿着他的手机站在楼道里，他就愣住了。我当时一点都没犹豫直接就把手机递给他了，这一瞬间没有任何的思考余地。我很清楚，如果不把手机还给他，他肯定跟我拼命了。因为我拿到了他的手机就等于拿到他的命了，在那个时候，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冒着风险回来找手机。我把手机给了他，他就迅速离开了，这几个人当时也没抓住，案子也没破。
从那个时候起，我身边开始有两个保镖了，一直到今天，我都有保镖跟随，不敢再大意了。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大家的命，还是新东方的命。不能新东方没干成，把命再丢了。两天后，我的保镖就到位了，我知道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个人生活就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我在家门口被抢劫的这个案子一直没破，直到2005年的时候，突然北京刑侦二队的一个队长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也认识很多年了。他说，抢劫你的那个团伙都抓起来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在2004年又害了另外一个人，这帮人做事情手段够残忍，也够绝的。他们把人放在绞肉机里面，人的骨头和肉全部绞碎，在下水道里冲掉了，连个影子都没了。据他们交代犯罪过程，当时我晕过去以后，也差点丢了性命。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发现我还有呼吸，北京的那个人是个头，东北的那几个是他的跟班。东北的那个人拿着刀就架在我脖子上了，说，头，把他留下以后会有危险的，万一他把你认出来，还是做了吧。这个头居然说，俞敏洪是个好人，给他留一条命吧，能不能活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后来我从警察那了解到，1995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抢劫我之前的三年，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从监狱里出来后他想改邪归正，就包了一个度假村，也是想做个好人的。新东方一到暑假，我们就要租度假村给学生们住、上课，新东方和他就这么有了工作上的接触。
我的员工就找到了他联系租用度假村的事情，找到他以后，一切谈妥，这个度假村就租用了，我们还交了预付款。因为对方要求先预付一部分款项，他怕我们上完课了不给钱，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我当时也是想以后可能会长期合作，所以就先预付了20万元，到时候多退少补。到了课程结束，财务人员前去结账的时候，一核算实际上我们只花了17万，就是说他还欠了我们3万元。
我的财务就去找他们退钱，说你们度假村应该把预付款中剩下的3万块钱退给我们。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把这些钱全花完了，就没办法退钱了，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手下老向我要钱，但是我确实没这个钱了。如果你们明年还想要用我的度假村，能不能挪到明年一起结算。我说，没事儿，这问题不大，如果明年我们还用你的度假村，我们就把这3万块钱从中扣除就行了，如果你实在没有就算了吧。
我的诚恳态度就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但是这个好印象带来另外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他发现我很有钱，不在乎这3万块钱。因为在九几年的时候，3万块钱可是一个大数了，他的度假村又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到了1998年的时候，他的债主来追债，他为了弄到钱，就重新想犯罪了，这个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了。所以他和他的手下就来回跟踪我，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察到。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个人开着汽车，跑来跑去，而且特别准时，因为这个时候我老婆和我女儿已经到国外去了，我就一个人住，住的还是公寓房。我每天晚上几点回家他们都清清楚楚，汽车停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清清楚楚，因为跟踪了我好长时间，掌握了我行动的规律，所以一弄就是一个准。他们算准了星期天晚上过来是最好的机会，因为知道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把一大笔钱拎回来。
这帮人，确实是抢了我不少钱的，有一二百万吧，全都拎走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二百万在当时可是个超级大数了。所以当他手下把刀架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就想起当年我没有逼他还钱的事情。他认为我是个好人，没逼着他要钱，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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