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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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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笔下，“老报人”和“史”是互为映衬的。通过“老报人”的故事折射时代风云的变迁与激荡；通过“史”的叙述，见证了老报人们各自的个人遭际与心路历程。其文朴实简练，其情悲悯，然不乏客观冷静。本书是对当代历史记录中的某些盲点和欠缺的有益填补，其所附录的“1949—1957中国新闻大事记”，更是为了解中国当代新闻史、政治史提供了最原始最直观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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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储安平、王芸生、罗隆基、浦熙修、徐铸成、聂绀弩、赵超构、萧乾、杨刚、范长江、邓拓、恽逸群，是中国新闻史上、报业史上熠熠闪光的明星。他们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在旧时代，他们都不失为敢于向强权抗争与揭露社会不公的斗士，而进入新社会之后，面对新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彷徨、困惑……
作者以凝重冷静的史家笔墨，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与才情以及在时代风云变幻下起伏跌宕的个人命运和心路历程。
十二个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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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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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顺，安徽郎溪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媒体从业人员，现供职于深圳某报。近年从事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岭南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合著）、《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容庚传》（合著）等，与人合编过《深圳九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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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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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朱正
前言
一、“《大公报》已没有必要恢复”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梦最终会圆
少年王芸生
王芸生与革命
王芸生与张季鸾
王芸生与蒋介石
王芸生与毛泽东
王芸生与陈布雷
王芸生的新闻观
王芸生与《大公报》的结局
晚年王芸生
王芸生年表简编
二、“阳谋”盯上了徐铸成
“独身主义”的终结
《大公报》的洗礼
《文汇报》的掌门人
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
从“公私合营”到《教师报》
亲历“阳谋”
“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徐铸成年表简编
三、储安平：我要扛一扛风浪
储安平失踪之谜
新月派的后起之秀
负笈英伦
从《客观》到《观察》
《观察》为什么被查封
《观察》的回光返照
出任《光明日报》总编
向“党天下”进言
感到无地自容
储安平年表简编
四、赵超构：软些软些再软些
识潮流的杂文家
从《朝报》到《新民报》
延安和重庆
《新民报》之厄运
进入新社会的代价
“睡不着觉是好事”
“老将”再次出马
赵超构年表简编
五、浦熙修：两帅之间另一帅
罐中的两只蟋蟀
《新民报》的“浦二姐”
“我愿向他们倾诉一切”
“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
“我们应该加倍努力工作”
《文汇报》的能干女将
“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
“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
浦熙修年表简编
六、罗隆基：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政论家之大忌
从安福到清华
书生论政
“我要我的兄弟都读你的社论”
政治活动家
管木头的部长
“帅上有帅”
罗隆基年表简编
七、萧乾挤进新社会以后
从右转左，是福是祸？
流浪少年与新闻结缘
从抗日前线到欧洲战场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从“新路”向左转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
“他原来是一条泥鳅”
他的第二辈子
萧乾年表简编
八、是谁迫害了聂绀弩？
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文化程度——高小
短命副刊的编辑
“真正的新闻记者”
从特嫌到右派
“注诗就是破案”
“是泪是花还是血？”
聂绀弩年表简编
九、杨刚与《大公报》的终结
激情的火焰开始熄灭
叛逆的女革命家
“浩烈之徒”驰骋报界
《大公报》的终结者
像机器一样工作
理想主义的殉葬者
杨刚年表简编
十、报界“彗星”恽逸群
“倒霉人依然活着”
“我们要和无耻抗争”
新闻快手与地下情报员
大上海的报业巨头
最早中箭落马者
晚年的悲剧遭遇
恽逸群年表简编
十一、邓拓：文章满纸书生泪
书生办报的末路
史学天才选择了革命
红色报人与毛泽东迷
主政《人民日报》
反冒进与“书生办报”
“双百”方针与“死人办报”
“三家村”与邓拓之死
邓拓年表简编
十二、天才记者远离了新闻
——范长江的幸与不幸
他的才能究竟何在？
茫然的青年探索者
《大公报》的旅行记者
延安窑洞的座上客
红色新闻的马前卒
新中国的接收大员
失意的科技官员
范长江年表简编
附录一
194901957年中国新闻大事记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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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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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公报》已没有必要恢复”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王芸生是“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典型。著名报人俞颂华曾经说，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为世人所传诵，是因为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说一般人民想要说的话。这一评价相当高，王芸生也实至名归。但这是指1949年以前的王芸生，1949年之后又另当别论了。
1949年之后，王芸生的名字几乎被国人遗忘，他的名气远远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徐铸成和储安平大。其实论成就、论历史地位，他要远远高于后两者。究其原因，恐怕跟他当年没有被打成右派有关，也就是说，跟他的沉默有关。
2002年，《大公报》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内又掀起一股《大公报》热，国人才又把王芸生捡起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我们评说文化人，往往要追究一个晚节的问题。王芸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与曹谷冰合著《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全盘否定《大公报》的历史，不仅自责自污，而且还向张季鸾泼了一身污水，他因此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诟病。王芸生先生的贤嗣王芝琛，以解放后培养出的理工科高材生的出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公心，当然也有为父亲正名的私心，撰写了《百年沧桑》和《一代报人王芸生》这两部著作，还公布了王芸生临终前的有关谈话，才让我们部分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原貌。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那样“自我讨伐”式的长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临终前对张季鸾之子张士基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王芝琛认为，其父当时实在顶不住压力。他的压力有多大？据说周恩来跟他谈过三次话，最后一次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终于在权力意志面前弯折了。其实王芸生也算是“自投罗网”，当年杨刚从美国回来，奉命跟他谈《大公报》的转向，杨刚虽是共产党员，但也并没有拿枪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解放区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甚至看过延安的报纸关于王实味的报道。但他终于“向左转”，他后来写《胜利无望》、《我到解放区来》和《大公报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自愿。为什么？因为他离不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因为他希望《大公报》能一路走下去。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公报》的国家至上主义。张季鸾过去常说：老记者如果不记就成“老者”了。1949年后的王芸生彻底变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论政”已成明白黄花，他晚年甚至不愿再写自传和回忆录。但是王芸生还算是幸运的，他在临终前终于吐露出心声，于后人这仍是一笔宝贵财富。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记者节社评中的那句话：“理想的梦，最终会圆的。”
王芸生与蒋介石与张季鸾一样，王芸生跟蒋介石的交往，也是建立在《大公报》事业的基础上。王芸生任武汉《大公报》编辑主任后开始参与写作社评，并为《国闻周刊》写作时评。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王芸生的社评自然离不开唤起民众奋起抗争这一主题。他对“不抵抗主义”深表不满，却对蒋介石个人寄予厚望。他曾在《国闻周报》撰文指出：“说到政府和领袖，人们尽管骂他不好，我却持有一种宽恕态度。”“譬如蒋介石，以地位论，做过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还想做什么官？以金钱论，当然有富家翁的资格，自然不须再挣钱来维持生活。所以有人揣度他在争权力，我不相信。我希望他的不肯撒手，是为了贯彻他的信念——希望在他把握政权的时候把国家弄好了。那么，你就本着这种信念去做，一秉至诚公正乃心地去做，国家还给你这种机会！”
1934年8月，张季鸾安排王芸生赴江西庐山采访。当时庐山在蒋介石的营造下已经成为政治名山，云集国内国际各方政要，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后名声鹊起，被公认为中日问题专家，派他上庐山是理所当然。这是王芸生第一次出门采访，他8月8日出发，9月9日归来，前后共33天，其中在庐山牯岭住了24天。此次出行，收获匪浅，他自己曾说：“这次旅行经过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见过不少朝野要人。汪（精卫）、蒋（介石）、林（森）、段（祺瑞）是国家先后四位元首，这次都见到了。余如各部部长、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各地学者，就是我们同业也会见了几位。”
此次上庐山，王芸生两次谒见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第一次是8月23日，蒋介石很直率地说，他没时间全部读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希望王芸生下次给他讲课，题目是“三国干涉还辽”，他希望了解更多细节。于是就有了9月3日的第二次谒见。这一次，王芸生给蒋介石讲述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一段：“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有割让辽东半岛的一条。这使沙皇俄国感到很大震动，于是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在《马关条约》签字6天后，向日本正式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日本估计在军事上无力对抗以俄为首的这三国，英美也不可能给日本以实际帮助，只好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与李鸿章再次谈判。结果是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换取日本将已到手的辽东半岛退回。”
王芸生访蒋后不久曾撰文说：“我对于蒋先生的印象，觉得可用‘虚怀、热诚、苦干’六个字概括之。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求知识的心还很盛，虽然若有不足，可称虚怀。”1949年后，王芸生为形势所迫人云亦云，说蒋介石此次在庐山请专家学者讲课是“伪装”，是为了“替他制定反动政策找根据”。
1938年1月，王芸生任汉口《大公报》编辑主任之初，正值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政治部主任陈诚亲自邀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部长，但遭到婉拒。陈诚不久又送来政治部设计委员聘书，每月支付300元津贴，王芸生又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回绝了，意思是头上已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迁到重庆后，王芸生又收到国民政府聘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聘书。这次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电话来劝说，他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3月底，军委会送来相当数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书和薪水一起退回去，此举受到张季鸾的称赞。
1941年11月，重庆发生“飞机洋狗”事件——国难危重之际，孔祥熙之女孔令俊居然带着几条洋狗从香港飞渝。王芸生发表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将此事公开，引致舆论哗然。因为涉及孔家，蒋介石甚为恼怒，又不好向《大公报》发作。交通部于12月29日致函《大公报》，要求更正。《大公报》来函照登，“飞机洋狗事件”越描越黑，终致遵义浙江大学和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游行示威，甚至有学生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蒋介石怕风潮扩大，令陈布雷找王芸生再写一篇社评，劝学生不要闹事。王芸生于1942年1月22日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劝学生不要游行。文章即出，遭到许多读者质问。这大概也是王芸生和《大公报》对蒋介石为数不多的迁就之一。
1942年，河南发生严重旱灾，饿死几百万人，而国民政府仍向河南勒逼征粮。重庆《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载记者张高峰自河南叶县寄来的通讯《豫灾实录》，揭露灾民惨况。次日，王芸生根据这篇通讯，对比重庆，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蒋介石看了这两篇文章大感震怒，重庆新闻检查所当晚即向《大公报》送去“军委会”限令停刊三天的命令。但是停刊3天之后，《大公报》的发行量却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停刊归停刊，此时蒋介石对王芸生及《大公报》还是有所倚重。长沙弃守后，重庆一片惊慌。蒋介石邀请王芸生到重庆南岸黄山长谈。他责怪美国不仁不义：“罗斯福因为怕斯大林，竟压迫我向共产党投降。”王芸生则对他说，罗斯福不满意，主要是军事上少胜利，对内又不能倡导民主建国。之后日军进犯贵州，蒋介石密令火烧贵阳，王芸生心急如焚，抗检发表《最近的战局观》，劝蒋介石前往贵阳督战，他以为贵阳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抗战胜利之后，王芸生又发表一系列社评，希望不要发生内战，“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一切措施，都不可以党为出发点，应该以国家为出发点。”
但是王芸生的“书生论政”无法改变国内局势，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此消彼长，他和《大公报》甚至无法保持在国共之间的中立立场。
1948年底，王芸生在杨刚、李纯青策动下秘密抵达香港。11月10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一文，其中说：“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
这篇文章，标志着所谓“《大公报》起义”，也标志着王芸生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王芸生与毛泽东
王芸生与毛泽东的交往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之前与1949年之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著名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表达极度喜悦的心情，甚为贴切。社评结尾透露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渝谈判的消息：“在我们欢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这真是令人兴奋欣慰。当此重大时会，国家今后的治乱，人民固然有责，而其转捩与善导，毕竟握一二贤明领袖之手。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邀请电后，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恳切地向重庆各界发出倡议：“最后，我们愿附带表示一点希望。既然大家都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前来重庆，就要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和环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各方面都应该持重莫发。”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29日，《大公报》发表子冈采写的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他说：“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鸡尾酒会，王芸生经人介绍与毛泽东第一次晤面，毛紧紧握住王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而宣传。”
9月5日下午，王芸生与毛泽东第一次正式会晤，地点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同时在座。王芸生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健谈，谈话时旁若无人。毛泽东还特意留王芸生等人吃便饭，周恩来与王若飞作陪。此次谈话内容，《大公报》第二天以《毛泽东对本报记者谈，愿团结商谈早获结果》作了披露：“毛泽东昨日午后接见本报记者称，来渝五日，与中央谈商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之事体，然统一的政军令必需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
9月20日，还是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毛泽东再次会见王芸生等三人，再次进行长谈。王芸生希望共产党方面以团结为重，共同建国，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反复强调“和为贵”。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王芸生自是如此。他以《大公报》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设宴招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著名的“炉灶谈话”即出自此次宴会：王芸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这次谈话被传为毛泽东“怒斥”王芸生。王芸生感到很委屈，他说：宴会期间气氛融洽，毛泽东语含幽默，事后还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怎么可能当面怒斥主人？
1945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在军委会礼堂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这是谈判协定签字前夕。王芸生也应邀出席宴会，他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席间演说时喊出的那句“蒋委员长万岁！”。事后张治中问王芸生对这句口号有何感想，王芸生一时语塞，只说表示惊讶。对这一历史细节，次日《大公报》有详细记录：“毛先生说：‘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难是有的，’毛先生说到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不怕困难！各党派不怕困难，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我们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克服困难，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家一条心，要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鼓掌）毛先生更郑重声明：‘我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合作。困难会打消的。’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重庆谈判是边打边谈的，特别到了后期，局部已闻内战枪声，重庆的空气也为之凝重。王芸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专门拜访章士钊，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章士钊也有同感，最后由他出面向毛泽东提出。对章士钊、王芸生的好意，想必毛泽东还是心存感激的。当王芸生还在为那句“蒋委员长万岁”感到不解时，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已在重庆发表。王芸生感到这是毛泽东帝王思想的表露，是对中国和平的威胁。他当即发表陈年旧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当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议也已召开，毛泽东眺望茫茫雪野，顿时萌生江山初定的豪迈，诗绪难抑，便挥毫写就这阙大气磅礴的词作。1945年10月，即将离开重庆的毛泽东将它重抄后送给柳亚子，柳亚子即唱和一首《沁园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其词后自跋曰：“余识润之，在1926年5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及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泡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
柳亚子又将《沁园春?雪》毛泽东墨迹连同自己和作转赠著名画家尹瘦石，而率先发表它的却是《新民报晚刊》。吴祖光时任该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辑，他从多处抄得此词不完全稿，拼合完整，于11月14日刊出，并加有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此词既发，在重庆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引起很大震荡，王芸生读后更是心绪难平。他把自己压于箱底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翻出来，于12月16日起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并加注“补识”，“补识”云：“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王芸生在文中表露出对内战的忧虑，他在回顾两千多年专制史之后，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
王芸生此前写给傅斯年的一封短信，也表露出对毛泽东这首词的看法：“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这封信被收入近期台湾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幸得毛泽东当年没有看见。王芸生与傅斯年志趣相投，私交很好。王芸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傅孟真（傅斯年字）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我说，这道理真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部分的人事关系。”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发表后，赞誉者甚众，诋毁者也不乏其人。郭沫若撰文《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在《周报》和《萌芽》上同时刊登，对王芸生点名批评：“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王芸生在重庆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与他的下半生纠缠不清，既给他带来过幸福的回忆，更给了他许多痛苦的现实。
1949年，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非常沮丧，他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还四处活动力图恢复《大公报》旧名，但当知道《进步日报》之名为毛泽东钦定时，惟有一声叹息。上海《大公报》虽然保住原名，但其发行量从解放初期的16万份逐渐降到1952年的6万份，广告收入也大减，全靠政府借款维持。经过再三考虑，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报告报社情况，并请示应如何处理。
1952年夏天，王芸生奉召晋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并指示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馆址建成后迁京出版。报纸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为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报纸。王芸生担心两报合并不便管理，担心不熟悉财经，搞不好办砸了。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两家原来都是《大公报》，本来是一家嘛。《大公报》人才济济，现在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争取世界和平服务，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嘛！”当王芸生起身告辞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王大公，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毛泽东的话只能当作一句玩笑，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王芸生收复的失地已经不姓“大公”了。也许王芸生已经忘记他关于“不要另起炉灶”的提议，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1953年9月18日，最高国务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因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发生“雅量”之争。毛泽东当时大声呵斥梁漱溟，讽刺他“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还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突然他话锋一转，提出当年在重庆参加谈判时“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王芸生正在现场，听到此话，他腾地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
参加完会议后他回到《大公报》，立即向全体同仁传达会议情况。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吴永良回忆，王芸生传达中没有关于“另起炉灶”的细节，但吴永良听说王芸生向个别人转述此事时“内心十分惕息”。好在毛泽东没有过分计较，“炉灶谈话”风波就此结束。
1957年《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都成了右派，作为《大公报》的当家人，王芸生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毛说：“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想授人以柄，说中共容不下所有“民办”报纸，而潜意识里，恐怕同时也想报答王芸生在重庆时对他的礼遇。
1972年，王芸生正在北京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事先翻阅过王芸生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接待当天，他突然对在场的周恩来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王芸生未及参加接待，但此后周恩来安排他结束“劳改”生活，恢复生活待遇、医疗保健等。王芸生1973年4月还曾赴日访问。
…… 浦熙修：两帅之间另一帅
罐中的两只蟋蟀在很多人的眼里，浦熙修这个名字具有“出卖”和“背叛”的含义。1957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之后，浦熙修为了自保，反戈一击，将自己10年的恋人罗隆基推向绝地，她甚至公开了罗隆基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罗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想篡权的王莽”。章诒和在回忆罗隆基的文章《一片青山了此身》中说，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罗隆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言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条条致命呀！’”
浦熙修保住了政协委员的职务，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于1959年被率先摘去。但她当年公开罗隆基私人信件的行为却广为诟病。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说：“制度没有规定一位女性必须捏造自己情人的罪过，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罗隆基是地主的儿子（在那个时代这本身就是罪过）而且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以便通过出卖情人而解脱自己”。浦熙修就是这样被人斥为“无耻之尤”的。
“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面对学者们的置疑，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在《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一书中是这样回答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所说的吧：‘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却还没有意识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卖了’”，因而“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朱正当年也曾是报人，也曾被划为右派，他在《报人浦熙修》一书中对传主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说：“一个纯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愿望，当作现实去追求，哪里能够懂得实际的政治是多么复杂啊！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错误，许多知识分子犯的也是这个错误。甚至比她更老练更自负的罗隆基，他不会承认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实，他懂得了多少呢？”
曾几何时，浦熙修是一位优秀的报人：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她露过“飞机洋狗”事件，采写过精彩的38位政协代表的访问记；在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她如实报道过“5?20”大游行，为香港《文汇报》写过鞭辟入里的“南京通讯”。但这样优秀的记者后来却没有了用武之地，虽然1956年《文汇报》复刊后，她有过短暂的辉煌，那也不过是被人设下的一道陷阱。在那个年代，个人感情与现实政治相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个人名节在疾风暴雨式的斗争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浦熙修对罗隆基的揭批，让我想起了国人斗蟋蟀的游戏。罐内自相残杀的同类固然残忍，但更残忍的是罐外的看客。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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