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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l讲座教授。他写作并编辑了多部著作，包括《新型民主下变动的司法和法治》（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ew Democracies）等。 目錄： 序 导论 《政治学评论》的起源（詹姆斯?麦克亚当斯） 第一章 雅克?马里坦：多维人文主义与现代危机（1939） 第二章 戴斯蒙?费茨杰拉德：基督教领导人面临的问题（1939） 第三章 C．J．弗里德里希：国家的神化（1939） 第四章 丹尼斯?德?鲁日蒙：情感和希特勒主义的起源（1941） 第五章 雅克?马里坦：人类的永生（1941） 第六章 雅克?马里坦：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终结（1942） 第七章 约翰?内夫：哲学的价值和文明的未来（1943） 第八章 阿隆?古尔维奇：当代虚无主义（1945） 第九章 雅克?马里坦：位格与公共的善（1946） 第十章 约翰?内夫：建筑学与西方文明（1946） 第十一章 约瑟夫?皮珀：人类的基督教观念（1949） 第十二章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力与历史方法（1950） 第十三章：埃里克?沃格林：极权主义的起源（1953） 汉娜?阿伦特：回应 埃里克?沃格林：总结 第十四章 罗素?柯克：社会正义和大众文化（1954） 第十五章 罗伯特?施特劳斯-休普：战争与和平（1954） 第十六章 沃特马?古里安：基督教宣传者（1954） 第十七章 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的权威（1956） 第十八章 路易斯?德?罗梅克：圣?托马斯在今天意味着什么？（1958） 第十九章 弗兰克?奥马里：教会里的思想家——纽曼的思想（1959） 第二十章 格伦?廷德：人类的疏远和政治思想的失败”（1959） 第二十一章 伊夫?西蒙：公共利益与公共行为（1960） 第二十二章 约翰?内夫：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身是我们的目的吗？（1962） 內容試閱： 导论 《政治学评论》的起源 詹姆斯?麦克亚当斯 “《政治学评论》主要运用技术和制度分析来研究世界政治现实的哲学和史学研究方法。” 这句简短的评语是圣母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弗兰克?奥马里（Frank O’Malley）在《政治学评论》1939年创刊时写在初版扉页上的。奥马里对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分，史学的的和哲学的，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些晦涩甚至空洞。然而，在1939年，他与当时各阶层训练有素的学者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政治学研究方法来突出当时的庞大历史画卷，提出宏大的命题。对他们来说，德国和俄国出现的新型独裁政权和欧洲越来越近的更具毁灭性的战争阴影意味着世界事务将以一种不受人类感情因素影响的方式向前发展。聚拢在这本新期刊周围的作者和机构，包括它的创始人沃特马?古里安（Waldmer Gurian）, 他的合作伙伴奥马里（Frank O’Malley），赫门斯（FA Hermens） 和麦卡沃伊（Rev Thomas McAvoy），英联邦科学委员会（C.S.C），以及一大批杰出的美国和欧洲移民作家，例如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伊夫?西蒙（Yves Simon），都试图揭示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以及道义上的后果。他们也希望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学者分享他们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对于《政治学评论》（以下简称《评论》）的创立者和很多做出贡献的人来说，退回到象牙塔中钻研纯粹的学术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这些信念来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当然，《评论》的作者中也有很多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任何对政治学性质和目的的探索都不能忽略是非对错。 对于很多现在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来说，当年那些学者们在价值取向引导下对现代事物的理解完全与现在的学者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过去的很多尚未解决的重大的矛盾冲突在后冷战时代都大大缓解了。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后的理论挑战——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寿终正寝。多亏了在拉美、东欧和亚洲的民主启蒙和通信技术的爆炸性发展，21世纪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国内动荡和国际战争的威胁都在不断减弱。结果，很多当代的理论家都认为他们首要的任务不是对人们的选择报以怀疑的态度，而是使用各种复杂的分析方法来弄清楚这些选择。 让我们来想想《评论》创立者们的折中理念，没理由认为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些方法，事实上他们身陷冷战或热战的悲剧当中。他们喜欢把自己标榜为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天真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为人类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更新或者修改。实际上，在西方社会出现大量新的威胁，例如恐怖主义、生物战争等的情况下，学者们仍然对人类的进步充满信心让我们感到很奇怪。然而，我将在后面提到，《评论》的作者们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这个立场出发，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对人类的价值历经半个多世纪仍然不变，仅仅需要重新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存在的性质该如何理解？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能够了解多少？在一个遍布和我们一样的人类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这本书由1939年到1962年之间《政治学评论》最重要的一些文章组成，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理解现代的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早期的作者们对自己责任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他们互不认同各自的具体形式。他们的一些学术分歧意义深远。他们的政治学理论范畴涵盖从基督教民主主义到社会进步主义、土地平均主义、辉格派保守主义等众多流派，但是没有一个人坚持极端的立场。因此，如果《评论》的编辑们非要坚持文章风格的统一，或者由于是由基督教学府——圣母大学出版，编辑们要求文章风格符合为圣母大学代言的作用，这本期刊就一定不会获得成功。编辑们就永远不会引起该时期那些最伟大的学者们的注意，永远不会说服他们在自己的刊物里发表那些划时代的作品。现在看来，《评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的作者们希望有一个独立发挥的平台，以便于他们发表各自不同的学术观点，讨论困扰他们的问题。 要想将本书中所包含的那个时代的学术精英一一列举是一件困难的事，哲学家包括西蒙，约瑟夫?皮珀,　格伦?廷德, 路易斯德?罗梅克, 丹尼斯?德鲁日蒙，列奥?施特劳斯。宗教学家包括耶稣会士里夫?默里。历史学家包括汉斯?科恩，贝特菲尔德，凯尔泰斯，道森，其他一些作者包括处于新出现的社会科学前沿的赫门斯，弗里德里希,罗希特，休普，摩根索。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包括约翰?内夫，加尔布雷斯和彼得?德鲁克，还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他们的作品内容过于丰富以至于很难将他们限制在一个领域之内，这些人包括汉娜?阿伦特，雅克?马里坦，哈特金斯，莫蒂默和艾里克?沃格林。最后，在《评论》发表文章的还有一些政治家，老一代的政治家以菲兹杰拉德和斯图佐为代表，前者是爱尔兰首位外交部长，后者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新一代的政治家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乔治凯南和保罗?尼彻等人。 仅是这些名字就可以吸引任何一位读者的注意，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各章节的主旨，我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评论》虽然具有如此多元的范式和学术视野，却能够从第一版开始就能够吸引那么多杰出的学者发表文章。我觉得尽管学者们有分歧，但有三个因素使他们的结合更加牢固：一个鼓舞人心的主编，政治史学家沃特马?古里安；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世界；一个令人振奋的学术思想的合流时代。第二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读者要阅读这些文章？答案很简单，这些文章都是一些杰出学者们对他们所处时代的观察和思考。如果有人不满足于仅仅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的描述，这个答案就不能让他满意。我只能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学者们在《评论》当中热烈讨论的问题在如今的时代仍然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最后，我将在本章的末尾简要解释为什么我选择这几篇文章出现在本书中。 《政治学评论》的创立 历史学家们常常争论个人对事件结果影响的程度，究竟是个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环境成就了个人的伟业。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可能性，在所有促使《评论》诞生的因素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它的创办人沃特马?古里安。从很多方面来看，古里安的个人信誉建立在他与很多作者共同的人生经历之上。他1902年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的父母离异，他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搬到了柏林，在那里母亲带着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古里安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法学和政治学，师从于两位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来由于施密特转向了民族社会主义，古里安与之决裂。1934年，古里安逃往瑞士以躲避政治迫害。在那里，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份反纳粹的周刊——《德国来信》（Die Deutsche briefe）， 1937年，圣母大学校长法国人奥哈拉（John O’hara）给了古里安和其他很多欧洲流亡学者教授职位，让他们在这里执教。 古里安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很多具有开创性的知识分子吸引到他的团队中来。在去美国之前，他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圈中就很有名气，一方面是因为他广博的学术视野，从哲学到历史学到文学再到艺术，他都具有不同寻常的造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熟稔国际政治。比如，古里安是第一位从制度的角度比较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似之处的学者。这个结论被后来的许多政治学家奉为圭臬。此外，评论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个人的舞台，使他能够主持一些论题，比如“希特勒政权的根源”，“永久的和平”，“国际关系研究”，等等，汉娜?阿伦特就对他超乎寻常的研究兴趣印象深刻，她后来在《评论》中写道：古里安的兴趣就像他的胃口一样，不仅仅对枯燥的学术问题感兴趣，他对几乎所有人类世界的事物都有浓厚兴趣。总之，作为一本学术刊物的主编，古里安具有那种魅力来说服他的作者们把枯燥的学术，单调的生活和身边的事物协调一致。 古里安对编辑职业的理解根植于一个始终坚持的信念：一本好的学术期刊要致力于研究同时代重大的哲学命题，要把多元世界的不同景象集中起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政治上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来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而好的学术期刊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幸亏圣母大学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位于美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罗马教廷，从而有比较宽松的环境，而且它的管理层渴望建立学校的学术声誉。古里安在编辑过程中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度，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古里安乐于将《评论》从教会普遍的错误倾向上纠正过来，一些宗教权威倾向与极权主义运动和独裁者——如法兰西行动派、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媾和。他以一贯尖锐的风格讽刺那些教会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说他们应该为今天教会的僵化和偏狭负责。据说，在1941年他曾说过：如果圣?托马斯（托马斯?阿奎那）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拥护佛朗哥、提索和贝当，圣?托马斯就是今天的孔瑞德。 由于在圣母大学执教期间古里安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把目光集中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威胁，欧洲民主和平的前景——因此我们要了解他的宣传理念就必须回顾他到美国之前的经历。在1931年他的一次名为《基督教宣传者》（本书第16章）的演讲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阐述。1954年在他死后不久这篇演讲发表在《评论》上。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因为他在文章当中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作为一名基督教刊物编辑的责任，这些都反映在了《评论》的办刊理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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