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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抗日烽火初起，宋哲元已为二十九军立下军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七十五年过去了，有未战死的幸存老兵，他们重回卢沟桥，做最后一次集结。
之所以说他们是幸存老兵，一方面，是因为从抗日战起到今天，已近八十年，当年英勇的壮士如今已近百岁，长寿百岁的普通人尚且不多，更何况历经战乱的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残酷。而二十九军恰处于抗日战起的最前线，从1933年的喜峰口抗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他们英勇且顽强，抱有必死之信念。
方军采访那些老兵，听他们讲战争，讲人生，讲得失，讲命运。从一个有悲悯心的愤青，一直听到现在，他成了那个愿意将悲悯和愤怒平静叙述的讲故事的人。
听故事的人，也许悲悯，也许愤怒。
但这就是历史，不容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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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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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军从1997年开始采访曾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并以口述实录的形式将这些采访整理成文。本书所集，为方军自2003起采访到的曾服役于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幸存老兵，共17人。侥幸活至今天，他们已成为活着的历史巨著。方军将他们当作活着的历史，一篇篇记述下来，其中既有老兵们口述的战争经历：如何在缺少兵器的情况下用大刀杀敌，在卢沟桥事变中，作为最前沿的部队，如何应对敌人的挑衅，以及如何在后方照顾伤兵，等等；也有方军从采访者的角度，对他们现在生活的实录。对于这些耄耋老人曾经遭遇的种种悲欢离合，甚至不公待遇，方军有自己的看法：抗日英雄不应被忘记，无论他是国军还是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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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84年，方军为《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服务，是日本记者的助手；199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方军偶然结识了一些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与他们聊天带给方军的震惊感不是用他所能了解到的历史来解释的，于是，他把所有的聊天整理成采访手记，并于1997年回国后出版，书名就叫：《我认识的鬼子兵》。这本书因对老鬼子们独特的战争反思和沉重的负罪感的口述实录而震惊了国人，轰动一时。
回国后，方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在这个便利的工作环境中，他又以各种方式结识了更多的中国老兵。中国老兵给他带来的采访感受与日本兵完全不同。那种感动和无奈流露在字里行间，令读者不禁与他一起唏嘘不已。感谢网络，他将这些文字放在他的私人博客里，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那些无论曾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或飞虎队员的老兵，曾经怎样为国家而战，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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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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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什么要“最后一次集结”1
韩立才：七七事变最后的证言者3
金振中：卢沟桥前线的直接指挥官21
杨云峰：抡起二十九军的大刀36
王延洲：王牌飞行员的抗日史45
王世江：从国军士兵到解放军司令55
沈甸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人生66
马步先：卢沟桥事变的“活字典”75
孙敬生：我想要一枚抗战胜利纪念 章80
张可宗：黄埔十八期毕业生85
付锡庆：杀过日寇，也扫过大街92
刘思远：夜潜敌营的“奋勇队”队员99
王自治：为国家而战的老兵107
崔金品：我想和温总理握手115
姚爱华：战地救护队的女护士131
赵新立：回忆“七七事变”经历140
王寿延：脑壳被打凹的二十九军军医146
崔蕴秋：迟来的葬礼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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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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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峰：抡起二十九军的大刀
一、二十九军的大片刀
杨云峰，1907年生人。1926年，他在绥远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杨云峰当时所在的部队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杨老头儿闭着眼睛摇着头倒背如流地告诉我：“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
1933年的喜峰口大战，他是当时大刀队的成员之一。我查了一下《中国抗战历史》才知道，1933年3月，在北平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二十九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中国的二十九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恐怕，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这个幸存者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我让他张大嘴看过他的伤），这让他的脸的长度比常人的要短，看起来有点奇怪。他左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前后，他所在的一一〇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和丰台车站，以及平汉线通道及卢沟桥一带，与日军的混成旅只相距400米。按照他的说法：“连日寇的眉毛和鼻子都看得清楚。”他边比划着边地对我嚷嚷：“那时，日本兵竟然敢在我们二十九军军部门口拉屎！撅着大屁股！他妈的！我们把大刀片的把儿都捏出了水、攥出了汗！不让打呀！那是命令！”他看了我一眼说：“命令就是命令，懂吧？”
1980年时，杨云峰已经73岁。他曾经在山西一家工厂看过大门，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那家工厂早就倒闭了。因此，杨云峰没有养老金。多少年来，他没有任何收入。而且，他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应该算是“五保户”，应该住进社会福利院中。可是，从1986年开始，杨云峰就在断断续续地要饭吃。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从华北大平原走到卢沟桥，杨老头儿仿佛一生都在走。
现在，他肯定还在卢沟桥上徘徊，因为有他们在，侵华日军的鬼魂才能被永远降服。
位于卢沟桥的抗战馆也始建于1986年。抗战馆开馆初期，杨老头子就把他当年在卢沟桥上使用过的大刀，捐献给了抗战馆。
97岁的抗战老兵杨云峰先生于2004年6月11日，在贫困之中谢世了。
翻开记忆，和老人接触过的一幕一幕又展现在我眼前，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为杨云峰后半生几十年生活在贫困之中，我感到万分辛酸。
只是一个杨云峰吗？其实，很多抗日老兵，他们数十年的人生都在默默无闻之中，在艰苦的生活之中度过。
二、61岁还翻墙头的人
97岁的杨云峰先生是个脾气暴躁的退役老军人，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他时，他92岁。采访地点就在卢沟桥东头，在乾隆皇帝御题的石碑旁。那时，我还可以体验到他“暴躁”的一面。
他戴了一块手表，表链松弛得能撸到胳臂肘的地方。
我发现那表并不走。可他为什么戴？
他胸前别了几枚“文化大革命”时的纪念章，他可能自以为像军功章。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枚“亲历抗战，保家卫国”的功勋章。可惜，无人知晓。
他的中山服是土布的，袖子和裤子一样宽，裁剪之差，可见一斑。他的裤带是根绳子。他裤子的中缝扣子系不上。这一点，作为男人，很重要。但是，是不是他的裤子？我在分析。
杨云峰看我上下打量他的破衣服，他绷紧嘴唇，挺起胸膛。
我那大学刚毕业的同事，收起摄像机，不屑一顾地离开了卢沟桥和这位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杨云峰并不感到受到了轻视和蔑视，他也许每天都遇见讥讽和嘲弄。但他挺起胸膛，紧绷着嘴唇，手指前方，给我讲起卢沟桥事变来。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军奋起反击，杨云峰和他所在的一一〇旅官兵奋勇杀敌，在保卫宛平县城时不但刀劈数百鬼子兵，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后来，他参加了大名保卫战，在血战中，他所在的一七九师抵抗日军三天两夜的围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当时的师长何基沣悲愤至极，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书而自戕（未遂）。杨云峰很清楚这件事情。他对我说，他跟着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喜峰口、一次卢沟桥、一次是大名血战。”杨云峰埋怨：“他从营长、团长当到师长，可我还是抡大刀片的兵，回家探亲前才当上少尉。”
抗战胜利后，杨云峰因为是作战勇敢的老兵，经过军官批准，他身背原二十九军的大片刀回河南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探亲去了。
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与张克侠将军一起，率领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起义，并强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此时归队的杨云峰已经不知他所在部队的去向。所以，他又回到河南种地。
我有一份他证件的复印件：“起义人员证明书，武字13127号。杨云峰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军官，其部队于1948年11月在江苏贾汪参加七十七军起义，特此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1985年5月。”有了这个东西，这杨老头子怎么还穷困潦倒呢？
我去采访他，村里的干部向我告状：“这老头子！九十了还和别人打架呢！”
杨云峰后来告诉我，他所说的何基沣，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业部当了副部长。当然，河南老农民杨云峰就成了何基沣副部长家的常客。有许多合影照片足以证明这件事情。杨云峰亲口对我说，何基沣将军病逝前常常资助他。
我还问过杨老汉“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因为他曾在国民党的军队当兵，所以，挨了几次批斗。根据杨口述：群情激昂的革命群众在台子上给他坐了“喷气式”、“土飞机”，当时，他鼻子都挨了地，满脸都是土。当时，谁高兴都可以狠狠地照他的屁股狠狠地踢上一脚，或者是猛地扇他一个大耳刮子。老爷子紧绷着脸，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每日挨批斗，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浑身是劲地给我比画几下武术动作，脚跺得地通通作响：“夜喝（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村中群狗狂吠。我逐一翻墙进入白天批斗我的“红卫兵”家，我告诉他们：1933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夜战。我们左臂上扎着白毛巾，也是这样，翻进日本鬼子兵营，摸着日本鬼子的脑壳就砍！大刀抡在脑壳上的声音是咔、咔的，有一点儿像砍木头的声音；跟着就是一片鬼哭狼嚎！谁嚎砍谁！追着砍！撤退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血！——日本鬼子的血和脑浆子！那次夜战，我们二十九军大刀队的人只回来一半儿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红卫兵’家人的脑袋都大大小小地横在炕头儿上一溜儿。黑灯瞎火地，任我逐个摸，听我讲抗战的故事。”
我算了算，杨云峰翻“红卫兵”墙头儿应该是在1968年，那一年杨老头子61岁。
三、要饭要先抡一遍二十九军大刀操
不管在河南还是在北京卢沟桥，我多次见过杨云峰老先生。我在1999年6月还专程去河南舞阳县他的家中采访他，当时，他出门要饭去了。我们在他街坊家等了几天，无果。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子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舞阳河河边走了7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着小脚顶着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杨云峰家。一路上，老太太念叨杨云峰的不幸：“要不是打日本，俺哥早成家有儿了！还用现在四处要吃儿？”
一路上，我还了解到，杨云峰家族都长寿，都命苦。
老太太一边开门，一边诉说杨云峰在二十九军时的威风形象。
看到杨云峰家家徒四壁，真是让我和我的同事惊讶万分。
杨云峰的老宅子大约是抗战前盖的，很破旧，但还好，有房顶。
他家的床是柳条编成的，睡在上面，“床板儿”就挨了地。
我不记得他的床上有干净的被子、褥子和床单。连不干净的也没有。
他的家里面没有桌子和椅子，没有任何装饰，院子里都是蒿草。
他家值钱的东西，就是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我翻拍了一张，1986年，他把二十九军大刀赠给卢沟桥抗战馆时，最后一次抡刀的情景。那一年，他80岁。
看了照片我就想：这个老家伙生来就是杀鬼子的材料，看，80岁了还杀气腾腾呢！
他的墙上有原二十九军教务长张寿龄的题词：
久历戎行志气昂，杀敌御海保家邦。八年抗战杀倭寇，孤胆英雄出舞阳。——送云峰老战友留念。
张寿龄题词时年89岁，他所说的“孤胆英雄”是什么故事？看来，已经泥牛入海。听说张将军在上海市生活，活到100岁，于1999年谢世。我还听说，上海文史馆特别重视张寿龄的口述历史，在他去世前，总有文史类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身边记录。如此推测，张寿龄和杨云峰的生活处境应该有天壤之别了。
我虽然有丰富的军旅生涯和记者行业经验，也算见多识广，但河南舞阳的贫困还是让我吃惊。
杨云峰同村的村民们也都很苦。没有黑白电视，小孩都光着屁股。
我想，现在都这样，那么，1937年日本鬼子进村时是什么样子呢？
村头有家饭馆，从早至晚熬一锅叫“呼啦汤”的东西。饼上全是苍蝇。
我们在杨云峰家门口蹲着，用双手搓一点豆子，再用豆秸煮豆子吃。
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去要吃又怎么生活呢？当时，河南舞阳县骄阳似火，农民们正在收麦子。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当然，河南舞阳县北辛渡村的晚霞特别美。收完麦子的青年男女都在河里洗澡，青春和欢笑交织在一起，变成闪光的尖叫、动感的晶莹和瞬间的彩虹。我坐在河边看黑亮的发、洁白的牙、强壮的肌肉，看插科打诨、打情骂俏。我使劲儿搓着麦穗思忖：这些年轻人会去想杨云峰老头子怎么生活吗？他们知道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吗？他们知道卢沟桥事变中的二十九军吗？
看着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人，我还在想：一路上，杨云峰老头子能要到吃的东西吗？怎么张口要呢？
杨云峰在受到讥讽、嘲弄、嘲笑、蔑视和侮辱时的习惯动作是挺起胸膛。管用吗？
我后来终于就“要饭”的问题采访了杨老头儿。采访后，我感到杨云峰要饭应该是积极生活、积极生存的举动。他说：“我老了，赶不动牛，也犁不动田了。”他说他要饭，先“侦察”一个村庄的殷实人家和村公所的所在地，然后，对那里的人们诉说要饭的理由：“我都九十多了，我曾经是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我和日本鬼子拼杀过。”
“干部、群众相信你吗？”我问。
“村民有时不相信，我就拉开架势给他们抡一遍二十九军大刀实战操。”
“用什么抡？”我问。
“用打狗的木棍呗。”
我感到好笑，“到底是二十九军的，连要饭都和别人不一样，”我想。
老爷子说，中国人尊重老人还崇拜英雄，尤其是杀日本鬼子的二十九军和八路军，因此，他有饭吃，有觉睡。但是，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那样总说车轱辘话，也不成。于是，就“转移”下一个村子。那里还有殷实人家，还有村公所，还崇拜英雄。
说起要饭生涯，老爷子很有兴趣地连比画带说：“华北平原真大呀！村庄和村庄，近的10里，远的30里。每天早晨都是一轮火红的日头和忙碌的人们；每天傍晚都是橙红的晚霞和静谧的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我想，咱中国的庄户人家，再也不用扶老携幼地跑反啦！”
我不明白“跑反”的意思，大概是村民为躲鬼子的大逃亡吧？
杨云峰老汉倒很惊讶，他反问我：“你连‘跑反’都不知道？”
我弯腰，一脸的惨相，伸出右手，说：“您给我一点剩饭吧，我三天没吃了。”
杨云峰大笑：“我们二十九军的官兵从不弯腰！”
四、现在没人管，不好
至今追思，扪心自问，我仍然对他的身世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我想，我的感怀、感叹、同情绝对不是只对杨云峰一个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军人们曾经挺身而出，同侵华日军血战。抗战中，中国军人阵亡380万人，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是保卫国土的一代英雄人物呀！我常想：当我们批判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去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在抗战中伤亡的3500万同胞献上一束鲜花呢？侵华日军老兵有天皇的恩给，每月十几万日圆。我们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能给当年浴血奋战的抗日老兵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呢？
五年前（1999年），我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描写过采访杨云峰的情景，文章的题目叫“92岁要饭人”。我在文中的一开头就说：“把92倒过来就是29，杨云峰就是当年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二十九军老兵。”据说，许多人看过这篇文章。香港的凤凰卫视前不久给我来电话，谈到这篇文章，还说希望采访这个人物。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夫妇也和我谈到过这篇文章。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抗战》剧组已经在杨云峰谢世前一个月专程前往采访了杨云峰老人，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图像资料。他们也应该是看了那篇文章才去拍摄的。为此，我真应该感谢《中国青年报》呢。
我五年当中数次见到杨云峰，见到最多的地点还是在卢沟桥抗战馆。
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送走”两个字的意思是“通过警察的帮助，把需要帮助的人送到政府的收容机构中”。
我想，我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就应该记录上面这一行文字。多少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在外国侵略者的刀枪前了，我即使像一条狗，也应该写下我的直观感受吧。五年来，“杨云峰”这三个字简直成了我的心病，因为，他总被送到警察那里去。这个老头子不是坏人哪！我想，我如果是个正直的作家的话，我应该告诉人民些什么呢？告诉历史些什么呢？
从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为什么能够占领中国大片的国土15年？
中国军队为什么在抗战初期与日军交战时总是闻风而逃、溃不成军？
翻看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的文集，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的文章，文章写于1938年6月11日。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当时征兵难的实际情形：“……‘为什么隔壁有钱有势的某某的儿子没去，我们就硬要去呢？！’许多作弊的事，到处发生，把‘当兵的义务落在穷人的身上’，好像保卫国家，只是穷人的事情，与有钱人是不相干的样子。”
写杨云峰，我怎么联想到张爱萍将军1938年的文章了？我自己也感费解。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多位侵华日军老兵，有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回忆几十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很多日本姑娘都表示要把身体给我们，慰问我们！”1999年7月，我请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在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的时候，东史郎也亲口对我说：“我去中国打仗连我妈都感到自豪，她给我一把短剑，鼓励我为日本国的利益去参战。送短剑的目的是：‘支那兵围了你，你就用它结果自己吧！’”
很多日本老兵很认真地对我说，日本天皇时至今日每月给他们老兵的“恩给”、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我采访过的很多原侵华日军老兵一方面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忏悔、反省，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从军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家的命令，是国家的责任”。
战争是残酷的，侵略者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也消灭了自己。
其实，战争之后的事情更是严峻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社会效益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对老人生平状态的议论又往往影响其家族几代人、影响一个村、一个县。杨云峰一个村的乡亲们在我等他要饭回来时，扶老携幼地来看我，对我念叨：“日本鬼子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们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咱村的，他当时身穿军衣，背着大刀，横着走道，威风八面，全村羡慕”。
“——打日本鬼子好！但是现在没人管，不好！”
五、关于烙饼的故事
我的朋友在北京的一家商场当领导。一次，他安排该商场的党、团员参观卢沟桥，并让我安排卢沟桥事变亲历者讲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讲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历史。正好，那几天杨云峰还没被送走，他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的人证和物证”。
他背手挺胸对青年们说：“今天，我给你们讲个大饼的故事吧。”
因为午餐是我和杨老汉一起在传达室吃的，关于“烙饼”的故事，他已经给我念叨一遍了。
老爷子说：“1931年侵华日军占领东北，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3月进犯我长城上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军事要隘。我们接到命令：急行军140里去增援万福麟部。当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们激战一天也没有拿下高地，牺牲了不少官兵。冯治安师长、赵登禹旅长、何基沣副旅长就和我们大伙儿商量：咱们的武器差，不可以光天化日之下从正面和日本鬼子硬干。我们二十九军的优势，就是利用近战、夜战袭击日军。”
说到这儿，杨云峰做了一个往斜下劈刀的手势，虎虎生风。
“那时，二十九军的军官都是冲锋在前的，所以，士气高昂。那时，我们战士给何基沣副旅长起外号叫‘何疯子’、‘何阎王’。他们平时对我们凶，可是，对日本侵略者更是凶狠！所以，我们佩服他。夜战出发前，赵登禹旅长、何基沣副旅长问大家：‘这次，咱们趁月黑风高摸进去！咱们左臂都缠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一律给我狠狠地砍！杀敌有功的有重赏！一百现大洋！’赵登禹顿了一下，又说：‘谁害怕了，谁是孬种，现在就给我站出来！’这时，慢慢站出一个老兵，他叫侯万山，是个班长。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这时候，怎么可以当孬种呢？可侯万山的理由是：‘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战死了，希望二十九军把我老婆、儿子给我养起来。’当时赵登禹就挥着拳头大声说：‘我们二十九军官兵生死与共，有我的就有你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十九军的官兵都一样！’”
“喜峰口大战，侯万山冲锋陷阵，果然勇敢。后来，在掩护司务长送饭时，他牺牲了。司务长当时背了一包大饼，目标大，动作慢，日本鬼子的机枪扫来，侯万山一下就扑了上去！司务长和大饼保住了，老侯却再也没站起来。他身中两弹。咽气前，老侯可没再提儿子的事情，他只是手指大饼对司务长说：‘——快！打了一天，弟兄们还饿着哪。’”
“司务长后来给大家分大饼时，哭着给大家讲了侯万山的事儿，大家拿着大饼就怎么也吃不下去。也有的人使劲嚼，那是一边流泪一边往下咽。”
“后来，我们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养了老侯的两个儿子。这件事情，我们二十九军上下都清楚。不管在喜峰口还是在卢沟桥，我们二十九军始终在抗日最前线。”
杨云峰的衣服、裤子都是一股难闻的味道，很脏。但是，并没有妨碍他重现光彩照人的历史瞬间。他最后对青年们说：“我现在吃大饼时还可以想起侯万山班长呢！”杨老头子说着，扫了我一眼。我急忙迎合说：“关于大饼的故事，中午，老头儿已经给我讲了一遍啦。”
所有的人都在沉默，大家都沉浸在冲锋陷阵的老侯和大饼的故事里。
我在凝固的空气中对青年们调侃：“这个老头子老是‘大饼、大饼’地挂在嘴边，是因为他现在不过是个要饭的老头儿而已。他老来卢沟桥要吃，是因为他当年，不但在喜峰口，而且，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拼杀过呢。他去北京酱油厂就没人理他。”
“那么，他是英雄啊！”女青年们谴责我：“怎么这么形容人家？！讨厌！缺德！”
青年们大哗，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给杨云峰买大饼，一共给了640元。
“讲个故事就给这么多钱？”杨云峰老头儿昏花着老眼，迷惑不解地问我。
杨老头子还对我说，他是头一次在卢沟桥给这么多人讲当年的历史。
我心里明白：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分析，他也只能讲这一次。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像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地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说，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
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
他说，他把他多年珍藏的二十九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六、最后一次见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被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我记忆犹新。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他上下穿得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新鞋！
听说他在路上发觉旧戏重演，所以，挣扎，拳打脚踢。
他认定他属于卢沟桥，他认为他的归宿是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他在67年前在那里杀过日本人。确切地说，是杀过侵华日军鬼子兵！
在血腥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了？数也数不清呀！
他！97岁的杨老头儿不是幸存者吗？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我还想起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瘦小老头儿眼巴巴地看着我，要饭。
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看了吃惊得差一点从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亲笔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立正！你给我站好！十八了！你是军人！哭什么哭！——想翻案不成？”
1973年，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有“翻案”的单词流行。这个单词，原来是给刘少奇同志专用的。不知教导员怎么又按在我的头上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地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式儿统统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和杨云峰有关，也和“要饭”有关。
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再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就自告奋勇地大声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区东高地万源南里。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哩！光给我脸色看！你还是让我去要饭吧！天南海北，自由自在，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你说‘倒’的意思，是睡还是死？”我问他。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根据他回忆，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很硬的馒头，不知从哪里要来的，有个水杯，有两件破衣服。
我也是复员军人，我如果要饭的话，也需要带上这几样东西。
可是，我身边的杨老头儿是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呀！我感到自己在犯罪。
杨云峰的干女儿家在五楼，老头儿登上去居然不是特别费劲，这和锻炼有关。
在杨云峰干女儿家，杨云峰和我，果然见到了令人尴尬的目光。
我是自尊心不强的人，甚至连我这样的人看见这种目光后，都想出门去要饭了。
杨云峰老人，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感到对不起您！
七、魂归卢沟桥
2004年6月11日，杨云峰在贫病中去世了。
他是在河北省大成县他干女儿的丈夫家去世的。我打去电话，他干女儿的丈夫证实，杨云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资助，多少年来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杨云峰干女儿家确实也很困难，他们离开北京回河北农村生活完全是为了在农村生活省钱。
杨老汉！突然之间，您怎么就走了呢？不是没人关心你呀！杨老汉！
北京摇滚乐爱好者的代表韦志华、方亮正准备代表几十人向您伸出援助之手呢！他们刚刚资助了40名云南的抗战老兵，正商议资助您呢！云南的《保山日报》正在整版地宣传云南的惊讶呢！因为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曾经于67年前发起资助抗战的活动，时隔67年，又有人向抗战老兵捐款，所以，我写了《民间一小步，历史一大步》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网和《保山日报》上。这些抗战老兵拿到捐款，一般都会万分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北京人！感谢大家还记得抗日战争中的我！”
您也一样，您再等等啊！你们曾经在正面同日军作战！大家正商量资助你呢！
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的外甥女李惠兰女士给我来电话，说杨云峰的去世她深感难过。她说杨云峰应该是在艰难之中离世的，她说她早应该邮寄一些钱去。李惠兰女士曾经于不久前来过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望、采访杨云峰老人。我算了算，盘缠太多，自费的话，影响吃饭，所以，我没有积极地响应。如今，杨云峰已去，可惜！
我于1998年开始采访二十九军老战士杨云峰，前后6年。我们多次在卢沟桥上边走边谈。我始终同情要饭的杨老头子，凡是在抗战馆内看不起杨老汉的人，在我的眼里都是卑鄙的人、是人格低下的人，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共产党员。
我始终想说：“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们看不起要饭的杨老头子，没有他们当年同侵华日军的血肉相拼，能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
杨云峰对我说过他百年之后的愿望，他说：“金振中营长按照自己的心愿，于1986年埋在卢沟桥中间桥洞下面的泥土里，我也希望被埋在那里。”
我深深地理解杨老汉，他把卢沟桥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当成自己魂牵梦萦的归宿，是因为他希望永远和卢沟桥在一起。我深深地知道：有要饭的杨老头子一人镇桥，七七事变中，在卢沟桥被消灭的444名侵华日军的鬼魂就不敢稍稍抬起头。
我非常希望把杨云峰老人的遗骨埋在卢沟桥中间桥洞金振中营长遗骨的旁边。
据说，杨云峰干女儿一家也同意这个办法。
我四处联系，卢沟桥公社、卢沟桥大队、永定河水利管理委员会、丰台旅游局、市政管理委员会、卢沟桥管理所，等等。后来，我感到，“埋骨灰”这样的事情如果找各级政府解决，就会比登天还难。光我苦口婆心地向接待干部讲解“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要说一会儿。刚进入正题，对方的脸色已经开始难看了：“11点了，该吃午饭了。”
——月黑风高，还是我自己干吧。
他的骨灰安放在一个黑色陶罐中，有七斤半的分量，刚好是一支日本三八大盖枪的重量。月黑风高，一把铁锹，15分钟我就可以完成杨老汉的夙愿。
杨云峰本人在卢沟桥上常常和我说起“月喝”这个词汇，河南舞阳县的方言管“黑”叫“喝”。
“卢沟晓月”说的就是夜景，不过，是诗情画意般的夜景。
燕京八景中只有“卢沟晓月”是描绘夜色中雄伟壮观的建筑。
卢沟桥是800年前的桥，“卢沟晓月”是乾隆皇帝的御笔题字。800年来卢沟桥目睹了无数中国人屈辱的历史，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1900年八国联军逼宫，在外国列强的欺侮下，中国晚清政府签订无数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当然也目睹了1937年中国的二十九军在此抗击日寇的英勇战斗。卢沟桥自然也看到中国人民今天的喜笑颜开、当家作主，卢沟桥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哪！卢沟桥固然早认识士兵杨云峰和他们二十九军的大刀片了，杨老头子也视卢沟桥为中华民族抗击外国入侵者的圣地、视为他人生经历中光荣的精神家园和叶落归根的安息之处。
我如果是警察，也不会允许谁往有800年历史的卢沟桥下埋什么小罐子。我可能会被抓住拘留15天。毕竟，在卢沟桥下挖坑是比较唐突的行为。
可是，你认为正大光明地办，很容易？白天？阳光明媚？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有近战、夜战，二十九军才发挥得好。杨老头子以这种方式魂归卢沟桥，我认为合情合理。
二十九军家属经过电话会议，他们都同意我的办法。他们是：宋哲元的侄女李惠兰女士、佟麟阁的儿子佟兵、金振中的儿子金天宇、何基沣的女儿何文、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
抗战胜利60年的清明节，他们要到卢沟桥祭奠英勇的二十九军十万官兵英灵；祭奠军长宋哲元、师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旅长张克侠、营长金振中、士兵杨云峰，等等，在天之灵。
清明那天，他们会一人一捧白色的鲜花去卢沟桥。
清明那天，他们会把鲜花和思念都撒在卢沟桥上。
不管二十九军十万官兵在天之灵，还是在卢沟桥上下之魂，都会知道啊！
有他们的精神在，卢沟桥下侵华日军的鬼魂就绝对不敢兴风作浪、胡作非为！
抗战胜利60年了，
卢沟桥事变过去68年了，
让我们也去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为抗日英烈们撒一捧鲜艳的花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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