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日本老师
吴汝钧（ Ng
Yu-Kwan，1946年生）是香港著名哲学家、佛学家，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他的著作和文章，重要的我大都看过，但一直对他的生平细节不甚了了。读完他的“思想性自传”《苦痛现象学：我在苦痛中成学》（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
2002年
3月初版），才知道他曾三次大病濒死（最后一次是癌症），却能勇猛忍受下来，实在令人敬佩。但是，勇猛不同于思想，病苦未必催生学问。面对“本真的死亡
”，吴汝钧这些年好像加快了写书的速度和出书的频率，真叫人替其质量担心。《苦痛现象学》号称“思想性自传”，但它传达的“主题思想”却甚平庸，远不及作为陪衬绿叶的那些学林掌故来得生动有趣。这些掌故涉及几位他在日本京都大学求学时遇到的老师，它们里面多半含藏着未来“思想”的种子。
1974年 4月，吴汝钧申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东渡日本，先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系习日语，半年后（即同年
10月）以研修员的身份入京都大学佛教学部学习佛学。日本大学的“学部”，相当于我们说的“系”，京都大学和佛学有关的有三大学部，即佛教学部、印度哲学史学部和梵文学部。三个学部的研究生共用一个研究室，一个图书馆，据说该馆梵文、藏文、欧文藏书甚丰。他在京大有两位指导教授。第一位是佛教学部学问极为精纯、态度却有些“傲慢”的梶山雄一（
1925—
2004）：“梶山雄一尤其傲慢，他不大看得起我国的佛学研究的成绩，认为我们这边完全缺乏文献学的基础与训练，不能算作第一线的（
.rst-hand）研究。他的专长在后期大乘佛教（指法称
Dharmakīrti之后）的论理学，在研究龙树的逻辑或思考方法方面，很有功力。”对梶山教授的“傲慢”，吴汝钧也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加紧学习。他始终不太喜欢梶山，在悼念梶山的文章中还说他“自信心强、严刻、说话不大考虑别人的处境与感受，对别人不是
considerate”，“他的所学与他的生活，特别是待人处世方面不协调，有明显的撕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是
a man in the
street”。这段评语我不知道给别人什么感觉，它至少叫我彻底明白了吴汝钧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及欧美之佛学研究点滴》一文里未点名批评的人是谁：“不少日本与西方的佛学专家，在某一方面是学术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上却是一个平凡的人，并无佛的味道。则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否能保证对佛学的真正了解，这是可疑的。”在中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讽刺自己的指导教授，不知道这里面含有多少“佛的味道”！吴汝钧后来译出梶山雄一的《佛教中观哲学》（译自梶山雄一、上山春平合著《空の論理：中觀》一书中梶山雄一负责撰写的《冥想と哲學》），这是一本很有用的书。译本最早由佛光出版社刊行，后来经过改译修订，交弥勒出版社、文殊出版社、圆明出版社和文津出版社先后再版发行，书名也前后变为《空之哲学》和《龙树与中后期中观学》。由于圆明出版社的版本误植为吴汝钧本人所著，竟然未提原作者梶山雄一的名字，遂给吴汝钧造成极大困扰，为此他每次访日，都不便去见昔日的指导老师（文津出版社
2000年
12月第一版“重印小语”）。这件事大概使梶山和他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一阵子。吴汝钧没有认同梶山严刻的“先文献、后思想”的进路，很早就跳向了“思想”。他在自传中还说，他的《龙树〈中论〉的哲学解读》有超出梶山的地方，不过这就像他说“在禅方面，我自觉自己的研究与体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样，那大概只有他自己相信了。
另一位指导教授是服部正明，身属印度哲学史学部。他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导师是英高思（ Daniel H.
Ingalls）。英高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从哈佛大学克拉克（ Walter E.
Clark）那里学梵文和印度学，从蒯因那里学数理逻辑，结果呢就非常注意印度中世纪以后的逻辑学和知识论。服部深受英高思影响，博士论文做的就是译注佛教逻辑哲学家陈那《集量论》第一品。他在研究方法上走“文献学与哲学的双轨并进”，和梶山雄一是一样的。吴汝钧对服部的描述是：“他头脑很清醒，记忆力奇佳，当我们谈到龙树《中论》的三谛偈，他能即席把梵文偈颂朗颂出来，一字不错。他还在作研究，还关心佛教知识论特别是法称的问题。”只是专业印度学家能背出个把梵文偈颂来，恐怕还算不得“记忆力奇佳”的展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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