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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生而为人，追求的是什么？生活的价值何在？
面对虐心事件层出不穷的迷茫世界，我们该怎么做？
中国唯一够得上“哲学家”这一称号的学者陈嘉映最新作品
认清你自己，明白什么是良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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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生活不是科学。我们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
哲学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要是不知道人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要是不区分有道理的行为和没道理的行为，我们就失去了判别是非曲直的基础。
本书作者陈嘉映被称为中国最有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影响力巨大，铁杆粉丝众多。本书是他的散文结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从社会热点出发，用思辨的方法探寻如何定义自我、认清自我，比如《就黑熊重要吗》一文，就是从救黑熊这个事件发散开来，探究人的价值观。第二辑关注更多的是人的心理层面，比如快乐，比如宗教观念。第三辑主要是一些采访、演讲。
整体而言，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认清你自己，追寻生命的意义，明白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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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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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著述颇丰，其中尤以研究与翻译海德格尔的学说著称。因其才华横溢的教学风格而拥有为数众多的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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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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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辑一
救黑熊重要吗？
跳水救人时想什么了？
哲人不王
人是自私的吗？
人之为观念动物
事实与价值
事实的说话方式
说理之为教化
说与写
民主作为“价值083 哲学何为
我们这一代
辑二
快乐三题
快乐四论
我们身上的感应思维
在后现代思想
普世宗教与特殊宗教
近代科学是如何兴起的
辑三
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
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归！
服从自己还是服从真实？
两位哲人的对话
哲学家与隐居生活
信仰是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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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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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应徐晓之邀，为《新世纪》写一年专栏。
不久前，徐晓建议把这十二篇文章结集出书，是为本书第一辑。其中多数文章，成稿时都比发表时长不少，由于专栏字数所限，在发表前删削而成。原打算结集时把删削的文字拣一些回来，但手头正在做别的事情，来不及做，于是就照发表时的模样入集了。
这几年另有一些零星的文章，一并发给徐晓。她除去几篇，把剩下的编为第二辑。
我偶尔也接受采访，徐晓从采访稿中选了两篇，连同一些演讲和序之类的文章收为第三辑。
老友赵越胜读了清样，写下几句话，是知我者言，抄在这里：别害怕“哲学”。《世说》载阮光禄云：“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哲学亦如车，乃手边用器，这个“用”就是讲道理。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见“不讲理”，但生而为人，却永远离不开“讲道理”。套用《世说》的话，为人而不讲理，何以人为？嘉映爱“讲理”，乍看有点儿“绕”，但读进去便知全是日常道理，只是日常看不见它，哲学来帮忙，便有了《价值的理由》。嘉映思得深，讲得巧，短章中能见出他几十年的殚思竭虑。真希望读者不同意他，和他“讲道理”，讲来道去，就涵养出智慧与自由的心灵。那儿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陈嘉映
救黑熊重要吗？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
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各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受震动。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因为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作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性情，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那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关，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关——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种缘分去跟它相关。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他并非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情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做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惊人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贫富巨大差距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作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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