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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他是中国香港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左派。多年来，他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许多颇受关注的专栏时政言论。本书正是这些中肯建言的精华集。
2.
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党内民主，得到香港左派、右派的认可和尊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特意接见他并听取了他的诸多建议。他的时政观点，对于党的十八大政策的落实以及其后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3.
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爱国情怀，同时，也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吴康民表示：我的评论都是独立观点，从来没有人授意我要写些什么。但我自己也有着一套原则和分寸，概括起来说，就是爱国爱港，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希望香港这个自己的安身立业之地繁荣稳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外的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我也希望共产党能自我完善；我寄语当今和以后的中央领导人，希望他们身家清白，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办好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要有耐心。
4.
能够击中读者的心理，满足阅读取向。如吴康民说：维持社会稳定，全国人民绝对赞成。特别是经历过民族苦难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之苦的，或者在经受解放后的历次极左的政治斗争之害的人们，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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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汶川地震、三聚氰胺事件、高铁相撞事故、药家鑫案、故宫负面新闻等等一再地引起政府和民众的瞩目。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强调努力提高民众幸福指数，关注民权、民生。
在这本书里，读者能够看到吴康民先生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时事、香港政治生态和中央政府的对港决策、台湾政坛风云，以及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关系等的诸多独到而精彩的评论和恳切而入情入理的建言。内容涵盖：何不让死难者家长消消气、食品安全与道德教育、故宫负面新闻的反思、中国稳定的十大理由、孔子塑像的去留、为一代儒将叫好、建设陵园的后遗症、港澳办易帅的内里乾坤、中央是否扬上海抑香港、对比令人惭愧——日本大地震有感、中日终须一战等等多个方面和领域。
这些评论在媒体发表后，曾一度引起强烈的反响。如：2010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一篇近二十年很少见的文章——《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来回应吴康民在香港东方早报发表的《某些内地官员的异化和“异质思维”》。
本书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培养提高执政能力的有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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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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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康民：1926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47年毕业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旋赴香港培侨中学任教，曾先后担任理化科、文史科教师，科主任，教导主任，1958年担任该校校长。1985年专任校监，1997年任校董会董事长。2005年担任培侨教育机构董事会主席。1975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以后连任第五、六、七、八、九、十届代表。1995年被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7年7月1日，被委任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1998年起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2003年续任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主席团委员。1998年7月1日获颁香港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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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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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序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先生序
爱国左派吴康民
吴康民简历
胸怀祖国
中国式的协商民主
中国稳定的十大理由
天才、人才、庸才、媚才
论“维稳”
论“独立判断”
由鲁迅之子想到的
扩大人民民主建设法治国家
孔子塑像的去留
为一代儒将叫好
建设陵园的后遗症
不拘一格降人才
《建国大业》中的蒋氏父子
从大地震中看到的、期盼的
从一个小故事看毛泽东
圣火传递以后
读《李宗仁回忆录》
断裂和徘徊的改革开放
对待金钱的正确态度
“从政体会”的体会
共产党的形象
官僚资本卷土重来？
积极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
加强道德教育
论普世价值
论人治
论权术
人大制度要彻底改革
“改旗易帜”的联想
高锟为什么会得奖？
时事三题
谈CNN和家乐福的风波
谈领袖之道
探访汕头“文革”博物馆
何不让死难者家长消消气？
为老虎伸冤平反
读《再回兴义忆耀邦》
“腾笼换鸟”和消灭麻雀
“责令广东”？
我们也是“80后”！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
新中国60周年说短长
依靠群众还是害怕群众？
“粤语保卫战”余波未了
知识分子的忧心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执政党”和“全民党”
中国仍然需要劳动密集工业
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平衡
中国政治改革开步刍议
由李娜“单飞”而想到的
理性认识当前国情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故宫负面新闻的反思
抗议广州增城擅自出租希望小学图利
某些内地官员的异化和“异质思维”
“大跃进”教训要吸取提速变降速保安全
中国为什么出现移民潮？
“建党”为什么要靠“英皇”？
人大欠缺前进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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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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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 序
香港有很多值得自豪的价值观，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要算言论自由，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自由表达，互相激发。由此孕育出不少评论家，每当社会出现争论议题，别具权威的评论家往往备受注意，不管大家是否认同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吴康民先生就是少数能成一家之言的评论家。他的文章视野广阔，题材以香港时事为主，但不局限于小小的香港，而是涵盖幅员更广、人口更多、问题也更复杂的中国内地，甚至全世界。台海两岸事务，自然也在他的视野之内。
吴先生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与国事讨论多年，又常到世界各地考察，这些经验与他的广阔视野不无关系，也使他在思考问题时，往往能超越香港的局限，把问题放到较大的背景去考量。凭借广阔图的视野和独特的思考方法，吴先生下笔为文，自然能独树一帜，启发读者。
欣逢吴康民先生著作面世，谨以“胸怀祖国、立足香港、心系两岸、放眼世界”与各位读者共勉。
曾荫权
2012年4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曾钰成先生 序
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邀请吴康民先生到中南海会晤，两人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温总理和夫人并宴请了吴康民夫妇。会晤的消息经传媒披露后，香港政界和舆论界议论纷纷。很多人都问：“为什么温总理要单独会见吴康民？”尽管吴先生一再表示，他跟温总理谈的只是家常话，人们仍要对会面的动机作出各种猜测。
其实，读过吴康民先生政论文章的人，对温总理邀请吴先生会晤，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据吴先生本人透露，2009年8月，温总理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香港报刊上有时看到您的一些短文和评论，那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给人以启示。”温总理并在信中表示，“如来北京，可提前告之，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其后吴先生两次因别的事情赴京，都因为温总理事忙，两人未有见面；至今年初，温总理再给吴先生写信，邀约“今年春暖花开时到北京见面”，于是两人终于在中南海相会，得偿畅谈夙愿。
许多人都经常在报章上发表文章。有的文章，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兴趣；有的文章，人们看罢便忘记了；但有的文章，不但读来有趣，且能引发人们思考，其中更有一些，令你读完之后很想与作者交换意见，甚至渴望与作者当面对话。吴康民先生的文章，就属于这最后一类。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正如任何言之有物、具有鲜明观点的文章一样，不会令所有读者都点头称是。对于文章的内容，有的读者会赞成，有的会反对；但任何关心香港时事和中国政治的人，都会和温家宝总理一样，觉得吴康民先生的文章鞭辟入里，给人启示。
曾钰成
2011年12月22日
胸怀祖国
中国式的协商民主
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但总带有一些“协商民主”的成分。所谓“协商民主”，就是小圈子内的民主，这总比有些国家的父传子再传孙的封建继承为好。
小圈子选举，算不了真正的选举，而是“协商”。由党内高层有影响力人士来协商，推出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
协商民主是中国国情
中共十七大推出习近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又选举他为国家副主席，十七届五中全会再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便是“协商民主”的结果。
第一，他是从基层锻炼一步步被提拔上来的，并不是坐“直升飞机”。他曾在农村插队，当过农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等等。政治经验丰富，而且是上山下乡知青被提拔上大学，受正规教育，直至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第二，他虽然是高干子弟，父亲习仲勋曾是中央要员。但习仲勋在毛泽东主政时期是被打压的。“文革”结束后他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我曾在一次他主持的人大代表座谈会上，谈到广东不少群众因生活困难外逃香港，但被视为叛国。我认为这是生活逃亡，而不是政治逃亡，情有可原。习仲勋同意这种意见，并强调一定要促进生产，改善广东人民的生活。有一位这样开明的父亲，加上他受过父亲被打压而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不好的青年）之苦，相信他不会好了疮疤忘了痛。
第三，就我和他的几次短暂的接触，觉得他是一位平实而谦逊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也许崇尚“为政不在多言”的古训，也许十分慎言，可见他是一位不浮夸重实践的政治家。
中国特色的人治，即带有协商民主成分的人治，是否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但目前要完全推翻这种人事决定制度，似乎有若干困难。如果不是循序渐进，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有人推销台湾式的民主。台湾式的民主当然有若干民主成分。但黑金政治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操纵，仍然不可忽视。中国目前试验的村镇民主选举，也发现不少弊病，族姓和基层干部的操纵，层出不穷。至于号称美式民主的菲律宾，独立数十年，地方封建势力操纵选举，以至不惜采用大屠杀的肮脏手段，更是令人发指。
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一定要实行，但整个进程和模式仍然需要探索。
香港的小圈子选举
香港算是一个法治地区，而且实际上存在三权分立模式，即独立的司法，立法会对政府行政的制约。而且香港也存在民主的选举，两级议会通过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也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
行政长官选举虽然是由1500人的选举委员的小圈子选出，但毕竟仍然是一个选举。何况已经有一个普选的时间表，2017和2020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都由普选产生。
但是行政长官的产生仍然受到《基本法》的制约。因为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规定，无论由选举或者协商产生的行政长官，都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实质性的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有权否决香港的选举结果，当然这会引发香港的“宪政危机”。
所以，香港的“猜领袖游戏”中，很重视中央究竟属意何人当下届特首，或者揣摩北京的意向。这不仅是由于中央的法律权力是决定性的，而大部分选委也会以北京的意向为依归。
当然，这位候选人也要得到港人的认同。我曾多次撰文说过，行政长官候选人，要港人支持，中央认可，有管治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良才难求，有管治能力这一条，也就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但中央认可，却是决定性的。
正因为如此，香港特首的产生，也就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也就带有“协商民主”的内涵。
要过渡到若干年后的双普选，就要做出充分的准备，有意竞逐特首的政治人物，便要接受普选的洗礼。中央既要放手，也要使中央认可的候选人能有胜算。
2012年上台的行政长官，要起承上继下的任务，为普选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一个极有能力，在5年任内又有显著政绩，得到选民信任，进一步能在普选中得胜，连任10年，当然最好。但恐怕这是镜花水月，不可强求。我们希望的是5年之内，新人辈出，有人既有能力又经得起普选的考验，准备迎接新时代。这位2012年上任的行政长官，如果能为普选作好各方面的准备，虽然任期只有5年，比上两任的更短，也就功德无量，名留青史了。
中国稳定的十大理由
最近北非中东政局动荡，群众示威此起彼落，似乎颇有连锁反应。突尼斯和埃及的强人领袖被迫下台，现在焦点正对着统治利比亚逾40年的卡扎菲。看来他目前只有自裁和逃亡两条路了。但以卡扎菲的狂妄和强硬性格，他也许会采取自裁的方式，不然，像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样死得毫无尊严，则实在太窝囊了。
人们把北非中东的连串群众运动，称之为“茉莉花革命”。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希望这种“革命”能蔓延到中国。于是网上号召群众上街，某些中国大城市的少数群众聚集，被渲染为风雨将至的先兆。有些人昧于对国情的认识，情有可原；但有的人对祖国却心怀刻骨仇恨，从遭遇天灾认为“天谴”；对社会存在矛盾而期望大乱，试问是何居心？13亿人民的土地如果大乱，不仅直接祸及香港，也波及全世界。事实上，中国国情完全不同于北非中东，中国稳定的理由如下：
最高领导人非众矢之的
第一，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形象和表现不错，得到大部分群众的认同。
他们身家清白，并无以权谋私的劣迹。每有重大灾害，都亲临现场，视察民隐；温家宝总理更勤于出巡，并在网上与公众对话，经常走访平常百姓家，强调决策为民。
群众不满的是地方一部分贪官坏官，而不是针对中央最高领导人，这与北非中东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矛头集中针对最高领导的一个人不同。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并无封建继承、父传子的传统。在毛泽东、邓小平强人之后的最高领袖推选，中国既没有世袭，但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采取协商选举的办法。江泽民、胡锦涛是如此，往后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推选接班人的办法，也许这是适应中国国大人众的选任形式，是耶非耶，可以讨论。但绝无三代祖孙继承的做法。
至于所谓“太子党”，即领袖的下一代。笼统地否定革命者的下一代是不妥的，应该说他们大部分是好的，不肖子弟不是多数。美国也有太子党，新加坡也有太子党，布什父子不也是先后当上总统了么。当然，可以说人家是民主选举的，但政治世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中央关心国计民生
第三，中央领导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建设，最近的措施是重视交通和水利。
交通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平衡和物资流动的重要措施，也是涉及人民生活需要和旅游事业的要项，近年全国的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发展以至汽车生产、机场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
至于水利，鉴于近年水灾旱灾对农业和人民生活的影响，也加大了发展力度。
第四，中央关心民困和通胀问题、菜篮子问题、楼价问题。强调通胀要控制4％以下，对楼价和物价都采取若干有效措施。国务院频频召开有关会议：胡锦涛和温家宝最近讲话强调，要加快推进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中央关心海外侨民的安危，最近利比亚政局动荡，中央当机立断，每日派出十几班飞机前往接载侨民回国。之前埃及局势动荡，中央也派出飞机接载游客，特别是派飞机赴埃及和突尼斯接载滞留该地的香港同胞。
这和22年前，胡耀邦的女儿在美国进修，得知父亲病发垂危，向旧金山领事馆求助受到冷遇可说有天渊之别（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13页）。
中国没有种族、部落、宗教派系问题
第六，中央处理民族问题较为妥帖。中国没有北非等国的种族、部落、宗教派系等等冲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一向执行的是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这些地区投入的都是资金人力，并不像有些别有用心者诬蔑说是进行掠夺，新疆和西藏所以会发生局部性的骚乱，都是有国际背景的，有境外叛乱分子挑动的，但显然不成气候。
第七，当前加大反贪力度，并批判国企贪婪问题。广大群众最不满的便是贪腐分子侵占经济发展果实，国企巨头财大气粗挤压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空间。
最近中央除了清除一些贪腐高官如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之外，特别着重清查土地、矿产等官商勾结，非法牟利导致集体资产流失等问题；而《人民日报》更大篇幅刊文指摘国企巨头私吞红利、领取千万的“天价年薪”，这正正讲出了许多民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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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改善，自由度提升
第八，中国目前完全独立自主，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不像中东某些国家，仍受美国、俄国、西欧的重要影响。利比亚的卡扎菲倒来倒去，先反美后又亲美，埃及、突尼斯更是依赖美国。但美国人也不是好靠山，群众运动一来，独裁政权摇摇欲坠，美国人左摇右摆，最后也欲救无门。中国不“一边倒”，人民感到自豪。
第九，人民生活实际上已有改善。以电话为例，全国人民平均每两个人有一部手提电话，4个人有一个固定电话。2009年全民的储蓄存款达到26万亿多元人民币，即每人平均有2万元存款。其他可以说明人民生活改善的统计不少，这些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第十，人民还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有的人强调中国人没有自由，并以此大做文章。是的，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除了思想自由仍有若干禁区之外，中国人生活上的自由还是很不错的，比起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生活上的许多清规戒律、男女不平等，要好得多。比起以前的穿着、唱歌跳舞等等生活方式受到有形无形的限制，出国旅游不易，相对来说，今天还是满自由的。过去香港人对回归祖国的种种顾虑，中央领导人以“舞照跳、马照跑”，有这样的充分自由来回应，现在内地不是也跟香港一样，舞照跳，而武汉还举行过好几届的“赛马节”吗？’
不容否定，不应抹黑
中国社会存在着若干矛盾，我以前也在文字中多次指出。但有缺点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国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应抹黑中国的现实，不容否定中国的进步。这充分说明目前中国是稳定的。
天才、人才、庸才、媚才
曾被林彪誉为千古天才的毛泽东，都曾慨叹“人才难得”。可见天才、人才都是宝贝。
港人高锟获得诺贝尔奖，《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高锟是幸运的，他自幼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说到点子上了。宽松的环境，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环境，是培养人才的第一要素。
《人民日报》也谈到，“有敢于表达意见的文化”，有“自由的心灵”，“才能轻装跋涉，找到这自由的王国”。这些言论完全正确，虽然官报大胆地说出人们心里头的话，可是现实生活上并不都是如此。
港人崔琦同样得诺贝尔奖，当年我曾在报纸上撰文评论：崔琦出身河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据说他的父母都是文盲。只是一个机缘，他来港就读中学，后来负笈美国，终于成为大科学家。如果他长期在家乡务农，没有得到良好教育，他会得到诺贝尔奖吗？
天才也要靠后天培养
人类是有天才的，这由基因决定。但天才也要后天的培养，才能成为人才。天生和后天培养大概各占一半吧。有天生聪敏的资质，后天得不到培养，可能默默无名度过一生，天生不算聪明，但后天得到培养，勤奋好学，终于成为人才，这种例子多得很。中国广大农村的众多少年儿童，由于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埋没了多少天才？有说教育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阶梯，这话一点不假。没有教育，既会埋没天才，也出不了人才。
但教育制度的好坏，社会环境的宽松与否，也决定了培养成才的几率。
历来有8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和物理奖，但一律是美国籍，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和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为什么？
于是，每每在内地出现了如此这般的议论：什么时候中国内地的学人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离我们多远”？
中国大学缺乏创造性思维
今年5月在南京召开第4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一些不太客气的批评和忠告。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表示，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在质量建设上，如果要迎头赶上，快则20年，慢则需要50年！
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说，中国学生往往不敢挑战学术权威，发表不同看法，没有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指出，美国教育模式是强调互动式讨论，主动式去立论，我们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解决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也说，尊师重道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学生尊重权威，百分之百相信老师，因而未能创新。
天才不能脱颖而出
以上都是比较含蓄的话。应该说，现代中国已经长期形成一种唯上的风气，崇拜领导，执行指示，对领导的“重要讲话”，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否则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在这种气氛下的大学，如何能培养出挑战权威、有创造性的思维？加上社会上在意识形态中的条条框框太多，束缚人们的思想，于是天才不能脱颖而出，人才也就是如“倒模”一般。独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敢于抗争的更受到罪刑伺候！
于是众多的庸才出现了。庸才也并不是天生不聪颖，而是在这个大气候下，被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上行下效、四平八稳、面面俱圆、“孺子可教”的“乖学生”。这种人容易脱颖而出，各方面都能接受，不少便平步青云，能够占据要位。
庸才比奴才、媚才要好
庸才还是好的。更坏的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寡廉鲜耻、贪污腐化之辈。再由他们组成一幅升官图，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些奴才实际上是“媚才”。在现实生活上我们见得还少吗？虽然有个别这样的奴才因东窗事发而下马，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现已叛逃美国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自称最善于和领导相处，于是受到先后两位社长重用，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
要解决这个人才问题的关键是制度。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又有人说，中国是“精英淘汰制”，有才能的往往在“枪打出头鸟”底下被淘汰掉了，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但也不完全这样，过去邓小平由于他一言九鼎的威信，便提拔过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胡锦涛、王兆国等人才。如果不是他，这些人也许不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
但靠领导人威信提拔的人才，提拔对了，当然很好，但如果一如毛泽东提拔林彪和江青，祸国殃民，那就糟透了。
总之，提拔和培养人才，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宽松的社会环境，思想自由的气氛。只有打破旧框框，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论“维稳”
内地有一个词儿叫“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简称。维持社会稳定，有时更提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
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当然是好事。但为了“稳定”，限制人民的自由和人权，甚至十分扰民，那恐怕也就违反了“维稳”的基本精神。
社会稳定的基础，应当是人民衣食充足，安居乐业，国家强盛，声誉日隆。大部分人生活得到满足，社会基本公平，人人以国强民富为荣。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科技高速发展，汽车的产销接近世界第一，高速铁路也是世界第一，许多成就都值得中国人骄傲。和旧社会比较，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简直有天渊之别。因此，“维稳”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今天“维稳”却常常成为当局的一个“心病”，往往要千方百计来“维稳”呢？
打上过分的“保险系数”
为了“维稳”，各级领导往往要打上高度的保险系数。例如，广州举行亚洲运动会，现在不是圆满结束了吗？但为了“维稳”，保证万无一失，不惜采取种种扰民措施，甚且为保安理由，要在一定区域内，要求居民暂时撤离居所搬至酒店居住,有这个需要吗？
又如赵连海为毒奶事件的受害儿童争取权益事件，竟以“寻衅滋事罪”加以重判。即使赵在抗议请愿过程中有不当行为，但考虑到儿女受害父母的心情，应属情有可原。此一重判，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更使震惊中外的毒奶风波的负面影响再一次浮上水面。一件并不太大的请愿事件，造成如此大的震荡，并使毒奶事件负面影响旧事重提，值得吗？
这便是某些人为了“维稳”，加大保险系数，弄巧反拙的事例。此等事例，实在不胜枚举，值得有关当局认真检讨。
影响稳定的三大因素
当前，全国的确存在着若干影响稳定的因素。
首先是若干官员的贪腐行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最明显的是官商勾结，在出卖土地和侵占房产上损害农民和原居民的利益，于是引起乡村的若干聚众抗议事件，有的地方还出现公安开枪镇压。而若干“钉子户”，不惜以自焚以示抗议。也许其中有个别是“刁民”，提出过分要求，但绝大多数都是官员恃势压制才闹出事情来的。
第二是司法不公。法院法官知法枉法并不是个别的。我在当人大代表时，接到最多的便是司法不公的投诉个案。有的司法不公又是来自上级党委的压力，宪法规定的审判权不受干涉，基本上没有执行。
第三，为了“维稳”，反而维不稳。用高压手段来压制某些揭发贪腐事件、抗议“豆腐渣”工程草菅人命、对上访者采取强制遣返甚至暴力绑架、非法监禁，反而激发更多上访等等。当局完全漠视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的规律。
提防挟持国家专政工具
“维稳”应看重疏导，而不是高压。“维稳”应主动消除不利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与群众对立而采取专政的办法。须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要提防既得利益集团，挟持了国家专政工具，来做名义上为了维稳而实际上加剧官民矛盾的蠢事。国家的兴旺已为社会稳定打好了基础，但既得利益集团却为了一小撮人的最大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制造了不稳定的局面。特别是有些庸碌而顽固的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一味想以禁锢所谓“不利于稳定”的言论来达到“舆论一律”，结果适得其反。他们没有认真贯彻胡锦涛主席坚持的“以民为本”的理念，要“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特别是要“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6月21日）。
“维稳”不应成“维不稳”
维持社会稳定，全国人民绝对赞成。特别是经历过民族苦难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之苦的，或者再经受解放后的历次极左的政治斗争之害的人们，谁不愿意社会稳定？谁想回到过去灾难频仍、社会动荡的岁月？但是，我们反对为了“维稳”，反而“维不稳”，反对以“维稳”为名，限制和剥夺人民正常的自由和人权，更反对以“维稳”为名对人民实施“专政”的倒行逆施！
论“独立判断”
解放前曾是中共情报工作高层的神奇人物潘汉年，游走于香港、上海、延安之间，他和他的手下，打进日伪和国民党高层，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出重大贡献，解放后官至上海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妻子董慧是香港著名商人董仲伟的千金，也积极协助潘做情报工作。但潘汉年却是解放后第一个最著名的悲剧人物，被毛泽东点名而长期系狱。最后夫妻双双枉死，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本来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枉死的何止千万！而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潘汉年又算得是什么。但他的冤案，却是最早的最高法院奉命办案，一再判刑，终于迫害致死的典型例子。
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曾汉周曾说过：“潘汉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在当年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们法院是奉命办案，有什么办法！”
潘汉年的冤案
曾汉周后来又多次提及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错判，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应该让人们，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对改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潘汉年案为什么会错判？一句话，就是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后来江青又插手，通过“文革”中主管公检法的谢富治把假释中的潘汉年，又重新抓了起来。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潘汉年15年有期徒刑，并裁定假释，就是去农场监督改造。1970年，未经法院审判，只是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经中央批准，立即执行。1975年又再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
人治凌驾法治
潘汉年案暴露了中国不健全的法治传统，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
如果说解放初期法治不健全是情有可原，如果说在毛泽东当政时期，他的一言堂和绝对权威凌驾于法治之上，那么，到了今天，法治精神有了进步了吗？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通过了几百部法律，从刑法到民法，从经济法到社会法，大至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可谓大小俱备，法规齐全。但是有法律是一回事，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枉法等等的事例却不断发生。直到最近的法院工作报告，仍然提出存在裁判不公的问题。
司法机构受制于党政领导
如果说潘汉年案件是毛泽东一锤定案，这是最高领导人的决定。那么，到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干涉司法独立却不是个别的。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听到不少司法机构人员的诉苦，说各级法院却隶属各级党委，而且运作经费、工作人员的房子等福利都由政府供给。党委、政府官员的话你能不听吗？案子如果涉及党委及政府部门的人员或亲属，他们一发话，法官便处于两难的境地。这还是对正派的司法人员而言。有的同流合污，有意执法枉法的，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老早就有人建议，各级司法机构，应直属中央司法部门，经费以及各项福利，都由中央司法部门发放，这样才能避免了地方党政机关干涉司法的现象。
司法独立是政改的重要一环，中国要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司法独立应该是一个重点。
遗憾的是，人治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过去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人讲话”，今天在某些地方仍然是现实的政治生态。但是，如果没有司法公正，人们便没有安全感，社会也不能达至和谐。古人祈求出现“包青天”，今人又应该祈求谁呢？
由鲁迅之子想到的
周海婴逝世，如果我说，他是我的学生，人们也许会一如早年有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讥笑我高攀。如果他仅是我的学生，也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可是，他是大名鼎鼎鲁迅的儿子，那便完全不同了，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更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再赞扬的文化巨匠和革命旗手；没有鲁迅后代这个名堂，香港报章也不会花篇幅去报道他逝世的消息。
周海婴生前说，他不以名人之子的身份招摇，这一点值得肯定。特别在今天，一个科级或者副科级的李刚，也被儿子声言“我爸是李刚”，以便获得逍遥法外的好处。
周海婴自己不靠父荫，他爱好无线电，学习无线电，一生担任的也不外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中级职位。但是，鲁迅的光环总要找到他。他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再转任全国政协委员，肯定与鲁迅的儿子这一点搭上关系。
不少人靠“我爸是XX”上位
但仅此而已。不像有的名门之后，就是靠父荫而在官场进入权力圈子。当然，许多人靠自己的本事，但不少还是因为“我爸是XX”。还有更多的人进入权钱结合的核心，弄个国有资产的头儿干干，既有权势，又有经济得益。至于“我爸是李刚”之辈，那是等而下之的了：驾车闯了祸，为了脱身，冲口而出的一句话，不料竟成为全国流行的“潮语”，此人实在是既可恨又可怜。
真正的“我爸是XX”的人物，绝不会在街坊的现场显威风：当然有个别例外。多年前有某大人物的儿子，好像是在深圳吧，因为经济纠纷，在街头公然把对手用飞机绑架到另一个地方囚禁，惹成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
但近年的“权二代”，都是低调在幕后进行权钱交易，一幅幅的权势升官图，早已见怪不怪了。
周令飞为他带来灾难
因为鲁迅的关系，却又一度为他带来灾难。他的儿子，即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到日本留学，认识了台湾女子张纯华，他追到台湾，并和她结婚，本来也没有什么，但那是台湾的威权时代，是海峡两岸仍处于紧张的时代，台湾当局逼周令飞发表反共声明，并宣称退出中国共产党，事情就闹大了。
周海婴当年受到很大的压力，广播电信部部长吴冷西找海婴谈话，严词指斥说：“你儿子周令飞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这是叛逆行为，政治影响极坏，你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并以宣判的口气说：“你马上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被迫签字写了这一份声明，但后来却又未见公开刊出。周海婴不公开地被停了职，取消阅读文件、出席会议的权利。
后来这一切由于两岸关系缓解而得到解决，但事情闹得轰动两岸以至国际，还不是因为鲁迅的名字！周海婴肯定是由于鲁迅的盛名，而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年他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到香港避难，再由香港与一批民主人士乘轮北上迎接解放，到京后又能住进北京饭店，又准备安排去苏联留学；终于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这一切，即他的成长过程，都是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而他读的物理系也不是普通的物理系，而是为准备往后制造原子弹的“绝密单位”的“技术物理系”，要进这样的单位学习，当然要的是顶级的“根正苗红”的了。就是生育，周海婴的妻子年轻，仍在大学念书，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又怀上了孕，他们还年轻，原准备堕胎算了，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但医院经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于是第二个孩子便生了下来。
周海婴虽然有着这种种“权二代”的优势，他却还没有像现在的一些“权二代”以权谋私，他既有鲁迅这个特大的光环，还算是个高干子弟，母亲许广平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
周海婴没有以权谋私
我不敢说周海婴有着如他父亲那样的硬骨头，但他却一生醉心在他喜爱的专业上，既不利用他的特殊地位谋私，也秉承他母亲那样爱国的情怀，把鲁迅的许多手稿和无价之宝贡献给国家！
他来过香港并探望过我和他的母校，却从未在人们面前讲过“我爸是鲁迅”这一类的混话。至于以鲁迅的版税继承人的权益打官司，起因是他向出版社要求把鲁迅著作日译本的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鲁迅生前老友内山完造的遗孀，出版社置之不理，才惹起这个火头的。
人非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作为一个著名人物的儿子，周海婴只是一个常人，成就不算突出。但他的确做到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他搞的无线电的确是“小事情”，并无重大发明和创造。他的著作，好像只有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所以不算一个“空头文学家”。逝者往矣，周海婴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幸而没有辱没鲁迅的吧。
孔子塑像的去留
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座孔子巨大塑像，实在是一件十分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事。面对着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更有“对着干”的意味。毛泽东一生反对孔孟之道，到晚年还要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今天声言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人，却干了一件举世瞩目的怪事。是赠与还是“摆景”，实非我们凡人所能理解。
现代中国从“五四”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批判孔子的，认为孔子是维护封建礼教的总代表。从打倒孔家店到批孔，一部中国现代史，贯穿着反儒家的思想路线。到了近年，有点“拨乱反正”，于是孔子又“香”了起来。
孔子学说和儒家理论，应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可以批判地吸收。过去一概否定是不对的，今天全盘肯定，也值得商榷。
但现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很不好的思维习惯，这就是绝对化。要是好的便绝对的好，坏的便是绝对的坏。
现代史实更改频仍
以现代历史来说，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颠来倒去，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明天又再否定今天，使人无所适从，历史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欠缺客观判断，更不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抗日战争的历史，一向鼓吹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的，中共抗日最坚决，也打了许多胜仗，游击战争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主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不是蒋介石领导有方，而是国民党军队中官兵的功劳。大多数军民为民族大义，奋起抗日，同样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到了两岸关系缓和，台湾国民党重新执政，为了统战需要，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的表现，在历史记载中便有所松动和更改。一些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又重新出现在史料和文艺作品之中。同样，共产党人中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林彪以至他手下的四虎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最近的评价也有所变化。
为政治需要编史
当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由于史料的深掘和重新发现，修改了过去的记载和评价是允许的。但是，有的人却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或为王者讳，或为打击对手而抹黑，这种种做法屡见不鲜。比如由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却在翌年变成“叛徒、内奸、工贼”，而且还能“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这不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么。后来在回答这段荒谬的历史时说，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诡计。这种结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难怪在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其党羽之一的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法庭判决他的罪行的判决书表示不服。他写道，说他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但是，林彪地位的上升，是与“毛主席的赏识和提拔分不开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写进中共党章中的”；“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
竖像引起不同解读
正是对历史问题的翻云覆雨的说法，减弱了官方钦定的历史著述的说服力。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从胡乔木的那一本《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60年间，党史不知修改过多少遍。那本早年中共党员必读的斯大林编订的《联共党史》，结果证明只是一本为斯大林歌功颂德、颠倒黑白的历史。
在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巨像，也许只是说明当今中央领导重视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是对的，这是细水长流的事，不是竖立一座巨像便能奏效。
但是，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竖立，却引来不少解读。不少人认为现在国人缺乏信仰，有必要宣扬“孔子思想”，以这位封建人物镇国。当前各地大建寺庙以至为老子、曾子、孙子大建公园景点之类，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再在北京大剧院前竖立关公像，以团结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五花八门，一股复古之风劲吹。难道吴邦国委员长在这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话，京城中人只当作耳边风？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吴邦国再次强调“六不”，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宣言。其他的五不，已讲过多次，耳熟能详。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也已多次说过。但概括为“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却似乎是第一次。由此可见，指导思想定于一尊，实是不可动摇。就在他代表中央讲话之前，天安门广场矗立孔子巨像，与毛泽东唱对台，确立孔子思想地位，这与“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符。而且摆在毛主席纪念馆和毛泽东巨像之前，更是明显地“多元化”，用意为何，请高明者有以教我。
建设陵园的后遗症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2008年去世，今年在故乡山西交城兴建规模宏大的陵园，有人说可媲美皇陵，从图片看来，恐怕比清代皇陵还要宏伟，陵园365级，之中有4个大平台，墓的外形为5?5米高的见方石鼎，其豪华壮观之处，令人咋舌。据说还要在他逝世3周年时便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竖立铜像。
建这个陵园，也许不是华国锋生前立下的遗嘱，可能是他的故乡或者山西省有关部门的主意。但这完全违反共产党人节俭办丧事的章法，中央不加制止，以后大小干部效法，后患无穷。
毛泽东建议不建坟墓
毛泽东早年曾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立下规矩，一律火葬，不建坟墓。邓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证实，毛泽东在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葬，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并说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邓小平他们都签了名，全国的高级干部都签了名，邓说，“现在签册还在”。因此，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的，但是，既然建了，邓小平也不主张拆掉。
由此可见，火葬和简化殡葬仪式，不建坟墓，是早年中共中央的共识和决定，而且是大家签名作实，立下规矩的。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规矩却屡遭破坏，我所记得的，1985年逝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上将许世友，便要求土葬，并建立坟墓。
向封建传统投降
往后还有个别的高级干部，虽然火葬，但仍要建立坟墓，规模或许没有华国锋陵园之大，但都是违反了当年规定中的“身后火化”、“不立坟墓”的其中一条。
至于中下级干部特别是地方的小干部，更是大办丧事，不仅建立坟墓，而且万人空巷地搞丧礼大游行，还要下属和平民老百姓摊派帛金，参加丧家盛宴。这类消息，公之于众，见诸报章的可说是屡见不鲜。
就是在香港，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也是不守规矩，公然土葬，葬于本港或深圳的华侨墓园。
为什么一向反对封建习俗的共产党人，一向自诩为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人，都不能移风易俗，而向一些封建传统投降呢?
屡下命令屡禁不止
有人说当前政令不出中南海，又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别说在建坟墓陵园的事，各地大建办公大楼，中央屡下命令，屡禁不止。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也多次提书面建议，说应严禁各地大建办公大楼。我到广东西江某市视察时，对当地市委办公大楼的占地之广，极尽豪华提出批评时，被该市市委书记驳斥，说该市委大楼及周边草地，是“与民共乐”场所，令人啼笑皆非。
大排筵席也是如此，中央提倡“四菜一汤”，但令不及省市县镇乡村，愈是基层，吃喝之风愈盛。
至于出外旅游，滥用公家小汽车，到景点五星级酒店开会等等，下达指示禁令，多如牛毛，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衣食住行，竞相豪华奢侈，见怪不怪，每年浪费公帑，以千亿计，每念尚有上亿贫困同胞，情何以堪！
大小陵园，将会出现
华国锋陵园的设立，相信是山西省的乡亲对他的怀念和同情，也是群众不满现实而怀念毛泽东、华国锋时代的一种表示。加上后来在华国锋逝世时的悼词和悼念规模，以及往后的若干对他的赞扬文字，又似乎有点对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对华国锋的严厉批评的若干“拨乱反正”。
在这种气氛和情绪下，才出现华国锋的陵园愈搞愈大，正像在韶山对毛泽东的褒扬和立像愈搞愈大一样。
现在陵园搞起来了，中央恐怕进退两难，要加制止又不太好，只有一眼开一眼闭，低调处理就是了，但此例一开，往后大小干部的大小陵园墓园可能在各地陆续出现。
从一个小故事看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已近35年，但对他有贬义的评论仍列为禁区。最近读《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一书，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让人对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有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是根据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朝夕相处，与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女人孟锦云口述，由内地女作家郭金荣执笔的。这不是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这本是堂堂正正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的一本信史。
这本书对毛泽东晚年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思想状态有细致的描写。其中不在意地透露了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他常常喜欢从相反的方面去思考，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两个青年救美的故事
这里要介绍的一个小故事，是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8月，他忽然动起看电影的兴趣，看了一出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歌唱片：《云中落绣鞋》。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
于是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
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
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
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
毛泽东认同奸猾者
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锦云更添上几句：“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
毛泽东转头问另一位早期已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吗要问这么个问题？”
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为什么？”众口同声地问。
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
众人还是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
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毛泽东的霸气
这就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7岁的毛泽东，便已显出他的霸气。
孟锦云的回忆说，毛泽东他“要发展，要改造，要出新”，对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也“不惜打乱重来”，“来个天翻地覆”，“标新立异是他的性格特点”。
这正是毛一生主张与人斗，其乐无穷，提倡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后，发动一个个的政治斗争，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与他同打江山的一些老同志清除掉。
张玉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
孟锦云说，“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
毛泽东的专权，一言堂，“逆向思维”，终于为新中国带来近20年的灾难。
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份可贵的材料。
读《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回忆录》早已购备，只因事忙并未披阅。近因为李宗仁口述而撰写的唐德刚教授辞世，报刊上颇有议论。有说当年蒋介石得知唐德刚为李宗仁撰写回忆录，颇为不悦，怕他暴露太多蒋李之间的恩恩怨怨，说将重金或收买或压制其出版。当时此事如为老蒋手下情治人员得知，唐德刚可能将如江南撰写《蒋经国传》般，死于非命。
由此消息引起兴趣，因从尘封的书橱取出此书，准备细看。先看唐德刚的序言，便知唐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高手，其对李宗仁及李蒋关系的分析，便鞭辟入里，并颇为引人遐思。
蒋李之间的分分合合，在民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德刚说，北伐中的最大暗潮是国共之争，蒋汪之争，而李宗仁的那支“第七军”，是足以扭转乾坤的中间力量。“他袒汪则无蒋，袒蒋则无汪，容共则共存，反共则共灭”。
唐德刚认为，中国抗战前与南京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势力，都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马首是瞻，认为桂系是“挂着青天白日商标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勋、最有声望，也最有实力的股东”。“李、白二人如拥护中央，服从政令，则举国大小诸侯，多会闻风景从。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带头造反，则各地地方势力，也会作或明或暗的响应”。
抗战时期，桂系共赴国难
抗战军兴，桂系尽释前嫌，共赴国难。李、白两人，皆是战将，有谋有勇，白崇禧更有“小诸葛”之称。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皆有参与，也打了若干胜利的战役。但毕竟桂系并非蒋介石嫡系，抗战之中，时有扯皮，影响战果。这是蒋介石“分化统治”的模式，权术用尽，以至自食其果。李宗仁也看穿这一点，说蒋的剿共，是用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中央军的主要任务则是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同党操戈，从此国民党的“统一大业”，便成为泡影，永不再来。
说蒋介石的“剿共”，目的是对付“自己人”，是主要的为了消灭“杂牌军”，则未免小觑老蒋了。老蒋明显知道共产党才是他的心腹大患，主力还是要消灭共产党，用杂牌军去打头阵，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那是他的如意算盘。
派系倾轧，桂系脱颖而出
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一位权术家。但蒋还过分重视特务系统的作用，重用军统和中统，以特务控制自己人，也以特务去破坏和暗杀敌人。在“剿共”斗争中，又往往由于共产党情报人员的渗透而败下阵来。以至他认为从大陆的溃退不是由于丧失民心，而是败于中共情报人员，因而在龟缩台湾时为严防匪谍而施行近30年的白色恐怖，杀害大量无辜。
国民党的派系倾轧，也是其衰亡的原因之一。北伐之后，中国仍未统一。共产党固然有若干山区根据地，长征之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更是另竖一面红色的旗帜。此外闽粤、云南、四川、山东、山西、西北、新疆，各有地方势力的盘踞。而最有实力的，便是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纮、白崇禧等人。以至于在国共内战的决战时刻，李宗仁受拥而出山与蒋介石钦点的孙科竞逐“副总统”成功，并有迫使蒋介石“引退”而任“代总统”的一幕。
解放前夕，怒斥蒋介石
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非任何人之力所能挽救。即使李宗仁有过人之处，也回天乏力，因而他只能寄托于与中共谈判。据他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
真是谈何易哉！当年中共胜利之势已成，因而中共对谈判提出的八项条件，就已经表明这是“城下之盟”了，还有什么“体面的和平”可言！谈判之终于失败，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料到。
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于是有了怒斥蒋介石的一幕。
时是1949年9月中旬，地在广州梅花村蒋的行馆。李蒋相见时，李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当时他是“代总统”）。接着便把蒋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数给他听。回忆录中记叙道：“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却“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
言论禁区难逃千夫所指
读《李宗仁回忆录》，第一个感受仍然是：“权术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国”。终观蒋介石一生，权术用尽，按李宗仁的说法，“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他虽能打败其他派系，但因腐败而使政权完蛋。枭雄一生，不敌内部腐蚀，终于溃逃孤岛，反攻无望，郁郁而终。
第二，当领袖的，只有公正廉明，任人唯才，有容人之量，有纳言之襟怀，不结党营私，不独裁孤行，方能成就大业，以至名留千古。反之则千秋功罪，自有人加以评说。虽有言论禁区于一时，仍难免千夫所指，难逃董狐之笔。
第三，北伐之后，李氏认为“偃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介石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此项历史教训，殷鉴未远，可惜再次在中国大地重演，造成十年浩劫。李宗仁当年，能不感慨系之，今天读史，何曾不掩卷三叹。
评中共有躁进之嫌
第四，李宗仁在中共掌权之前去国，但对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但他也已看出“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出诸爱国热情，他终于在1965年7月毅然回国。想不到回国经年，即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未能施展所长，也可说是郁郁而终。但他遗言“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与近年此类论点大行其道，有所吻合。书末，李氏套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结语，说：“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今大同虽仍未实现，今人如愿以史为鉴，此回忆录不无参考价值。
断裂和徘徊的改革开放
200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11月内，相信北京将有隆重庆祝，同时，官方必定会有若干纪念文章出炉。
笔者在多年来所写的政治评论文章中，也多次涉及对改革开放的评论。如1998年所写的《为什么要提倡思想解放？》，指出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战胜“两个凡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冲破了姓“社”姓“资”争论的束缚。并指出，第三次思想解放一定到来，在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所产生的矛盾必然会发生冲撞，谁战胜谁有赖于思想解放。在一个思想禁锢的社会，在一个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在2004年所写的《中国政治改革初探》中，对中国改革开放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在台上的领导干部，在台下的热血青年，都对中国政坛上的保守势力，估计不足，结果为邓小平路线帮了倒忙。
朱学勤教授的总结文章
去年底，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广州岭南大讲堂作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最近，他把这篇讲话整理成文，作为一本《中国传媒风云录》的序言。
笔者认为，这是一篇极具分量，颇有卓见，最有深度的文字。
朱教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并以“八九政治风波”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界。两个阶段之间大概有一个过渡期，就是“六四”到“南巡”的那三年。
为什么改革开放有一个断裂的过程，而且有了长达三年的徘徊？
朱教授的答案是：第一，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文革”是以“文革”方式结束，给以后的改革留下巨大隐患。
第二，第一场改革改变的是政策，不是政治，而且多半是经济政策，并没有触动政治体制。
第三，第一场改革的动力，来自“文革”所陷入的深渊中必然的反弹。主力军是开明派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结盟，加上来自千百万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参与。
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
第一场改革所以中断，就是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邓小平早已对此有个预见。他在1980年8月18日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中，便强调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到了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竹入义胜的时候，就明确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但是他也有苦恼。他在同一年中又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笔者猜想他苦恼和没有理出头绪的原因，第一是害怕在动政治改革大手术时会影响社会上的稳定；第二是他深知党内有股相当强大的反对政治改革的保守势力；第三，是在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群众中，特别是年轻人，有一股激进思潮，在邓的心目中，这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政治改革没有进展，党内的保守势力是一个重要因素，而邓的犹豫，即还“没有理出头绪”，是决定性的。
30年改革开放的断裂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间发生了断裂。但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是在第二次改革开放中完成的。大部分沿海发达省份，人民的绝对收入都有增加，上亿的农民工涌进城镇，应该说也为农村家庭增加了耕作以外的收入。但是人均收入增加，使两极分化更为严重。贫富悬殊，官倒和贪腐较第一场改革时厉害。上访、申冤的络绎于途，请愿行动和小骚乱无日无之。3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社会矛盾也激化了。如果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来增加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官倒和贪腐就可能制度化、世袭化，遗祸无穷。
朱教授认为现在改革的动力在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各个省市都成为大型的投资公司。开发区、工业园到处皆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每年的GDP都有增长，外汇储备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将占世界第三。中国人人都觉得值得自豪，即使是当今的金融海啸，中国也似乎没有欧美那些发达国家震动那么大。但是，改革开放有危机吗？危机在哪里？
“市场列宁主义”
改革开放30年了，应该总结。但我们不希望看到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希望有多一些像朱教授这样的认真分析的文章。朱教授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没有。“中国自己把这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
笔者曾多次谈到中国近年来在理论上的贫困。过去中国革命进程中，革命理论是调动群众参与的重要武器，但自从“不争论”流行以来，变成“闷声发大财”。
朱教授说当今中国实行的是“市场列宁主义”。市场是指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列宁主义，是指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国家专权”。市场经济加列宁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社会形态，是祸是福，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应该来一场辩论。
共产党的形象
曾钰成说共产党在香港有负面形象，这话在表面上可以成立。但如果深入分析，结合中国大陆的政治现状，则是可以商榷的一个话题。
香港人对共产党有负面看法，一是这个党给人有专制的感觉。共产党给港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专制的政党，一个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党，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政党。
第二，这个党在过去，特别是30年前，即改革开放以前，搞了多次的政治运动，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搞的都是残酷斗争，使到不少人家破人亡。香港大概有一半人是从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逃亡来港及其后代。这些人或者有隐痛，或有“杀父之仇”。此外，许多知识分子都崇尚民主自由，对于限制言论自由，未能发展民主政治，大都不以为然。
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
但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又的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国力提高了上十倍上百倍，从农业立国变成工业立国（世界工厂），升为世界第三的经济强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二，买了20%的美国债券。在当前的金融海啸之中，与欧美相比，算是站得比较稳的一个大国。
也许有人会说，不是共产党领导，也许会更好。但谁来领导呢，让国民党来吗？蒋介石国民党正是腐败得一塌糊涂，早被共产党赶出中国大陆。让陈水扁来吗？陈水扁在台湾当权八年，把台湾经济拖到不死不活的境地。让马英九来吗？马英九上台半年，说明他是个“银样蜡枪头”，人是清廉了，但施政无方，进退失据。让中国大陆的一些异见人士和所谓民运人士来执政吗？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已经暴露这些领军人物策略水平低下，为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帮了倒忙。
中国没有共产党会怎么样？
历史就是历史，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现代80多年来的内外环境和社会阶层的种种力量反复较量形成的。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犯了不少错误，包括像“文革”那样的严重错误。但30年来，已逐步扭转。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处理较好，但是政治改革滞后。这也是海外包括香港人对共产党仍有负面看法的原因。
但没有共产党又怎么样？中国是一个13亿人民的大国，是一个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是一个未经民主洗礼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有最多各方面人才的共产党来领导，便可能走向四分五裂，变成类如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
港人对共产党实际上一分为二
共产党给人负面形象，应该检讨，应该改进。笔者赞成开明政治家、前广东省委书记、已故的任仲夷的提法，中国政治应走改良的道路。也就是说，应该促使共产党“改良”。特别要进行民主改革，给人民更多的发言权，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集思广益，以民为本，而不是领导说了算。
监督机制一定要建立，除了政治制度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独立的监督体制之外，舆论监督这个武器应该充分利用，不要认为传媒就是专门为领导添烦添乱的。
港人对共产党其实还是一分为二的。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主办奥运成功，神七航天员太空漫步，还是欣赏和肯定的。只是对官场的腐败和官商勾结，对人民的民主自由没有足够的重视表示不满罢了。但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好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政治的民主自由一定要跟上的，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所以认真分析一下，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又不全是负面的了。
论人治
人治，就是凭个人的主观意志，发号施令，去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治的极致，就是“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就是“独裁”，“一意孤行”。
人治的相对词是法治，法治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但不健全的法治也可能是人治底下的程序游戏。
因此，人治的对立面应该是民主选举。只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建立民主的管治体制，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病。
民主选举也有真假之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选举，往往闹成纠纷。贿选之举不在话下，其他如或因民族或派系的斗争乱作一团，或因外国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所谓“橙色革命”。选举之后，社会并不安定，局势仍然混乱。近月上新闻的，近如泰国，远的如非洲的津巴布韦。
人治与法治混合制
中国算是个什么类型的国家呢。过去强人当权，如毛泽东，那是十足的人治。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国的人治，以毛泽东时代最为登峰造极。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重视了法治建设，连年通过全国人大，制订了200多部基本法律。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个法治的框架。但是中国的封建传统太深厚，民主的传统太单薄，法治没有民主的基础，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连中央领导人也承认，中国至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执法不严”、“裁判不公”等有违法治精神的情况。
一方面，是中国的民主建设仍然滞后，监督的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党政关系混淆不清，党委为上级任命，管辖各级政法机关，缺乏制约机制。
可以说，中国现行的政制是一个人治与法治混合的制度，但以人治为主。正如笔者常常指出，中国提倡民主集中制，但集中远大于民主。
邓小平强调效率，反对“扯皮”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大胆倡导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说“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
但是他并不反对“人治”。只是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邓小平反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认为三权分立变成三个“政府”，互相扯皮，影响行政效率。他的潜台词还是，要有一位有权威的最高领袖拍板，工作会好办得多。传说他曾对刚上台的江泽民说过：过去是毛泽东说了算，今天是他说了算，如果江能达到自己说了算，邓就放心了。
所以，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既要人治也要法治，人治和法治相结合。法治是为了有个制度，人治则是有助提高效率。这就是集中高于民主的理论基础。
任人唯亲影响深远
西方的法治国家，也难免有人治的因素。布什总统主政八年，劣迹斑斑，广东俚语说是“衰到贴地”，这就是人的因素。当然美国人民可以不再选他的继承人，但八年也就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李光耀这个超级资政，影响也实在太大了，而且永不言休，并传位于子，这也是人治。
所以，人治或者不可避免，只是不应让它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但如果不建立民主机制，危害可说不可避免。以毛泽东的精明，却任用了林彪、江青这些坏家伙。近年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能进入中央核心，难道不是某些高层提名的人治错误？
至于近年的卖官鬻爵，以及所谓“带病提拔”（即已有严重问题的官员仍受到提拔），并不是个别现象。以至于在基层干部、中级干部中，贪腐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层人，使检举和查处增加了难度，这更是人治种下的祸根。
民主制度不是万能药方
有的民主国家也不一定比人治的国家强，请看我们近邻的两个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二战前是美国的殖民地，战后独立，政制完全是学美国的，至今经济仍是一团糟。群岛国得天独厚，旅游资源丰富，连旅游业都停滞不前。首都马尼拉的市政建设也大致上是50年不变，难怪当地人指着椰子宫那几个著名建筑，说还是过去那位既独裁又贪腐的总统马科斯时期建筑的！
印度尼西亚更是如此。30年独裁的苏哈托政权，下台已逾十年，直到今天逝世。但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会不会好过当年呢？苏哈托上台时，印度尼西亚人均生产总值是70美元，到1996年他下台时增至1160美元。苏哈托家族的贪腐是世界有名的，有人封他为世界第一贪。他下台了，他的家族和其他的贪官们，盘根错节，仍然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内外勾结，涉及到许多外国垄断资本。现政权谁也不敢动大手术，就是这么拖着。
贯彻民主多于集中的制度
个人的权力过大的“人治”，连邓小平都认为不好，并转述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不会发生这种“严重破坏”法制的事情？就是他们有民主的制约。权衡得失，有了一些扯皮，但减少重大失误的危险，还是值得的。
笔者认为，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独裁，不失为一个好的制度。从群众中通过民主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经过整理再放到群众中去讨论，再集中起来作出决定，这是好的。执行中应该是民主多过集中，而不是民主只跑过场，最终是长官意志主宰。如果要创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首先应从民主多于集中做起。
高锟为什么会得奖？
粗看题目，以为我是在作分析高锟科学成就和研究历程的文字。我对光纤科学素无研究，当然不会在这方面班门弄斧。30多年以来，每每有华裔科学家得奖，我就常常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总是在英美，特别是在美国，才能出这样的研究成果，获得最高荣誉？
从1975年以来，华裔有9位获得诺贝尔奖，其中8人得化学和物理奖，除高锟兼有英籍外，其余都是美籍。包括高锟在内，都是在美国研究尖端科学有成的。
美国当然有许多缺点，去年出现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便是华尔街金融大鳄贪得无厌闯的祸。美国动辄派兵侵略他国，从越战到入侵伊拉克，都犯了严重战争罪行。美国也有政治迫害，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政治审查，震动了整个好莱坞，世界闻名的喜剧大师查利?卓别林，被迫远走他乡。美国历来的人权纪录并不光彩。
高锟在宽松环境下成长
但是，美国的尖端科技，仍然节节领先，许多顶尖儿的科研成就，都出在美国。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来说，是顶呱呱的。
要寻求这个答案，我认为由内地的权威舆论和人物来回应，更为合适。翻阅今年国庆前后的《人民日报》，有一些论点颇为引人深思。
2009年10月6日，高锟被宣布得奖，9日《人民日报》发表《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的评论。它在开头便说：“那些伟大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藏身在远离金钱和功利的地方，只有不为它们所累的人，才能轻装跋涉，找到这自由的王国”。这不是对中国学术界的现实隐晦的批判么。
评论中写道：“高锟是幸运的，他自幼在宽松的环境下成长”。好一个“宽松”啊！是的，高锟在香港读的中学，然后到英国深造，在英美都进行了光电科学的研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了9年校长。
评论说高锟所在的中大“有条件去塑造学生们自由的心灵”，塑造“敢于表达意见的文化……”有自由的心灵，敢于表达意见，可以说是科学发明之母。
王蒙呼吁“应天承运”
著名作家王蒙在庆祝国庆60周年的一段话，刊登在2009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他说：“思想不解放，寸步难行。而时间与生活本身，定能破除偏见，常识与大众本来就不介意于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如果是回到常识，回到理性，回到务实，回到民心民意，就绝对不可怕，而是顺理成章，应天（客观规律）承运（历史潮流），长治久安”。
王蒙素以讲话四平八稳，婉转隐晦著称。但上述的一段话并不难懂，主管宣传文化的官员大概看懂了吧。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呢？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国力强大有目共睹，总应该应天承运了吧。
香港向内地推广流行歌曲
《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还有一篇谈音乐的文字，题目是《从闭锁到多元》，指出过去在音乐上的清规戒律太多，到了改革开放时，“阔别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流行歌曲随着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喉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青少年一夜间成了流行歌曲的信徒”。
该报还肯定了香港：“毗邻香港的广州成了新中国流行音乐的桥头堡和根据地，遍地开花的音乐与茶座与音像制品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记得前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主政的时候，便曾经因为允许群众唱流行曲跳现代舞而与中央某元老有所争执。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些顽固派一点也不放松。如果极左派得势，香港便会成为“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罪魁祸首了。
创造更有魅力的中国
60年了，要问“诺贝尔奖离我们多远”，便应该检讨我们如何能创造一个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宽松的环境”，如何能塑造一个“敢于表达意见的文化”，如何消除“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如何“回到民心民意”、“应天承运”，那才能创造一个更有魅力的中国。诺贝尔奖能得到多少，却无关宏旨了。
谈领袖之道
因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关系，教过的学生和共事的教职员工，数以万千计，正所谓“阅人无数”。由于工作关系，又与京、港高中低层干部、领袖多人，有程度不同的接触，加上平日对人对事的观察，因而对担任领袖之道，略有心得。在此敢于班门弄斧，实为一家之言，以资谈助而已。
善于用人，敢于用人
领袖应善于用人，敢于用人。既然称得上是领袖，当然有一班手下。如何用人，是考验领袖才能的重要一环。
领袖如果用人唯亲，不问才具，自是低能的领袖。领袖如果用人只喜唯唯诺诺者，更是十分庸碌的领袖。领袖如果不敢用德才超己者，便是目光有限的领袖。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大多优缺点俱备，很少十全十美或九全九美的人。只要一个人优点多于缺点，或优缺点约各半，便是可用之人。作领袖者，要能发挥部下的优点，抑制其缺点。如若相反，将才也会变为庸才，好官更会变为贪腐之官矣。
用人还有一点，要善于放手，而不是事无巨细皆把着手来教。如此，部下必然养成谨小慎微的习惯，样样不敢拿定主意，必以朝夕请示方才安心，当领袖的既不胜其烦，手下的本事也并无成长了。
切忌下车伊始，乱发议论
凡当领袖的，切忌下车伊始，哗哩哗啦发议论，这个也批评，那件事也急于出主意。这种人多数会碰得焦头烂额。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领袖刚到任，人生路不熟，如何一下子便能出正确的主意？除了急于表现，哗众取宠之外，肯定不能令公众有更佳的评语。
还有一种领袖，下车伊始，就急于批评前任的不是，这更是一种忌讳。明眼人自然心里有数，他是要打倒前人，树立自己，是要否定前朝的政迹，以便为他的新政立碑。
一般公众对这类领袖的评价是，第一，他不厚道。前任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不是一定会超越前人呢？人们也许会说，前任虽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能一笔抹煞？
第二，这种人必定是夸夸其谈之辈，未必能干实事。于是下属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与这类领袖保持若干距离，工作上未必能加以配合，更遑论密切合作了。
不应卷入派系斗争
当领袖的，切忌卷入所属部门、地区或社团中的派系斗争。有的人善用权术，拉一派，打一派，结果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派系斗争所淹没。
当领袖的，当然希望下属团结一致。但是内部产生派系，或因历史渊源不同，或因乡亲、同窗等关系，或因某些利益攸关……总之，有派系的机构并不少见。当领袖的便应有团结各派系的风度，尽量使其融和，而不是重此轻彼，亲此疏彼，结果倒是搞成众叛亲离，严重者反为某一派系所打倒。
正确的态度是，地位超然，办事公正，不因亲者亲、疏者疏，能使各派系心悦诚服。最好是促使大家团结一致，不然也要使各派系公认为最高调解员。
讲话宜短而少套话
当领袖的经常要登台发表讲话，更常常在许多应酬场合礼节性地“说几句话”，讲话的水平对树立领袖的形象十分重要。这样说来，领袖的讲话艺术便要看即兴讲话的本领了。
领袖登台讲话，除了作学术演讲或总结性的报告之外，切忌长篇大论，讲完最后一点还有最最后的一点。特别是一些宴会开始之前的讲话，应该很短、很短，否则除了无人听讲之外，更令人见而生厌。
除了要短之外，又切忌讲套话。现在许多领袖们的宴会前的讲话，除了读出出席大人物一连串的名单外，就是一句“大家好”，然后更是一连串套话，言不及义。而接着要讲的嘉宾还有三四个。在场宾客听得不大耐烦，便私下谈话，噪音频频，有烦酒楼职员亮出“请肃静”的牌子。
其实这种讲话，只要简短，二三分钟即可，自然能令听众满意。能讲几句有趣而引起宾客共鸣的话，或讲与集会有关的一个小故事便更加精彩。不过未必人人有这个急才，即兴讲话能简短便算及格。
不方便指名道姓
本文所讲的一些领袖之道，也是即兴的感想。本来应该配有一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例，为文方能生动。可惜因为涉及某些大人物或本地一些领袖人物的举止，指名道姓有失厚道，因而从略，这就使本文有些干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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