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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还有多少老板会跑路？
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民间金融的破土待出，是实体经济的不振，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作者周德文是温州资本最有发言权的代言人，对中小企业、温州资本、民营经济的研究极为深入。本书通过一个个温州老板跑路的故事，交待了高利贷的来龙去脉，值得所有关心经济话题的人一读。
作者简介周德文高级经济师、高级经营师、大学教授兼，男，汉族，1961年7月出生。浙江江山人。民进会员。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兼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副主席、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世界经济贸易联合促进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环境保护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与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民进温州市委第三、四、五届副主委、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温州市八届政协常委、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长期跟踪研究温州模式，被誉为温州民间资本代言人，且长期带领温州资本团体赴各地考察房产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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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1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到了一个关口，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温州的大小老板们纷纷跑路。事态最终严重到引起了中央的注意，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到访温州，进行调研，了解温州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
在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高利贷的身影。高利贷与温州民营企业、温州地方金融的关系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跑路的温州老板们、倒闭的温州企业或多或少都与高利贷有关，甚至有些跑路的老板就是因为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而选择了出逃。
那么，温州的高利贷为何如此盛行？温州的民间金融为何如此发达？高利贷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些跑路的老板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进高利贷的泥潭中的？看本书为你一一解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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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201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走到了一个关口，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温州的大小老板们纷纷跑路。事态最终严重到引起了中央的注意，2011年10月初，温家宝总理到访温州，进行调研，了解温州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
在温州“金融危机”的背后，是高利贷的身影。高利贷与温州民营企业、温州地方金融的关系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跑路的温州老板们、倒闭的温州企业或多或少都与高利贷有关，甚至有些跑路的老板就是因为欠下了巨额的高利贷无法偿还而选择了出逃。
那么，温州的高利贷为何如此盛行？温州的民间金融为何如此发达？高利贷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那些跑路的老板们，是如何一步步走进高利贷的泥潭中的？看本书为你一一解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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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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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跑路、高利贷和民间资本的思考
前言 不要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第一章 跑路的大老板们
第一节 温州老板跑路潮
第二节 好人胡福林
第三节 引起雪崩的小雪球
第四节 “卖钱”的买卖不好做
第五节 好心帮忙，代价高昂
第二章 疯狂的民间资本
第一节 被房炒的炒房人
第二节 富炒煤炭穷炒棉花
第三节 炒房炒煤不如真金白银
第四节 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①
第五节 误入歧途的发财模式
第六节 魅惑的麦道夫骗局
第三章 纸醉金迷的温州人
第一节 3亿元的赌债
第二节 “刀钱”
第三节 “太太”赌博团
第四节 温州奢侈品调查
第五节 温州宝马乡
第四章 先天堂后地狱的放贷者们
第一节 被劫持的女财神
第二节 贪心不足蛇吞象
第三节 “官银”的身影
第四节 全民放贷潮
第五节 堕入地狱的银行职员
第五章 绝望的民字头
第一节 从产业大亨到不良资产
第二节 看上去很美的民营经济
第三节 高利贷之殇
第四节 玻璃门和弹簧门
第五节 自相矛盾的国家政策
第六节 从36条到9条
第六章 小企业的生死局
第一节 卷入漩涡的商业银行
第二节 叩问中小企业融资难
第三节 温总理的温州行
第四节 4万亿的背后
第五节 民间资本等待招安
后记 死掉不一定是坏事
编外 温州人的“钱”故事
附录一：中国高利贷大事记
附录二：“国九条”
附录三：旧36条
附录四 新36条
附录五 银监会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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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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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跑路、高利贷和民间资本的思考
我在2011年初曾经作出过三个关于温州经济的预言。由于这三个预言实在太可怕，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很多人说我是在“唱衰”温州经济。
然而，很不幸，温州经济没有被我“唱衰”，而是完全按照我预料的那样发展了。
2011年1月，我预言：“温州的中小企业今年下半年将面临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严重；温州的民间借贷风险会在下半年集中大爆发，这种爆发的结果可能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停产死亡；今年春节前后、最晚明年上半年，温州甚至中国的大批中小房产商会大规模倒闭。”
我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很多温州老板都是我的朋友。当有人看到这三个预言之后，直接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树立温州经济的负面形象。一些人甚至提醒我：“要注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的言行可能会让人对温州产生误解。”
我当时没有回应。
后来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在意我所说的话，直到胡福林“跑路”到了美国。
这时人们才发现：周德文说的第一件大事发生了。尽管在这之前，已经有三个温州老板因为债务问题跳楼，二死一伤，上千家小企业倒闭。
预言成真了。
但是我并没有沾沾自喜。相反，我非常地感伤。
回过头来看我的三个预言，第一个完全说中，第二个发生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早一点，第三个还没到时间，不过我觉得发生是必然的。
我之所以能作出这些预言，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温州，而我又热爱温州。当我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的时候，我想，没有人比我更为这座城市感到哀伤。
几年来，联系我谈温州资本、民间金融的媒体有一两百家。2011年10月初，温总理到温州专门调研，我也列席其中，作了汇报。我深刻感觉到，外界对于民间金融的了解还是比较混乱芜杂的，所以在开始本书之前，我先总结、提炼了一些关于高利贷的关键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读懂温州高利贷，读懂温州民间资本。
民间融资
民间融资，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政府一直对它抱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民间融资从来没有获得非常明确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它一直生活在一个不太喜欢阳光的灰色地带。
中小企业亟需融资
现实中，现有的金融机构满足不了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我们的金融机构完全是从苏联模式发展出来的，是计划经济大企业模式，是为中等以上规模企业服务的体系，而不是为小企业服务的体系。可是全国这么多小企业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它们似乎只能借助于民间资本的力量。
无法回避民间借贷
有学者曾经将中国对待高利贷的态度比喻为“掩耳盗铃”——明明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有意地忽视它，这造成了今天法律实务判决混乱的局面。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努力也好，重庆法院的指导意见也好，都是试图将民间借贷规范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民间借贷渐趋疯狂
一则新闻报道中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数据：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到了温州的信贷领域中。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这也印证了温州民间借贷的疯狂和影响范围的广泛。
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步
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发布通知，宣布放开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实行浮动贷款利率，促进银行自行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和风险分析，完善中国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体系。这条政策在推出时赢得了一片赞誉，社会上和金融界普遍认为这是央行利率改革的重要一步，是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促进银行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提供了重要动力。
高利贷
高利贷在中国很多地方普遍存在。高利贷公司往往会注册一个担保公司、典当行之类的合法身份，但是实际从事的还是高利贷生意。高利贷的典型特征有三个：一是不需要任何抵押，只要写下字据就可以形成借贷关系；二是资金到位迅速，而这两个特点也是高利贷在中国中小企业中盛行的一个原因；第三个特点就是高息，一般经济学上把年综合利率超过20%的贷款都称为高利贷（法律将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的借款行为定义为高利贷）。
利息
温州的高利贷也有很多种，一种是按照利息分的，一到三分利算一档，四、五分利算一档，六分以上算是一档，不同的利息对应不同的借贷时间、放贷时间、还贷时间等。近年来，一两分的高利贷已经很少见了，这种利率的高利贷一般都是放给其他放贷人。
分利
“分利”是高利贷的专有名词，表示高利贷的计息方式，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
根据借贷周期的不同，分利表示的具体利息金额也不同。目前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是按月计息，这时的“分利”表示百分之几，例如三分利表示的就是利息为3%，六分利表示的就是利息为6%。
一般来说，以年为单位的借贷关系中，“分利”表示十分之几，而以日计息的“分利”则表示千分之几。当分需要进位的时候，计量单位使用“角”，表示十个“分利”，例如在以月为单位的高利贷计息中，“一角利”表示月利率10%。
借贷三来源
温州借贷市场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上市公司，它们很容易圈钱，把钱圈来放高利贷最赚了。这个钱还是不用还的，所以中国的股民十个人九个亏。第二是国有企业，一些国企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了民间。第三是银行，在温州，银行高管因高利贷逃走、自杀、辞职的都有，不要说那些不法分子跟银行串通起来放贷，一些银行也通过各种变通的方式在参与，包括和担保公司合作。
宝马+中华
温州人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无论家里过得怎么样，在外面一定要让人瞧得起。温州人的商道中也有这样的思想，老板有排场，企业才混得开，即使工厂马上就要停工了，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也一定要在高档场所，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信得过自己。开宝马车，抽中华烟，就是一种标准排场。
五大金刚
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是民间信贷的五大金刚，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法律都从不允许他们涉足民贷。这五大金刚是温州街头的五个财神，可是同时也是中国普法教育中被重点关注的诈骗对象。从法律角度看，这五大金刚和早年被打倒的非法民贷大佬——地下钱庄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刀钱
在赌桌上，如果按照2%的日息借了1000元的高利贷，一年的本息和就是：1000×1+2%×365=1377408元，也就是100多万元。这个例子也可以让人很直观地明白：为什么高利贷会让那么多人倾家荡产。
官银
很多公务员从银行借个50万元，自己家里可能有100万元，房产抵押又可以贷出100万元，250万元放在担保公司，一个月可以拿到六七万，这还不刺激大家去放贷？
乐清贷
还有一种高利贷的分类是按照放贷人所处的圈子分的，比如乐清贷、瑞安贷、龙湾贷等等。这些地区中，尤以乐清地区的高利贷活动最为活跃。20世纪80年代的抬会，甚至更早的宋朝、明清时期，乐清的高利贷都曾红极一时。
两重阻力
现在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仍然会遇到两扇门：一扇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出个大包；另一扇是“弹簧门”，刚刚挤进去，稍稍不小心就会被弹出来。
经济落后地区高利贷更可怕
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汹涌。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这种没有经济支撑的高利贷是很可怕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最后倒霉的可能是大众。
资本冲刺
“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的念头驱动着人们让资本更快地滚动，他们不能接受资本散步或是慢跑，他们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时刻都保持着冲刺的姿态。
配资融资
无需担保，无需抵押，公司为你提供资金，使你炒股、炒期货资金放大数倍。“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这些针对平民百姓的“配资融资”隐患无穷。
前言 不要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造了巨大财富，温州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到2010年底，温州人手中的资本总量大约有7500亿元人民币。周德文：《民间资本出路在于转型》，《中华工商时报》，2011年1月17日，第7版。
2009年，温州市的GDP总量约为2527?34亿元。也就是说，2010年温州人手中的钱相当于一年前温州市GDP的3倍。
温州人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他们似乎从生下来就喜欢冒险和投资，加上资本逐利而流的本性，温州人手中的这几千亿财富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的脚步，中国几乎所有热点投资项目的背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
2001年，温州人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进入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大城市购房。这一年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上投入了2000亿元。仅在上海、北京两地就投入1000多亿元。
2002年，全国能源紧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民间资本流向山西，收购了山西省60%的煤矿。
同样是2002年，全国棉花减产，棉价上升，温州30亿民间资本进入新疆收购棉花；2006年商品期货牛市，温州许多民间资本投向有色金属矿产；2007年，石油价格上涨，5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进入西部收购油井……
不仅是国内的投资项目让温州人着迷，国外的投资热点也同样吸引着温州人。
俄罗斯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轻工业制品严重短缺，于是温州人就将小商品城开到了莫斯科；迪拜的国王要建世界上最高端的住宅区，于是温州人的炒房团就杀到了阿联酋；战后的伊拉克物资匮乏，石油换来的美元花不出去，于是温州人就将中餐馆开到了巴格达……
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活跃投资，被人们冠以一个“炒”字来形容，如炒房、炒煤、炒棉、炒矿、炒石油，等等。而温州人也因为这个“炒”字而给人们留下了“扰乱经济”的印象。
温州人所到之处，必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地人总会将温州人视作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头号大敌。美国纽约、新西兰的有些地区甚至发布法令，禁止温州人（中国人）购买当地房地产。
温州民间资本盲目的流动、投资行为，在实现了资本快速增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由于中东政策的波动，近年来，温州民间资本在迪拜损失10多亿元；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温州投资山西煤矿的500亿元损失近半；俄罗斯灰色清关，造成了温州商人70亿元的损失……
从2008年开始不断遭受重创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如困兽一般疯狂地寻找新的投资对象。在国际经济一片萧条、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温州人觉得实业投资的前景愈加渺茫。于是，越来越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寻求投资金融，直接用钱生钱。
早在2005年上半年，由浙江泰力实业有限公司牵头，包括中瑞集团在内的几家温州企业就试图申请成立一家名为“建华银行”的民资银行，但民资进军金融业的这次尝试，由于政策限制而最终折戟沉沙。李中：《现在的典当行做的都是哪些买卖》，《温州晚报》，2010年6月5日，第2版。
金融正途的失败让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金融业的灰色地带，私人借贷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急于求成的“投资者”开始进入高利贷行业。
相比2011年的高利贷，温州地区早期的高利贷还处于比较理性的阶段。从一两分利开始，大部分针对实体经济的放贷范围，这些至少让温州的高利贷还是以一种“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面目出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动辄五六分利的高息，开始让温州的高利贷行为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变成了“疯狂的人民币”。伴随着越来越离谱的利息，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温州的高利贷债主们就体会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
最初的高利贷市场上，钱是贷给需要钱的企业主的，那时的市场是强劲增长的，商品是供不应求的，高利贷是不会有人还不上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靠着高利贷发财的时候，这种曾经看上去很美的民间融资形式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美了。
看着同乡们放贷赚了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放贷。高利贷的市场利息也由一两分变成了八九分。疯狂的高利贷如同庞氏骗局的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引发了一场金融大雪崩。而那些刚刚入市的人，作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成了资本灾难下的亡灵。
无论是在俄罗斯灰色清关还是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中受损的温州民间资本，都不过是没有伤筋动骨的资本缩水，而这次高利贷危机带来的伤害却是真真切切的切肤之痛。
一夜之间失踪的50个企业的大老板们，突然消失的银行职员，变得节衣缩食的公务员，不敢开口借钱的小企业主，众多因借贷放贷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损失已经不仅仅只是钱了。
资本天然具有盲目性，如果人不能驾驭这种盲目性，而是由着这些资本乱来，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自己。
也许有人将温州民资的这次“杀鸡取卵”的投机行为看成是民间资本的“末路狂花”，不过熟知温州的人都知道：虽然温州的民间资本在近几年的投资中走得颇有一些不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间资本就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这些疯狂“炒钱”的温州资本外，还有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很多温州人这几年对投资领域的创投公司、基金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0年，仅进入创投领域的温州资本就达到了1500亿元，这些投资涉及了300家创投机构。
除了创投，温州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投入也达到了1000亿元的规模，而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接近1000亿元。
也就是说，35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将近温州民间资本总量的一半——进入了金融和创投领域。与此同时，聪明的温州人在实业一片萧条的背景下，依然找到了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石化、IT、生物工程、新能源都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不过，半数温州资本找到出路显然是不够的，剩下的一半资本很难依靠温州民间资本自身解决。政府的力量对于驾驭温州民间资本这头规模高达7500亿元的“巨兽”的必要性同样不可忽视。
出台制度化、规范化的民间资本管理办法；引导民间资本沿着制度化的政策路径与资金需求方实现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运作的法律法规；强化对民间资本管理的手段与措施，遏制民间资本的盲目运作；在法律层面上对民间资本的法律主体地位予以确认……温州人和他们的资本都期待着政府的力量。
民间资本希望得到政府的“招安”。富起来的温州人希望有人能够引导他们把钱投到阳光地带；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写出一本适于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他们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公布明晰的民间资本准入标准和准入时限；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宽民间资本股权比例限制；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适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行业项目建设……
扩大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区域；允许民间资本参股贷款公司；鼓励在外的民资回乡投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打开民间资本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和资源性项目的大门；铁路、地铁、桥梁、高速公路、石油、水利、风景区……凡是这些需要钱而又能赚钱的领域，民间资本都希望能够进入。
温州人敢打敢拼、不怕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同样可以快速地从失败中站起来，带着从失败中吸取的经验重新前进。
2011年最后的两个月里，迷失了方向的温州资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归属。他们开始从煤矿撤退杀入新能源领域；他们开始从楼市撤退进入创投领域；他们开始从高利贷中抽身，重新投身实业。
温州人没有办法控制国家政策，或许也没有办法开拓新的投资领域，但是作为资本的持有人，他们至少可以选择不贸然进入那些灰色的地带，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人。而聪明的温州人，一定不会让人们失望，一定不会让我这个爱着温州的人失望。温州和它的财富，一定会再次成为国民营经济领域那颗王冠上最亮的宝石。
第一章 跑路的大老板们
2011年5月13日，内蒙古包头市福禾豆业公司的院子里，一辆汽车突然起火，当火被扑灭的时候，车内只余一具焦尸。
尸体已经面目全非，公安机关通过DNA测试才最终确定了这个人的身份：金利斌，惠龙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包头曾经的身价十几亿的大富翁。
大批包头居民开始不分日夜地守在福禾豆业的门前，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可能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手中。经过几天的侦查，内蒙古警方正式对外宣布了金利斌的死因是自焚身亡，警方同时对外宣布的还有金利斌非法集资案受害人的报警电话。
2010年是金利斌最风光的一年。这一年，金利斌利用自己控股的惠龙商贸公司作为担保，成立了四个资本营业部，而这几家营业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民间吸收资本。
“惠龙商贸的大老板回报家乡”、“一万存款一个月变身一万五”，民间开始口口相传这位在包头赚了大钱的大老板回报社会的投资计划。
营业部成立后短短三个月内，金利斌的身价就由几千万变成了十几亿，他的座驾也由现代换成了奔驰。不过每个月许诺的高额利息很快就将金利斌从民间吸收的投资耗尽了。到2011年1月，金利斌不仅把吸收的投资用光了，还把自己的公司都赔了进去。
卖掉了名车和豪宅，但依然赶不走每天上门逼债的债主，于是这个曾经执掌数十亿资产的老板选择了以自焚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一节 温州老板跑路潮
浙江温州，中国中小企业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是昔日“八大王”叱咤一时的地方，是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诞生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活跃的私营企业群，也是中国亿万富翁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里有高密度的奢侈品商店，也有数以万计的名车。而2011年，这里又诞生了一个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能效仿的纪录——数十个跑路的大老板。
钟茂进曾经是一名执业医师，2004年下海经商，常年从医的经历让他在医药行业如鱼得水，不到4年的时间就成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私人药品连锁超市集团。
2008年，钟茂进正式注册了名为“蓝天大药房”的企业和商标。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这家以质高价低为优势的医药连锁企业迅速占领了温州医药领域的中低端市场，并且将分店开出了温州，开向了全国。
随着加盟的连锁企业增加，钟茂进的个人财富也在不断增加，由于药品价格适中，他的药品超市成为媒体报道中的“百姓药房”。但是2011年9月，钟茂进突然人间蒸发，导致他出逃的是3000万元的债务……
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年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2011年4月，东特的老板姜国元失踪了。
温州女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郑珠菊曾经执掌着资产数亿的“百乐家电”。2011年8月，这个女老板人间蒸发。
江南皮革、巨邦鞋业、唐鹰服饰、耐当劳鞋材、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锦潮电器、波特曼咖啡……
一个又一个曾经在温州代表着财富的名字，在2011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被赋予了“欠债跑路”的意义。
在这一系列的跑路事件当中，“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事件被视为一个转折点。作为温州企业家的代表，胡福林的出逃被视为整个温州私营企业群体出现病态的标志，从他的出逃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真正将温州事件当成一场危机来看待。
随着胡福林跑路，温州工商部门之前悄悄进行的调查的结果也渐渐披露。根据工商部门的统计，在温州范围内，曾经在一天内有9名身价千万以上的老板人间蒸发；整个9月，温州地区失踪的企业主将近30名，而这还只是上规模、受到政府关注的企业的状况，更多的小企业在这场风潮中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一时之间，“温州的大老板跑了”的新闻铺天盖地，长时间积累的温州老板跑路躲债的新闻瞬间井喷。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温州老板们“跑路”的原因也越来越清楚——高利贷。
2011年底，当人们回头总结这场危机时才发现，这些老板们欠下的债真的足以把他们吓跑。
从非官方统计的数据看，仅2011年，温州的大小老板们大概借了4000亿元的“贷款”。这4000亿元中，大约有500亿~60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其余的全部来自于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的借贷，大部分以高利贷的形式存在。按照最高法院的定义，利率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的借贷关系就可以被认定为高利贷。而温州的这些老板们所借的民间贷款，一般的月利率都在6%以上，也就是一年超过一倍的复利。
一些非官方消息认为，危机爆发前，一些企业每个月需要偿还数千万元的利息。这也是为什么在温州老板跑路事件之初，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温州企业老板的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质疑温州老板的还债能力。
在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还不明朗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温州的私营企业出现问题是因为一些温州企业在近5年的发展中严重迷失了方向，盲目地扩大投资。一些企业投资风险大的奢侈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结果在国家专项政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下，大批的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
这种观点认为，温州出现问题的企业只是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企业，他们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事情。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些温州企业的投资项目就会发现，大部分跑路企业都存在主业之外的投资。
不过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将温州企业的问题归罪于投资，不免有失偏颇。任何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不断拓展投资领域，“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
温州在中国的地位比较特殊。这里不是经济特区，也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拥有先天强大的工商业基础，温州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温州人乐于并善于经商的天性。温州人的这种天性让温州地区成为中国私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让温州的企业发展存在很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点，还有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困难，融资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企业都存在融资问题，而中国的私营企业则更甚。中国的信贷体系一直都是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的，在温州地区也不例外。在温州，虽然私营经济的规模和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有经济，但这并没有改变温州私营企业处于信贷体系末端的现实。
20世纪80年代，温州曾经有过一段商业银行“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但是随后浙江省专门下发文件叫停了这项政策并更换了温州市市长。在新市长上任前，省领导专门叮嘱“一定要把温州的情况变过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温州的情况已有所改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营企业贷款困难的情况不复存在。
2005年、2006年两年，温州企业享受到了一段美好的信贷时光。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段时间不仅“四大行”大开信贷之门，大批股份制银行也登陆温州，温州当地表现出色的私营企业成为这些银行争抢的贷款对象。
但是好景不长，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温州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变得不明朗，随后国家担心经济过热而改变经济方向，这让温州私营企业的融资出现了问题，而这也导致温州的老板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更加依赖民间借贷。
温州企业主“大跑路”的高潮出现在2011年，但是早在2010年，温州大批小企业倒闭就已经预示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当时的美债危机刚刚影响到中国，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那些相对弱小的私营企业在完全没有实力抵御危机的情况下被扫荡出局。
由于规模小，这些企业根本不可能获得商业贷款，而高利贷的利息又远远超过企业的正常利润率，这些小企业除了死掉没有任何选择。
2010年最后3个月，大约30%温州在册的中小企业倒闭或经营困难，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些企业都很小，即使同时倒掉几十家也根本没有人会关注。
2011年，大型的民营企业开始受到挤压，大量具有一定规模甚至已经是行业龙头的私营企业开始受到资金的困扰。
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这些大型私营企业是各家银行争抢的贷款对象，而面对经济危机，银行迅速地抛弃了这些曾经努力维护的“大客户”。如同那些小企业一样，这些大型私营企业在国家经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下没有了资金支持，希望撑下去的企业老板只能选择民间借贷作为解决方法。而在所有的民间借贷形式中，高利贷是最危险的融资方式。不过与风险相对应的是，高利贷具有资金到位迅速、总额巨大的优势。这让很多企业选择用高利贷这种方式来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
如同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货币政策和民间借贷有着紧密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政策，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
伴随着国家一步步收紧信贷政策，高利贷的利息也不断提高。2010年短期借贷的利息达到六分、八分。2009年底，温州的民间借贷资本是800亿元，2010年就增加了400亿元，达到1200亿元。
同时，那些借了高利贷的老板们的日子开始变得更加不好过了。面对借不到的银行贷款和还不起的高利贷，也许这些企业最好的选择就是停业，而这些老板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跑路了。
温州老板跑路潮带来了一场关于民间资本的讨论，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次的高利贷危机看成是一场中国式的经济危机，而解决这场危机，恐怕也只有中国的方式才能奏效。
第二节 好人胡福林
叱咤江湖十几年的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在2011年国庆期间成了当年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只是这次让他登上风口浪尖的原因远没有之前那么风光。
2011年9月20日23时，温州信泰集团执行总裁胡明芬拨通了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电话。胡明芬向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证实了一个稍早前在网络上爆出的消息：信泰集团的老板胡福林失踪了。
信泰集团是一家创办于1993年的眼镜帝国，挺过了十几年眼镜市场惨烈竞争之后，变得日渐成熟。其旗下的自主品牌“海豚眼镜”已经成为中国眼镜行业最有号召力的品牌。
早期的信泰集团是胡福林从一个手工作坊逐渐做大的，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伴随着在眼镜行业的成功，信泰集团的资本也在不断增长。随着账户中数字的变化，信泰集团的投资步伐也越迈越大。2011年信泰集团已经成为一家拥有六大事业部的综合产业集团，其投资领域也延伸到了包括主业眼镜制造在内的进出口贸易、太阳能、房地产等产业。
在胡福林失踪前，信泰集团一直是温州地区银行信贷表中信用最高的企业之一。2010年，信泰集团的产值达到2.72亿，2011年1—8月，虽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产值有所下降，但是依然达到了1.25亿元，这样的企业规模在温州的民营企业中也算是佼佼者。
信泰集团的成功，也让它的老板胡福林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媒体和公众更是赠予了他“眼镜大王”的称号。
胡福林在员工中的口碑极佳，信泰的员工都很喜欢他。胡福林平时很关心员工的生活，为了提高员工生活质量，专门购买了一批健身用品供他们使用。信泰集团还坚持每年为员工加薪，即使经济形势不好，也只是调低加薪的幅度。正因为如此，信泰集团的员工都将自己的老板称作“好人”。
在更多同乡老板的眼中，胡福林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温州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坚毅、果敢，讲信用，重情义。信泰集团也被看作是温州第一代企业的代表：有极强的市场生存能力、良好的市场口碑、同行业中的号召力。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的老板，胡福林经常被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邀请为座上宾，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个“眼镜大王”会出现财务问题。
可是2011年9月，就是这样一位温州民营企业的代表，却突然人间蒸发。手机、邮件、短信，甚至在媒体上公开寻找，任何方式都找不到这位不算低调的“眼镜大王”的踪影，人们唯一得到的就是网络上关于他欠债20亿元而出逃美国的消息。
9月20日，胡福林的手机开始关机。于是，万般无奈的公司执行总裁按照规定拨通了管委会的电话。
可是就在几个小时后的9月21日上午，胡福林却突然打电话给执行总裁胡明芬，表示由于企业投资过多，资金出现困难，现在其正在美国协调资金，让她维持好集团的运转。在此之后，胡福林又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杳无音信。
胡福林失踪的消息一经传开，信泰集团的门前就聚集了上百名债主，一些失去信心的信泰员工也开始离开公司。
当时信泰集团的总资产大约是12亿元，而纯负债将近8亿元，相当于其全盛时期将近3年的产值。
9月22日前后，各种报道中开始出现了信泰集团更为详尽的欠债清单，其中民间融资12亿元，银行贷款8亿元，每月仅利息就需支付2500多万元，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信泰集团的经营收入。
从9月23号开始，信泰集团的太阳能产业和相关投资停止，集团总部的部分中层、基层员工离职，总部部分职能丧失。所有产业模块中，只有眼镜模块继续运转，但是信泰集团的眼镜模块也是温州市政府最为担心的。
信泰集团的眼镜生产基地是温州地区最大的，有3个不同的厂区，员工总数达到3000人，一旦出现经营困难，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眼镜生产需要大量的配件供应，信泰集团的配件供应商大部分是小作坊式的企业。这些企业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但是由于数量众多，其涉及的总人数可能高达6000余人，也就是说，如果信泰集团的眼镜产业出现问题，将会影响上万人的生活，如果考虑家庭因素，可能涉及的人更多。
由于眼镜配件的利润较低，大部分眼镜配件企业的生存能力都比较差。眼镜配件商的资金周转速度一般为3周，如果信泰集团不能及时交付货款，则意味着这些企业可能倒闭。
面对这样的情况，温州市政府不得不介入到了事件的处理中。温州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进入信泰集团进行调研、协助安抚债主，同时协调商业银行宽限还贷时间。
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温州进行调研，对温州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解，重点了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并给出了大量的指导性意见，很多人将这视作温州高利贷危机结束的标志。
2011年10月10日，胡福林突然从美国返回温州，当他走下飞机的时候，温州市政府的专车直接将其送到了市政府。当天晚上，温州市政府连夜组织《温州日报》、温州电视台（只有这两家媒体获得了采访权）对胡福林进行了采访。
采访中，胡福林表示，自己之前前往美国并不是逃跑，而是为了理顺企业资金链条而到美国寻找帮助，“我想去美国找一些朋友寻求帮助，另外美国有一些客户还欠着我们的债，我想过去沟通一下。下飞机的时候，朋友就说温州这边已经在传说我出逃了，银行、债权人都上门了……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我真的没有经验，当时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同时，胡福林还驳斥了之前网上关于信泰集团欠债的数据，表示实际出现问题的借款只有几千万，而且全部为银行贷款：“估计网上是把集团总部和下属企业，控股的、参股的、关联的、担保的企业这部分贷款统统加起来。在‘出逃’事件发生前，信泰集团并没有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只是因为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都在抽资金，导致与其有关联、互保的企业丧失了信心。”
胡福林的企业在温州民营企业界属于佼佼者，其涉及的员工和关联企业规模也十分巨大，作为当地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它可以让政府主动出面帮助解决债务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胡福林和信泰集团是非常幸运的。
依托政府的力量，似乎是解决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温州曾经由政府牵头，进行过一次信用整合活动，这些活动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温州企业的形象。
通过信泰集团的案例，我们也能发现，政府在解决民营企业危机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并不是每个企业都像信泰集团那么幸运，政府也不可能有能力解决所有私营企业的问题，所以找到一条畅通的民营企业融资道路才是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
第三节 引起雪崩的小雪球
如果说信泰集团代表了温州跑路老板中最不可思议的类型的话，浙江天石的老板叶建乐所代表的可能就是另一种跑路老板：盲目扩大投资导致资金周转不灵的不幸老板。
从创业时机上看，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叶建乐算不上是第一代温州企业家。直到1997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才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
相比老一代的成功者，叶建乐的经历不够“刺激”，他的天石电子在行业中也不算多么出众。不过，2011年，这样一个温州商圈中的“二流选手”却成为一个在温州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字。浙江天石电子，成立时的注册资金是3000万元，主营业务是电路板生产与销售。2011年之前，这家企业拥有3条电路板生产线，分别生产单面、多面和多层电路板，曾经研制出单相电子表模块、三相电子表模块、费率电子表模块、付费电子系统等颇具特色的产品。2010年，天石电子的全年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利润大约500万元，利润率10%。
从这些数据上看，天石电子不算很成功，但也不是一家赚不到钱的企业。而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6月，这家企业突然倒闭了。这时人们才发现，早在天石倒闭之前一个月，这家企业的老板叶建乐就已经不知所终了。
天石倒闭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不仅仅是这家企业倒闭的原因和不知所终的老板，还因为这样一家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却在倒闭的时候引来了上百名讨债的债主，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一家规模中等的企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债主？
从1997年到2010年的十几年间，天石电子一直保持着“闷声发大财”的温州传统，在不温不火中逐渐坐稳自己的市场，虽然没有一夜暴富的成就，但是能从创业之初年年保持盈利，这也足以让天石电子这样一家企业感到骄傲。
经过十几年的积累，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天石电子的老板叶建乐也算是小有积蓄。如同大多数温州商人一样，叶建乐也不是一个喜欢让钱在银行里睡大觉的人，“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这是每一个温州商人的投资理念。
从2004年开始，叶建乐尝试进行股票和基金投资，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了天石倒闭的最后一刻。在天石倒闭之前，内部的员工盛传“老板炒股亏了几千万，公司要倒闭了”的说法。随后不久，天石真的倒闭了，于是当地很多人都将天石看成是中国“非理性”股市的牺牲品。
不过当大批债主上门讨债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在天石电子的资产清算过程中，审计人员在天石的账本上发现了一些账单，这些账单上记录了叶建乐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股票投资情况。
通过核算，审计人员惊讶地发现：这些股票操作根本就没有亏损，甚至是基本持平，略有盈余。而且清点之后的账目显示，叶建乐投入股市的资金其实并不多，只有三四百万的规模。虽然天石不算一家非常赚钱的企业，不过这些连一年的纯利润都不到的资金，显然不可能是击垮天石的原因。股票没亏，基金同样没有让天石亏损。与股票不同，叶建乐投资基金的钱全部来自他的个人账户，也就是说，无论基金盈亏，天石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在金融市场失败导致企业倒闭的结论被推翻之后，人们才发现天石真正的“死因”——盲目扩大生产。
2008年4月，叶建乐以个人的名义在江西投资建设了一个新的生产基地。与创立天石电子一样，叶建乐这次投资的总额同样是3000万元人民币。
在新基地启用的时候，叶建乐对这个投资项目给予了厚望。他将天石最新的产品生产线设在了这里，希望新的工艺、新的市场，能带给他第二家成功的“天石”。
天石的这个新生产基地是原来江西本地的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子制品厂。虽然企业经营不善，但是当叶建乐买下这个工厂的时候，它还有着完善的生产线和成熟的生产团队，这也是叶老板充满希望的最大原因。
为了让这个基地更快地进入生产阶段，叶建乐将自己全部的流动资金都投入到了这个新基地的建设当中。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依赖海外市场的天石电子非常不利，不仅订单减少，更重要的是很多提货商不能按时支付货款，这让天石电子的资金链出现紧张。即便如此，叶建乐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将江西基地做下去。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寄托了希望的生产基地，竟然成了压垮天石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叶建乐将天石电子和自己的命运全部押注在这家企业上时，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新产品竟然没能通过江西省的审核，没有被批准生产。
这时的天石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为了建设新基地、引进新工艺，天石总共投入了1亿元的资金。除去天石3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还有7000万元的贷款等待偿还。
这时的天石在人们眼中的印象是：一家还有实力的企业。中国人常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算江西的投资、工厂的设备、外面的货款和新增的订单，仅仅天石位于浙江的生产基地的地皮价格就超过1亿元。但是面对还贷的压力，天石显得尤为不幸，虽然有着上亿元的资产，可是天石的账户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看着还款期限不断临近，叶建乐也开始变得更加焦躁不安，万般无奈的叶建乐做出了那个最后葬送天石的决定——借高利贷。
高利贷在中国的社会中从来没有脱离过“妖魔”的形象，从封建社会的卖儿卖女到近代中国的家破人亡，凡是和高利贷沾上边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不过，如果我们将中国商业的进程与高利贷的发展做一个交叉对比，就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我之前所说的那句话：货币政策和民间借贷有着紧密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政策，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晚清时期的民间信贷。
晚清著名沪商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茶叶经营，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当时他所用的钱是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时，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贷款。通常情况下，外国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就要求归还贷款。17世纪六七十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是6~8周。如此短的贷款期限，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刚刚发育的市场经济。
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数量也十分有限。晚清政府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因此本来就很少的政府贷款，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而且，这种民间信贷基本只限于沿海地区，这导致晚清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市场。信贷规模如此有限，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
对于晚清的商人来说，借高利贷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对于现代商人来说，高利贷则是最后的选择。虽然是在温州这样高利贷盛行的地方生存，但是温州的民营企业主们还是尽可能地与高利贷划清界限，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高利贷不好惹。
从古至今，温州的民间信贷都非常发达，苏杭地区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票号的地区之一。虽然温州的高利贷占据了民间信贷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全部的民间信贷都属于高利贷之列。
中国法律中规定的高利贷的利息额度是当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换算下来，一年期综合利率不超过30%的民间借贷都算不上是高利贷。原本的温州民间借贷，一两分利并算不上是高利贷行为。
在过去的温州，民间信贷分为长、短期两种，长期信贷一般利息都不会超过两分，基本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而短期的拆借贷款则多为五分以上，是典型的高利贷行为。
叶建乐的悲哀在于：当他需要资本支持的时候，温州的市场上已经找不到原来那种温和的民间资本了。
叶建乐最初借贷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还上银行的贷款后重新借贷，然后让企业资金进入正常循环状态。
不过当他拿着300万元高利贷还上银行贷款之后，银行却拒绝再贷款给他了。更为不幸的是，一直满心期待着的江西省政府允许江西基地开工的批文也最终没有批下来。
每天追债的高利贷债主让叶建乐不得不再次寻求其他高利贷的帮助。于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不知不觉中，叶建乐的借款已经高达数亿元了，仅每天要还的利息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借来的300万元。
叶建乐的“雪球”滚大了，而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还得起这些高利贷的时候，跑路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初，叶建乐借的高利贷是三分利，但是随着借款次数的增加，他借款的利息一直涨到八分，最后甚至超过了一角，越滚越大的“雪球”，最终压垮了天石电子。
当叶建乐跑路、天石电子破产的时候，天石电子的固定资产总额超过两个亿，而叶建乐所借的高利贷从最初的300万元到最后超过两个亿，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6个月，一家年产值5000万元的企业就被高利贷压垮了。
当天石电子的破产案最终开始执行的时候，天石电子在浙江的主基地已经是一片狼藉，各种生产设备、原材料，甚至是楼梯扶手、墙壁里的电线都被人拆走了，除了几栋破败的办公楼和不能移动的地皮之外，天石电子所有能搬走、能换钱的东西都已经被债主们一扫而光。
天石电子的遭遇并不是孤例，浙江省有将近3000家企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倒闭。也许我们可以说天石电子的遭遇是咎由自取，如果叶建乐没有去借高利贷，可能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被银行拒之门外的私营企业们，除了高利贷，又能依靠谁呢？
第四节 “卖钱”的买卖不好做
我们可以说叶建乐是为了事业和产业而被迫去招惹高利贷的，不过温州巨邦的老板则是典型的因为“财迷心窍”而上了高利贷的贼船。
温州市龙湾区有一家名叫巨邦的制鞋厂，曾几何时，这家制鞋厂是让龙湾区倍感骄傲的招牌利税企业，而进入这家制鞋厂工作是很多龙湾打工者的幸运。
“巨邦鞋业的工资总是比其他厂高一些，而且这里的工资总是很准时”，这是所有巨邦员工的心声。
但是2011年，巨邦的工人们却忽然发现，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老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把工资交到他们手上，倒是门口聚集了一大批虎视眈眈的追债人。
聚集在巨邦门口的追债人五花八门，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等待返款的进货商，有的是想要回定金的销售商，虽然身份不一，但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却都是相同的：听说巨邦的老板跑了。
巨邦鞋业的主要业务是制造外贸女鞋，巨邦在龙湾区拥有两个厂房、三条生产流水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巨邦的表现非常抢眼。由于引进了新的生产技术和款式设计，巨邦的成本下降了，订单也增加了。
那时的巨邦，与当地的其他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员工福利没有下降，银行贷款按时偿还，原材料商的货款没有拖欠，甚至连上交政府的利税都没有减少。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善的老板按时还款，这些都让巨邦在当地有着极佳的口碑。甚至一些和巨邦合作的供货商有时会主动提出货款可以晚到一两个月。
2011年7月27日，巨邦鞋业总经理王和霞召开管理层会议，宣布车间员工放假7天，8月3日照常上班，其间行政人员照常上班；并承诺放假期间，每天补发每位员工生活费20元。员工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厂区，他们觉得这一定又是老板给他们的福利。
但是7月28日，当行政人员来上班时，却发现总经理和厂长的办公室房门紧锁，高层领导的电话也都处于关机状态，整个厂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老板王和霞的去向。
2011年8月1日，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实被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披露了。当天，他们发给所有会员企业一份《内部通报》，其主要内容是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欠债外逃。
8月3日，休假结束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上班，在门口，没有了经常热情欢迎他们的老板，更没有早应该发到手上的工资，而是一辆不断巡逻的警车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债主。
工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没有人读到过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更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本能地担心，自己上一个月的血汗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工人们还是幸运的，8月7日，在政府的协调下，王和霞的父亲汇了100万元到公司的账户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资解决了。
与这些工人们相比，巨邦鞋业的债主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巨邦鞋业良好的信用基础，在它的这些债主中，有的从几年前就开始接受巨邦鞋业的欠款购货了，对于他们来说，王和霞逃跑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情。
随着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债主开始确信王和霞跑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惊恐万状的债主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巨邦鞋业开具的支票，当他们到银行去取现的时候，发现：属于巨邦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不过直到这时，还是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老板会就这么跑了呢？我曾经在2011年10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在利润的诱惑下，近两三年温州相当多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
国家统计局2011年10月27日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34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较1—8月回落1.2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直下滑，一季度同比增速虽在30%以上，但随后持续回落，尽管中间稍有反弹，但整体仍保持回落态势。这与工业增加值数据走势一致。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4.4%、14%和13.8%，呈现逐季回落走势。
2011年，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和浙江省统计局对全省1525家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浙江省企业景气指数为133，同比回落6.8点，环比回落2.6点，仍处于“较为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小幅回落，为123.7，分别比上年同期和2011年二季度回落10.5点和4.1点，自上年四季度以来，呈逐季回落态势。
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成本高、融资难、订单少、用工难等固有难题并未解决，而对行业和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成了部分企业主的新难题。另外，摆在企业主面前的转型路，事实上也因为企业转向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投资性行业走了样，产业“空心化”有扩大的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家信心下降，很容易导致放弃实体经营转向虚拟经济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趋势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持续活力和稳定性。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恶果的显现。
从微观角度看，这样的经济状态会造成企业家“现金为王”的心理，进一步影响他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资本，转入虚拟经济。王和霞就是典型的案例。
巨邦鞋业多年来的积累让王和霞手中有不少闲钱，如同前面提到的，“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增值”的观念在王和霞心里也是同样深入。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问题，借贷需求高涨。看准了时机的温州商人们开始疯狂地投身到民间信贷领域。一时之间，温州街头的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王和霞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
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旬，嗅觉敏锐的王和霞就已经与两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担保公司。当时王和霞出资2000万元，两个朋友各出资1000万元。
不过这些资本显然不够维持一家担保公司的运作，于是王和霞的两个朋友又向当地的高利贷以一分利的利息借来5000万元资金。
在运作初期，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顺风顺水。由于温州地区有着较为普及的担保人制度，民间融资也比较顺畅，温州企业的资金周转周期又比较短，因此在担保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放贷非常流畅，不存在任何问题，王和霞也大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10年，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开始倒闭，给王和霞的担保公司带来了一大批坏账，不过当时王和霞和朋友们还是靠着办工厂赚的钱维持了下来，他们期待着经济形势转好的时候把这些钱再赚回来。
不过王和霞和朋友们期待的那个好日子并没有到来，继小客户倒掉之后，大客户也开始大面积“死亡”，这彻底让王和霞绝望了。
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本金都来自高利贷。公司正常运转的时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贷款的利息高于高利贷而获利，贷出去的钱能够按时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担心高利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骤变，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和利息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倒闭，王和霞偿还不了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当年一分利的5000万元借款，已经变成了几个亿。
“借高利贷，放高利贷”曾经是王和霞的生意经，按照这个生意经，只要放出的贷按时还，前面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当问题偏偏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和霞的生意经就出问题了。如同其他的企业主一样，跑路也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选择。
第五节 好心帮忙，代价高昂
叶建乐代表了盲目扩大规模最后自食其果的一群人，而王和霞则代表了现在温州最多的禁不住高利贷诱惑而深陷债务的一类人。与他们相比，李勉（化名），可能就是整个温州高利贷危机中最无辜的一类人了。
李勉是浙江省某电器厂的老板。他的厂主营各种插销、开关、灯座等小型电器配件，其主要市场在欧美，每年的出口产值大约1000万美元。
李先生的产品单价不高，但是由于主要从事高端电器配件的生产，其中的利润非常可观，平均下来，每年的综合利润率能达到25%左右。在以薄利多销为经营策略的中国外贸行业，这样的利润率并不算低。
企业办得成功，李先生自然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重要人物。温州甚至外地的一些经济论坛、融资论坛、研讨会、私人沙龙等都主动邀请李先生参加。
李先生的公司能赚钱，李先生的个人名气大，这些让李先生自然而然地成了民间借贷中的首选担保人。
在赵立平所著的《信用链——温州?萧江调研报告》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数据：
“温州、萧江素有‘小银行借贷，大民间信用’之说的发达的民间信贷。
“据人民银行平阳县支行的调查，在该镇企业的所有借入资金中，银行信贷资金仅占三成，民间信贷资金却占到七成。在该镇整个信贷市场份额中，银行存款仅占到20%，银行贷款仅占到25%。
“通过调查还得知，该镇100%的企业有过民间借贷的经历，90%以上的企业民间借贷的资金占到一定的比例，85%以上的温州、萧江企业在遇到资金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民间借贷。
“温州、萧江地区的个人资金需求更是依赖民间借贷，据估计有一个亿左右（2003年数据）。民间信用或民间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的不足之处，温州模式的诞生离不开其活跃的民间信用。”
本书在前面几节中，一直在说温州民间高利贷这种病态的民间资本形式，但是实际上，在温州漫长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民间借贷大部分时间都是起到了正面作用的。
算上2011年的这次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爆发，整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温州资本只有两次误入歧途，上一次温州出现类似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的温州“抬会”盛行，造成了一大批血腥的案件，很多人都把那个时代称为“血腥的温州”。
不过除了这两次民间资本失控的情况外，温州的民间资本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起的都是正面的作用。
正常的温州民间资本有两种主要的运行方式，其中之一是企业互保制度，另一种就是民间的担保制度。
如果说企业互保制度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化解企业的危机的话，那么担保制度就可以被看成是温州民间借贷的一种保险措施。
温州人向来讲义气，抱团，任何时候，只要一个温州人出了事情，身边的温州人都会跑来帮忙。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巴黎十三区的温州餐馆，陆陆续续来了8个温州老乡，坐到了一起。原来其中一个人的一笔20多万法郎的皮件给一个犹太富商拿去后一直不付款。这个犹太富商在塞纳河上光游艇就有3艘。
由于处在地下加工的特殊情况，大家无奈决定自己私了。行动前，大家收买了这个犹太富商的一个伊朗保镖，掌握了犹太富商的住宅地址。
当8个穿着李小龙功夫服的人齐刷刷地把枪对准这个犹太富商时，这个犹太富商惊诧地大叫“强盗”，同时也有4把枪对着8个温州人。
这时，其中的一个温州人不紧不慢，用流利的法语说明了来意，听完这番话的保镖慢慢地放下了枪，而这位犹太人还大声叫嚷着：“不是不还你们，是因为最近手头没钱。”
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就从他的腋下穿过，打开了保险箱。两个同去的人迅速拿出了厚厚的20万法郎。
犹太富商看到此情景，脸也吓白了，急忙又拿出5000法郎，说这点费用算是今晚的酒水钱。
领头的温州人说：“我们只想拿回我们该拿的。”直接把5000法郎掷还给了犹太人。
温州人的这种豪迈作风也体现在生意当中。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在上海，急需2000万。”
“好的，没问题，钱马上到。”
5分钟后，钱就到账了。
在温州，只要是相熟的人之间，但凡开口借钱，对方一定不会迟疑。一些外地商人来到温州都会感叹：“借钱容易，口头协议，不用字据。”
不过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借钱的人之间渐渐也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熟络关系，虽然可能认识，不过可能只是一面之缘，或者只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借钱，温州人会不会同样这么爽快呢？
答案是会，因为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只是相比一般的熟人，这样的借款需要增加一个角色：保人。
保人在这种借贷关系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的方式很简单：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
借贷双方可能互不相熟，要借出钱的人不知道要借钱的人的底细。不过这没关系，只要要借钱的人找到一个借出钱的人信任的保人，保人答应作保（一旦出现借钱不还的现象，由保人负责偿还）就可以顺利地拿到钱。
大部分时候，保人的任务并不是真正承担还款的职责，因为温州人赚钱的能力是公认的，保人在大部分时候只是一个建立信任的工具。因为保人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不可能有人愿意为一个自己信不过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
李先生在温州民间信贷生态圈中所承担的角色，就是一个保人。
我们国家的法律允许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前提是利率不能高过国家规定的限度，否则就属于高利贷行为，这样的借贷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温州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会提供比银行高出2~3倍的利率，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为了让不熟悉的人之间可以放心地借贷，保人就是必需的了。
一般来说，温州的保人都是拥有运转良好的企业的老板，而保人也能从替人作保的活动中获得红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温州保人来说，这些红包都不算什么。这些保人大部分还是出于维护人际关系或者生意往来的角度替人作保的。李先生作保的原因就是这样。
李先生最初作保的时候，只是给一些熟人作保，作保的金额也都不大，少则十几万，多则不过100万。但是时间长了，李先生作保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
虽然李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作保原则：不熟悉的人绝不作保。但是随着李先生作保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李先生能够为自己作保，一些人甚至托李先生朋友的朋友，想方设法认识李先生，甚至还有的人假借李先生朋友的名义作保。
2011年6月，一家担保公司找到李先生，要求李先生替一个“朋友”支付20万元的借款，而这个“朋友”李先生根本就不认识。后来担保公司拿出了一张借款证明，上面写着李先生的一位朋友为这个“朋友”担保借款，而李先生又为自己的朋友做了担保。
担保公司的人还说李先生的朋友因为躲债已经不知去向了，这个账只能来找李先生了。李先生看了这份合同，其所规定的利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为了避免麻烦，经过协商，李先生预先支付了5万元。
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进入7月份，越来越多的债主找上门来，要求李先生还款。这些债主手上的合同少则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很多合同李先生甚至都没有看过。
见到这么多“飞来横账”，李先生一时焦头烂额。这些合同大部分都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但是有的债主是高利贷，有的债主是政府职员，这些人都是李先生惹不起的。
2011年，李先生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个“老高”找到李先生，要求李先生支付1000万元的高利贷。
“老高”手里的合同显示，这笔借款发生在2009年末，是李先生的一个朋友借的，在合同最后还附有李先生为这个朋友作保向另外一个老板借钱的证明，“老高”说当时这个朋友就是拿着这个证明作为担保书借的高利贷。
李先生确实曾经为这个朋友进行过担保，但是当时担保的借款用途是让这个朋友购买一套新设备，显然这个朋友并没有真的去购买设备。李先生的好心最后演变成了各种借用自己名字的商业骗局，各种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和担保关系让李先生成了最终的牺牲者，李先生的企业也被迫因为这些不属于自己的错误而关门歇业了。
中国人的商道讲究和气生财，一个经常拒绝别人担保要求的商人是不能在这样的文化中生存的，因此温州的这些担保人们只能在明知有风险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去担保。也许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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